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鐸先聲：讀司馬遷《報任安書》
讀司馬遷《報任安書》有感
司馬遷（前145年-？），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南)人 。西漢史學家、散文家。被史學界公認的中國古代歷史學的奠基者，紀傳體通史體例的開創者。留下不朽巨著《史記》，「不虛美，不隱惡」成為它的標籤，也正因為如此，它的史學價值受到了歷代史家的推崇，司馬遷也成為中外史學者追求的標杆，美國的著名漢學家Jonathan D. Spence，為表示對這位史學家的景仰，取中文名為史景遷，為何太史公司馬遷會受到國內外史家如此的推崇，我想通過他的《報任安書》一文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因為這是司馬遷唯一表露心境的書信，在明孫執升評註的《昭明文選》中言「識得此書，便識得一部《史記》，蓋一生心事，盡泄於此也。」
《報任安書》為司馬遷寫完《史記》的當年冬（公元前91年）寫給好友，曾任益州刺史任安的回信。因為早在多年前任安就向司馬遷寫信，讓其利用中書令的身份向朝廷「推賢進士」，由於司馬遷自認身殘處穢，形同宦者加之忙於著書，也就無暇回信，後來任安身陷太子劉據案被判斬首，感念朋友之誼，臨刑之際司馬遷寫了這封信，此信是回信，亦是訣別信，太史公借這封信，表露了積壓自己內心多年的酸楚。
該信主旨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司馬遷寫了自己在遭遇極刑後，心境的變化及內心的憂鬱「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無誰語」；第二部分司馬遷寫了自己對李陵為人處世的看法，以及自己為何身陷此案，在這部分中我們還是能夠感受得到，司馬遷言詞中帶有些許為自己正名的意味，當初為李陵講情，只是客觀公允的來評判此事，以達到「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眥之辭」。同時也流露出對武帝不能夠明白自己的本意而有所憤懣「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第三部分可以說是司馬遷用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自比，即使身處萬厄困境也要用義理來激勵自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最後司馬遷答覆任安，身為殘損之身「垢彌甚耳」，已然沒有任何的精力和能力，為國家推薦賢士，自己想要做的只是遠離廟堂「深藏於岩穴」，入江湖之遠「從俗如沉，於時俯仰」。
《漢書·司馬遷傳》書影
司馬遷至始把自己所受宮刑，看作是奇羞之辱，在那個「刑不上大夫」的時代「行莫醜於辱先，垢莫大於宮刑」司馬遷獨自承受著同朝大夫與鄉黨的戮笑，「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不知道他會在多少次噩夢中驚醒，或許只有在著《史記》時，太史公才能夠暫時忘掉傷痛與恥辱，秉筆之下三千年的歷史，已然成為司馬遷俯察人生跌宕起伏，世事無常的明鑒，成為治癒其精神的一劑良藥。面對突來橫禍，不知司馬遷是否後悔自己當初的直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願就這樣屈辱的走完一生，「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文采不表於後也」他要留下歷史痕迹，完成父志寫出一部通史傳於後世，「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那麼自己所受的一切，都是值得的，這樣才能洗刷前辱。想必此時的任安在看到信時，是最能理解司馬遷的，即將走向生命盡頭的他，可能也會感受到司馬遷此時的抉擇與苦衷。
從公元前110年到公元前91年，從三十八歲到五十五歲，從三皇五帝，到武帝太初年間，這些坐標點已然勾勒出太史公一生的軌跡，誠如他言「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司馬遷用行動詮釋著一位史學家應有的靈魂與魄力。
（文中引用皆出自《漢書·司馬遷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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