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芬古墨傳雋永——記民國藏書家、刻書家陶湘
原標題：清芬古墨傳雋永——記民國藏書家、刻書家陶湘
陶湘，江蘇武進人，字蘭泉，號涉園，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七月十七日生於浙江慈溪縣典史署，卒於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因其伯父一支人丁稀少，陶湘承嗣到伯父家，並隨任到山東恩縣讀書。
二十歲時，陶湘隨族兄赴順天應試不第，次年被大興縣學以鴻臚寺序班保送入順天學政，驗准後送部咨寺到官。一八九二年，陶湘由鴻臚寺序班捐五品職銜，指項同知實職加足三班分省試用，投效山東黃河工地，隨同堵築山東濟陽縣灰壩及惠民縣白茅墳等處漫口合龍。陶湘表現異常出力，經前山東巡撫福潤隨摺奏保，以知府分省補用並加三品銜。自此，陶湘走上了仕途，三十二歲擢升為道員，次年任京漢鐵路北路養路處機器廠總辦並彈壓地方事宜。他在官場波瀾不驚，順風順水，但不知出於何種原因，他主動請辭轉戰到商界。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經前郵傳部右堂兼商約大臣盛宣懷舉薦，陶湘任上海三新紗廠總辦。辛亥革命後，進入實業界及金融界，歷任招商輪船局、漢冶萍煤礦董事，天津中國銀行、上海北京交通銀行經理，山東嶧縣中興煤礦公司董事，天津裕元紗廠經理等職。
幾代為官的家庭背景，豐富的人生經歷，以及不菲的經濟收入，為陶湘日後藏書、刻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清代殿板書始末記》自序中提到：「予購求殿板書起光緒十五年己丑，訖民國十八年己巳，得百數十種。」(本文引言部分均摘自陶湘編《涉園七十年記略》，此記略後被編入《清代民國藏書家年譜》，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四年四月版。後同)也就是說早在陶湘二十歲的時候，他就有意識地涉足圖書收藏了，這比傅增湘先生所知的「蘭泉收書始於光宣之交」提前了近二十年。可見陶湘成為民國著名的藏書家是水到渠成之事，他有眼力，有能力，也小有財力。即便如此，在藏書的這條路上，陶湘也是「節衣縮食，往還於苕舟燕市之間，辛勤掇拾以償茲閎願，蔚為巨觀者，夫豈偶然而致哉百川室內」。
陶湘收書，「日游坊市，初喜明人集部及勝代野史之屬，嗣乃旁及鈔校，上溢宋元」。陶湘對古籍的收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不是特別專註於宋元古本，他更看重的是古籍雕槧是否精良，外觀品相是否珍貴。「其收書之法一書輒兼數本，一本之中又選其紙幅之寬展、摹印之清朗以及序目題跋必遴其完善無缺，簽題封面必求其舊式尚存，往往一書而再易三易，以靳愜意而後快，入庫之前復躬自檢理。」這種嚴謹審慎的藏書風格，不僅沒有影響陶湘的收藏量，「涉園藏書為卷以三十萬計，而官本精槧居其泰半」，反而成就了他在民國藏書、刻書領域的一段佳話。
在藏書家們都爭相收集宋元古書的時候，陶湘另闢蹊徑，選擇了明本及清代精刻本。他將目標定位在明代吳興閔齊伋五色套印書、毛氏汲古閣刻本及開化紙。
閔氏閔齊伋字及五，號寓五，又號遇五，明諸生，不求進取，耽著述。世所傳朱墨字板、五色字板謂之閔板，多為其所刻。著有《六書通》盛行於世。陶湘酷愛閔板，竭力搜集，積三十年之力薈集百有十部，至一九三八年，他刻成《閔齊伋遇五氏五色套板書目》，陶湘自敘中詳細論述了五色套印的源起及特點：「嘗考顏色套印書始於明季吳興閔齊伋遇五氏(見烏程縣誌及書林清活)，由朱墨遞加黛紫黃，五色具備。其版格特色周圍一框，中無直線，框內八行或九行，行行疏朗，便於套印。板心尺寸亦鮮參差，紙張潔白彩色斑斕，能使讀者精神為之一振。然一書而用數書之費，非有巨資不克成功。」陶湘收藏閔板，江陰繆荃孫先生功不可沒，他曾對陶湘說，「閔板上起周易，下訖傳奇，約百三四十部。或附音釋，或增箋解，發揮疑滯，開人神悟，頗便學者」。傅增湘在書目序言中也對閔板大加褒揚：「諦觀之，其標點派絡分明，使後學披覽有引人入勝之妙。其版刻精麗，足娛老眼。而唐賢諸集，尤多源出善本。」
同樣是一九三八年，陶湘刻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告成。常熟毛晉校刻書籍始於萬曆之季，迄順治之初，四十年刻成六百種有零。毛氏刻書，雕工精審，無書不校，既校必跋，紙張潔煉，裝式宏雅。陶湘不遺餘力搜羅到毛氏刻書五百四十餘種，這已經是毛氏全部刻書的十分之九，實屬難得。但他似乎還有所遺憾，於自序中坦言「先編此目，嗣有得者再繼錄焉」。
除了閔板、毛氏刻書，陶湘生平酷嗜開化紙印本，被冠以「陶開化」的雅號。《涉園鑒藏明板書目》跋中，傅增湘有這樣的描述，「余與蘭泉訂交於三十年前，時方壯盛即銳意以收書為事，其後南北驅馳，範圍乃益廓。所收以明本殿本清初精刻為大宗，而尤喜官私初印開化紙之書。緣其紙潔如玉，墨凝如漆，怡目悅心，為有清一代所擅美。廠市賈人遂錫以陶開化之名。」開化紙產自浙江開化一帶，紙張潔白光滑、堅韌細密，極為名貴。康、雍、乾三朝內府曾選用此紙製作殿板書，但自乾隆以後便不再生產，這種造紙技藝也隨之滅亡，後世能工巧匠無人能夠恢復。
可以說陶湘藏書是將書本作為一件件藝術品去玩味揣摩，他對待古書的認真與痴迷令人欽佩。凡是他入手的書籍，「重付裝潢被以磁青之箋，襲以靛布之函，包角用宣州之綾，靪冊用雙絲之線，務為整齊華煥，新若未觸。有時裝訂之錢或過於購求之費，而毫不知吝。故持書入市，一望而識為陶裝。」陶湘這種藝術至上的藏書風格同樣影響著他的刻書事業。
由於前期還要打理工作上的各種事務，力求完美的陶湘刻書效率不高。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夏，他刻成《昭代名人尺牘續集》二十四卷。江陰金武祥在序中寫道：「石刻名匠罕觀，勾勒稍未致精，即有貌合神離之弊。近日發明石影秘法為古人傳真惟妙惟肖，轉勝石刻。吾鄉涉園主人博習古今，多識海內舊家名輩，遍征所藏編為續集影印流布。」在收藏上一直對陶湘鼎力相助的著名學者繆荃孫先生，於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將自己珍藏的明嘉靖間王良棟抄宋本《儒學警悟》七集交給陶湘刊刻。《儒學警悟》實為叢書之始，流行極少，所以繆老希望「詳校撰序授湘付梓」，以便更多學者有幸觀之。直至一九一八年冬，繆荃孫才完成了此書的校勘工作，並於第二年的中秋前三日將序言手授陶湘，不幸的是三個月後繆老便撒手人寰。一九二二年，這套《儒學警悟》終於正式刻印完工，不負繆老的臨終重託。此外，他從一九一四年影刻宋咸淳本左氏《百川學海》真本百種十集，一九三〇年告成。一九二三年開刻仿宋崇寧本校勘宋代李明仲《營造法式》，一九二五年告成。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冬，陶湘辭去山東魯豐紗廠常務董事及天津北洋紗廠經理各職，閉戶家居，專理刻書之事。一九三五年，當陶湘刻成毛氏抄宋本《松陵集》之際，傅增湘在序言中毫不掩飾自己對陶湘刻書的欣賞：「蘭泉噬骨耽奇，收藏鴻富，傳刻之書流行遍海內。外世皆以汲古閣推之第，其督校精勤，實有突過毛氏者，謂余不信，試舉涉園此本與汲古書比案而觀，當知余言之非妄許矣。」不難看出，傅增湘對陶湘是極為賞識的，他倆的友誼也可從陶湘所刻書籍中傅增湘大量的序、跋間得到印證。這一時期，他刻有《八經白文》《唐開成石經》《武經七書》《程雪樓全集》《喜詠軒叢書》《草堂雅集》等，至其過世前，共刻書二百五十多種，與羅振玉、徐乃昌、劉承乾等人，同屬辛亥革命以後刊印古籍最多的藏書家。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陶湘被聘為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這無疑是對他長期從事收藏、刊刻活動的最高褒獎和肯定。而他也確實不負眾望，「是年在故宮圖書館編纂殿板書庫現存目三捲成其書，由故宮印行」。「是年」即一九三三年，「殿板書庫現存目三卷」：卷上含「實錄」「聖訓」「御制」「欽定」「校刊」;卷中為「方略」「典則」「官書」「經學」「字學」「史學」「志乘」「類纂」「儀象」「目錄」「類書」「總集」;卷下則是「清文書目」「校刻梵經」「書影」「內府書籍總表」「附錄」。傅增湘為此書目題辭稱：「余以君雅善鑒藏，因修函延君任以編訂之事。嗣是繼主館職者，銳志經營，積月累年，連車疊篋，手胼足胝。自文淵閣摛藻堂而外舉三殿六宮御園書房珍藏陳設之書，錦帙牙籤以千萬計，咸聚此連棟之中，而規模因之大備。君方旅居津沽，或累月一至，或一月再三至，至則提囊載筆，犯風雪冒炎歊，徒步走神武門經西長街坐壽安北殿中，手披目玩。凌晨而屆，日昳而出，時而飢疲，或挾餅餌與小史走卒雜坐食飲，而不以為苦。蓋厲精焠，掌閱五六寒暑，乃條別而類居之卒底於成，可謂艱矣。」陶湘是真正愛書嗜書之人，凡是與書沾邊的事情，他都要做到極致。
不幸的是，陶湘辛苦鑄就的「涉園藏書」在其晚年轟然崩塌，生活的困頓迫使他不斷變賣所藏。他售與榮厚、溥儀的閔刻本幾經周折均入藏東北圖書館，即今天的遼寧省圖書館。二〇一四年，遼寧省圖書館將所藏百餘種閔版書影印出版，成就了《遼寧省圖書館藏陶湘舊藏閔凌刻本集成》一三〇冊，以饗世人。原藏南京中央圖書館的八十餘種明版書，早已輾轉到台灣。遺憾的是，他的三十萬卷藏書絕大多數「流亡」日本，現藏於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陶湘卒於一九三九年，時年七十歲。他出生於書香世家，一生與書結緣，獨樹一幟的藏書品味與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使他成為民國書林家喻戶曉的「大家」。然而他的成就遠不止這些響亮的名號，這一冊冊浸潤著墨香的珍貴書籍實是後世難得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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