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郎郎：天生的「盲目樂觀主義者」
張郎郎形容自己是德國經典小說《鐵皮鼓》里那個抗拒長大的孩童。他曾經歷過最深刻的絕望，也曾感受過人性最真摯的溫暖，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他拒絕被悲觀腐蝕，在困境中尋找真實和美，堅持以孩童般的純真去繪畫、寫作，是一個天生的「盲目樂觀主義者」。
張郎郎，1943年出生於陝西省延安市，我國知名美術設計家、作家、自由撰稿人。他是共和國國徽設計者、繪畫大家張仃之子，母親陳布文曾是周恩來的機要秘書。1968年，張郎郎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美術理論系；同年，遭遇了巨大的人生苦難。此後曾擔任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教員、院刊編輯；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華盛頓美國國務院外交學院漢語及中國文化教師等。
雖然不是一直活躍在畫壇的「職業」畫家，張郎郎卻從未停止過創作。他不僅繼承了父親張仃的美術天賦，也遺傳了母親陳布文的文學才能，善於把文字中的詩意帶入畫中，並延續了父親張仃「畢加索+城隍廟」式的現代立體主義繪畫風格，用艷麗的色彩與隨性的線條打造出富有童真的「文人畫」風格。2017年7月8日，「一個文人的『從心童畫』：張郎郎個展」（下稱「從心童畫」個展）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美術館開幕，張郎郎展出的繪畫作品沒有一味迎合市場的審美需求，是基於他個人經歷和對藝術的熱愛而進行的純粹創作。2017年也是藝術家張仃誕辰一百周年，這個展覽也是張郎郎對其父親最好的紀念。9月初的一個午後，記者來到張郎郎先生位於朝陽區的畫室，聽他講述了豐富的人生經歷、生活態度以及對藝術創作的執著與熱愛。
「文人畫」風格的形成
張郎郎的畫室中央擺放著還未完成的繪畫作品，現居美國的他，這四年以來每次回北京都需花大量時間在這裡進行創作。「不過時間也不固定，每年回國時間短則兩三個月，長則半年。」滿面笑容的他顯得十分隨性與年輕。張郎郎整個童年都生活在中央美術學院宿舍大院里，那時院里幾乎所有小孩兒都就讀於中央美術學院附屬中學，但父親張仃不允許家裡的孩子學習繪畫，所以張朗朗最後選擇了北京市第四中學。據張郎郎回憶，中學的那段時光，他雖然沒有接受系統正規的美術學習，但因為受父親的影響以及興趣使然，他把課本的每一頁都畫滿了圖畫，他說，「雖然從未受過科班訓練，但在我的成長經歷中，畫畫這件事可一點都沒被耽誤」。
「文人畫」是張郎郎給自己繪畫的定義，他用簡樸的表現方式，表達了一個文人對生命的虔誠和敬畏。在中國古代，「文人畫」也稱「士大夫寫意畫」「士夫畫」，是畫中帶有文人情趣，畫外流露著文人思想的繪畫。與一般的畫家畫、院體畫、禪畫或政教宣傳畫不同，「文人畫」並不求工整與形似，也不講求目的與價值，只是隨興所至，表之筆情墨趣，寫寫文人墨客心府靈境。也就因為具有文心、詩情、畫意，才被命名為「文人畫」。張郎郎說，從美術批評家角度來看，「文人畫」不完全符合繪畫的定義，尤其在西方，人們大多會把「文人畫」與插圖混淆，但在我國有這樣的繪畫傳統，所以「文人畫」就變成介乎文學和美術之間特殊的一種繪畫形式。例如我國現代知名畫家豐子愷，他從未接受過紮實的基本功訓練，按照傳統繪畫流派看來，他的作品也並不標準，但他的畫十分生動有趣且飽含豐富的人生哲理。
因為家庭關係，張郎郎從小就在文藝氛圍濃厚的環境中接受熏陶，母親的寫作與父親的繪畫都對他有著深遠的影響。他說，「當我繪畫時，畫中會很自然地流露出敘事性，或當我寫作時，文字語言里也會產生畫面感，它們相輔相成。」因為這樣的成長經歷，張郎郎的「文人畫」中既有藝術色彩的形象表現力，也擁有文學故事的內涵。張郎郎回憶，當他在中央美術學院學習美術史時，父親張仃從巴黎帶回了大量的西方畫冊，包括畢加索、馬蒂斯、莫迪里阿尼等。他立即被西方現代派繪畫濃烈的色彩與藝術觀念所吸引，加上20世紀60年代前，父親創作的一批「畢加索＋城隍廟裝飾風格」繪畫作品對他也影響深遠。張郎郎如今的繪畫風格是對父親的一種延續、紀念，也飽含著他對童年的回憶、對生命的熱愛。
「一個文人的『從心童畫』：張郎郎個展」展覽現場
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
曾有媒體用「出走半生，歸來仍是少年」這句話形容張郎郎，讚美他雖經歷過苦難卻仍然以一顆童心面對歲月與藝術。在張郎郎看來，面對人生的坎坷，他並不是一個十分堅強的人，實際上他能從困境中走出來歸功於他天生的樂觀與純真。張郎郎說，「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生命中有高潮也有低谷，也有重複的曲線。雖然我的生命曲線變化幅度比別人更大，但反過來想我也佔了很大便宜，別人沒有機會體驗這樣極端的感受。人生是一個不斷告別的過程，在告別的時候你能記住的一定是你希望記住的事，那些印象中美好的世界。如今，雖然我的眼神、聽力都不如當年，但我仍可以使用畫面和文學語言繼續地沉浸在純凈世界中，這是我自己給自己繪製的『童畫』。」他認為人生短暫，活著一天還是得高興一天。
張郎郎如今的許多創作都是對他兒時繪畫作品的「翻版」，但隨著繪畫技巧的提高以及生活閱歷的增長，他在「從心童畫」個展中展出的畫作與尋常意義的兒童繪畫又有很大區別。他認為，童年時期人們對世界的判斷更接近於真實，以孩童的視角去看這個世界，是最美、最簡單的。成長後因為社會賦予人的屬性增多，人們開始思考自己需要充當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角色，開始變得複雜，但步入老年後，社會與人的距離再一次被拉開，就可以重新以孩童的方式去思考問題。張郎郎說，「我的畫之所以特別，因為我不帶任何目的去做這件事。現在很多畫家會為了迎合市場、官方去創作，去考慮如何被別人所欣賞，但我不一樣，我根本不在乎別人的眼光，繪畫、寫作都是為了讓自己開心。」他有意識地進行繪畫與文學創作，目的就是為了回歸赤子之心，走向唯美，為藝術而藝術。
少年張郎郎（中）
探索發現世界的美
「在路上，我們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美國作家傑克·凱魯亞克的《在路上》系列文學作品曾在20世紀60年代深深地影響了張郎郎，但影響他的並不是書中「垮掉的一代」那些消極、憤怒的情緒，而是書中的主人公們追求理想的精神以及朋友間珍貴的情誼。在當時，他熱愛文學、迷戀藝術，渴望去探索發現世界的美，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張郎郎與他的朋友們把這些文學作品當作他們生活的準則，作品裡的遣詞造句也影響了他後來的寫作風格。他的文學作品《寧靜的地平線》中有一篇散文叫做《迷人的流亡》，張郎郎形容，「在這篇文章中我想表達的是，並不是別人一定要放逐我，我自己也願意流亡。人要處在不斷的變化中，去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探討生命與藝術或者是自己最簡單的感受，對我說來都是一個莫大的收穫。」
20世紀60年代，張郎郎創作了一系列與西方現代詩相結合的繪畫作品。據他回憶，那時高爾基寫了一篇小說《丹柯》，講一個名叫丹柯的人為了讓大家走出黑暗的森林，把他的心拿出來變成火把，舉在手裡，當時他覺得這個片段特別有畫面感，就畫了出來。張郎郎告訴記者：「當別人問我為什麼非得畫這樣的？我說這本身能感動我。」那個年代的年輕人都熱衷於讀詩、寫詩，戴望舒的女兒當時和他是同班同學，她從家中帶來一本戴望舒翻譯的《洛爾伽詩集》。在西班牙詩人洛爾伽的詩中，張郎郎也讀到了清晰的畫面，像有名的詩句「黑小馬，大月亮」「紅月亮，黑小馬」，按照常理，我們肉眼能看見的肯定是馬比月亮大，但在詩人的眼中月亮比馬大，這些文字畫面能讓人產生豐富的藝術聯想。張郎郎說，「戴望舒當時翻譯洛爾伽的詩《西班牙憲警謠》中有一句特別美——『在這白金的夜裡,黑夜遂被夜色染黑』。我又覺得很像中國古詩，十分貼合我們的語境，導致了我在後來的繪畫創作中一直追求著詩意的文學性。」
成長中從未停止創作
提起童年時光，張郎郎記憶猶新，他稱讚母親不僅是優秀的文學家，也是一位很好的教師。那時，每當暑假他的母親陳布文就會給家中的孩子講《簡愛》《大衛·科波菲爾》等世界名著。張郎郎說，「母親能把這些經典文學作品倒背如流，並把它們當作兒童故事講給我們聽。」除此之外，家中兄弟姐妹之間玩的遊戲也與文學藝術脫不了關係，猜謎語、成語接龍等潛移默化地培養了他們對詞句的理解力。「在家中客廳里，母親會放置一塊小黑板，每天用粉筆寫一首唐詩在上面。雖然她從不要求我們背誦，但在那樣的環境下，大家會自發地照著讀，慢慢也就會背了。等孩子們長大一些後，母親如果沒時間寫，我就會主動去寫，如果我也忘記了，弟弟就會去，最後變成了一個家庭娛樂方式。」
但他印象最深的童年回憶是全家參與一起辦家庭雜誌。當時張家人會輪流當主編，每周「出版」一期家庭雜誌。主編選定主題，統一使用16開大小的紙張分給大家進行創作，無論是畫漫畫、寫詩、寫文章等形式都可以，最後主編統一收集起來，選擇一個人的作品作為封面，再把它們裝訂起來。雜誌製作完成以後，他們一家人會在一起閱讀、點評。張郎郎回憶，直到他在中央美術學院念大學時，這個遊戲還在繼續，他還會邀請大學裡要好的朋友一起參與。當時家中還會定期舉辦晚會，節目包括詩歌朗誦、歌唱表演、樂器演奏等。他說，「我和我的親人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生長，我們從未停止過創作。而我同時受父親與母親的影響，覺得這些文化藝術相關的遊戲比其他遊戲好玩。」
張郎郎（左上）與家人
隨風而飄的行吟詩人
張郎郎的朋友甚至家人都評價他是一個隨風而飄，遊走型的人，他形容自己是行吟詩人或者漫遊畫家。在香港，他曾當過專欄作家，生活平穩而安逸。但他覺得那不是生活的全部，於是又到了歐洲教書，現在定居於美國。張郎郎對世界充滿好奇，為了保持一顆童心，他不停接觸新鮮的東西。他有一個純粹至極的想法，「人一生的時間是很有限的，如果你只停留在原地，那段時間就等於沒有人生。」同時，張郎郎興趣十分廣泛，他是古典音樂黑膠唱片發燒友，平常畫畫、寫作時都會同步播放古典音樂，觀看電影和話劇也是他閑暇時光里最愛參與的活動。張郎郎認為，這些愛好並不互相矛盾，與他的藝術創作也都有契合的地方。「但我逐漸發現時間的寶貴，會盡量減少無意義的應酬。我喜歡與自己相處，覺得生活十分豐富和愉快」。張郎郎這20年一直生活在華盛頓，那裡有很好的博物館，其中有很多他喜歡的畫家的原作。張郎郎震撼於那些古老的原畫保存良好並且顏色鮮艷、厚重，他還發現了畢加索幾張顏色特別鮮亮的畫實際上不是油畫，而是用油漆畫的，這給他了一個啟發——畫作最關鍵的是最後呈現的效果，前面的手段不重要。
除了作家、美術家，張郎郎另外一個重要的身份是教師，這是他在海外工作中的職業。張郎郎表示，自己真正能傳授給學生的也是繪畫和寫作這兩件事，他的教授方式十分簡單，就是毫無保留地告訴學生他是怎麼做的。當張郎郎教寫作課時，他不會使用電腦修改學生的文章，他習慣於直接用紅筆在紙上標註，這樣學生們就能看見他修改時的思路，無論接不接受，這也是一種交流討論的過程。而繪畫課更為簡單直接，就是張郎郎會和學生們一起畫畫，國外都是畫室制、傳統學徒制的教學方式。張郎郎說，有些理論可意會不可言傳，固定教法效果並不理想。
畫作《紅與黑的糾結》
步履不停，筆耕不輟
在「從心童畫」個展中，最大的一幅作品叫做《紅與黑的糾結》，張郎郎向記者介紹，「這幅畫是對我父親這一生糾結的寫照，『紅與黑』對於我也有雙重意義：一是文學和美術的糾結，但後來我發現可以將它們融合，關鍵是自己能不能做出喜歡的東西。另一個糾結是，我出生在延安，有著紅色的家庭背景，而另一方面，我的生活經歷特別坎坷，所以糾結在一起。但我把坎坷的經歷變成一種財富，變成可以推進的正能量。從這個角度說，人生實際上也是畫，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條件，怎麼把這些有利和不利的條件，也就是不同的色彩和線條，在一個有效的情況下組裝起來，可能就是屬於你的一張人生的大畫。」
對於未來的藝術創作規劃，張郎郎的原則是要不停地畫下去、寫下去。他告訴記者，當馬蒂斯步入老年後，因為身體原因已經不能手持畫筆繪畫了，但他還是會把筆綁在手上繼續畫。「支撐他堅持創作的是對繪畫巨大的熱情，我也會學習這種精神。」張郎郎在北京宋庄還有另外一個畫室，他除了創作現代立體主義繪畫風格外，也嘗試一種創新水墨畫。他表示，藝術不會因為類別、風格不同就有高低貴賤之分，齊白石和畢加索都是偉大的畫家。他並不是有意用創新的方式創作，他說，「就和聽音樂一樣，我有時喜歡聽肖邦，有時就想聽披頭士。有不同口味的轉換才能相得益彰。」
同時，張郎郎並未停止寫作，雖然這是一件嘔心瀝血的事，但他一直在堅持給專欄、雜誌寫文章。他說，「即使自己現在已不再年輕、精力有限，但我不能降低對自己文字水平的要求，寧可寫少一點，但出來的東西還得是自己的才行。一方面，我會讓自己筆耕不輟，無論是畫筆還是鋼筆。另一方面，我也不會強撐、不會逼自己畫，一定要自己真正有靈感才會繼續創作，一切悠然自得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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