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看淞滬會戰
八一三戰役背景
蔣*介*石原望日俄開戰，中國中立(詳1963年3月3日日記)，現在的局勢則是中國與日本進入長期的戰爭，蘇聯中立，斯大林觀望。蔣*介*石對這事態的發展也不能無介於懷。
在7月8日盧溝橋的消息傳來時，蔣*介*石立即感覺到他自己僅有可能的行動及其長期之後果，總之就無可避免。但是在決策的當頭仍有很多側後之顧慮及牽掛，這也怪不得當時的日記引用了很多肯定的語氣，卻又穿拖出來不少的疑問號。
白修德在抗戰期間初為中國僱員，在重慶國際宣傳處工作八個月，爾後繼為《時代》周刊之客串記者，終為特派員。他的報導，常將中國在世界潮流中落後，希圖趕上的過程中，各種因素脫節而不能協議的窘態，視作各個人有心之過失或道德上之虧損；也常將舊社會之習慣解釋而為現代中國人之人身性格。所以他把抗戰期間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歸咎於蔣委員長。除此之外，他提供的事實卻也表現他身入其境，觀察犀利。他對蔣在7月初至8月中旬的決策有下面一段綜合的敘述：
蔣注視著日人初期在華北之活動，不能不下決心。在這一個月內，他出入於兩端：還是決心作戰，還是承認中國之積弱不如人。可是主意既決，他著意抗戰時，他採取了一項辦法，將日人野心所構成的圓滑軍事政治體系拖垮。日人滿望在北方打，到南方來談判。蔣選擇了一個全民抗戰的辦法，引導敵人到長江下游他自己方寸之地應戰。這區域接近他的內部基地，他的部隊已在此集中待命。
此即是「八一三」上海戰役之背景。觸發戰役之事件至今尚不能全部解釋。8月9日，有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與一等兵齋藤要藏二人駕駛黑色汽車往滬西虹橋飛行場偵察，與該處中國保安隊衝突。大山殺死保安隊員一人，保安隊亦將大山與齋藤射殺。
蔣*介*石對日憂慮：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
在1931年「一二?八」事件之後，日方即在公共租界北四川路底建有防禦性之「大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營房，以鋼骨水泥構成，下有地道，儼如要塞。11日後，即有日軍艦十餘艘泊吳淞口外及黃浦江內，陸戰隊之3千餘人亦增至7千餘人，但日方仍稱事件將不擴大。
但如日本海軍企圖製造時間，扼守控制中國海港，則中國方面已採取主動。當8月13日戰事開始時，蔣立即指令第五軍之三個師向日駐軍攻擊，內第87及88兩師曾在128戰役與對方交鋒。顯然中國之采攻勢出於敵方以外。8月14日之《紐約時報》載有如下8月13日之東京通訊：
上海局勢之展開，將強迫日本政府考慮在中國兩個前線作戰。雖說大山勇夫中尉之被殺，有如盧溝橋事變，事前無法逆睹，此事卻給中國政府一個機會去攪亂日本在華北的戰略。
蔣日記內無對兵力部署之詳細記載，但恰當此時提出：「對倭作戰，應以戰術補武器之不足，以戰略彌武器之缺點，使敵處處陷於被動地位。」(1937年8月13日)此段可以證實《時報》及白修德所云蔣在上海採取主動，使對方無法避免大規模的戰事即迅速達成在華北作戰之目的。
《紐約時報》並且說起上海有日僑五千人無法將之棄置不顧，日本從華北抽兵亦不可能，增兵上海則其兵力必相當的大。方能應付蔣所部受過德式訓練之精銳。當日東京的電訊並已包括下列之揣測：
此間極端的猜疑南京政府已決計將日本捲入華中戰事之中，以分散其兵力，並增加其對各國產生糾紛之可能。中央軍已有三師在上海，其他部隊原以為擬調華北者亦在上海移動中。此間猜測中國遷都武漢之行動業早已在進行之中。滿載文書檔案之輪船數艘業已離京，現在揚子江途中。
蔣*介*石選擇在淞滬地區作決定性的戰鬥，基於數個不同的原因。當五年前「一二?八」戰役展開時，他名雖下野，實際仍在幕後調度主持。自此他深以為利用當地河流灣汊中國方面之劣勢部隊可以抵擋裝備優勢之敵人。淞滬戰役一開，增援部隊調自廣東、廣西、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各地比較適用於江南，而淞滬地區也得有後勤的便利，尤接近他自己的空軍基地。上海是一座國際都市，他希望將中國抗戰精神影響到國際視聽。但是除了這一切之外，他最重要的目的還是要強迫日本和中國全面作戰，不給予東條英機所謂「一擊」之便宜，亦即否定日人以短時間局部優勢所獲得戰勝之成果。
這種戰略上之用心已由他在七七事變之前之後不斷的說出。其提到中國則「所畏不在鯨吞而在蠶食」，對日本說則「常備兵總額17個師團全部調來尚且不敷……至此必徵調及後備役與預備役，如此則日本就是與中國正式作戰。與中國正式作戰，就不是我上面說過僅僅控制中國北方範圍以內的事……」(1934年12月《友乎？敵乎？》)
說來也難能相信，他所說在本國及日本印象淺，倒影響到海外傳媒。美國《時代》周刊在「8.13」後專辟一欄上載中國領土四百餘萬方英里之數，下載本周之前被日本佔領若干方英里，本周又續佔領如是若干方英里，以托出蠶食與鯨吞之意義。
戰後蔣緯國著文稱，抗戰初起時乃父顧慮日軍立即沿平漢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給敵側後威脅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將本軍主力集中於華東地區強迫對方將主攻方面由南北軸線改為東西軸線。
淞滬作戰並無全盤計劃
淞滬地區之攻防戰，國軍不能算是盡到戰術上之至善。戰事開始第一日就有第88師旅長黃梅興陣亡，可見得戰況激烈。攻者雖佔領敵外圍陣地，並一度迫近其要點匯山碼頭，終因火力不如人而攻擊頓挫。戰後日海軍陸戰隊營房為第三方面軍接收，此建築物上凡經槍炮損傷之處，雖經日方修葺，但其彈痕仍特別留出標示，以作歷史例證。觀者可以看出，命中之處雖多，二所用非重兵器，不能盡摧毀殲滅之效也。此亦為今後八年國軍作戰之最大弱點。
第二星期，敵第三及第十一師團，已在滬北吳淞一帶登錄，國軍亦增援四個師，仍企圖爭取主動，於8月24日發動總攻擊，旨在消滅敵橋頭堡陣地，亦未能見效，以後攻擊只能採取夜襲方式。淞滬戰役歷時約三個月，正面敵軍有六個師團及附屬部隊，亦曾發動總攻擊四次，陣線移動一般在5公里之內，所以寸土必爭，雙方死傷慘重，國軍所受損害又遠逾於對方。此為八年抗戰中唯一一次之大規模的陣地戰，今後再無類是大部隊集中於一個小地區作戰之事例。
在此期間，蔣*介*石雖亦顧及華北戰事，但其主要注視力則集中於淞滬戰場。自8月20日之後即自野戰炮即可以全部支持步兵。9月之後，國軍空軍即因損失慘重，只能在夜間出現。德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8月29日之報告已謂戰地制空權全在對方之手，所以日炮兵觀測員可以用氣球鳥瞰國軍陣地，國軍之整個部隊犧牲者，有9月7日寶山失守時之姚子香全營600餘人，9月18日又有秦慶武之全團殉難，其他部隊之死傷一般均在一半左右。
戰後何應欽稱：「此一時期淞滬會戰國軍表現最為突出。日軍先後使用兵力達20萬人，持續進攻歷時約十周之久。國軍以劣勢裝備憑血肉之軀拚死抵抗，每天都要增援一兩個師補充傷亡。十周之內我軍消耗競達85師之眾，傷亡官兵33.35萬餘人。」
從現已公布之蔣日記看來，淞滬地區作戰無全盤計劃。最初蔣希望以優勢兵力消滅敵之據點，此計未酬，他即下令嚴守1932年第五軍及第十九軍在128戰役之防線，逼近黃浦江西岸，此陣線被突破，他再扼守羅店、大場、蘊藻浜之線，距原陣地仍不過五之十公里。凡此在精神上不與不放棄「寸土尺地」之原則背離，他從未作敵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進攻目標之判斷，本軍防守期間之預計，全面反攻計劃，次一步之戰略防禦，和總預備隊之區處與控制。從日記文字看去，這一切均為經考慮。
有如：「自23日倭寇在獅子林、小川沙鎮與張華浜各處強襲登陸以後，我67師進攻川沙不利，羅店為敵佔領，吳淞線又被突破，我軍遂轉入被動地位矣。」(1937年8月31日)日記內無爭取主動之表現。
及至左翼胡宗南之陣地被突破，他又寫下：「我抗戰決策既定，滬戰雖稍有不利而心神仍泰然也。」(1937年9月8日)也仍缺乏次一步之打算。
即使陣地被突破他也只能施行局部之逆襲，談不上反攻。如是堅持近三個月，終有11月5日對方新組成之第十軍下轄三個師團在杭州灣登陸成功。此舉顯然出蔣意外。前述德顧問8月29日報告，尚主張「長期抵抗宜永久依託上海」，並指稱日軍企圖在江浙各處登陸，不過佯動性質，其目的在「轉移我視線，使我向各該處分遣兵力」。而蔣自己更沉湎於敵方「常備兵總額17個師團全部調來尚且不敷」之一觀念，不料日本動員立即及於預備役，在江浙地區可能使用之兵力達30萬人，凡第101師團及第114師團之番號均為常備役之所無。所以蔣*介*石在上海地區集結兵力迎戰，可能出敵不意，而敵之對策亦出蔣之不意。
敵方在金山衛登陸之後，蔣之反應見於次日日記，有云：「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喜田以前者為重也。」(1937年11月7日)這一段更暴露他缺乏預籌戰略上第二線防禦之計劃。如有此計劃，此間之體面問題根本不應考慮，撤退已毋庸躊躇。
日記更有一段：「蘇州河南岸以兵力使用殆盡，不能不令撤退，但並非為金山衛登陸之敵所牽動。惟藉此戰略關係，使敵知我非為力竭而退，不敢前進，此乃於將來戰局有利也。」(1937年11月8日)
源於他自己所謂積極想法，蔣*介*石經常在失意時安慰自己，有時不免在日記中自圓其說。此時他希望對方將他的總退卻看做側翼行動之後果，而並非正面實力不支。其實此間區別，亦難蒙哄熟練之軍事家。倒是今日我們看來，更可以窺見當時主帥蔣*介*石未及考慮情況尚在彼掌握時自動後移進入第二線陣地，利用有利地形及生力軍抵抗，而必候至山窮水盡時被迫後撤。
總退卻令於11月9日下達，此時敵軍已迫近松江，於是國軍整個崩壞。《李宗仁回憶錄》有云：「各軍倉皇后撤，加以敵機日夜轟炸，人馬踐踏，秩序大亂，大軍數十萬竟越過鋼筋水泥所建的蘇嘉國防線陣地而不能停足。陣地上雖有堅固的堡壘，退兵因一時找不到鑰匙，不得其門而入，竟一一放棄，潰退之慘一言難盡。」
其實「找不到鑰匙」亦不過是奔潰時官兵支吾之辭。大兵團在敵前退卻，為軍事上最高度及最難能的技術。即是訓練成熟之部隊，素質一致，彼此有信心，也須綿密的部署，經過演習，方能希望行動不脫節，維持必要之秩序，斷無在不執行佯動，不指定掩護陣地，不派遣收容部隊，不部署通信聯絡，和不預籌兵站補給之情形下達成期望。從蔣*介*石日記及其他有關文件看來，以上各種舉措可能全未施行，即有執行亦不過掛一漏萬。
日軍登陸後施行大小迂迴，佔領嘉興、松江，又以汽艇橫渡太湖，直逼溧陽，更以一部兵力出安徽，經由廣德、宣城及蕪湖完成其對南京之大包圍，蔣對此出奇制勝之策劃不表示驚羨，反以輕蔑態度在日記中寫出：「倭軍所慣用者為奇襲與包抄而已！」(1937年12月6日)這種矜持的態度也只表示其缺乏對策。
日記表示蔣個人倔強不服輸之個性，但不能表示其思想綿密與邏輯上前後一致。空軍曾以飛機94架分五批轟炸南京。蔣當日日記云：「敵寇以為反覆轟炸，可以逼我遷都或屈服，其實惟有增強我抗敵之決心而已。」(1937年9月25日)然則不出兩月國民政府即於11月20日正式宣告遷都。
淞滬之敗在於蔣*介*石不知兵？
淞滬之攻防戰損害過重，非中國可能擔負，南京應早放棄，而不應作裝飾門面之防守，此等錯誤日後為政敵用以攻擊蔣*介*石之口實。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與過失，作為蔣*介*石不知兵之明證。
即是同情於蔣氏之讀者，至此亦難為之解說，他不是已經說過對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擲，應當有第二線及第三線等陣地？他不是已經說過長期抗戰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顧前言，作不較厲害的犧牲，招致無從整補的損失，並且以「維持一時體面」構成作戰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虛名而就實害？
沒有人能替蔣*介*石一一解說，而且蔣*介*石是一個歷史人物，他也用不著後人為之解脫。況且以上之縷述，有些確是蔣氏過失，由他自己承認。比如淞滬之戰約一年後，他在南嶽軍事會議即提出：「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布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來，以致整個計劃受到了打擊，將士受了莫大的犧牲，國家受了無上的損失。實在對不起國家！」(1938年11月28日)
其實所述錯誤不止於戰場上之部署，而且及於對地方可能採用之行動估計過低，他於8月23日將龍華及松江的部隊抽調至滬西，此兵力亦不足抵禦敵方以海空支持構成三個師團之強行登陸，看來他的錯誤仍是未曾預期敵方立即動員及於預備役，即德顧問法肯豪森亦陷於同樣的錯誤，以為側翼登陸無非佯動，前已言之。
有時對方之企圖亦無從全部判明。日方資料稱，杭州灣登陸時仍只準備進展之蘇州、嘉興以東之線。但12月1日參謀本部發下「敵國首都南京攻略」之命令，引起近衛(首相)及米內(海相)之憤慨。其實日本部隊已在發令前向南京進發，戰後近衛文麿稱其本人僅能在閱報時獲悉日軍出處。所以蔣*介*石未能預籌對策亦不足為異。李宗仁雲，他在第一次在南京謁蔣，時在10月13日，蔣精神飽滿，時作豪語，聲稱「要把敵人趕下黃浦江去！」當系對方尚未將事件高度擴大時之姿態。
當日蔣倉皇集結之中國部隊，亦不能由他一已作戰略上及戰術上至當之區處。我們如果先以為所謂國軍在開戰時，即為軍令與軍政整齊劃一之兵團與部隊，實為莫大之錯誤。我們從現實的眼光看去，只能認清現有抗戰然後有國軍，並非先組成國軍然後抗戰，將此關鍵前後倒置，我們才可以看出抗戰實為歷史上必要之階段，通過此階段中國才能真切的統一。
當時蔣*介*石日記即已隱若的說出此情節，有如淞滬抗戰將近尾聲時，日記中有此段：「此次抗戰成敗得失固難逆料，但統一局面必可因益見鞏固。」(1937年10月31日)此與我們所說，因著抗戰蔣*介*石替新中國製造一個高層機構之說法，至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們可以認清1937年之所謂國軍，非似其他國家之陸軍，亦不似於對方日本之陸軍內中常備役、後備役、預備役之人員器材全可以互相對調。此時之國軍實為三個五個或者更多國家倉卒組成之同盟軍。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里亦已說起，當盧案發生時，他奉蔣電邀往南京協商，茲後李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然則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劉湘及雲南之龍雲勸阻，他們以為蔣*介*石必乘抗敵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廣西，並及川滇。可見得內部缺乏團結及統一之情形由來已久。本文前提及明清帝國崩潰之後，實質中國已不成為一個國家，最初只有軍閥割據，蔣因北伐而消除若干軍閥勢力，因中原大戰而構成中央與地方力量之大平衡，因剿共軍事而更將中央力量漸推及於西南。茲後因抗戰而完成中國之統一。但蔣為盟主，其所代表者為中國人之一般利害(general interests)，此與各人代表各地區之特殊厲害(particular interests)者迥不相同(所以才稱「不怕鯨吞而怕蠶食」)。但各人對蔣之猜忌，由於下層各種因素不易互相更換對調，亦為超過人身關係之產物。
1937：中央與地方之複雜關係
蔣*介*石如何能誘致各地方領袖參加他主持的抗戰？日記內無確切之說明。但其行動則極顯然，最先只有將「嫡系」部隊不惜犧牲的投入戰場。蔣之嫡系外人稱為：「Chiang"s Own」，包括德式裝備各師及機械化部隊已是如此，此外教導總隊原為籌備新軍而設，數千人全部新式裝備，而且其人員經過極嚴格之遴選，所有士兵身材限於一定之長度，全總隊經過嚴格訓練，以便為示範及儲備為下士官之用，並為來日各軍師標準化之基礎。此時以毫無留戀，立即耗用於淞滬及南京戰場，以後始終無法恢復。我曾在各地說及，蔣之主持抗戰，「空城計」之姿態有之，「苦肉計」之姿態有之，用語粗俗，但接近於事實。
日記不及之處，我們亦可參見當日來往文書。「7.7」之後蔣致宋哲元各電，只表一不彼此企圖不明，不能互信。其原因則是晉察財政依然獨立，宋等不盡受中央節制。及至平津失守，宋哲元等移退保定，蔣方於7月29日「茲特先匯伙食費50萬元以資接濟」。因至此宋突然失去其財政稅收來源，中樞不得不立即照顧也。
即在淞滬戰事吃緊之際，蔣致電於漢謀電訊一則，最能表現中央與地方之實際關係，全文如次：
廣州余主任勛鑒；此次抗戰凡參戰部隊死傷皆半數以上，我66軍以奮勇挺戰犧牲甚大。中央同人同聲獎贊。已調至後方整理修養，但兵員缺額太多，遠道補充不易，中意由粵再調三師來京增援，請兄准在後方加練補充師兩師，其經費可有中央擔任。中央同人以兄部精強，急望多派部隊參戰，為我黨國爭光，而中盼望之切固不待言矣。立覆！中正手啟(1937年9月25日)
刻下無從查悉接電人之反應，但總之事關軍令與動員無適當之程序可以遵循，甚至尚無省區間之協議，只得由最高統帥以私人名義央請。如此調來之部隊，無法全盤計劃使用，而且師與師之間編製裝備訓練亦不盡相同，其戰法與素質亦可發生至大差異。所以，集中使用於一個狹小地區，並非全無理由。如果遂行戰術上之至當，應以各省雜牌部隊吸收敵之火力，控制中央軍之精銳為機動部隊，候敵攻擊頓挫，或其能突破我第一防線防禦時，從側翼投入(此亦為半年後李宗仁在台兒庄取勝之秘訣。但蔣*介*石無從採用。)
初期抗戰無爭勝之可能，但對於鼓舞人心則收效極大。過去日本軍人與浪人在各地製造事件，動輒責成中國當局不得有排日拒日之言辭與態度，茲項壓迫由廬山談話而被否定，由淞滬喋血而整個被推翻，郭廷以摘錄國民政府遷都宣言文句，「各地將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等語(1937年11月20日)為「所說毫不誇張」。這種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減殺。明年台兒庄戰役(1938年4月)的過程中，雲南部隊蜂擁上前，企圖以密集隊形捕捉敵軍戰車，四川部隊因軍紀不佳而兩個戰區拒絕收納，自慚形穢。這情景已與當初劉湘與龍雲企圖勸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離。
淞滬戰後的中國外交形象
因為中國無法憑本身的力量取勝，只有更希望獲得友邦同情。當國軍由上海以北向蘇州河南撤退時，有所謂「八百壯士」，原為第88師524團之一營，由團副謝晉元率領佔領四行倉庫，表示死戰到底，結果在敵後單獨作戰4日後，奉蔣命令退入租界。蔣當時日記云：「我軍留守閘北之謝晉元團孤軍奮戰，中外人士均受感動，且表示崇高之敬意，此與敵軍野蠻殘忍受世人之唾棄，兩相比較則不啻有霄壤之別，此戰雖退，猶有榮焉。」(1937年10月27日)
直到不久之前各人回憶錄問世，讀者方獲悉此「孤軍」系蔣親自指派，其目的在將中國抗戰精神表揚於國外，並在九國公約簽字國集會於比京布魯塞爾時，引起國際注意。初擬留置閘北者，尚不止此一營，而為第88師全師，只因師長孫元良反對作此無益犧牲而罷。謝營作戰4日後死37人，蔣亦改變心腸，命令其繳械退入租界。當時記入日記：「為主帥者，愛惜所部與犧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謝晉元團死守閘北一隅任務與目的已達，故令其為榮譽之撤退，不必再作無謂之犧牲矣。」(1937年10月30日)此語證實各人回憶錄之所述。
蔣及國民黨之宣傳政策過度炫耀，尤至抗戰後期所說不能兌現，仍以一己之設想與希望，當作業已構成之事實，曾引起外界極端反感，我們以後當再提及。可是在1930年間，此同一政策卻曾產生實際效果。塗克門書中稱上海戰役為「自1918年突破興登堡防線之後全世界經歷到最易目見，最經過宣揚，而且最為重要的一場戰鬥」。她又敘述著：
上海的防禦戰使全世界意識到中國「之存在」。一幅最富於人性的戰爭圖片乃是一條無人的街道經過爆炸之後一個嬰孩坐在(電車)軌道之間哭泣。新聞記者麋集在這戲劇之前。一天兩次又有中國政府舉行的新聞報導將出許多英勇流血與慘痛的故事。中國被視為為民主而作戰，其代表人物則為意志堅決的委員長和他出奇漂亮毫不畏懼受過美國教育的夫人。美國認為中國意志堅決，眾志成城。這印象一經接受就已固定，不受從上海撤退時軍事失策的影響，也不受空軍犯大錯的影響(此指企圖炸日軍艦時彈落租界死傷平民多人)……
此文結尾處帶諷刺性質，已意味到美國人日後認為被騙之由來。但全段則表示，緒戰時蔣確已在世人心目中造成良好印象。當日美國民意測驗，同情中國者74%，同情日本者只2%。塗文中提及各人印象初入為主，事誠有之，中國縱有差失亦能掩飾帶過，但在背景上國軍之表現慷慨激昂，具有實質。此初期印象，不足以立即改變各國對華政策。只是有此印象，在日後該筆昂政策方為可能。
根本缺陷：國家與社會無從動員
國民黨黨史委員會所編《對日抗戰時期重要史料》，容納了淞滬戰事期間蔣*介*石所親昵的緘電，並附有經過他過目的報告等共73件。這批文書，補日記之不足，可以看出蔣主持戰事之真情實況。它們證實蔣經常干預機徴，甚至積參謀業務之文牘於統帥几案之上。其流弊所及，不僅可以使下屬職責不明，而且足因衙門機關官僚習慣僨事。例如從這些文件看出：日軍可能登陸於浙東海岸，太湖內之舟艇可能對作戰有用，均曾一度在事前提及，但以後即無下文，終至紙上文章輕輕帶過，日後戰場上之將士即須付出代價，接受疏忽之後果。
可能如此互不銜接之事重見迭出，則又使我們猛省，此中弊病可能尚不只蔣之個人作風。如果國軍並未構成一個軍令統一之有機體，中國則不能在戰前，即有一個類似於對方日本之大本營及參謀本部型之機構，如即有，亦不過裝飾門面，縱或在「7.7」事變後，倉卒湊合如是一個機構，亦難能具備掌握局面之功能與實力，推而廣之，其缺陷尚不只在軍中，而是國家與社會尚未具備對外全面作戰之技術能力，亦無從動員。
蔣在各省抽調部隊，以個人磋商激勸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其所發津貼各出不同，各部隊到滬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則按路途遠近及與中央之關係，分別責成交通部(俞飛鵬)、軍事委員會第一部(黃紹竑)及侍從室第一處(錢大鈞)就地辦理。因皆臨時到達，亦無從全盤計劃，只能在到達後，由統帥指令分屬於戰鬥序列。補充兵之徵集，除由將及時以行政院長之身分手令各省主席在保安團隊中每省抽調五千人外，又責成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大城市招募。特種兵訓練，在戰前即由各特種兵學校如工兵學校、炮兵學校、交輜學校主持。蔣則兼任所有各該學校校長。至此由他手令各校教育長派遣所屬。剛作戰不久，從德國購得一部器材開始到達，有如二公分之高射炮60門，已由蔣手令區處。此外電話線之架設、預備陣地之構築、得力官兵之犒賞獎勉、屍體之掩埋，均有統帥親自指示。
九國公約簽字國在北京集會時，中國代表團之發言態度由蔣授意，此不僅因蔣*介*石兼行政院長，而且和戰之關鍵又盡在掌握也。滬戰剛開火，有英軍一營從海外開來，擬進入有公共租界，亦須候蔣批可。
淞滬戰事緊張之際，蔣曾手書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萬隻，南翔第六師轉陳辭修五萬隻，其餘30萬隻皆運蘇州交顧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許多麻袋有何用場？視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納地點，似為準備填塞泥沙作為巷戰之用，然則茲項處置，不由軍需軍械人員籌辦，亦不經參謀設計分配，即由統帥決定，麻袋又不在後方購買向前輸送，而在租界內採辦，似此種種舉措均超過常情。主要原因為缺乏經費預算及交通工具，而此時宋子文則為資源委員會之副委員長，而又以中國銀行董事長之身分，在上海外灘置有寫字間，所購麻袋可以朝發夕至也。
又在滬戰期間，國軍發覺探照燈之重要，於是由蔣電令另一姻兄孔祥熙購買。此時孔征以慶祝英王加冕特使之名義，遊說於歐洲各國，籌商借款，茲項器材不難迅速取得。
只是類是公事私辦之方式可以了無止境。以後在武漢作戰期間，蔣又發出以下一電：
香港。中央銀行恐秘書令侃：昭轉三姨母，兄今到洛陽，約下星期二回漢。現在急需步槍三十萬桿，每桿配彈一千發；自來得手槍三萬桿，每桿配彈一千發；重機槍二萬挺，每挺配彈一萬發；法國迫擊炮五百門，每炮配彈二千發；三生的7口徑戰車防禦炮五百門，每門配彈一千發。請在港設法購辦為盼。兄中正。寒午機洛(1938年1月14日)
此電已同樣的發至孔祥熙。孔令侃之三姨母，即蔣宋美齡，時以養傷名義在港。值得注意的，採購單所列軍火非萬噸莫辦。須火車數十列載運，價值數千萬。在當日均為令人咋舌之事，而蔣以鄉人進城託買衣飾鞋襪之姿態，通過家人行之。除非此電有意將內情外泄對敵威嚇，應由歷史家查考所需是否購得、如何付款交貨。我們可以推斷者，則歷史家發現德國檔案中孔祥熙諛頌納粹緘件，塗克門謂大宗中國政府公款轉入孔令侃私人賬戶，似皆與採購軍火有關。其癥結則是，統帥權由蔣人身掌握，人身財政與人身外交與之配合亦事勢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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