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亂平息後，伊朗走向何方
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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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次騷亂來說，支持魯哈尼總統的改革派指責內賈德為首的強硬保守派煽動騷亂，而後者指責魯哈尼經濟治理不善。哈梅內伊最終的「定調」是外部勢力所為—沒有偏向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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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老年輕一代接著一代，代代世人接踵去來。誰也無法永遠佔據這個世界。有來有去，有去又有人來。」這是11世紀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的名句。
伊朗歲末年初的抗議浪潮，突如其來又倏忽而去。以詩人的視野來看，抗議歸於沉寂符合歷史的邏輯，抗爭再起也會是歷史的必然。因民生問題而起的示威活動，最終演變成騷亂並指向伊朗的政治體制，雖然沒有給伊朗權力結構造成衝擊，但震動在所難免。留下的懸念是，未來伊朗將走向何方？
2018年1月3日，伊朗西南部城市Ahvaz的親政府遊行。
危機探源
1月7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其官方網站發表聲明稱，敵對勢力在伊朗煽動的騷亂已經被平息。當天，伊朗新聞電視台援引警方發言人的話稱，這起騷亂造成20人死亡，包括一名警察。同一天，伊朗議會也召開會議，調查這起波及全國多地的示威抗議，同時也要求聽取民眾呼聲。
去年12月28日興起的這波抗議浪潮，首先在伊朗第二大城市馬什哈德爆發，隨後波及包括首都德黑蘭在內的數十個城市。伊朗政府指責美國、 沙特、以色列等「境外敵對勢力」是幕後黑手，但種種跡象表明危機的根源在伊朗國內。
物價暴漲是觸發因素，但大背景是近年來伊朗國內民怨的累積。在布魯金斯學會多哈中心學者阿里·法索爾·內賈德看來，民怨的積累是結構性矛盾與偶發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伊朗去年5月的煤礦爆炸事故、11月的大地震，均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魯哈尼政府應對不力，孕育了社會不滿的種子。
根據伊朗一家名為「伊斯蘭革命信徒社團」的組織（由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首創）統計，2016年伊朗發生了1700多起民眾抗議事件。在這次示威遊行爆發前數月，伊朗多個中小城市頻繁出現了抗議金融機構倒閉的儲戶靜坐事件。
經濟因素總會是最易燃的導火索。有分析稱，這根導火索就是魯哈尼政府去年12月提交給議會討論的2018年國家預算。據報道，這份即將於今年3月開始執行的預算，用於民生的支出，大幅低於在安全上的支出。
伊朗國家預算的具體細節，外界無從得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安東尼·科德斯曼，在今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伊朗在國家安全上的支出為250億美元，公共預算支出是159億美元。
這個數字是否靠譜不得而知，但從近年來伊朗加大對敘利亞、葉門、伊拉克事務的戰略投入，以及這次遊行示威中反對伊朗對外干預的口號來看，國家預算上民生與安全的「倒掛」或許並非無稽之談。
不過，這種「倒掛」或許並非魯哈尼政府的本意。有媒體報道，國家預算部分細節被透露給媒體，正是魯哈尼政府內部人員刻意為之，意在給主張加大對外干預的強硬派施加輿論壓力。
這就涉及阿里·法索爾·內賈德所說的「結構性因素」，即在國家預算方面，改革派在伊朗權力系統內部有多大發言權。以親改革派形象當選總統的溫和保守派人士魯哈尼，在2013年、2017年兩次競選中，都強調「經濟優先」，但「優先」的幅度他無法掌控。
從另一個角度看，魯哈尼政府這些年的改革，的確是這次抗議浪潮的觸發因素之一。魯哈尼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市場化，削減政府補貼是激發市場活力的措施之一。但削減政府補貼增加了底層民眾的痛感。
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時期，伊朗政府曾提出「將石油收入放在每個家庭的餐桌上」，民生支出明顯向底層民眾傾斜。但這些政策在魯哈尼上台後，要麼弱化要麼取消。這也是抗議活動的主流是底層民眾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外媒報道，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於1月6日遭伊朗當局逮捕，理由是涉嫌煽動騷亂。據稱，這次逮捕得到了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的批准。雖然伊朗當局沒有立刻證實這一消息，但鑒於去年哈梅內伊多次警告艾哈邁迪﹣內賈德不要攻擊政府，其被捕一事可能不是空穴來風。
艾哈邁迪﹣內賈德卸任後，仍然扮演著「民粹」領袖角色。他此前多次批判魯哈尼政府不顧民生、治理不善。從政治角度看，這次大規模抗議浪潮，也是伊朗國內建制派與反建制派，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矛盾相互催化的結果。
2018年1月3日，伊朗市民在德黑蘭市中心的裝飾牆前走過。
獨特困境
1月9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會見宗教團體時表示，美國、以色列、沙特是近段時間伊朗各地騷亂的幕後策劃者，目的就是推翻伊朗現政權。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伊朗問題學者卡利姆·薩迪加布認為，世界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存在強硬政治勢力利用外部威脅壯大自己的現象，「但伊朗的不同之處在於，近40年來這個體制一直利用外部威脅為國內政治服務」。在西方學者看來，這是伊朗體制所面臨的一個獨特困境。
利用外部威脅的另一面，是伊朗真實存在的不安全感。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第二年，即爆發了兩伊戰爭。當時伊朗所面對的對手不僅是伊拉克，還有背後支持伊拉克的蘇聯、美國以及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國家。
對於兩伊戰爭，哈梅內伊曾這樣評價：「伊拉克的入侵不是兩個國家、兩個敵人之間的戰爭，而是非正式的全球聯盟針對一個國家的戰爭。」歷史造就的不安全感，不可避免會嵌入政治精英的現實戰略思維。
這次抗議浪潮的訴求之一，是反對伊朗政府對外「過度干預」。不可否認，伊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的確在近年來的中東亂局中坐大，但也應該看到德黑蘭這些對外戰略投資「以攻為守」的一面。
安東尼·科德斯曼認為，最近的示威清楚表明，相當多數量的伊朗人希望，政府能聚焦國內經濟而不是潛在外部威脅或輸出革命。但伊朗的對外行為不只是強勢和大國雄心的體現，也是防禦性的。這一切都源於伊朗在地緣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即便是防禦性的對外干預，客觀上也在增加而非減少伊朗的戰略困境。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蘇珊妮·馬洛尼在《伊朗地區戰略的根源及演化》一文中，指出了伊朗對外戰略上的困境：不安全感促使伊朗通過在地區扶持代理人的形式擴張影響力，但對代理人的依賴也使伊朗面臨被盟友牽連和拋棄的威脅，同時這還強化了美國擴大軍事存在的理由。
在整個中東地區，不安全感並非伊朗所獨有，但給伊朗帶來的戰略困境卻尤為獨特。
如何在外部安全與內部發展之間保持平衡，是德黑蘭政權長期面臨的困境。伊朗獨特的權力體系，決定了化解這一困境尤為困難。在中東地區，伊朗對外行為的「觸手」是由保守派掌控的政治、宗教和軍事勢力，而它們也是國內經濟玩家，還扮演壟斷角色。
在某些分析人士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伊朗經濟的市場活力，甚至扭曲了整個國家經濟；但另一方面，這些勢力又是伊朗政權穩定的基石。
縱觀伊斯蘭革命以來的伊朗，在保守與改革之間的頻繁切換屬於政治常態。這種切換也是伊朗獨特困境的體現。就這次騷亂來說，支持魯哈尼總統的改革派指責內賈德為首的強硬保守派煽動騷亂，而後者指責魯哈尼經濟治理不善。
哈梅內伊最終的「定調」是外部勢力所為—沒有偏向任何一方。作為事實上擁有否決權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表態與其說是不偏不倚，還不如說是左右為難。
就經濟發展理念而言，哈梅內伊與魯哈尼並不同調。哈梅內伊從未表現出對融入全球經濟的好感，堅信伊朗應堅持基於自主的「抵制經濟」。這也是伊朗保守派的基本理念。魯哈尼經濟政策的重要著力點是吸引外資，進行市場化改革。
在科德斯曼看來，經歷強硬保守派內賈德總統八年執政後，哈梅內伊沒有或不能在2013年「選」一個強硬保守派總統，體現了伊朗教士政權所面臨的權力限度。讓親改革的一派登場，是伊朗權力精英們不得不做的自我調整。
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走向何方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稱，參與這次騷亂的人群大多數是24歲以下的年輕人。根據諸多媒體的報道，伊朗城市中產階層並未成為這次抗議浪潮的主流。這個細節值得深究。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估計，在伊朗8200萬人口中，24歲以下的年輕人佔39%。這意味著伊朗正在經歷「青年膨脹期」。在這個時期，青年失業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目前伊朗高達12%的失業率，除了經濟發展未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外，還源於勞動力人口絕對數量的增加。
但從人口年齡結構看，伊朗又進入了相對「成熟」的社會，「求穩」的社會心態漸成主流。目前伊朗人口年齡中位數是38歲，遠高於敘利亞（21歲）、伊拉克（19歲）、葉門（19歲）等中東動蕩國家。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在去年12月發布的《伊朗轉型：伊斯蘭共和國人口變化的意義》報告中指出，隨著人口年齡中位數的增加，伊朗人會對與體制對抗的危險更加敏感，這個國家的政治變化將比華盛頓所預期的要緩慢。
革命並非「箭在弦上」，這是伊朗目前的政治現實。經歷2009年的「綠色運動」、2013年與2017年的總統選舉後，伊朗的權力精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用選票而非子彈來緩解社會矛盾、解決政治紛爭。
2017年大選期間，魯哈尼在競選活動中公開要求伊斯蘭革命衛隊「離開政治」。這事實上已經觸及伊朗保守派的底線，但他依然當選。這反映了科德斯曼所稱的最高權力擁有者在權力上的限度。
根據中東事務分析網站Al-Monitor1月7日的報道，抗議浪潮平息後，伊朗16位重量級改革派人士聯名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呼籲政府採取根本性措施，解決伊朗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聯名人中包括被稱為「伊朗改革派理論設計師」的賽義德·哈賈里安。
對比在改革派總統哈塔米執政時的1999年，伊朗出現大規模街頭運動後，伊斯蘭革命衛隊24位高級軍官發表公開信，警告哈塔米他們已對「民主」失去了信心，不同時代的不同公開信，折射的是伊朗社會在過去20年間的深刻變化。
就目前而言，事態的發展並不能證明伊朗改革派崛起、保守派式微。根據Al-Monitor1去年12月22日的一篇報道，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高級顧問韋拉亞提，早年一直以改革形象活躍在伊朗政壇，但自從去年魯哈尼成功連任總統後，韋拉亞提的政治傾向出現了明顯變化。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韋拉亞提逐步在伊朗權力系統中扶持魯哈尼的政治對手，清除改革派的影響力。對於伊朗政治走向來說，這又意味著什麼？
排版 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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