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咬狗的新聞
人咬狗的新聞
文 | 那年的曹同學
「看到沒有，我剛完成在藏屍袋裡填塞重物。」
「你可能還不知道，屍體被扔到水裡後，會因為體內空氣而腫脹浮上來，所以就會漂在水面上。」
「要在裡面填塞重物，那樣才會沉下去。」
「要在裡面填塞石頭，或是其它重的東西。」
「填塞物要有一個比率，對於類似這樣的成年人，一般要體重的三倍。」
電影《人咬狗》一上來就是這麼重口味的台詞，是的，你沒看錯，是電影里的台詞。
影片里，瘦削的男主人公貝羅特面對攝影鏡頭，侃侃而談。他說起殺人的「經驗」，態度從容，用詞精確，沒有任何負罪感，像是在做一檔「探索發現」類的科普節目。
不久之前，貝羅特用繩子勒死了列車上一位女乘客，拋屍水庫後，他回到住處沒事人一樣與家人開著玩笑，接著出門會情人、見老友，當然他最大的樂趣還是殺人。
貝羅特殺人沒有任何的猶豫和惻隱之心，不管他碰到的是和善的老人還是無辜的孩子，統統趕盡殺絕。可是形成鮮明反差的是，除了殺人不眨眼之外，貝羅特是家裡的乖孩子，還是一個精通美學理論的業餘藝術家，水平不低的鋼琴師，通曉各類哲學流派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很有見地的社會學家。他殺人搶劫所得，一部分用於自己的揮霍，一部分支撐著情人的藝術事業。
不知不覺間，影片徹底把觀眾引向了認知錯亂，高雅、粗俗，暖男、魔頭，親情、殺戮混雜在一處，人性基礎、藝術原則、道德理性等等全部顛覆凌亂了。
我也算看過一些犯罪電影，其中主題黑暗的也不少，但是這一部還是擊穿了我的底線。落幕之後，心情依然難以平復。
有人說，《人咬狗》是一部殺人教科書，它巨細無遺地展現殺人過程，窮盡了子彈、繩索、利刃、枕頭甚至驚嚇等各種殺人方式，這種冷酷與暴虐著實讓人觸目驚心、目瞪口呆。
不過，比殺人更讓人難受的其實是電影的鏡頭。電影以一種偽紀錄片的形式出現，三個年輕人組成的攝製組一路跟拍殺人犯的所作所為，黑白粗糲的影像、奔跑晃動的畫面，還有主觀視角的鏡頭，給觀眾帶來身臨其境的窒息感。
目睹肆無忌憚的殺人拋屍，耳邊傳來被害人頸骨斷裂的咔嚓聲，我們會覺得是在看新聞直播，很容易忘記了這只是一場戲。
在場的新聞記者對眼前發生的命案不聞不問，也沒有任何的評述，他們冷靜客觀地記錄著，好像是在秉持新聞專業主義。
其實，這些新聞記者還是有私心的，他們知道「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他們知道直播殺人有賣點、能吸粉，如果是一般的生活瑣事，他們才沒有那份閑心和興趣。
人咬狗那句話，大學《新聞學概論》的第一節課就聽老師說過，當時沒有多少概念。到後來，進入報社、電台實習，越發覺得其有理的一面。
選材要夠奇特，內容要夠勁爆，標題要語不驚人死不休。不然，你跑了一天等於白忙，稿件到了部門主管那裡就被斃了。
人家總編和主任也有一大套道理，媒體要靠廣告養活編輯記者，廣告要靠發行量、收視率來保證，你給我整篇四平八穩的新聞，有幾個人會看呢？
到了互聯網時代，人咬狗更是成了衡量新聞價值的金科玉律。有在同學們上課時，衝進教室，站在課堂桌子上跳舞自拍的；有拉客途中直播「吸毒」的；有記錄虐貓殺狗的；還有直播生吃活蛇和蛤蟆的……
觀眾要戳中G點，表演者要快速成名，媒體和平台要流量和讚賞，三方在心照不宣間達成了默契，完成了合謀。
你以為《人咬狗》里殺人作惡的只有貝羅特嗎？記者們與殺人犯之間有利益的牽扯，拍攝的經費是貝羅特給的，弄著弄著，攝影師也跑到鏡頭面前，與貝羅特一同喝酒聊天、強姦搶劫、殺人運屍了。而我們觀眾則是一群面對生命被殘害無動於衷甚至有點快感的看客，在攝影師偶爾脫崗後，更是一步不移守在攝影機後面，成為了事實上的幫凶。
這種從客觀到主觀的轉換是突兀自然又奇妙的。影片雖然一直保持著主觀視角，但開頭極為冷靜克制，攝影師和記者作為一個記錄者，沉默低調到難以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記錄者和犯罪者的界限模糊了，客觀的立場消失了。更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是，這個轉換非常的順理成章、合理自然。
很久以前，業內和學界就對新聞的客觀性有過熱烈的討論。結果大多數人認為客觀、中立應該是新聞從業者嚴守的準則，在新聞報道中，不能出現心理活動和過多的形容詞，我們不該干預事件的進展，只能通過手中的筆和鏡頭去詢問去記錄。
然而，理論是灰色的，現實是複雜的。
一次，柴靜前往甘肅鄉村採訪小學生自殺事件，一個小男孩說起死去的姐姐忍不住哭花了臉。柴靜認為採訪結束了，就回頭跟攝像說了聲「可以了」，蹲下去給男孩抹了一下眼淚。這個鏡頭後來爭議很大，還產生了個新名詞——「表演性主持」。
柴靜當然不服氣，美國同行做的更過火呢。那個黑人記者布萊德利在採訪連環殺人犯時，聽到對方把殺人歸結為黑人聚集區的社會墮落，站起來一把揪住了殺人犯的領子，搖著他說：「我也在布魯克林區長大。」
記者是人，編輯是人，有人的地方就沒有絕對的中立客觀。新聞是個事件，採訪是項活動，人進去了，機器進去了，肯定也會多多少少影響事態的發展。很多人打著客觀的旗號，其實是干著見不得人的勾當，對苦難置之不理、不聞不問，對金錢和權力卻趨之若鶩、俯首稱臣。《人咬狗》就是要用黑色幽默的方式撕破他們虛偽的面具。
如此看來，《人咬狗》不是犯罪片，也不是一般的邪典電影，它更像是一部社會寓言。它呈現出來那幅黑暗荒誕的圖景，是我們真實世相的折射。無處不在的傳媒網路創造出虛假的景觀，讓我們逐步失去反思的能力，身邊的罪惡與暴力也成為了我們消費的商品。
德波1988年在《關於的評論》中寫道：「景觀已成功培養了適合它自己法則的整個一代人。……經過整合的景觀已將自己伸展到這樣的程度——它現在已滲透進全部實在。」
商品主宰了生活、數量驅逐了質量，這個社會如同《人咬狗》里展現的那樣，變得既醜陋不堪、又邪惡透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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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手貝羅特絕對算得上影史上十大惡人之一。飾演貝羅特是貝諾特?波維德是導演萊米?貝瓦克斯和安德烈?貝澤的朋友，很大程度上也參與了本片的創作。同電影里一樣，這三個人組成了一個攝製小組拍攝了他們的處女作《人咬狗》。於是，電影的導演、電影中紀錄片的導演形成了對位，這大概並非巧合。萊米?貝瓦克斯和安德烈?貝澤當時是布魯塞爾INAS電影學校的學生，經費拮据，拍攝只用了六周時間，影片中的所有角色均由他們的親朋好友出演。1992年，這部成本僅為15000美元的獨立影片創造了比利時影史上的一個奇蹟，票房成績僅排在美國好萊塢大片《致命武器3》之後。在戛納電影節上，《人咬狗》引起轟動，慕名而來的觀眾絡繹不絕，組織者甚至需要動用警力以維持影院秩序。詭異的是，電影導演萊米?貝瓦克斯四十歲時便已夭折，豆瓣上甚至沒有他的照片，這與《人咬狗》中攝製組的下場也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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