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金融？那這些觀念真該變變了亂翻書
他今天實在太累了，去了一趟少林寺。
問大師：「我是做貸款的，每天壓力很大，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又不能顧家，還掙不著錢，還要面對各種壓力，別人都有時間休假，而我卻不行。」
禪師右手捂左胸，不語。
他又追問大師：「您是說不要抱怨，要問心無愧，要對得起心中夢想，對嗎？」
禪師搖了搖頭說：「你離我遠點，我出家以前也是做貸款的！今天聽你又說這些，我心堵得慌……」
貸款借錢這件事怎麼就不好了？
「道德綁架」錯在哪裡了？
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能夠崛起還不是幾百年前因為燒殺搶掠的惡行！
民主制度怎麼就跟金融發展扯上了關係？
……
在《金融的邏輯》這本書中，作者屢屢用全新的視角帶我們解讀上述每一個問題。
1
金融：跨時空的價值交換
金融的核心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所有涉及價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之間進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
舉個例子，貨幣就是金融其中的一種形式，貨幣解決了價值跨時間的儲存、跨空間的移置問題，貨幣的出現對貿易、對商業化的發展是革命性的創新。
但中國人的問題可能就出現在只把眼睛能看到的貨幣當成金融的主體，那種跨時空的價值交換觀念還是太薄弱。借貸交易是一種最純粹的跨時間價值交換，借來錢等於「透支未來」，借出去錢等於把現在的錢轉移到以後花。
但是在中國文化中，借錢總是一件很負面的事，透支、負債、欠錢等是一些貶義詞。正因為如此，證券類金融市場在我們的歷史上沒有機會發展，一直受到抑制、金融學更是不能走上正堂。但是借貸類金融是幫助借方把一次性大開支平攤到今天和未來許多年月上，讓一次性大開支不至於把個人、企業或國家壓垮。
所以，作者在這裡說了一句非常經典的話：中國人的錢指過去的收入，美國人的錢是指過去加未來的收入。
在傳統中國財富理念的主導下，各個朝代的國策是以最大限度存銀子，也就是「節流」。在1986年之前的兩個半世紀，清朝的財政基本都健康，很少有赤字，按傳統的標準，那時的中國應該很強盛。我們中國是這麼喜歡存錢，以至於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1842至1848年間朝廷每年的財政盈餘還在1500萬兩銀子以上，這種年年財政盈餘狀況一直持續到1895年。
按理說，第一第二次鴉片戰爭失敗的教訓，即使沒有逼著政府把未來的收入借過來加快發展，也至少使他們願意把收入都花掉搞發展，而不是還想著往國庫里存錢！到最後，晚清也像宋朝、明朝末年那樣，戰爭開始和賠款實在太大，在歷來不用發債融資而使中國債券市場沒機會發展的狀況下，朝廷無法用債券把那些大支出的壓力平攤到未來。過不了支付壓力這一關，清朝就只好垮台。
相比之下，當代中國自1982年開始，年年有赤字，但是有了這些赤字和國債之後，今天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沒有赤字的時代強。
最有名的靠赤字增長的案例莫過於美國了，美國今天的9萬億國債使它在國債競賽中遙遙領先任何其他國家，但美國利用國際資本市場把別人不願花的錢借過來，他們是透支過多，可正是這種經濟國策使美國保持世界最強的地位。
2
中國的傳統文化與金融發展
通過分析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特點來闡釋為何我國的金融系統發展不完善，以及改革開放之後，老百姓明顯「錢」變多了，但依舊無法感覺很富有的原因。與其他的經濟學家不同，作者真正了解並思考了中國歷史和社會的發展，找到了中國的金融業不發達的文化基因。
在傳統中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換基本都是以人情為紐帶進行的。家庭之中「養兒防老」的觀念、親朋好友之間的禮尚往來、生老病死時的互相幫助，這種人情交換也有跨時間和跨空間的性質，所以它是一種原始的「隱性」金融交易方式，用人情換取養老、保險、信貸和投資。
雖然家庭、教會、金融市場都能夠提供人際間跨利益交換，這幾種交易安排之間也的確有極強的替代性，但是，它們的利弊差異極大。在儒家「孝道」體系下，人更多地是作為投資、保險、信貸交易的載體存在，人首先是經濟工具，而人性價值、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被犧牲太多。一個人在封建社會會因「不孝」而被處死，等於說人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載體，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體現「養兒防老」，不承認超越金融交易載體的人權。
這種「經濟工具」性質的情感已不再純粹，人們只會因各種各樣的人情債而感受到無限的牽絆感，人情債可比經濟債難還多了，它涉及社會道德的各個方面，現代人反感「道德綁架」都是有原因的。相反，在個體經濟極大獨立的美國，家庭成員之間、朋友之間的情感就顯得單純多了，那是不受人情債束縛的來自內心深處最真實的東西。
如今，金融市場正在把中國家庭從利益交換中解放出來，讓家庭的功能重點定義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
1978年我國進行市場化改革，給了老百姓買賣東西的自由，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外貿出口逐年猛增，這本身就加快了中國資源和勞動力變現的規模和速度，中國的「錢」慢慢多了起來。與此同時，人口流動和跨區域貿易的上升使得傳統的「隱性」金融交易被逐漸打破。
文化價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個人的自由。當生產能力低下、金融交易不發達的時候，人們會為了生存而願意犧牲一些個人自由，以前人們願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綱五常的剛性社會秩序。但是一旦物質生產能力足夠高、金融市場足夠發達，繼續犧牲個人自由、個人權利就沒必要，社會文化必然會做相應的調整。
今天，在市場化發展深化之後，什麼都要錢了。但是在政府高度管制金融和國有金融壟斷的情況下，中國的金融發展總體水平還很低，投資和理財空間很小，只有少數有限的投資渠道。這就是中國人在錢多的同時，可能反而對未來更感到不安，這不僅使中國的內需無法增長，使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依賴出口，也讓中國人的幸福感下降。
3
西方社會的崛起是因為掠奪了大量白銀嗎
如果西方的崛起靠的是掠奪，為什麼成吉思汗的蒙古掠奪之後沒有留下任何東西？為什麼最早征服美洲大陸並從拉美掠奪了大量金銀的西班牙後來沒有成為西方，更沒有成為世界長久強盛的國家呢？
掠奪來的意外財富除了揮霍之外，不會有人珍惜，不會給人帶來積極改進的壓力，反而使人、使社會變懶。
作者舉了西班牙和英國不同的發展歷程的例子，證實了掠奪大量銀子並非資本主義社會崛起的主要因素。
西班牙的大西洋貿易的權力由王室和權貴階層壟斷，其他社會階層的人沒有機會參與到海外發財，限制了不同社會階層間的流動性，西班牙是最後一個走出專制的西歐國家。
英國的經歷則不同，它是由民間自發參與大西洋貿易，而不是靠王室出資「國營」。高風險海洋貿易為現代股份有限責任公司的出現創造了環境，這種融資模式是海洋貿易的主要企業組織形式。「股份有限責任公司」這一制度居然為隨後幾百年的股市發展埋下了種子。
這種以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從民間融資，然後由民間經營外貿的模式不僅保證商人有其獨立經營海洋貿易的空間，也為英國後來的工業革命做好了公司組織上的準備。
由於英國自1215年後就有了一個初步的代議政治制度架構，雖然這些新的富有商人們多數並無貴族背景，但他們可依賴代議制下的議會對國家立法與管制產生影響。新上任階層對議會的影響逐漸轉變為他們與王室間的利益和權力上的衝突。1629年，查理一世國王解散議會，開始專制統治，大舉徵稅，導致民間不滿，好景不長，1642年發生英國大革命。查理二世復辟，試圖恢復各種專制特權，包括授予各類貿易壟斷權，於是引發了1688年的光榮革命。
兩次革命之後，王室的財政與國家的財政開始分離，政黨不能從事營利事業，人人都有權從事跨國貿易，確保致富機會人人平等。任何人都可以創業，可以從事海洋貿易。這改變了英國當時的政治勢力格局，新興的富有商人成為17世紀進一步制度變革的主力軍。
4
孿生兄弟：自由、民主、法治&金融體制
表面看，國家借錢花好像不好，但是從更深層次思考，或許不需要借錢花的政府反倒是容易腐敗專制，毫無顧忌地侵犯民間權力，抑制個人創造力。只有當獨裁王權或者集權政府的開支總是不夠或者剛好夠，需要經常借債、與民間討價還價徵稅的時候，權力才可能願意接受約束，權力制衡制度才有機會成為現實，民間創造的空間才能被解放。
民間富有是自由、民主、法制的基礎。但是政府太富有，會挑戰民間的空間，挑戰民主與法制。
國庫錢越多、朝廷銀庫越滿，國王、皇帝肯定能專制，而且也會更專制，因為他們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錢養活，不需要向金融市場借錢；相反，越是朝廷或政府負債纍纍的國家，其國王、政府就必然依賴老百姓交稅，有求於百姓，財務約束最終能制約王權、促進民主與規則發展。
國富民窮必然迫使老百姓為了生存而求著政府，民權與法治只好讓位給權力。
再來看看英國，光榮革命之後，政府的開支增加，而老百姓的賦稅已經足夠高。在皇家財產不多，稅收又有限的情況下（窮政府），國債成為英國發展的必需。1693年，英格蘭銀行成立，其核心任務是幫助政府發行國債，但國債的決定權由下議院掌握，而不是由國王控制。英國的自由、民主、法制，就這樣跟窮政府加國債金融市場相伴為孿生兄弟，同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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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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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吳建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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