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兩次回國奪帥印
王明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就緊接著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由此走上職業革命的生涯。他在七十年的人生旅程中，竟有三十年的時光是在莫斯科度過的。他曾有四次回國的經歷，而其中的兩次對於他更具有特殊的意義，那就是奪取中共中央的帥印，企圖以自己的意志改造黨，指導中國革命。
共產國際派我們回來做領導工作
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王明憑藉勤奮和機靈，很快便引起副校長米夫的關注。1927年1月，米夫受共產國際的指派，來中國參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選為隨身翻譯回國。這是他出國兩年後的第一次回國。中共五大結束後，王明經米夫推薦曾在宣傳部工作一段時間，6月25日，又隨米夫回到蘇聯。
此時，莫斯科中山大學因拉狄克被解除校長職務而空缺，圍繞遞補校長一職，教務長阿古爾和中大支部局書記謝德尼克夫都各有一幫支持者，形成所謂「黨務派」和「教務派」。米夫早就垂涎校長一職，王明認為此時正是他向米夫邀功的機會。他向米夫獻計，在二派相持的局面下，現在首先要把游移於兩派之外的「第三種勢力」爭取過來，然後再聯合「黨務派」，共同反對「教務派」。米夫依計而行果然得逞，阿古爾受到撤職離校的處分，副校長米夫順理成章的當上了校長，並很快又擔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
共產國際十執委1935 年8月在莫斯科郊外。左起前排：馬蒂、季米特洛夫、陶里亞蒂、弗洛林、王明 後排：莫克文、庫西寧、哥特瓦德、皮克、曼努伊爾斯基
米夫步步高升，自然忘不了王明的功勞，在他的關照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大支部局的領導權。王明的權力之路並非沒有障礙，要想達到權力之巔，還有許多障礙要排除。中共六大在蘇聯召開期間，他所杜撰的「江浙同鄉會」冤案，便是他邁出的第一步，建黨時期的老資格黨員俞秀松等因之而被打翻在地。接著，他又把矛頭指向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瞿秋白，正是處理「江浙同鄉會」時，瞿秋白沒有同米夫、王明穿同一條褲子，而受到他們的深刻忌恨。他們背後向國際告狀，給瞿秋白戴上「調和路線」、「布哈林分子」、「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從而撤去瞿秋白的代表資格。在清除了俞秀松、瞿秋白後，王明如同撥雲見日般的豁然和快慰，因為，無論是資歷、學養和人氣，王明都自嘆不如，現在，他不用再擔心什麼了，可以邁著大步，走著自己設計的權力之路。
1929年3月，王明由莫斯科第二次回國。行前，米夫以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名義給中共中央發去電報，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王明有此政治支撐，歸心似箭，那種「治國平天下」的心情，更是火辣辣的。到達上海，中央分派他到滬東區委任宣傳幹事，後又調任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編輯。他在任宣傳幹事時，常常於人叢中散發傳單，背陰處張貼標語，即他的詩作中所寫：「手足機靈耳目聰」，「見空就投飛似箭，背人即貼快如飛」。
他在調到全國總工會工作時，這種迫不及待的心愿，曾經無保留地暴露給全總黨團書記羅章龍。他對羅章龍說：「我們是國際直接派來的，共產國際東方部派我們回來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領導工作。」他批評中國黨一貫幼稚，不懂馬列，並且要求羅章龍支持他上台，還威嚇說，如果不支持，「我們是會有辦法來對付你的。」
王明由全總調到中央宣傳部工作，中宣部長是由中央秘書長李立三兼，此時的李立三實際掌控著中共中央，向忠發只是聾子耳朵——擺設。李立三也就這時候全面推行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立三的左傾的一出籠，就遭到黨內多數同志的反對。王明對照共產國際的文件，認為李立三已經背離國際的精神，所以，在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王明擺足理論家的派頭，把一本本馬列著作和共產國際決議，井然有序地擺在講台上，開始他引經據典、咬文嚼字的長篇講演。
這陣勢是李立三所從來沒有見過的，也是他所十分惱火的，他自覺理論上爭辯不過，便擺出家長製作風，給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和「小組織者」等帽子，當場撤消王明的中宣部秘書職務，後又給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
共產國際也覺得李立三走得太遠了，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主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處理李立三的錯誤。可是，時隔不久，共產國際於10月又給中共中央來信，不僅給立三路線無限上綱為政治路線問題，而且嚴厲批評六屆三中全會。
中共中央是一個月後得到共產國際十月來信，而在此之前，王明已通過由蘇聯回到上海的沈澤民等，得知十月來信的精神。已經沉悶一段時日，並打算背起鋪蓋去蘇區的王明，一下子被激活了，他以最快的速度給中央去信，也鸚鵡學舌地說著，李立三的路線是「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等，並說三中全會對於李立三「沒有充分的揭露其機會主義實質」等。他自詡為反「立三路線」的正確代表。
王明等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向中央發難，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評，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國際來信的情況下，不首先向中央彙報，「反而突然在工作會議中提出來，」這「不是幫助中央，而是進攻中央。」
六屆四中全會米夫扶植執掌帥印
王明可不理會這些警告，反而變本加厲地反三中全會，反瞿秋白。他就是要把這潭水攪混，開始充分利用自己的強項，搬弄「主義」、「路線」的學院式的名詞爭論，用很短的時間，完成他的長篇大論《兩條路線》。
他在《兩條路線》中，以較大的篇幅給瞿秋白上綱上線，說瞿秋白「對於國際決議採取了不允許的不誠懇態度」等，三中全會是在「繼續立三路線」，是「反國際路線」。一番狂轟濫炸後，終於圖窮匕首見，他正式亮出自己的底牌，公開地趕瞿秋白下台，他說：「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它（瞿秋白的筆名，作者注）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應「由國際幫助成立臨時的中央的領導機關」。他的取而代之，掌控中共帥印的心情，多少有些急不可耐了。
根據莫斯科的經驗，他十分清楚自己捍衛國際路線的鬥爭，肯定會得到共產國際的支持。果然不出他的所料，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產國際的派遣來到中國。米夫下車伊始就與王明秘談，其傾向性已是不言自明。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據米夫的指示，作出撤消對王明等處分的決議，並指出處分王明等是一個錯誤，現在要「將此錯誤揭發出來，以加重韶玉（王明的筆名，作者注）等四同志對立三路線之不調和的鬥爭的責任。」王明一下子成了反立三路線的英雄，霄壤之別，也就是半年不到的時間，此時，他真有一種飛的感覺。
李立三和瞿秋白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相繼下馬，中共中央的領導層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米夫來華前，中央正準備在近期召開緊急會議，以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米夫知道後，心中盤算著，按照當前反立三路線為提拔幹部的唯一標準，恐怕誰也沒有何孟雄、羅章龍堅決，這是全黨有目共睹的。況且，無論是資歷、實績和人氣，他們在黨內都是無人能與之比肩的，他們最有可能在緊急會議上被推選入中央決策層，而王明卻是一點把握也沒有，這是米夫所不能容許的。
於是，米夫有意樹立王明為「反立三路線」的典型，而著力貶低何孟雄，你何孟雄不是「反立三路線」的英雄嗎？我偏要雞蛋裡挑骨頭，說你是在反「立三路線的掩蓋下發揮自己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組織人員實行圍攻，把你搞臭。
這樣一褒一貶，指鹿為馬，他的「欽差大臣」的威嚴勁已經飆足，從而實實在在的成為說一不二的「太上皇」。於是，水到渠成，中共中央緊急會議被他取消，代之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可是，王明等人幾乎都不是中央委員，甚至也不是候補中央委員，按照正常的程序，他們都沒有資格參加中央全會。米夫雖然說服一些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支持王明，但是，誰又能保準會議上不出意外呢？這樣他乾脆讓清一色的王明派的十五名普通黨員列席四中全會，雖是列席會議，卻和參加會議的中央委員一樣，既有發言權又有表決權。米夫還是放心不下，對於持不同意見的正式人員，則是設法不讓他們參加會議，以免另生枝節。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秘密召開，米夫設定會議一天。會議就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的錯誤進行討論。米夫對會議作了結論，他除批判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外，還批評了何孟雄和羅章龍。在此鋪墊下，他特別讚揚王明等人「是堅決的與站在國際路線上面來反對立三路線」，是應用在莫斯科所學的理論，「堅決去執行國際路線」。米夫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你中共黨內反立三路線的人很多，但那都是瞎反，而惟有王明的反才是「站在國際路線上面」。
米夫終於拿出所擬定的選舉名單，他把王明、沈澤民、夏曦等九人作為新的中央委員候選人，將王明等五人作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選人。這份名單一公布，立即遭到羅章龍、余飛、史文彬等人的反對。支持羅章龍的韓連會提出政治局委員的另一份候選人名單，而史文彬則提出新的一份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由於這兩份名單對原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有打倒一切的傾向，很難為多數人接受。米夫以為機會來了，一再強調他的這個名單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的，按照國際的組織紀律，理應為大家所接受和通過。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誰又敢違背至高無上的共產國際呢？這個名單終以多數票通過。
王明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是他夢寐以求的，而更令他驚喜的是，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很短的時間，王明由一名普通的中共黨員，象坐直升飛機似的，三步三層天，終於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米夫扶植王明奪得帥印，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傑作，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沾沾自喜地寫道：
「反對半托洛茨基主義的立三路線的鬥爭，在陳紹禹領導下，在黨的上海支部（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作者注）開始了。為了正確路線而進行的鬥爭相當成功，陳紹禹（王明）同志把全黨最優秀的力量團結到自己身邊。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出色和最有才華的領導人與黨的其他領導人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沈澤民和陳原道一起兩面作戰，使列寧、斯大林主張的正確路線，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得到了承認。」
坐鎮莫斯科遙控臨時中央局
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不折不扣地套用蘇俄鬥爭方式，盲目地舉行罷工、罷課、罷市，實行左傾冒險的「進攻路線」。這種鬥爭方式於敵人毫髮無損，相反卻暴露了自己，從而誘發敵人更瘋狂的破壞和鎮壓。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後叛變。時隔兩個月，向忠發也被捕並叛變。顧、向的叛變，使中共地下組織遭受致命的破壞，上海籠罩在血雨腥風的白色恐怖之中。王明也成驚弓之鳥。而恰在此時，共產國際調離王明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
臨行前，他重點進行中央人事安排，提議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負總責。王明將權力交由博古，是實現他遙控中共的關鍵一步。就是這樣，他還有所擔憂，一再囑咐博古，不管遇到什麼事，都必須要請示共產國際，不可擅自行動。
到達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931年11月10日，他便來到共產國際機關報到。不久，他陸續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執行委員會書記處委員。遙想當年初進莫斯科中山大學，「鬧而優則仕」，成為學生會負責人，可那只是借著米夫的大旗，狐假虎威而己。可是，如今則大不一樣了，作為共產國際的負責人之一，不僅要責不旁貸地指導中國革命，而且可以參加共產國際對世界革命的領導。這是一段最令王明心醉的歲月。
1933年1月17日，王明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發布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時隔九天，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布《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這兩份文件都表達了中共在民族危亡之際，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的真誠願望。這之後，他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或以王明、康生指示信的方式，給遠在上海臨時中央發號施令，臨時中央對王明等的指示幾乎惟命是從，並將發來的指示，稍加改動後，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基層黨組織。
王明遙控中共中央的政治基礎，來源自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蘇聯的外交政策在不斷地調整和變化，王明對中共中央的指示自然而然地隨之變化。共產國際在經歷實際鬥爭的挫折後，開始檢討政治策略中的左傾錯誤，逐步提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王明也正是在這時候，有意識地修正自己的一些錯誤。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把左傾冒險主義推到極致。王明看到六屆五中的政治決議後，於8月3日，與康生聯名給中共中央寫出指示信，一改以往所提「反對一切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的口號，嚴厲批評六屆五中全會的左傾錯誤，提出在「反日反蔣」的旗幟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統治階級內的反日反蔣的派別。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是共產國際召開的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議正式提出建立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王明是第一次出席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當他作為主席團成員，由大會將他的名字與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爾曼等國際共運的重量級人物公布時，會場內爆發出「暴風雨般掌聲」。他在會上出盡了彩，大會拿出一天多的時間，專門安排他作長篇講話。他還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候補書記。
正是在共產國際七大期間，王明執筆起草《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於8月1日，以中國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公開發表，即著名的《八一宣言》。這個宣言的發表，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已經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也是王明在歷史的動蕩的潮流中，順應時代的變化所發生的具有積極意義的轉型。
不久，他發表《答反對反帝統一戰線者》，明確提出「聯蔣抗日」的思想。在後續的文章中，他進一步重申「聯蔣抗日」的思想，並指出為貫徹抗日救國統一戰線，中共將在經濟政策、政治制度和對外政策等方面，實行適時的轉變。這些思想很快轉到國內，成為中共的指導性的方針。
六屆六中全會見風使舵夢想成泡影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婦和康生、陳雲、曾山等乘坐蘇聯軍用飛機，經迪化（即烏魯木齊）和蘭州飛往延安。途中逗留幾天，於29日到達延安。到達延安不過十天，王明便催促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他在會議上作主題報告，口口聲聲傳達的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言談中大有咄咄逼人之勢。他批評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的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等。這些意見顯然是有針對性。毛澤東等對此作了辯白和解釋，但是，由於他背靠共產國際這棵大樹，與會的同志無一人發表相左的意見。
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正在處理恢復與陳獨秀等合作抗日的問題，王明知道後，以為是一次攻擊毛澤東的極好機會。他在晚年回憶：「1937年底，在我回到延安之後，便得知毛澤東已和陳獨秀代表羅漢達成協議，因此毛澤東允許托陳集團的成員全部恢復黨籍（由於我已回到延安，『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托陳集團」是當時大的嚇人的帽子，正是這頂大帽子，使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政治局委員都三緘其口，再也不談與陳獨秀等的合作問題了。
會議的最後一天，王明未和任何人商量，突然拿出一張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的名單，並在名單排序上作了手腳。他把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的名單，由前面降至第七名，這種做法在會上引起短時的騷動，據張國燾回憶，毛澤東對此「單獨行動，似感不安。」
王明似乎也覺得太直截了當了，便一再聲明決無奪「帥印」的意思，然而，那隻能是欲蓋彌彰。會議決定增補王明等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成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對王明在黨內的特殊地位，給予了一定性的認可。王明由此產生錯覺，把毛澤東、張聞天等顧全大局、相忍為黨的做法，理解為他們缺乏一定的領導能力，從而目空一切、自以為是，促使他的個人野心日益膨脹。
會後，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團常駐武漢，負責領導南方各省黨的工作，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
中共長江局、八路軍武漢辦事處人員合影。前排右起：彭德懷、王明、孟慶樹、？、鄧穎超。二排左5 起：葉劍英、博古、潘漢年、周恩來、郭沫若、張經武。（領導人：王明、周恩來）
王明到武漢後，以長江局凌架於中央書記處之上，凡事先斬後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請示彙報。他在共產國際的六年，經常以中央的名義向國內髮指示，這種目無組織原則的做法，回到國後仍然沒有改變。他經常以中央和毛澤東的名義發表講話、宣言和文章。他擅自發表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在中共中央已經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之外，又提出新的六大綱領，強調「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
1938-7王明（前左2，左5蔣介石）參加首屆參政會(國會)
蔣介石欣賞王明關於國共合作的一些提法，而更看重的是王明的國際背景，在與王明的接觸和會談中，對所談問題是滿意的，所以，多次希望王明「在漢相助」。王明竟真的成了蔣介石的傳聲筒，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附和國民黨的「只要一個軍隊」和「統一軍令」的叫喊，提出在軍事上要服從國民黨的統一指揮。
毛澤東看到問題的嚴重性，讓王明不要再到武漢去。後來經會議討論後同意王明去武漢，但是卻明確規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王明到武漢後，並沒有把中央的意見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待到六屆六中全會，才很不情願地由武漢來到延安。他對此也不諱言，承認就是「不願留在延安工作」。
他之所以不願留在延安，說穿了，延安有個名正言順、合理合法的中央，他的言行總得受之約束，而在武漢就不一樣了，他完全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發號施令、自成天地，以與中央鬧獨立。這一點，就是早已賦閑的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都看的一清二楚，他說：
「我們把華中局（即長江局，作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事實上，以後在華中局和延安中央委員會之間，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華中局貫徹的是1937年12月決定的，並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支持的統一戰線的路線，而毛澤東在延安卻採取了他自己的政策。據我判斷，毛在公開場合雖然表示擁護黨的這條新路線，但在這段時間裡，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
1938年3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國的實際情況。這些來自中國的直接而又生動、真實而又形象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了解，再也不是霧裡看花般的朦朧，從而消除了很多的誤解和成見。7、8月間，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帶回共產國際的新指示。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會議，討論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並籌備中共六屆六中全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至關重要，他說，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政策。」並強調「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王稼祥還說，季米特洛夫親口對他和任弼時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王明一直夢想重演六屆四中全會，以再次執掌中共「帥印」，沒想到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當頭棒喝。聰明的王明一旦從夢中醒來，比誰都更能見風使舵，再也不舊調重彈，而是對六屆六中全會的各項決議都表示同意的態度，甚至一反常態，對毛澤東也表示出謙恭的態度，提出要「如北辰而眾星拱之」那樣，「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周圍」。
六中全會決定撤消長江局，王明也因此而失卻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地盤。六屆六中全會後至全國解放，王明在黨內擔任一定的職務，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950年10月25日，他因病去蘇聯治療。1953年12月9日，他病情好轉後回到北京，這是他第四次回國。1956年1月30日，他又因病赴蘇聯治病，直至1974年病逝蘇聯，就一直沒有回國。
作者簡介
張家康，文史作者。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會員。福建《黨史月刊》特約作者。著有《新青年時代巨變中的人與事》（北京大學出版社）。在全國公開發行的報刊上發表了諸多文章。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報刊和香港《文匯報》、美國《僑報》等報刊轉載。多篇被一些叢書收入。
【原載《黨史縱橫》2009年1期 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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