《衡方碑》研究
《衡方碑》研究
張金梁
（此為應邀參加天津衡方碑研討會之文）
內容提要：本文對《衡方碑》的進行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探索討論，內容包括五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拓本及書者，二是碑陰文字，三是藝術風格，四是書法特色，五是歷史影響。特別是對《衡方碑》之書者、碑陰文字以及此碑特殊筆法「銀鉤蠆尾」的研究，頗具突破性意義。
關鍵詞：《衡方碑》 碑陰 書者 銀鉤蠆尾
隸書成熟於漢代，且留下了諸多石刻，清代碑學興盛之後，學習隸書者莫不師法之，故李瑞清論書有「求分於石」之論。《衡方碑》立於東漢建寧元年（168），正是隸書成熟時期的重要代表。
一、《衡方碑》之拓本及書者
《衡方碑》全稱《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高240厘米，寬110厘米，圓首，額題「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陽刻隸書兩行，額下有穿。碑文隸書，字徑一寸二分，23行，行36字。(如圖一)碑陰有故吏、門生等題名，漫漶特甚。牛運震《金石圖》稱：「碑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以建寧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決，碑陷卧，庄人郭承錫等出資復建焉。」咸豐九年（1859），何紹基「主講濼源書院，知是碑在汶上縣野田中，囑縣令移至學宮。」建國後碑安置於泰安岱廟東廡。
《衡方碑》在宋代便有著錄，歐陽修《集古錄》稱之為《衡方碑》，趙明誠《金石錄》稱《衛尉卿衡方碑》，洪适《隸釋》則名之為《衛尉衡方碑》，《金石萃編》、《八瓊室金石補正》等多從趙氏《金石錄》之說。《衡方碑》雖然在宋代就被世人重視，但未見有宋拓本流傳，人們所見最早的拓本推測到明代，而現在流行於世者，則以清初拓本為多。近人王壯弘對碑拓經多見廣，謂「明拓『厲』字不損本見數本。曾見故宮博物院藏本有方若二跋，然拓工極差，字口也不甚顯。較前所見者遜多矣。」並對明拓本之諸多特點進行了歸結：「明拓本，首行『雁門太守』之『守』未損，『因而氏焉』之『焉』字可見上半。二行『仁』下『厲』字未損。三行『廬江太守』之『太』字未損，六行『將』字未損，『南』字清晰。七行『儀之』二字未損。」特別是二行「厲」字之損否，成為斷定明清本的重要依據。從傳世的佳本來看，沒有準確的明本出現，而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明末清初本及藏於上海圖書館的「雍乾拓本」《衡方碑》，為其中頗有代表性者。而解放前由文明書局影印的「孫星衍衍藏本」及藝苑真賞社影印的張叔末跋本，皆為清初拓本，頗有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宋洪适《隸釋》記碑文未行小字云：「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並說：「碑云：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鐫靈碑，末有小字門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顯然洪氏認為朱登是主持立碑之人。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則曰：「銘文之末又另起一碑字，此碑字下分兩行，『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希）書』，此是書人姓名。」翁記碑末小字比洪适多出「希書」二字，並由此肯定朱登為書丹者。然而對洪适之論也不加否認，只模稜兩可的說：「末行小字洪氏以為即採石鐫碑之門生也，附綴文後，此又一體例也。」從翁氏乾隆五十四年親自在南昌使院付梓的《兩漢金石記》初刻來看，其漢碑釋文凡遇模糊不清楚之字，則依洪适《隸釋》填入，並在右邊書小字「依洪」記之。在《衡方碑》末這兩行小字中間「生」字右旁，亦記以「依洪」字樣，是說此兩行小字的釋讀亦是依據洪釋而來。然而洪釋並沒有「希書」二字，而翁在解釋時，也將「希」字略小靠右，說明此字有不確定性，「書」字大概也是翁氏推測而來，這正是其不敢斷然否定洪氏認為朱登為樹碑之人的原因。
伊秉綬為清代隸書大家，於《衡方碑》受益特多，亦主張碑字為朱登所書，其有詩句云：「好事推黃九，搜出方瑤瓊；會稽有故吏，任穎多門生；借問書者誰，朱氏其名登。歐、趙所未見，見之適然驚。」嘉慶四年（1799）十月，錢塘黃小松易洗石，發現《衡方》碑陰有字，方若《校碑隨筆》記曰：「惟故吏故民門生等字最清晰。據翟氏《隸篇》謂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數七十一字。」後陸增祥對碑陰有更為詳細的記載，皆可證其文字多為故吏及門生姓名，對於朱登為書碑者根本沒有關係。由此可知，伊氏詩中所謂「借問書者誰，朱氏其名登」，也是根據翁方綱之論而來。之所以人們對翁氏之論毫無顧忌的沿襲，顯然是因為漢碑署書者較少，多有抱殘守缺涉怪獵奇心理所至。從流傳下來的較好拓片看，「朱登字仲」後字殘泓嚴重，所謂「希」字已多猜測，而「書」字之論全由臆斷。故後來研究者對「朱登」書碑之說多有異議，不是沒有道理。
《衡方碑》臨帖指導
二、《衡方碑》之碑陰
關於《衡方碑》的碑陰，在宋人著錄的文獻中沒有記載，明人也沒有提及。其原因是碑陰所刻為樹碑之資助者，對於正史考證沒有多大作用，故而不加關注。時至清代，金石學大興，人們對於碑石上各個角落上的字，立體搜索毫不放過，因此《衡方碑》之碑陰才受到世人重視。
首先發現《衡方碑》之碑陰者是黃易。方若《校碑隨筆》云：「碑陰乃嘉慶四年乙未十月錢塘黃小松易洗石見有字拓之，惟故吏故民門生等字最清晰。據翟氏《隸篇》謂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數七十一字，以校嘉慶初拓本，故民東平中郡一行郡字尚可見，其前一行故吏京兆長安劉紀字○，《隸篇》『長』字留字闕，審拓本實存也。」黃易，號小松，浙江仁和人，善鑒藏，工篆隸，歷官兗州府運河同知，濟寧同知，汶上縣屬兗州管轄，所以給其椎拓及研究《衡方碑》提供了方便。他在清洗《衡方碑》時，發現了碑陰有字並拓之傳世。翟雲升（1776—1858），字舜堂，號文泉，掖城（萊州）人。道光二年進士，工隸書，雙鉤漢碑隸字並加以分類論說成《隸篇》，其中對《衡方碑·碑陰》文字進行了著錄，謂其「漫滅已甚，此其中橫排一列，可辨者二十三行，其字如右。汶上路約齋（榮光）手拓。」由此可知，翟氏是借鑒汶上縣路榮光之《衡方碑·碑陰》拓本而成文的。方若著《校碑隨筆》，其手中亦有《衡方碑·碑陰》之拓本，故在記載其文字時，在翟氏所記的基礎上又增一「長」字，使碑陰文字增到七十二個。
之後，由於碑陰模糊流傳特少，人們對其關注不多。陸增祥（1816-1882），江蘇太倉人。字魁仲，號星農、莘農。道光三十年狀元及第，歷官翰林院修撰、慶遠府知府、道員，精金石學。著《八瓊室待訪金石錄》，對《衡方碑·碑陰》之記載有所突破：「右漢衛尉卿衡方碑陰，僅存一列，《萃編》及翁氏、阮氏皆未著錄。此本剝泓已甚，右幅約略尚有三行，無一字可辨，可辨者二十六行，已多不備。故吏三行，故民二行，門生十四行；其官職可見者「北海太守」、「○北相」、「郡中郎」、「東平中尉」也。地名可見者：南郡、東安、京兆、長安、潁川、河東、汝陽、北海、任○、平○也。女讀汝，任下當是城，平下似是原，姓名可見者劉紀一人。」陸氏認為王昶的《金石萃編》及翁方綱、阮元諸金石名家，皆對《衡方碑·碑陰》沒有關注，故而為自己的發現引以為豪。實際上在他之前，黃易、翟雲升在此方面皆作過很多工作。為了便於討論，現將陸氏記載列成數字條目，附以翟氏記載與其對比之：（條目中單條者為陸氏記載，小字者為陸氏推測之文；雙條者上為陸氏、下為翟氏）
1、（闕）○○○○ 寧 ○○○○○○○○
2、北海太守南郡○○○○（闕）
○南郡（闕）
3、○北相○○○○字（闕）
4、○○○○○○○北平○○○○
故（闕）
5、○○○○○○北平○○ 東安○
故吏○北平○東（闕）
6、○○○○○○管○○○京兆○○○
故○官○京兆（闕）
7、故吏郡中郎○ 從 ○○○○ ○○○
故吏郎中（闕）
8、故吏○○○○仲○○○○
9、故吏京兆長安劉紀字○○
故民京兆○安○字（闕）
10、故民東平潁川中尉○宋○○○○
故民東平中○川（闕）
11、故民河東○○○石○○○○
故民（闕）
12、門生女陽○○○○○○○○○○○
門生女陽（闕）
13、門生○○○○○○○
門生北○字子（闕）
14、門生○○○○○○○
門生北平（闕）
15、門生北海○○○○○○
門生北○皮（闕）
16、門生北海○○○○○
門生北（闕）
17、門生北○○○
門生北（闕）
18、門生任○○○○○○○
門生（闕）
19、門生平○○○○○○
門生（闕）
20、○生京○上官○○○
門生（闕）
21、○○○○○郭○字○○○
門生（闕）
22、門○○○○○
門生（闕）
23、門生○○○○
門生（闕）
24、門生○○○○
門生（闕）
25、門生○○○○
門生（闕）
26、門生○○○○
門生（闕）
二者對比可以發現，陸氏記載確實較為詳盡科學。他認為原來《衡方碑》碑陰不只一列，而漫患磨滅後「僅存一列」。在此列的行數上，他發現「右幅約略尚有三行，無一字可辨，可辨者二十六行」，也就是說此列當有二十九行文字，比翟氏所說，多出六行。再從每一條目上看，翟氏所記各行之方法較簡單，遇有不清楚或無字之行，則不加記載，除沒提及前有三行無字之識外，陸氏所記之第一、三、八行，翟氏因看清文字亦不加記錄；翟氏遇有模糊或殘泓不能識讀之字，用○代之，其可能代表一個，也可能代表數個。而遇有殘缺較重不知有多少內容者，則用「闕」字代表。陸氏則不然，其將能看清之字，按原來位置來標記。看不清但能確定位置的字，盡量準確的用○代替，幾個字就用幾個○，殘缺不知情況，也注之為「闕」，從而在形式上較翟氏準確清晰，能了解碑陰之原貌。從字數上看，陸氏認讀者八十八字，大都包括了翟氏記載者，但仍有出入：四行「故」、五行「故吏」、六行「故」、十三行「北」「字」「子」、十四行「北平」、十五行「皮」、二十行「門生」、二十一行「門生」、二十二行「生」共十五字，為翟氏所載有而陸氏記沒有者，若加陸氏所載八十八字，計碑陰可得字一百零三個，其中重複之字較多。
另外，翟、陸所記在個別文字上有差別，當分析研究之。六行翟氏所記「官」字，陸記為「管」。在記字上，繁易記為簡，一般簡記不成繁，或「管」字竹頭不太清，故翟氏記為「官」；七行翟氏所記「故吏郎中」，陸氏記為「故吏郡中郎」。按，從碑陰所記資助樹碑人員的行文有規律可尋，基本上表現出了兩種情況：一是對墓主的官員朋友記載，在行文上先為官職，次為籍貫，再為姓名；二是對墓主故吏、故民、門生的記載，在行文上先表明與墓主的關係，再述籍貫、職務、姓名。如果是本郡人氏，則籍貫用「郡」字代表。從而可定陸氏所記「故吏郡中郎○」，是說此人曾為墓主的故吏，後官至「中郎（將）」，再後當為姓名，非常符合行文方式。而翟氏所記「故吏郎中（闕）」則不見籍貫，不符合行文常規，對比陸氏所記可知，其將「郡」誤識為「郎」所致；還有十行，陸記為「故民東平潁川中尉」，而翟氏記「故民東平中○川」。陸氏之記字句通順，而翟氏所記○當為「潁」字，即使如此文句亦難以解讀。對比陸氏之文不難看出，原因是其將後面「中尉」之「中」字向前錯位所致。
三、《衡方碑》的藝術風格
漢碑風格眾多，如《禮器碑》之瘦勁變化，《華山廟》之流麗奇古，《曹全》之蕭散秀逸，《張遷》之雄勁古拙。方朔《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謂《衡方碑》「字體方正深朴，與《張遷碑》可以伯仲。」「方正」是隸書外在之共性，在《衡方碑》上表現的更為突出；而「深朴」確實是《衡方碑》之重要個性特徵。「深」為深沉，暗藏書理內涵豐富者方具有之；朴為「樸拙」，是渾然天成不計工拙之謂也。《衡方碑》朴茂厚重形體壯偉，筆畫縱橫雄渾大氣，表面上看不修邊幅缺少裝飾，確實與《張遷碑》大有相似之處，有一種自然雄渾的意韻寓於其中。要理解這種樸素的、大巧若拙的美，只有細細的品位揣摩才能感受得到。康有為最善評碑，其贊「凝整則有《衡方》」。「凝整」二字與方氏「方正深朴」意象接近，皆較忠實的道出了此碑之風格特色。「凝」字意味無究，筆凝也？字凝也？意凝也？總之神凝也。
人們評論《衡方碑》，大都只顧及到其外在的形勢特色加以褒揚，而姚華則能以哲學家的眼光審視之，其《弗堂類稿》云：「《景君》高古，惟勢甚嚴整，不若《衡方》之變化於平正，從嚴整中出險峻。」「變化於平正」，是指此碑字從外形勢上看似乎平正無奇，而實際上點畫結構氣象萬千；從碑之神態上看，此碑字看似非常嚴謹整飭，仔細分析則碑字點畫結構充滿著奇險對立矛盾，而能化險為夷巧妙的將對立組裝在的嚴整的統一體中。這就是此碑之所以能讓人百看不厭之魅力所在。《衡方碑》之整體殘損嚴重，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人們對其書法的審美，但具有慧眼者，則會透過表面看到本質。萬經《分隸偶存》評《衡方碑》：「字巨如孔宙，而筆畫粗硬，轉掉重濁。則石理太粗，刻手不工之故耳。細玩之，其遒勁靈秀之致固在也。」《衡方碑》的石質不是堅硬細密的化鋼岩，而是顆粒較粗的石灰岩，故而容易受泥土浸蝕而漫漶，此亦是《衡方碑》字點畫粗散字口不清的重要原因。萬經認為，《衡方碑》的外貌粗糙生硬，線條轉折笨拙，是其石質太粗刻手不佳造成的。但若仔細品味深入探討，仍然會感受到其書法本體那種「遒勁靈秀」的韻味，可謂深識書者之論。當然，只有具備豐富的書法修養及書寫經驗者，才能體味感受到這種「象外之意」「弦外之音」。
何紹基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碑學書法家之一，其長期遍臨漢碑，而酷愛《衡方碑》，其認為此碑書「方古中有倔強氣」，真方家之評也。「方古」是指外在形態，而「倔強」是指書法性情，這種人格化了的評論，只有深識書者才可能發現之。「倔強氣」是何種氣，其當是一種具有非常強大外射的張力，一種不讓表面現象掩蓋、不讓不利因素破壞、能從惡劣環境中顯示出高尚的書法精神。《隸書勢》云：「或若虯龍盤游，蜿蜒軒翥，鸞鳳翱翔，矯翼欲去；或若鷙鳥將擊，並體抑怒，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郁若霄霧朝升，遊煙連雲；俯而察之，漂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衡方碑》的外在字體點畫殘泓嚴重，而其高妙的書法意蘊及「方正深朴」的藝術風格，仍然能從這種模糊的近於混沌中彰顯出來，這就是《衡方碑》具有「倔強氣」的最好證明。
當代書家對《衡方碑》的書法藝術更是讚不絕口。何應輝說：「《衡方碑》、《樊敏碑》、《校官碑》。閎中內斂的字勢，滿格滿幅而來的茂密的章法，這種獨特的空間工，突出地展現了豐偉壯闊的境界，已開唐代顏真卿正書之漸。三碑的用筆，都極盡渾樸豐厚之美，但最有代表性的應是《衡方碑》。在方整古樸的結構內部，力求疏密關係及筆勢運動的變化，而有夷險交輝、情勢起伏的藝術個性，如何紹基所評『方古中有倔強氣』。相對而言，自當優於《樊敏》之虛實平勻、端莊有餘，亦優於《校官》之一味密促、筆涉臃腫。」賴非先生亦云：「《衡方碑》的朴茂與豐腴，對於漢代古樸、雄渾的時代特點的表現，更加鮮明強烈。」在此他們都認為《衡方碑》是漢碑中渾樸豐厚之美的代表者，是非常符合實際情況。但從多維審美的角度看，亦不能忽視其內含的「遒勁靈秀之致」，如此才能使研究不陷於片面和局限。
四、《衡方碑》的書法特色
1、波磔腳短
波磔左右對稱是隸書重要特徵，所謂的蠶頭雁尾也多指此。《衡方碑》在波磔雁尾筆畫處理上，顯得出筆腳短。所謂「腳短」是指「波」「磔」從最粗處到畫末的距離較短，不作長線波形。萬經《分隸偶存》云：「至漢始有波偃挑剔，今所傳石刻，班班可見。然如《北海》《景君》《衡方》《魯峻》《張遷》《武榮》等碑微作挑法，而方板遲重，猶存古意。《韓敕》《孔宙》《孔彪》《孔褒》《曹全》等則姿媚橫逸，巨細長短，惟意所適，直開今楷書法門矣。」「微作挑法」即「腳短」之表現，萬經認為如此才能「猶存古意」。《衡方碑》中的波磔「挑法」可分為三類：一是波磔對出者，如「秋」「會」「東」「來」「受」等，其波畫收筆大都圓重，磔筆則與之相稱，重按輕提出腳較小；二是為長橫的蠶頭雁尾者，「英」、「有」「孝」「左」「平」「丘」「祖」等，此最能表現出書法個性精神，橫畫雁尾用筆頓按方重腳短稚拙可愛，萬經所謂「方板遲重」者指此；三為「走」「之」之捺時如「之」「建」「遷」「起」「退」等，筆畫皆較長且粗壯而顯眼，但雁尾仍然腳短，與整體特性統一。
2、銀鉤蠆尾
隸書中的豎彎鉤之筆法，大都是豎後折筆變橫，形成了九十度左右的角度，然後橫行再用雁尾結束。而《衡方碑》之豎彎鉤之筆法，則與之大相徑庭，其由豎變為橫時用轉，由橫上揚出鋒時沒有明顯的雁尾形狀，而形成了一個橢圓的弧形線條，然後中鋒出之形成圓尖，形狀如錐勁健非常。在《衡方碑》中如此筆法的字有兩種情況：一是獨體或上下結構者，如「九」「尤」「永」「兄」「先」「寬」等，其豎彎鉤之有較大的空間伸展，所以會出現的豎彎鉤線條接近於圓；第二種情況如「絕」「就」「孔」「禮」「耽」「凱」「軌」等左右結構者，豎彎鉤在右旁無多少空間伸展，所以其形成的弧線豎立橢扁，即豎向橫剛轉化時便隨之鉤出，如彎金曲鐵勁健非常，表現出了無比強烈的張力。
晉時索靖善草書，每美自書點畫為「銀鉤蠆尾」，銀鉤則說明其質地貴重細緻剛中含柔遒勁無比。「蠆」便是兇惡有毒蠍子，其尾巴上翹，末端有毒鉤，遇有動物相近，則用其剌之施毒，令人驚駭不已。索靖用「銀鉤蠆尾」來形容其草書點畫，無非是強調其筆法堅實沉著銳利有力。面對《衡方碑》豎彎鉤，其特殊的造型和隨之產生意象，用「銀鉤蠆尾」形容之再恰當不過了。仔細審視《衡方碑》，會發現拋背鉤者如「氣」「風」等亦同樣法度，甚至右下出鋒的豎（表現為豎撇或鉤）如「州」「背」「符」「子」「翊」「考」等，亦具備「蠆尾」筆法特點，這些特殊筆法的字，給整碑增添了諸多新奇元素和魅力。
3、突出主筆
漢字的書寫，特別重視主筆，《衡方碑》對於主筆的強調，可以說在漢碑中是最為明顯的。從具體情況來看，《衡方碑》的主筆可分出現在不同的筆畫上。一是最常見的出現在有蠶頭雁尾的橫畫上的主筆，此現象較為普遍，如「丘」「有」「其」「佚」「宣」等，皆突出橫筆，使字體顯得格外穩重；二是捺筆為主筆，如「家」「長」「良」「民」「後」等，特別是帶有「走」「之」字的捺筆，在《衡方碑》中得到誇張強調的同時，往往對字的結構加以改造，即將被半包圍的部分縮小，故意留出空間讓捺筆發揮，於是有「走之」字的捺筆，如「建」「起」「遷」等，大都打破原有位置而右伸展，非常奇特醒目；三是豎彎鉤為主筆，如「兄」「先」「孔」「禮」等，這是一個很能代表個性的組合筆畫，《衡方碑》「銀鉤蠆尾」形象的出現，為此碑增加了藝術魅力；四是撇為主筆者，如「用」「身」「夜」「君」「背」等，充分體現出了隸書原先波磔對稱之樣式；五是豎鉤，如「將」「寧」「子」「於」「接」等，或加強豎之體型，或誇張撇鉤之形態。總之，在《衡方碑》中，每個字其皆有突出主筆意識，而對於主筆的選擇之面是非常寬廣的，在其他的碑版內很難成為主筆者，在此可能成為主筆，如「就」字右邊的撇，是很難想像讓其作為主筆的，但《衡方碑》中「就」字之撇，便是主筆。《衡方碑》對主筆的誇大強調，其方法是加長加粗增加變化，所以我們會發現主筆大都豐腴厚重，起到了一個穩定字形主導風格加強視覺效果的作用。同時《衡方碑》在主筆的安排及表現上變化多端匪夷所思，因此使得碑中之字往往出人意外奇怪生焉，產生出非常強大的藝術魅力。
4、避讓變化
避讓是書法中非常重要的藝術元素，通過避讓可以使不和諧的結構和諧，又能增加諸多趣味。隸書之體勢以整飭扁平為主，大都不需要避讓也能得到穩定，而有了避讓，便會使書法更加有韻味，《衡方碑》此方面在漢隸中表現的尤為突出。其避讓類型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面：左讓右者，如「秋」「孔」「績」「祖」「相」「尉」等；右讓左者，如「就」「悼」「肇」「軌」「綏」「凱」等；上讓下者，如「背」「之」「李」「資」「發」等；下讓上者，如「肇」「舉」「導」「感」「蠻」等。皆明顯地表現出了避讓關係，趣味橫生妙不可言。
《衡方碑》之字的避讓，雖然有規律可循，但不機械製作，大多是為需要，有時為了突出個性，出現了非常奇妙的避讓，如多部字的「霜」之「木」特小讓「目」，「職」字中部特小，「斑」兩邊王小讓文。其單位筆畫避讓與突出主筆相互映輝，產生變化多端目不暇接的藝術效果。
五、《衡方碑》的歷史影響
對於《衡方碑》對書法史的影響，人們有不少論述。翁方綱評《衡方碑》曰：「是碑書體寬綽而潤，密處不甚留隙地，似開後來顏真卿正書之漸矣。……蓋其書勢在《景君碑》、《鄭固碑》之間。」翁氏認為《衡方碑》的寬綽，影響到了唐顏真卿的楷書，從大的風格上看，頗有相同處。《景君碑》立於漢安二年（143），比《衡方碑》早二十五年，康有為謂其「古氣磅礴，曳腳多用籀筆」；《鄭固碑》立於延熹元年（158），早《衡方碑》十年，《廣藝舟雙楫》稱之「端整古秀」，此二碑與《衡方碑》皆出今山東濟寧，雖然古今地名不一，但其相隔頗近確是事實。翁氏謂《衡方碑》書勢在《景君》《鄭固》之間，意為其受二者影響所至，不是沒有可能。在風格上「古氣磅礴」及「端整古秀」兼而有之，大體可信。楊守敬《平碑記》曰：「此碑古健豐腴，北齊人書多從此出，當不在《華山碑》之下。」《華山碑》立於延熹八年（165），朱彝尊推其「當為漢第一品」，而楊守敬認為《衡方碑》的藝術水平不在其之下，讚譽之高不言而喻。在書法特點上，楊守敬贊《衡方碑》「古健豐腴」，頗準確到位，而認為北齊書法為此多受其影響，似比翁氏之論更加貼切接近。
《衡方碑》在尚碑的清代，受到非常大的重視，在隸字書寫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王瓘曰：「《衡方碑》舊本極不易得，國朝伊墨卿太守奉之為金科玉律，誠漢人分法中之鴻寶也。」說伊秉綬之隸書受《衡方碑》影響並非臆斷，伊秉綬《題〈衡方碑〉陰同覃溪先生寄桂未谷大令》詩有句云：「賤子竊慕之，百本臨摹曾。」可見其對其下過極大的臨摹功夫。伊秉綬有臨《衡方碑》書作傳世，（如圖三）不難看出其方正厚重寬闊博大的氣象，正是從《衡方》借鑒而來。可以說，《衡方碑》為伊秉綬形成自家風格，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何紹基亦非常喜歡《衡方碑》，有不少臨習作品傳世，其自己對此亦有記載：
《衡府君碑》方古中有倔強氣，自是東京傑跡。昔石卿贈余古拓本整幅，經覃溪、小松題賞者，高懸雪壁，余目近視，苦難臨仿。丁巳薄遊歷下，購獲此本，精彩勃發，又剪裱冊便於摹取，意甚珍之。嗣復得黃小松乾隆末年拓本，楮墨極舊，有韻味，而得字比此尚少。因思古人石墨，顧氈蠟何如，非盡今不如昔也。
何紹基稱《衡方碑》為「東京傑跡」，為了學習收藏了數本形式不一的拓本，整拓者可掛而遠觀，剪裱者可撫案臨習，喜愛之情不言而喻。為此還對此碑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越歲己未主講濼源書院，知是碑在汶上縣野田中，囑縣令移至學宮，精拓四本。然而得碑較易。仍須學官善護視之，不可率爾椎拓也。」何氏臨摹採取舍形得神之法，以已意書碑字，臨摹《衡方碑》亦不例外，粗粗看來如同抄錄碑字相仿，仔細審視，則其所謂「倔強氣」一直貫穿於自己的隸書書寫理念中，尤其晚年自四川學政辭官後這種「倔強氣」愈加明顯，相信與臨習《衡方碑》不無關係。（如圖四）總之清人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者頗多，當代人也被《衡方碑》的書法藝術魅力所折服，很多書家對其進行深入的臨習研究，被推為學習隸書的重要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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