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回顧，1939年文安窪特大洪水溯源
1939年海河流域發生了特大洪水災害。處于海河流域下游，地勢低洼的文安窪，更是首當其衝。當時，文安縣正處於日寇鐵蹄之下，天災之外又加人禍，人民苦不堪言。
罕見的洪水
據有關資料記載和老人們回憶，1939年的洪水是解放前百年之中最大的一次。這年7月，華北地區連降3次大暴雨，海河流域各河系洪水猛漲。與往年不同的是，大水首先發生於潮白河、北運河、永定河等北部河系，其中尤以潮白河、永定河的水勢最為猛烈。7月中旬，潮白河沖塌了密雲縣城，沖毀了蘇庄閘，在冀東一帶泛濫成災。同時，北運河、永定河相繼決口，使永定河南遙堤以北，北運河右堤以西的廣大平原成了一片汪洋。洪水經小清河漫溢灌入大清河北支，一路南進，向白洋淀、大清河壓來。7月中旬末，日寇在千里堤的上段七里庄，下段蘇橋鎮等多處扒口，北來的洪水，夾泥帶沙直灌文安窪。同時，海河南系各河洪水相繼暴漲。7月下旬滏陽河、子牙河、滹沱河多處決口或被日寇扒開，洪水直奔文安窪、賈口窪。南水北水匯合一起，灌滿了「三窪」(文安窪、團泊窪、賈口窪) 「兩淀」(白洋淀，東淀)，威脅天津市。8月初，由大清、子牙兩河匯流的西河在楊柳青附近決口，洪水漫越津浦路，包圍了天津市，於8月中旬突破西南圍堤進入市區，市內水深1至2米，沿街行船。
這次洪水，波及京、津、河北等110多個市、縣，淹沒面積4萬5千多平方公里，受災人口達900多萬人，死亡19000多人。據當時目睹者回憶，洪水泛濫時，屍漂四野，天津市外圍水域和海河沿，不斷漂來淹死的災民。水災之後，冬春難熬，又有不少逃進天津的災民因凍餓死在大街兩側。日偽軍每天都要出動大批的汽船和汽車清理死人。
整個災區是如此，文安縣更加慘重。日寇在蘇橋鎮東大堤和鎮西大堤扒開兩道口門，奔騰叫哮的渾水湧入文安窪。鎮西口門很快衝成大坑，並在口門外2里多的西南窪淤成幾百畝大的沙灘。事過70年，至今還殘留著大片毛眼沙崗不能種植。村東口門大水進了街，淹了老爺廟，大半個東街房倒屋塌。連新蓋不久的孫記德盛飯館二層小樓，也被大水衝倒。南水北水匯合後，全縣一片汪洋，窪水與河水基本相平，文安城五門屯土，城頭為渡。大窪最高水位達8．64米 (大沽基準，下同)，比發生於民國六年(1917年)大洪水時的最高水位8．04米，高出0．6米。比1963年大水時的大窪最高水位8．63米，高出0．01米。文安南關城外，最高水位達8．943米，比1963年最高水位8．81米，高出0．133米。1963年大水後，大窪村莊的居民比照老房上留下的水印，1939年水印一般比1963年水面高出一平磚。
這場洪水，使全縣380多個村莊全部被水包圍，有15個村莊被毀滅，70多個村莊沖走大半，倒塌房屋4萬餘間，秋糧顆粒未收，沖走財物禽畜無數，淹死和凍餓而死的災民達3000多人。在現今建在人們的記憶中，水面之寬，水位之高，損失之慘重，都是最大的一次。
兇殘的日寇
近年來，不少水利專家調查分析，認為1939年海河流域的汛期降雨量和洪水總量都小於1963年。為什麼在文安縣釀成了水位比1963年高，損失空前慘重的大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侵華日軍瘋狂掘口所造成的：
海河水系南北同時發水是原因之一。在文安窪和白洋淀一帶，流傳著一句「不怕南水猛，就怕北水頂」的古話。歷來文安縣受災，洪水多來自海河南系的滹沱、瀦龍等河。南系洪水有時灌入白洋淀，轉道趙王河、大清河，威脅千里堤。有時北堤潰決，從南向北直灌文安窪。由於距離較遠，地形複雜，往往是「淹了這窪淹那窪」，最後才到「文安窪里住老家」。海河北系的洪水則不然，偶一漲發，便勢如野馬脫韁，迅猛異常，東突南下，泛濫無常勢。據部分史料記載和專家們分析，1939年正是北水先於南水，而水量較大。潮白、永定、北運等「北三河」加上灤河，洪水總量為160億立方米左右，比1963年北系洪水總量多5倍。迅猛的北水和稍後漲發的南水，在「三窪兩淀」形成了南北夾擊、東西合流的局面。從而增大了水勢。
文安窪常年積水，舊水接新水是原因之二。1937年，小南河決口，文安窪受災。1938年無洪水，但大窪仍被水占。到1939年春，文安到左各庄等地仍可行船。水上加水，災情更重。
侵華日軍到處掘堤放水是釀成這場大災最主要的原因。1937年「七七事變」後，我八路軍深入敵後抗戰，取得了輝煌戰果，建立了晉察冀邊區等大片根據地，在河北各地還活動著不少地方抗日武裝。日偽軍到處碰壁，處處挨打。在戰線過長，兵力不足的情況下，日寇施用「以水代兵，掘堤放水」的毒計，瘋狂報復抗日軍民，並企圖以此限制，削弱抗日力量。據《河北省近代大事記》中記載：「1939年日軍在華北『掃蕩』失利後，掘堤放水進行報復。瀦龍河、滹沱河、滏陽河次第被掘，各地汪洋一片，盡成澤國。水中漂流之難民，復遭日軍機槍掃射，不死於水，即死於彈，慘絕人寰」。河北省水利廳所編《燕趙水利春秋》刊載的《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水利工作大事記》中也有「1939年汛期出現大水災，日軍趁機決堤128處，致使邊區17萬頃田畝被毀，沖走糧食60萬石，淹及村莊近萬……冀中除深縣南區、交河、獻縣、河間東區局部無水外，其餘全部沒入水中」的記載。而直灌文安窪的七里庄、蘇橋等口，則全部是日寇扒開的。日寇扒堤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給災區人民帶來極大的苦難。
掘堤放水之後，日本侵略者更加緊了對大窪人民的掠奪和殘害。淹了文安窪，斷了大窪人民的生計，但日偽軍終日催糧要物不斷，要米要面要魚要肉，稍有怠慢，就會說你「私通八路」，輕則受刑罰物，重則性命不保。更加令人髮指的是，對修提防水，打埝護村的群眾進行瘋狂屠殺。文安窪東北大鎮左各庄，有一位頗有民族氣節而熱心公益的富戶李春朴。1939年水災之後，他帶動部分富戶捐糧捐物，組織村民修堤護村，引起了日寇的忌恨，加之日偽軍多次勒索財物未達滿足，因而獸性大發，1940年春以「組織武裝，私通八路」的罪名，把李春朴抓到文安城裡，用遍老虎凳、壓杠子、灌涼水等酷刑，最後架上劈柴活活燒死。喪心病狂的日寇，並沒有就此罷休，又出動200多名日偽軍，從文安分乘3條大船包圍了左各庄，抓捕青壯年37人帶到文安北關外，在黑夜裡用刺刀亂扎亂砍。第二天清晨，鄉親們來文安探聽消息，到北關後看到的是一片血肉模糊的屍體。在親人們收屍時，發現身帶12處刀傷的何國來和被刺5刀的王銀祥，沒有傷著致命處，還有一口氣，偷運回家救治，幸免於難，其餘35人全都慘死在日寇屠刀之下。
苦難的人民
「大水成汪洋，糠菜不見糧，賣掉兒和女，餓死爹和娘，四齣去討要，屍骨不還鄉」這首民謠，真實地反映了這場大災之後文安窪人民的悲慘生活。由於大窪常年積水，貧苦人家早就過著「窪里沒有可耕之地，家裡不存隔夜之糧」的日子。加之當年洪水來得早而且猛，莊稼顆粒不收，謀生無路，借貸無門，只得背井離鄉，四齣討要。有的逃到天津、北京，以拉洋車、扛河壩、揀破爛謀生；有的闖口外，下關東，給日本人經營的煤礦、工廠當華工，有的被騙去了日本。不少人死在異國他鄉，屍骨不還。家裡有點財產的人家，或有木船有漁具的人家，眷戀故土，不忍離鄉，也只能以打草籽、撈苲菜、打魚撈蝦為生。靠賣家產或賣魚蝦換點錢，買回來的是日偽奸商從東北、天津販來的橡子面、混合面、稻糠面。這些東西入口難咽，入腹不化，不少年幼的娃娃和老年人，因解不下大便活活憋死。加之，白天常有日偽軍進村催糧催物催夫役；夜晚常有「綁票」的、「砸懵」的、「劈柴隊」、「棍子隊」等匪徒出沒，打點好了丟財，打點不好丟命。由於大多數人家房倒屋塌，留在水鄉的人只能在倒塌的房基上搭鋪避寒。翌年春夏，瘟疫流行，凍餓而死和死於瘟疫的人無計其數。東大窪的劉么村，當時全村200多人，一冬一春死亡40人。活人沒處住，死了人沒處埋，只得用倒房的碎磚坯壘成「丘子」。草草掩藏，等退水後再下葬。
人民遭受了空前劫難，極少數和日偽拉上關係的大戶，卻趁機大發災民之財。他們有的賤價買進大量土地；有的放高利貸，用「利滾利」、「加一蹦三」、「地頭上拴當票」等名目，巧取豪奪，殘酷剝削災民；有的用高梁、玉米搞「粗還細」，春吃一斗粗糧，夏還一斗到一斗二升小麥。當時，文安城內的一家錢糧行，財大勢力大，手段奸巧，人稱「追魂太歲」，一旦借了閻王債，勢必傾家蕩產。水患、日寇、土匪、財閥同惡相濟，交織為害，文安人民如同雪後逢霜，苦上加苦。文安大窪滿目凄涼，成了一片苦海，人們死的死，逃的逃，馬武營、誇大口、潘平等不少村莊成了無人村。
這場洪水，災難之大，損失之慘重，凡經歷過的人至今仍是談之色變，心驚神搖。據新中國誕生後大柳河鎮在憶苦思甜中統計，當時全鎮的35個村，外出逃荒的就有2456戶。要飯的1844戶，5968人。賣兒賣女的68戶，賣掉子女72人。妻離子散的62戶，196人。淹死和凍餓而死的284人。當華工的980人，其中死在外地屍骨不還的97人。這個鎮的南各庄村，當時有75戶223人。水災後只剩下4戶，有71戶、2lO人外逃要飯，其中13戶賣兒賣女。有23人凍餓而死。這村農民王榮全一家逃到天津，住窩鋪討飯，沒想到大水深夜進了天津市，父親、嬸母和兩個姐姐被大水沖走，屍骨未見，後來母親和妹妹又被壞人搶走，一家8口只剩下他和弟弟兩個人。褚村褚貴路一家父子兄弟5人撐船到靜海縣王口鎮賣破爛，船到大長田村北，窪里颳起了大風，一時波濤洶湧，白浪滔天，把木船打翻，父子兄弟5人和兩個跟船的，全都葬身水底。文安城北光洲村，當時全村60戶，190間房。水災之後村邊水深近丈，街里水深5尺多，除了最高處十幾間磚房沒倒外，其餘全部倒塌，全村家家外逃。董六起一家4口逃到天津，父親和母親要飯，他拉洋車，後來又到鹽灘拉鹽，把雙腿凍爛，一天也只能掙三、四斤橡子面。後來父親凍餓而死，用破席捲著埋在天津北郊的亂葬崗子。城東園裡村孫萬福，先逃到天津，又逃到東北，前後賣掉兩個孩子，妻子死在東北，後來他帶著剩下的兩個孩子回到老家。給日本人當華工的就更慘了。他們有的被騙去了日本，有去無回。有的在東北給日本人扛石頭，推軲轆馬運煤，吃混合面、橡子面、喝生水，有病不給治。後來傳染病流行，日本人把還沒咽氣的病人活著扔進山溝，大半華工因勞累、飢餓和疫病死在關外。趙王河畔的小貧民村張家店，災後有3個貧苦青年去東北當華工，結果兩人死在煤礦，只剩下一個呂金庄，拖著病弱之身，要飯逃回老家。
長夜的星光
在那暗無天日的茫茫長夜裡，從冀中抗日根據地，遙遙送來一線星光。活動在冀中西南部的抗日邊區政府，時刻注視著災情的發展，關心著災區人民的生活。當年8月30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頒發了《關於救災治水安定民生的具體辦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幫助災區減少損失，幫助災民渡過難關。水災之後，抗日政權在根據地和日偽力量相對薄弱的地方，組織群眾，有錢的出錢，有人的出人，抓緊堵口截流，為根據地也為下游淪陷區的人民減少災害。特別是滹沱河北大堤西里村與王崗決口，為害冀中二分之一的縣份，饒陽、獻縣、肅寧、高陽、任邱、河間、文安、大城等縣均受其害，最後水歸文安窪，堵口工程異常艱巨。有關地方，按照人民政府的安排，動員民工，經過3個月的施工，開挖了22華里的新河，堵閉了大小口門5處，減輕了河水對下游的壓力，使文安窪千頃邊沿水田得以種稻。在堵築王崗決口時，饒陽群眾70餘人被日偽軍抓走，其中5人被殺害。在開挖瀦龍河入淀(白洋淀)引河時，日偽軍6次圍攻工地，屠殺幹部、群眾10餘人，但經過依靠人民群眾，堅持對敵鬥爭，在高陽、任邱兩縣人民的努力下，終於竣工。這些措施，對文安窪水位回落，窪邊種稻起到了一定作用。
從這一線星光中人們看到想到：人民必將戰勝凶敵，把侵略者送上歷史的審判台；人民必將治服洪水，使它服服貼貼地為人類造福。
作者：狄紹青井桂林 來源：《文安文史資料》第六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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