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我姓錢，但我並不愛錢
錢學森說過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我姓錢，但我並不愛錢。」他的一生把金錢看得很淡。
錢學森在美國20年，36歲成為終身教授。作為一流科學家，他得到了優厚的經濟待遇和生活條件，完全可以過一輩子富裕享受的生活。而新中國各方面都十分落後貧窮，他卻想方設法要回到祖國來。他明知回國後的生活條件和科研設施肯定與美國有很大差距，但他和祖國人民同呼吸、共患難，用他的智慧建設國家，使祖國強大，人民幸福。
錢學森回國後，主要收入就是每個月的工資，生活上要計算著過日子了，吃什麼穿什麼買東西並不是想怎樣都可以輕鬆負擔得起的。以今天的標準看，那時的工資並不高，一級教授一個月300多元，而且幾十年都沒漲過工資。錢學森一家過著最普通的市民生活。剛回國時，住三居室，一住就是很多年。錢老的夫人蔣英同志曾說：「剛回國那會兒，我們也不知道這300多元能買多少東西。學森喜歡攝影，他從美國帶回一架照相機，剛回國時，祖國欣欣向榮，他看到心裡高興，就拍了很多照片。一個月下來，只是買膠捲就把他一個月的工資花光了，到這時我們才知道，不能像在美國那樣亂花錢了，要省著過日子。從此他把那個相機收起來，放進箱子里，以後再沒玩過攝影。」
刁九勃回憶那時候錢學森家裡的生活情況說：
每個月家裡吃喝用度要花多少錢，我都要算一下怎麼省錢，每一項支出都記在本子上，月底給錢學森看完簽字，再從他的工資里支出。首長不講究吃喝，不抽煙不喝酒。那時國家不富裕，物資緊缺，有一次家裡吃飯炒菜用油困難，我上京西賓館和保衛處講，我們家的油實在太緊張了，他說實在不行你上餐廳吧，我讓他們給你弄幾斤。我一琢磨人家是給會議準備的，給首長家裡弄怕人家說閑話，我說上次正兒八經吃頓回鍋肉就對我很不滿意，我再弄點油肯定要挨批，就一直沒敢要。
錢學森喜歡吃點瓜子，我們老家在東北，逢年過節寄點瓜子來，就是葵花子，我都捨不得，基本上我留下一點，剩下就給錢學森和蔣英。我說這是長春給寄來的，他說你留著吧，我說我不喜歡吃這玩意。首長愛吃，反正他看書看報時候就可以吃，百分之七八十我都給他，因為那玩意很少嘛。有一次科委從哪兒弄點花生米，大概給了家裡三斤還是幾斤，那可了不得了，那陣哪能吃上花生米，蔣英這高興啊，告訴我這花生米炸完了以後放鹽，要熱的時候放，這樣它才能夠溶解得更好，不能涼了放。她覺得很不容易有點花生米，盡量把它弄得好吃一點，你看看都到這種地步。這種生活水平一直到1972年左右才好轉點。
除了工資之外，錢學森還有一些稿費收入。這些稿費按說可以改善家裡的生活，但是錢學森總認為自己的生活已經可以了，還有許多人更困難。
1958年，他的《工程式控制制論》一書中文版出版，稿酬有1000多元，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小的數目。他看到寄來的稿費很高興，因為這筆錢正是他想要的，但並不是給他和家人用。他來到當時任教的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辦公室，跟辦公室人員交代，這筆錢以後就給力學系的學生買計算尺用吧。原來他在給學生們講課時發現，班上農村學生較多，經濟都很困難，許多學生買不起計算尺等學慣用具。連個計算尺都沒有，怎麼學習力學?錢學森一直在想怎麼解決貧困學生買學慣用具的事，他沒有想到這筆稿費是自己辛苦所得，是自己的錢，他想的是這是筆可以解決問題的錢，他的心裡裝著學生和別人，卻忘了自己。直到今天，當年科大力學系的一些學生還清楚記得，他們一入學，系裡就發一個計算尺，並特地說明，這是系主任錢學森送給大家的。
他在工作上嚴謹細緻，平易近人，生活上也處處嚴格要求自己。他的皮革公文包還是從美國帶回來的，一用就是40年，其間曾修補過好幾次。平常穿的衣服也極樸素，一件綠色的軍大衣，他在西北基地一披就是20年。
他的辦公室只有二十幾平方米，沒有一件像樣的辦公用具，一整排掉了漆的書櫥幾十年沒換過，裡面放滿了各種書籍資料，書櫥頂上也利用起來，整整齊齊地擺滿了一摞摞剪報和資料。一組灰色的布沙發，彈簧早就壞了，坐下去就起不來，還不如二手市場賣的舊傢具。但是很多年，錢學森就是在這個陳舊甚至可以說破舊的辦公室中勤奮工作，作出巨大貢獻的。
他從不以「大科學家」自居，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和大家一樣，常常在食堂排隊，吃著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20世紀80年代，逢年過節，單位的同志去他家拜訪，拎著兩條魚，他的表情立刻就嚴肅起來，問：「院里的同志都有魚吃嗎?」回答說都有，這是單位發的，他才安下心來。
1982年，錢學森等著《論系統工程》一書出版，他把自己那份稿費捐給了系統工程研究小組。
1995年，錢學森獲何梁何利基金1994年度優秀獎100萬港元。這是一筆相當大的獎金，但這100萬港元的支票甚至都未經過他的手，他就寫了一封委託信，授權王壽雲和塗元季，代表他轉交給促進沙產業發展基金，捐給了我國西部的治沙事業。
他一生的幾筆大收入統統都捐出去了，除了捐贈，他還交納了兩次近乎「天文數字」的黨費。
一次是1963年，錢學森著《物理力學講義》和《星際航行概論》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兩本科學巨著，稿酬自然不少，有好幾千元。這在當時，即使夠不上「天文數字」，也是一筆相當巨大的收入，甚至是一般人做夢都不敢想的數目。
那時剛渡過三年經濟困難時期，若能得到10元20元的額外收入，用來吃兩頓飽飯，便是莫大的享受。錢學森及其家人自然和全國人民一樣，也是勒緊褲帶過日子。但是，這麼一大筆錢並沒有使錢學森動心。
當錢學森拿到這筆稿費時，連包都沒打開，轉手就作為黨費交給了黨小組長。他知道，這個時期國家困難，黨困難，人民困難，他要和國家、和黨、和人民共渡難關。
第二次發生在1978年。當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開始落實各方面的政策。
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老先生20世紀50年代受聘於中央文史研究館(簡稱文史館)，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衝擊，從1966年起就不發工資了，所以，錢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領到一分錢工資。到1978年落實政策時，給錢均夫老先生補發了3000多元的工資。
錢老先生已過世，錢學森作為錢均夫唯一的兒子，自然有權繼承這筆報酬。但是錢學森認為，父親已去世多年，這筆錢他不能要，退給文史館，人家拒收。錢老說，那我只有作為黨費交給組織。所以這3000多元也交了黨費。
錢學森幾乎沒留下任何錢財給兒女。
平時，錢學森和別人聯合署名發表文章時，他總是把稿費讓給別人，說：「我的工資比你多，此稿費就請你一人收下吧。」
錢老去世後，他的兒子錢永剛接受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欄目的記者採訪時，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的父親錢學森，我從很小時就知道，他既屬於我，也不屬於我，他屬於國家和人民。」錢學森的「四不」
錢學森對自己有「七不」，這裡只講四個「不」，這「四不」不容商榷，絕不改變。
一是不搞「走後門」的事。社會上到處存在「走後門」現象，走正道辦不成事，往往要走後門才能辦成。錢學森自然不會去走後門，同時他也不許別人在他這裡走後門。他對許多事情，定下一個原則，然後就堅持這個原則，對誰也不開先例。
多年來，許多人為違背錢老定下原則的一些事找到秘書，秘書只能按照錢老規定的原則，婉言謝絕。在秘書這裡走不通，有些人又想方設法找到錢老的夫人或子女，想走他們的「後門」，但這個「後門」更走不通，錢老的夫人蔣英同志又把來信或來函轉給秘書，還是由秘書答覆他們。蔣英說：「他曾給我交代，工作上的事，不許我摻和，說夫人干政，群眾十分反感。」
二是堅持不吃請，不搞公費旅遊。現在社會請人吃飯簡直就是最普通的交往方式，更別說請領導喝個酒吃頓飯。但錢學森凡是在北京開會，從來都是回家吃飯。他過去在一線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如去試驗基地主持試驗，或到外地開現場協調會等等。自從他退出一線領導職務後，再也不去外地開會或作學術報告，誰請也不去，決不搞公費旅遊。
錢學森這一生，只在1988年夏天，帶中國科協的幾位副主席到黑龍江的鏡泊湖去休過一次假。那也是在當時幾位副主席的要求下同意的。在黑龍江省，他參觀了一些工業項目，也作過幾次學術報告。在這種情況下，人家請頓飯吃是免不了的，他也不得不應酬，但他對於這些應酬活動是很反感的。所以他回京後就對塗元季說：「我對付這種不正之風的辦法，就是今後再也不出北京了，誰請也不去。」
一些人正面請不動，就想出一個「激將法」，通過一位與錢老很熟悉的老朋友對他說：「錢老，你知不知道，別人對你有反映。」錢老問：「什麼反映?」『說你架子大，請不動。」錢老說：「你別激我，激也沒用，他們說我架子大，我就架子大。
錢老的「三不」是不出國。錢學森回國後，只出過三次國，前兩次是20世紀50年代訪問蘇聯，第三次是80年代率中國科協代表團出訪英國、德國，這都是工作訪問，是推不掉的。除此之外，他再沒出過國，特別是再沒去過美國。
說到錢老回國後再沒去過美國，要在此加以說明。改革開放後，中美之間的交流增多了，錢學森這麼著名的科學家，邀請他出國訪問的單位或個人也不少，其中美國方面的邀請最多，但都被他拒絕了。
美國人給錢學森再高的榮譽，他也不稀罕。
錢學森說：「如果中國人民說我錢學森為國家，為民族做了點事，那就是最高的獎賞，我不稀罕那些外國榮譽頭銜!」
「四不」是錢學森堅持不上任何「名人錄」、「名人大典」等等之類的書。
現在搞的一些「名人錄」之類的大典，名堂很多，一般人想上名人錄，出點錢就行。錢學森若想上什麼名人錄，人家是不會找他要錢的。但他知道這裡面的「名堂」，所以給秘書們交代一條原則：絕不上任何名人錄。他說：「我抵制這股不正之風的辦法就是我不上，不要錢也不上。」
20世紀90年代初，科學出版社要出《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辭典》一書，他們通過錢老的前任秘書王壽雲聯繫。王壽雲去向他報告此事，剛說了幾句，錢老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板著臉瞪了他一眼，說：「你想幹什麼?」王壽雲話都沒說完就不敢再往下說了。
這本書的主編是原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他們當年在美國就相識。科學出版社只好把錢學森不同意上書的意思向盧老報告。在一次開會時盧老見到了錢老，盧老對他說：「錢老，我主編的《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辭典》可不是野的，是經國家新聞出版署和中國科學院共同批准的，上你的條目也是經審查批准的，你要是不同意上這本書，我這個主編只好不當了。」在這種情況下，錢老才同意上他的條目，並授權由王壽雲撰寫。
蝸居里的大人物
2009年10月31日，錢學森安詳地閉上了雙眼。當天，北京天降大雪。這是深秋的第一場鵝毛大雪，是多年來罕見的北京地區下得最早、最大的一場雪，蒼松翠柏的樹枝都被積雪壓斷了。
很多人都說，這場雪是老天在紀念錢學森。第二天開始，得到這一悲痛消息的人從四面八方冒著大雪來到了位於北京航天橋附近的航天大院，在這麼一個擁擠的蓋著很多高樓和公寓的院子里，人們在一片舊樓前找到了錢學森居住了50年的家。這是五六幢不起眼的紅磚樓中的第二幢，錢學森的家在最東邊的單元。
一樓設了靈堂，由於地方狹小，前來弔唁的人太多了，只能站在樓外在大雪中排隊等候拜祭。來的人既有國家領導人，也有普通百姓。無數花圈擺放在樓外臨時搭起的簡陋棚子下面。
有不少素不相識的人坐火車、飛機趕來，他們都是崇拜錢老的人，第一次來拜見錢老。人們打量著這幢有四五個單元的老式普通公寓：難道這位政協三屆副主席就一直住在這樣的蝸居里?這套房子和錢學森的職務地位太不配套了。
然而，這就是事實，人們親眼所見。這位地位直至政協副主席的大科學家，為國家為人民作出了傑出貢獻的科學先驅，就是在這個公寓樓里度過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
人們疑惑，和「地位」相關的「待遇」為什麼沒落實到錢老身上，他住多大的房子都不會有人質疑的，偏偏他就只住在這樣的蝸居里。但是，人們很快就想明白了，以錢學森的品格，他住這樣的房子並不奇怪。
錢學森不僅從不向組織談什麼待遇，而且總是自覺主動地降低自己的待遇。1955年，錢學森回國後，組織上先分給他一套位於中關村的普通三居室。他跟孩子們說，雖然這個家比不上美國的大房子，但這是咱自己的家，是自由的、受尊重的土地上的家，孩子們照樣可以在這個不寬敞的家裡好好學習，努力成才。
1960年10月，他搬進如今的航天大院，住進了這幢紅樓的老式公寓房裡就再也沒搬過。後來組織上建新房，曾想給他按標準蓋一座小樓。工作人員也希望錢老的住宿條件得到改善，若有一棟小樓和一個小院，他可以在院子里晒晒太陽，有利於他的身體健康。
當秘書們勸他搬家時，錢老說：「我現在的住房條件比和我同船歸國的那些人都好，這已經脫離群眾了，我常常為此感到不安，我不能脫離一般科技人員太遠。」
秘書說：「錢老，現在都90年代了，一般科技人員的住房都有了很大改善，和您同船回國的人大部分都是院士，住進了院士樓，您說的那是老皇曆了。」
錢老搖搖頭說：「你別再提這個問題了。我在這兒住了幾十年，習慣了，感覺很好。你們別折騰我，把我折騰到新房子里，我於心不安，心情不好，能有利於身體健康嗎?」
從此，秘書們理解了他老人家的思想境界，再也不向他提房子問題了。但是，一些去過錢學森家的人都感到，他住的房子實在太舊了，有人甚至為錢老鳴不平，說「大科學家住小房子，太不合理了」。但錢老本人卻心凈如水，他把享受待遇看得比一池清水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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