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智庫（ID：zhczyj）

最近有幾件事，讓中國的鄉村教育問題，再次被集中關注。

第一個是此前刷屏的「冰花男孩」。「冰花男孩」王福滿的最新動態是，有「愛心機構」在寒假把他一家接到了北京，實現了他人生很多「第一次」，圓了一個到北京看看的夢。

第二件事，是一部叫《一個人的課堂》的電影上映，講述一個叫「宋文化」的鄉村代課教師，倔強地堅守鄉村，守護最後一個學生的故事。雖然這樣的題材並不新，但電影拍得真實細膩，非常催淚。

第三件事，是馬雲邀請80多位企業家朋友，在三亞組了個「飯局」，討論共同推進「鄉村寄宿制學校試點」。馬雲認為當下鄉村教育最需要提升的是寄宿制學校，要給鄉村孩子配備校車、改建校舍、培訓宿管員，讓步行幾個小時去上學的孩子，能夠少走路、有陪伴。

這三件事其實是有關聯的，都代表了政府努力之外，民間力量對解決鄉村教育問題的思考和行動。

通過這些事，能讓公眾更多關注到鄉村教育問題，當然是好事。總比以前發生車毀人亡的校車事故才關注要好。

同樣的，這三件事都令人感動，也都不乏爭議。其實可以看作未來擺在「冰花男孩」面前的三條路：一是靠愛心人士救濟，改變個人命運；二是上離家最近的鄉村小學，哪怕和一個老師幾個孩子一起，至少能夠「就近入學」；三是能有一所經過改造的學校，成為一個鄉村寄宿生。

對每天步行幾個小時、甚至「用生命上學」的王福滿們來說，哪條路才是他們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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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愛心機構」組織的冰花男孩北京之行，輿論有很多批評聲音，認為這是「消費苦難」或者是「炒作策劃」：幫他圓了來北京看看的夢，回去以後不是還得走路幾小時上學？幫助了一個「冰花男孩」，其他有類似境遇的孩子怎麼辦？

我倒覺得不必如此苛責。偶然性、對象化是輿論驅動型公益的典型特點，也是傳播規律決定的。冰花男孩被報道出來，有很大偶然性，密集關注也可能帶來「過度幫扶」。不過單就個體來說，他有這樣一個夢想，能夠幫助他實現，不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嗎？

針對個體的公益，很難要求對類似群體也「一視同仁」，政策和公共服務才要求普惠和公平。

不過，只幫助一個人，也要注意保護受助者隱私和尊嚴，注意把握尺度，不要變成炒作營銷，尤其是受助者還是未成年的孩子。

至於「一個人的課堂」，這種奉獻和堅守精神當然值得尊敬，而且這種「一人一校」的地方現在還有不少，每年馬雲鄉村教師獎的獲獎者，都有不止一個「宋文化」。

但是，倔強堅守背後，也有很多無奈和心酸。老師待遇微薄、學習條件艱苦，實際上也不利於孩子成長。僅能滿足孩子「我要上學」的最基本要求，科學管理和教學根本無從談起，也吸引不來優秀的老師。

這樣的故事，在城鄉發展均衡的地方偶有發生，是佳話；在城鄉嚴重區隔的背景下一再出現，是悲劇。可以為老師的堅守和學生的堅韌感動，但不能對這種不平等不合理的現狀唱讚歌。

很顯然，即便身邊有一個「宋文化」，王福滿們的未來也不在「一個人的課堂」。而且，經過過去十多年的學校撤併，「家門口」的學校也不多了。

這兩年，教育部門對「一刀切」的撤點並校有所糾正，明確了「適當保留」的原則。但隨著城鎮化進程和適齡人口減少，鄉村學校減少合併也是大勢所趨。

只不過，並校不能變成「甩包袱」，相應的教育配套服務，對投入和管理的要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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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冰花男孩」王福滿來說，北京也逛了，心愿完成了，但寒假結束，仍要面對冰冷的漫漫上學路。

到北京等大城市讀書，不太現實；村裡家門口的學校，也回不去了；父母不在身邊或家庭不完整，無法陪伴他們成長。眼下最需要的，可能一輛安全的校車、一個能寄宿的學校，還有生活上的照顧陪伴。

這時候，馬雲出場了。

一直專註教育公益的「馬老師」，在鄉村教師計劃、鄉村校長計劃、鄉村師範生計劃之後，又推出了「鄉村寄宿制學校試點」。

1月21日，馬雲在三亞召集郭廣昌、馮侖、史玉柱、曹國偉、熊曉鴿、沈國軍等80多位國內知名企業家，「一起商量解決鄉村教育的寄宿制方案」。

在這場對媒體開放的午餐會上，馬雲罕見使用了PPT，展示了他的工作團隊從全國各地採集的孩子上學的照片。其中也包括網上廣為流傳的那張「冰花男孩」。

馬雲說，他30多年前剛當老師，在浙江臨安鄉村見過一個小女孩早上5點一個人走在上學的山路上。「沒有想到這麼多年過去，還是有那麼多孩子上學路成為問題。」

A8新媒體集團董事長劉曉松是連續參加三屆鄉村教師頒獎的企業家。他在現場分享自己做了一年「鄉村寄宿制學校試點」經驗。

「在一所鄉村小學，我看到了丟一在角的捐贈的鋼琴。學校說，沒有用，因為沒有人會彈，但又不能隨便處理，現在主要供人「參觀」。

劉曉松說，貴州極貧地區調研讓他明白，這些地方可能並不缺校舍、物資。一些硬體齊全的校舍，因為沒有學生空在那裡；但是他們缺的是好的老師。但是在這些偏遠地區，僅有十人二十人的學校，沒有老師願意下去。

這說明，馬雲的這個計劃，並不是因「冰花男孩」而起。但「冰花男孩」的出現，恰好證明了做這些事的價值。

不過，這個計劃宣布以後，很多人對馬雲說「100人以下的學校都要合併」產生了質疑，認為這會導致之前過頭的「撤點並校」再度回頭。

事實上，從50多萬到20多萬，能撤的學校其實已經撤得差不多了，一個民間基金會，也沒有行政權力去撤併學校。從語境看，他只是想證明，有一定規模的學校更適合寄宿，也更有利於吸引人才，提升教學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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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對「冰花男孩」夢想的贊助，還是「一人課堂」的堅守，哪怕只能幫助一個人，也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像馬雲這樣的企業家，人們對他的期待，已經不只是幫助一個人、一個村甚至一個縣，而應該在公益模式上探索創新，成為企業做公益的榜樣。

不過，教育首先是政府的責任，要解決「冰花男孩」背後幾千萬鄉村孩子的教育問題，最終還需要國家政策和制度來兜底。

事實上，國家層面對規範撤點並校、建設農村寄宿制學校已有明確規定，並納入了教育脫貧攻堅計劃。民間力量能做的，主要是對政府行為的配套服務和查漏補缺，為農村教育服務探索標準，打造樣板。

比如，對宿管員進行專業培訓、為寄宿制學校改造廁所、給女生宿舍設計窗帘，這樣的事，政府部門一般管不過來，也做不了這麼細緻。但民間力量的公益心態、商業手法，可以做得更細更有效率。

在午餐會現場，馬雲暢想了自己理想中的鄉村學校圖景，就像他喜歡的電影《阿甘正傳》中一樣，「周五用校車將孩子們送回家，周一早上再從村口把孩子送到學校；農村裡的留守婦女通過培訓成為生活管理員，照顧孩子們生活；學校規模大了，有幾百個學生，教師也有積極性。」

這樣的上學路，能否成為王福滿們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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