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黨：如何除怯

我簡略地描述了三個不同類型的大學生活，算是拋出一塊磚，鼓吹追求廣義而言的學業而非就業，鼓吹為此所需要的超越和勇氣。簡單地說，就是圍繞改造社會的理想和追求，讓自己自由一些，隨性一些，想像豐富一些，行事勇敢一些。

潘忠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校區傳播藝術系教授。

大學時光，每個人有各自的過法，沒有什麼「應該」或「不應該」之別。所以，我只就兩點，分享自己的經歷，以及其中至今仍纏繞著我的困惑。這第一點是學業和就業的關係，第二點是如何除怯。

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即所謂的77級。大學期間，正值國家的歷史巨變。對我這樣一位山裡來的孩子，一個只知魯迅並以之為榜樣（那時還沒有「偶像」這個概念）的無知者來說，大學四年的最大收穫是翻轉了曾經持有的世界觀，明白了原來山外果真有山！如同很多同齡人所回憶的，我們這一批人都特別珍惜學習的機會，因此，思想動蕩活躍的同時，還特別地認真讀書。我那時的讀書，大部分其實是「補課」：惡補英語、古漢語、文學名著、哲學名著等等。那是沒有入世目的的讀書，只要圖書館裡能找到的，同學們介紹的，王府井的內部書店能買到的，都找來讀。

這樣的讀書，跟我所上的具有強烈職業培訓取向的院校很有些不搭。我遇到了一些極好的文學和哲學老師，非常投入地聽他們的課，從他們的講授中汲取學養，但整個學校的氛圍概括在了入校第一周教學樓黑板上的標語：「做忠誠的黨的新聞戰士！」這標語讓我明白，我是有專業的，即新聞。更準確地說，我有明確的就業定向，我讀書必須服務於這個目標。大學期間，我們不停被提醒：要學以致用；我們不斷地被告知：新聞工作者必須具備某某技能。是「技能」而已啊！這些不時成為我讀書、學習的篩選框架，被我用來確定讀哪些東西、讀得多仔細、從中汲取哪些要素。

那時，我沒聽說過「大學之道」，也沒有「人文精神」這樣的辭彙，還很悲摧地沒有任何「選修課」可供考慮。那時，雖然用功，雖然珍惜學習的機會，但也很明確：學業只是手段，服務於就業；讀書只是渠道，為了獲取從業的技能。

如此庸俗的實用主義哲學，今天被實行得更加精細了，體現在名目繁多的各種院系和專業的設計當中，而且，經過「教育產業化」的重構，「就業」更加滲透了大學的方方面面，包括院系和專業與「用人單位」建立良好關係，學生從入校門之日起即為就業而操心忙碌。但是，至少在綜合性大學，人文傳統和博雅教育也在興盛中，體現在各種選修課、各種講座、豐富的圖書館、各種學生社團及其活動等當中。也許，這些元素格外凸顯了學業與就業之間的張力。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能否多些沒有就業目標的讀書、學習？可否多些漫無目的的率性而為？能否多些「超越」，即超越自己目及的此時此刻？如果讀書不為就業，而為自己的成長，為增添對自己所處社會理解，那會怎麼樣？

我覺得這需要一些勇氣，所以有「除怯」這一點。我在校時有強烈的願望，想多讀書，也想多介入社會，但是，很多時候，怯懦阻止了我。譬如，我可以準確地說，大學期間沒有翹過一次課。無論一門課是多麼地無聊、老師講得多麼地乏味，我都不會逃離，哪怕是在底下專心致志地讀自己感興趣的書。婚後夫人聽聞，不屑地說，「你有病！」是的，這病就是怯懦！讀書期間，校內外的各種結社、集會和集體行動風起雲湧，反映了那個激蕩的時代。我很想參與，哪怕是在現場旁觀，但是，我沒有，只試圖在閱讀中了解、揣摩和體會。對於自己的這種怯懦，我當時就有一定反思，自道是「思想上肆無忌憚，行動上循規蹈矩」。那麼自己怯的是什麼？是自己，一個被展現在眾目睽睽之下的自己，一個破壞某種規矩的自己。

這顯然是一種自我囚禁。對此，我在觀察兒子的大學生涯中有了更加深刻的體會。所以，我簡單地講一講他。雖然他的專業並非新聞，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

兒子在美國出生，是個有著中國血統的地道美國人。他選擇了上我所任教的大學，並獲得了減免四年學費的音樂獎學金。這個獎學金伴隨著一定的要求：他必須上一些音樂課，包括小提琴演奏（他的專項）和樂理，他還必須成為大學交響樂團的成員，參與所有排練和音樂會演奏。但是他可以自由地選擇專業。我兒子選擇了政治學和社會學這兩個專業，並自我調侃地說，「看我選的專業，就知道我將來不會有錢。」

但兒子有很強的社會正義感和參與感，從初中起就如此，進入高中就開始了組織社團的活動。進大學的第一年，他就競選進入了學生會的領導班子，參與組織了當時全州居民反對州長打擊工會的抗議活動。我當時還試圖告誡他，「你是學生活動分子，首先是學生，其次才是活動分子。」無謂的努力啊！他聽了，只是心不在焉地「嗯！」了一聲。大學二年級下半年，他競選成為縣議員，以那個身份，開始了解本地無家可歸者和少數族裔面臨的困難，環保方面的問題，勞工權益問題等，並就這些議題在縣議會提出議案、遊說地方政府部門、動員工會等非政府組織。

面對政府官員或選民，面對現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行動，他毫無怯意，可以在演說中侃侃而談，在辯論中神采飛揚，在活動中激情投入。他曾宣稱，他一周要花50至60個小時從事這些活動。當我聽他這麼說時，內心裡掠過濃重的不安：「你小子還有時間學習嗎？」也許是部分地因為他自覺GPA不夠高，畢業時沒再提報考研究生院的想法，而是開始工作了，從工會組織做起。

這是與我的很不同的大學生活，是一種我很羨慕卻又無法企及的大學生活，雖然作為父親，我多少還有些不安和缺憾，暗自希望他能多花些時間接觸書本、上課、做作業。當他在跟我交談中貶斥「脫離現實、不解決問題的純學術」時，我還有些忿忿然，「你小子懂多少？！」。儘管如此，我還是為他感到自豪：一個有理想、有擔當、有勇氣、肯實幹的年輕人！

當然，也有既投入社團和社會活動又取得良好成績的學生，他們目標明確、大學生活很有規劃。我曾自豪地給一位本校新聞學院的本科生寫推薦信。她是名中國留學生，和同學們一起組織了「中國社會研究會」，定期在一起讀書、討論中國社會的現象和問題。我們是在一次學術活動中認識的。在那次活動中，我是演講者之一，她在觀眾席中。活動結束後，她和她的小夥伴們意猶未盡，圍著我繼續討論。我在這討論中得知，她的專業是新聞。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選擇新聞專業？我表示好奇，因為感覺比較少見，而且在美國的新聞業打拚，來自非英語國家的留學生處於弱勢。她告訴我，她對新聞特別感興趣，將來會在哪裡，中國或者美國，在什麼媒體，她並不清楚，也不在意。她的目標是成為一流的記者，因為記者的社會觸覺和影響力；她覺得，只要有基本技能和經驗的積累，在就業市場上就有競爭力。

她之後幾次來找我，就選課和她學習中遇到的問題向我諮詢。有一學期，她很興奮地來告訴我，她進入了其中一家校報工作，負責校園生活的采寫， 她要從這兒開始，積累經驗，再進入校外的媒體實習。那以後，我就經常在這份校報的頭版看到她署名的特寫稿，她還採納我的建議，在三年級的暑期回國時到財新集團實習。所以，當她為申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碩士班來找我寫推薦信時，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幾個月後，她來告訴我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了。在這位年輕人那裡，我也沒有看到一絲怯意，她絲毫沒有被自己「外國留學生」的身份所束縛，而且，我看到了立足影響社會的自我設計和追求。

我簡略地描述了三個不同類型的大學生活，算是拋出一塊磚，鼓吹追求廣義而言的學業而非就業，鼓吹為此所需要的超越和勇氣。簡單地說，就是圍繞改造社會的理想和追求，讓自己自由一些，隨性一些，想像豐富一些，行事勇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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