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書：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雷家書》
作者：傅雷、朱梅馥、傅聰
出版社：譯林出版社
《傅雷家書》是利用地鐵上和作息間隙錙銖讀完的，本意是讀些容易的，當作消遣，但是讀到最後又發現，不好當作純消遣的書來看，需更嚴肅對待，於是就寫此文以志其感。
傅雷，翻譯家，上海浦東人氏。初見該描述便覺很會心，上海浦東地域文化卓然成派，並在心理上從不承認與浦西的關聯。浦東航頭鎮現在有傅雷故居，與我故鄉新場古鎮也是緊鄰，所以讀來尤為親切。
1966年9月3日，傅雷夫婦自殺身亡，起因是從家裡搜出了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小鏡子後有蔣介石的頭像，畫報上登有宋美齡的照片，都是解放前親戚的寄存之物。因無法承受這樣的反黨罪名，傅雷在遺書中說，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這封遺書就是《傅雷家書》的最後一封。
從本書的內容來看，遠遠超過了一般書信的內涵。往淺層次里說，體現了年邁的父親通過長信來向遠在異國的孩子進行教誨，指導，以及朋友般精神交流的全過程。我們一生中所受的道德訓誡全部加起來恐怕也沒有幾封傅雷家書更多，這當然是這本家書所體現的最重要的意義。
道德訓誡容易引起年輕人的厭煩，但從此也可以看出傳統文化思想在最後一輩文人身上的傳承，顯得極為可貴與正統，往深層次里說，是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的深刻再現。
書信的水平實在高，父子所談涉及音樂、繪畫、雕塑、詩詞、石刻、民族、人生、哲學、生活、理財，無一不包，無一不是名家之言，可見其博學程度，這樣的家書不僅空前亦是絕後了。如果要對比描述當前人對於教育有術無道、急功近利的做法，只能以自身無修養，何以來教養形容。
對於浩瀚的道德訓誡，傅雷說：
我們過了半世，仍舊做人不夠全面，缺點累累，如何能責人太苛呢？可是古人常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
所以他認為說教極為必要，而且在中國，道德的地位是類似於宗教的：
大多數歐洲人看到中國人沒有宗教，而世世代代以來均能維繫一個有條有理、太平文明的社會，就大感驚異，秘密在於這世上除了中國人，再沒有其他民族是這樣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訓長大的。
真理和藝術需要高度的原則性和永不妥協的良心，藝術永遠離不開道德，包括正直，剛強、鬥爭、毅力、意志、信仰。
談到人生觀，我覺得他的話每個人都會有共鳴，只是深淺不同，面對人生的兩面性衝突，就是一個相互轉化的過程，是非常獨特的中國式哲學：
我們固有的兩種人生觀：一種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種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或許人從青少年到壯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從積極到消極的一個過程，只是有的人表現得明顯一些，有的人不明顯一些。執著的時候非常執著，擺脫的時候生死皆置之度外。
體現在文化上，也是深深的兩面性：
中國舊文化的兩面性，又熱烈又恬靜，又深刻又樸素，又溫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直率，這是我們固有文化中的精華，值得我們自豪的。
體現在士大夫的人格上，也是分裂的兩面性：
兩晉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奪天下、稱孤道寡的人，坐下來清談竟是深通老莊與佛教的哲人。
錢穆提到過，中國的文化張力是向內發展的，不像西方文化為對外擴張，兩個不可比的體系。在人生哲學上，傅雷這樣舉例這種一內一外的比較：
中國優秀傳統的人生哲學，很少西方人能接受，比如富貴於我如浮雲，在你我是一條極崇高極可羨的理想準則，但像巴爾扎克筆下的那些人物，正好把富貴作為人生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標。他們那股向上爬，求成功的蠻勁與狂熱，我們個人簡直覺得難以理解。
從這一標準來看，當代社會是早已拋卻了老祖宗的訓誡，傅雷難以理解的觀點，當代人卻很好理解，原因是這種思想正好順應了人的慾望本性。但是順應本性，並不代表就能達到文明的高度，傅雷在信中追問：
人應當任情適性地過日子呢，還是要削足適履，遷就客觀現實？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人在世上活了幾千年，還仍然沒法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設計一個社會，世界大同永遠是個美麗的幻想。
真要完全適應本性去創造社會才要亂套了，既然沒有辦法打造一個滿足一切慾望的社會，文化與制度的使命就是找尋出路，西方的宗教文化和東方的哲理文化，不同點就在這裡，我覺得講得非常棒：
真正的佛教教理，並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獄，主要是勸導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與基督教的信仰形成鮮明的對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於偏執與狂熱之途。中國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
我們心目中的生死感慨，從無仰慕天堂的極其煩躁的期待與追求，也從無對永墮地獄的恐怖憂慮，所以我們的哀傷只是出於生物的本能。更接近古代希臘人，更自然，更健康，是人類一般對生老病死，春花秋月的感嘆。
這段話，聯繫到了我們最熟悉的文學作品，好比「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確是藝術形式中非常高絕又樸素的情懷，可以說，後人是先讀了那種情懷才開始理解人生的。
還有很多有意思的句子，以及大段論藝術、論音樂的高語，不一一贅述了。這些只言片鱗的思想火花，時不時地在信件中蹦跳出來，雖然不成學術體系，但足以構成思想漫遊的隨筆精華，對於五十年代遠在海外的傅聰來說，每一封信都得是多豐盛的筵席。
全書的結尾，是傅雷所譯羅曼·羅蘭《約翰·克利斯朵夫》中的名句，這是編者有意，暗示偉大思想的再生吧：
我自己也和我過去的靈魂告別了；我把它當作空殼似的扔掉了。生命是連續的死亡與復活。克利斯朵夫，咱們一起死去，預備再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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