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窮的「大老闆」：中國底層民眾的階層逆襲 | 文化縱橫
原標題：貧窮的「大老闆」：中國底層民眾的階層逆襲 | 文化縱橫
? 牟利成/ 復旦大學法學院
［導讀］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固化已經成為一個顯著問題，「財產」「聲望」「地位」等決定人們社會身份的要素為特定群體所壟斷，日益喪失流動性。本文作者通過考察斗蟋這一「隱遁社會」的生活空間，指出現代意義上的貧窮階層（如下崗工人），在「隱遁社會」中採取種種手段，塑造了自身「大老闆」的身份標籤。這些貧窮的「大老闆」彰顯出了人之為人的主動性與能動性，他們在以自己的行動發表著抗爭宣言：人是平等的，人都可以在舞台上演戲，所謂的社會階層又何嘗不是演出來的？
馬克斯·韋伯給定了以「財產」「聲望」「地位」作為標準的階層劃分方法，這一方法被廣泛認可並採用。但這些標準在斗蟋這一「隱遁社會」的生活空間中，至少會面臨兩種質疑。
斗蟋的社會空間作為一個臨時聚集的場域，其成員來自該場域之外的各不同場域，最主要的是，當人們來到斗蟋這一社會空間中之後，人們就好比是進行了一種時空穿梭，彷彿從現代回到了古代，在其中生活的邏輯與該空間之外有很大的差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確定人們階層或分類的評判標準？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對美國社會和一個前現代部落社會中的成員進行比較，按照韋伯的標準，前現代部落的酋長來到美國的現代社會後在階層上也許會被判定為下層，因為現代標準所標示為「成功」的東西在這位前現代的酋長身上可能都不具有。反過來，如果把一個很有錢的現代美國人放到前現代原始部落中，那他也許會被當成粗俗的下等人。
另一種情況是：即使在市場社會中人們的階層劃分、階層意識非常明晰清楚，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以及斗蟋群體的流動性和季節性，加之人們的連接主要依靠的是主觀理解評判基礎上的互動，結構性給定的標準在這一空間中很難實行。在人的社會性和能動性凸顯的空間中，僵化的標準除了統計學意義之外，在隱遁社會中不再有判准作用。
比如在中國一個不富裕的「城裡人」到偏僻的鄉村去可能會成為那裡的上層（即使金錢不佔優勢，但是臨時性聲望和地位會很高）。如果加上一點故意的炫耀，這個人很容易成為鄉下人認為的「大款」。
在斗蟋這一隱遁的社會中，就有很多這樣貧窮的「大老闆」。在調查過程中，筆者發現這些「老闆」的行為具有高度可類型化的特徵。
筆者在寧陽收蟋蟀的時候經常遇到一些穿著拖鞋、邁著慵懶的懶漢步、拎著空空的蟋蟀筐、挺著「將軍肚」到處晃悠的人。有一次筆者和現濟南市蟋蟀協會（已自動註銷）一位負責人一起收蟋蟀，他和一個看似「老闆」模樣的人熱情地打招呼，還親密地寒暄了好幾分鐘。那人說話的時候聲音洪亮，目光中充滿了高高在上的神態，那神態甚至連體態都很有「老闆范兒」。看到他的氣勢筆者當時甚至想：「什麼時候自己收蟋蟀的時候也能像這人那樣從容有底氣就好了，有錢就是底氣壯啊。」可沒等那「老闆」走多遠，這位蟋蟀協會負責人就指著他的背影跟筆者聊起來了。
負責人：看到那人了嗎，家裡窮得叮噹響，還年年來收蟋蟀，他家裡總共拿不出2000塊錢，每年都是東拼西借才有可能來一趟，這一趟別說收蟋蟀（的錢）啊，（其他）花銷對他來說就不小。
筆者很驚詫：「那個人？怎麼可能呢？」
負責人（眯眼瞪著筆者）：「看不出來吧？他這樣的人多著呢，出來都場面著呢。」
筆者還遇到一個很「場面」的斗蟋者，他在一個不錯的飯店裡招三喝四，對服務員和菜品是挑三揀四，對著服務員拍桌子，教訓他拿碗的時候用手碰到碗的內邊緣了……結賬的時候他說什麼也要請客，筆者看他從卷著的衛生紙里拿出了100塊錢。後來到他家裡，筆者發現幾乎沒有一件可以賣上200塊錢的東西……
很多鬥蟋蟀者是「職業化」的。筆者認識的有幾個斗蟋社會的成員是下崗工人。在體制內的時候大多曾經體面和風光過，但「下崗」對他們絕大部分人來說是一次人生的轉折和打擊。他們的收入、體面和風光短時間內煙消雲散，自己由原來大家羨慕的體制內人員，變成了社會上無收入的人員。
隨著市場經濟邏輯下以經濟（金錢）攫取能力為一個人成功與否的最重要甚至唯一標準的確立，在知根知底的熟人圈子裡，無論那些人原來在體制中如何風光優秀，現在都成了「虎落平陽」。曾經的風光和優秀在開著豪車收蟋蟀，帶著大把鈔票「押花」的人面前只能成為自己永遠的記憶了。新時代的新標準不可避免地給他們造成諸多生活的紊亂、自我重新定位的迷茫和角色認同的危機。對於這些，他們無法得到組織和制度的支持。他們渴望某些具有穩定性的東西，但社會按照它自己的標準每天都在變遷。
於是，唯一屬於市民生活世界同時又在觀念具有穩定性並承載著千百年傳統的斗蟋，成為這些人的皈依--他們在這一鬆散的團體中不僅能看到和自己一樣的同事，而且能利用這一遊戲進行現狀和對未來可能的交流。這些都給了他們一種穩定性。
也可能因為上面提到的原因，他們這部分人呈現了獨特但又有代表性的特徵--平時溫和寡言，但大多酗酒，並且在酒後多言且喜歡自我表現。原來在工廠體制中的人大多是當時社會上優秀的人，所以一旦他們全身心地研究蟋蟀，大多都能收穫自己獨特的經驗和心得，而如果性格不是很怪癖，這部分人身邊總有一些有錢而入行晚的人願意「拜師」，或者邀請他們做鬥蟋蟀的「顧問」。由此很大一部分人成了「幕僚集團」的成員。他們往往也會利用自己「顧問」或「幕僚」的身份向自己服務的對象或者其朋友以較高的價格出售自己的蟋蟀。那些幫助不太懂蟋蟀但是喜歡斗蟋的「老闆」收蟋蟀的人，因為能「同情」或「移情」地換位思考，所以在收購蟋蟀的時候大多價格合理或偏高（因為他們花出去的不是自己的錢），由此，捕捉蟋蟀的農民和「撬子手」不反口頭而且內心都認為他們是懂蟋蟀的「大老闆」。
但這些「大老闆」身心的「貧窮」與歷史的辛酸是只有他們自己能消化體會的痛。所以只有經常藉助俄狄浦斯帶來的暫時性的癲狂他們才偶爾有勇氣回憶並提及自己的過去；只有伴隨自己蟋蟀在斗柵內的凱旋，他們才能在斗蟋社會中短暫品味某種早已逝去的榮耀、優越和自我肯認。具有穩定性的傳統和斗蟋嬉戲中人際關係的構建，讓這些人找到了社會的皈依。
在寧陽等蟋蟀產區的農村，從每年7月底開始到8月底的一個月時間是農民抓蟋蟀的黃金時段。儘管在最炎熱的一個月天天鑽玉米地，經受蚊蟲的叮咬是個非常辛苦的事，但這可以給生活在農村的家庭帶來不小的一筆收入--一般夫妻兩個人抓20多天的蟋蟀就可以收入1萬元左右。一些抓了20多年有經驗的「撬子手」一個月靠抓蟋蟀就可以收入幾萬元。和那些在城市裡懷揣著好不容易湊夠的兩三千塊錢下去收蟋蟀的「大老闆」相比，農民才是些有錢的「大老闆」。但是長期的城鄉二元分割政策形成了城裡人和農村人身份地位的區隔，那些在大城市裡的貧窮者一到了農村也總能立即呈現自己的地位優勢。
儘管不值錢但因為不用天天面對泥土而顯得體面的穿戴，高傲的態度，作為蟋蟀內行專家的果斷評判，總能讓售賣蟋蟀的農民怯怯地稱他們一聲「老闆」。但實際上他們中很大一部分人只收5元到10元之間「小价格」的蟋蟀。因為信息不對稱，這些「大老闆」的價格上限，那些售賣蟋蟀的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對於一些自己抓並售賣蟋蟀但又看不出蟋蟀好壞的農村婦女和小孩而言，這些「大老闆」們往往能從她們那裡「撿漏」。但是「撿漏」也是需要行為和話語上的策略的。下面這樣的行為和對話就是那些「大老闆」們具有代表性的「撿漏」策略。
售賣者（農村婦女或小孩）：老闆，看蛐蛐嗎？
隨著售賣者把二三十個甚至更多小瓷罐陸續打開，皮筋放到桌子上，他會以一兩秒看一個瓷罐的速度迅速把所有的瓷罐掀蓋看完。
「大老闆」：收起來吧，太小了，都沒相中。
「大老闆」：我不要你瓷罐，我自己這裡有瓷罐。
說著他會迅速地從幾十個瓷罐里把滿意的蟋蟀揀出來。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一個秘訣就是「快」--開蓋看蟋蟀的時候一定要快，給售賣者的感覺是沒有特別值得留意的。對於一個懂蟋蟀的老玩家來說，一兩秒的時間，蟋蟀的皮色、大小基本都能瞭然於胸了。
而對於售賣者來說，一方面是她們認為從地里抓的蟋蟀沒有成本，所以一隻能賣三五塊錢也是額外收入；另一方面是她們在蟋蟀季節要把大部分時間花在抓捕和售賣上，沒有時間飼養，加之抓獲了幾百條之後，家裡用來盛裝蟋蟀的瓷罐不夠用，這樣兩三天時間就可能導致蟋蟀死亡，與其這樣不如趁早給錢就賣了。而這些心理和情形，都逃不過那些幾十年如一日收蟋蟀的「大老闆」們。於是年復一年，他們在農村以「大老闆」的身份「撿漏」，很多5元的蟋蟀回到城市裡可能很快會以幾百甚至上千元的價格出售，這在很大程度上在經濟上緩解了那些「大老闆」們在城市中生活的拮据。其中也不乏有些人真的通過這樣的途徑成了「老闆」。
在西方也許可以根據一個人的談吐衣著立即看出一個人的身份，但是在中國，至少在這個隱遁的社會中，不同的階層界限被打破，人們在一個全新的場域里互動。一個人的身份如果不依賴於「熟人社會」中的熟識和了解是很難被識破的。不過在他們斗蟋嬉戲的社會中，撇開我們所謂的階層之見，在任何場合和地點敢於以一種高傲的姿態挑戰尷尬，可能也是他們釋放壓力、挑戰生活的方法。在他們的生活邏輯中，這些在我們現代社會中看似處於社會下層的人似乎在以自己的行動發表著抗爭宣言：人是平等的，人都可以在舞台上演戲，所謂的社會階層又何嘗不是演出來的？而中國獨特的傳統和文化給每一個斗蟋者披上了表演的戲裝。在這個社會中關於蟋蟀的文化身份和位置總是優於經濟的身份和位置。人們更多的是按照對斗蟋文化掌握的程度對人進行分類，而不是按照馬克思或是韋伯的指標對人進行分層。
本文摘編自《隱遁的社會：文化社會學視角下的中國斗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文章略有刪節，感謝出版社授權。圖片來源於網路，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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