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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爾芬:亞洲金融風暴十年祭之一,儒家:發展的動力?

近年來,關於尊孔、關於立儒教、關於重振國學的鼓噪甚器塵上。先有「孔子上管五千年,下管五千年」的論斷,再有「75個諾貝爾獎獲得者群聚巴黎,公選孔子為世界第一思想家」的臆想;先有「小孩不用上學,關起門來讀經就夠了」的建議,再有「官員率眾,衣古衣冠」祭孔的行為;先有各所國家重點大學的「國學院」,再有中央電視台于丹女士的「天下擔當」。

事已至此,夫復何言?讓在下以為真的殭屍復活。

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率部攻打南京城,他手下有一員叫胡林翼的大將在采石磯那裡視察地形,看到一艘外國輪船從長江逆流而上。一看到這個場面胡林翼立即就昏了過去,只說了一句話:這個世界要變了。

能說這句話的人是目光長遠的,胡林翼看到了一個轉折點,一個不可逆轉的歷史轉折點。

亞洲金融風暴一轉眼就過去十年了,然而,當我們回憶十年前的東南亞貨幣風潮仍然是心有餘悸,泡沫經濟的大潮退去,露出的是一片猙獰的文化沙灘。它是多麼的醜陋、多麼的貧瘠,讓我們驕傲的虛榮失去了依託、失去了憑據。這場風暴不僅肆虐於泰國、印尼,而且在短短几個月之內波及南韓、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導致區內為期數年的經濟衰退。

就在金融風暴來臨之前,國際上興起了亞洲價值的新概念:亞洲人有自己的價值觀或價值標準;亞洲人的價值標準實際優於西方的價值;今後人類價值觀應以亞洲人的標準為標準。這次亞洲金融風暴,對一些人構成的打擊並非是經濟的收縮,而是使這種甚囂塵上的「21世紀是亞太的世紀」之說,和壟斷了已經十年的關於東亞經濟「奇蹟」的發展主義論調,受到了嚴峻的挑戰。

1997年對全球的投資者來說,都是個災難。首先是東南亞的貨幣大幅貶值,繼而是香港股市暴跌,從而引發了美國股市的激烈動蕩。引起這次災難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全球金融投資家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用索羅斯金融哲學理論來說:東南亞的貨幣匯率和香港股市指數的高企是不合理的,而維持這種不合理的人必將受到損失。

在金融市場中有兩種人:一種人單純地為了賺錢而做買賣;另一種人賺錢則是為了證明自己的理論是優秀的。索羅斯屬於後一種人,他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理論體系,並嚴格按照自己的理論體系進行操作。索羅斯的操作方法應用了鏡像原理,但他的理論是深奧的,也是抽象的,他的思想充滿了量子物理的思維。他認為整個世界是非連續的、混亂的,人們對世界是測不準的。索羅斯渴望成為哲學家,他做不了哲學家,只好做金融家,但他巧妙地將其哲學思想融入其金融思想。索羅斯深受波普爾的影響,波普爾啟發他去思考一些大問題,提出宏偉的哲學架構,這些啟發給索羅斯一個明確的思想方向,索羅斯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建立了自己的理論基礎。

由索羅斯的操作方法我們會想到金融界另一位傳奇人物巴菲特,巴菲特受人尊敬,而索羅斯卻令人害怕。索羅斯善於利用期貨的手法,運用財務槓桿,對不合理的價格進行打擊。尤其是一些國家不顧自己實際情況,熱衷於維護政治「面子」,誇大自己的經濟能力時,索羅斯會毫不留情地撕掉這些國家虛偽的面具,狠狠地扇他們幾記耳光。巴菲特是溫和的,他研究的是單一企業,他投資的股票價格是由低向高走,也就是說只要盯住巴菲特跟進,散戶們就能走共同致富的道路。索羅斯則是一針見血、斬草除根的金融殺手,他做的項目往往是把別人賴以寄託的精神肥皂泡刺得粉碎。他的做空手法,往往使大多數人受到損失,尤其是使政治家感到難堪。政客們之所以不喜歡索羅斯,是因為索羅斯的行為帶有較強烈的投機行為,而實際上這種投機行為不過是糾正市場不合理的一種行為罷了。因此,當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辱罵索羅斯是流氓時,索羅斯憤怒地說,馬哈蒂爾才是馬來西亞貨幣下跌的罪魁禍首。「正是那些放任信貸迅速擴張的政客和官僚,是他們為劇烈波動創造了條件。」

索羅斯說得對,外因是通過內因起作用的。亞洲國家的經濟結構大多不合理,金融秩序混亂,資本主要投入到房地產和輕加工等暴利產業,而其他產業卻嚴重滯後。比如泰國,就由於房地產業過熱,產品大量積壓,銀行貸款無法收回,從而出現大量呆帳引發危機。應該指出,這些國家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實行資本市場的完全開放,無法適應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當然,本文要分析的是影響和左右體制的哲學背景,因為文化是社會意識的總和,而哲學是文化的核心。

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他那本引起了「凱恩斯革命」的巨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結尾寫道:「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的,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士說過這樣一段令人難忘的話:「對我們每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那種哲學並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我們對生活真正的深刻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這個問題的某種程度的無言的感覺。哲學只是部分地從書中得到的;它是我們用以觀察和感覺宇宙的全部推力和壓力的個人方法。」

1994年,被國際上公認為「亞洲價值最雄辯的發言人」,甚至被西方稱為「新儒家之父」的李光耀對美國《外交》季刊編輯扎卡里亞發表了一次長篇談話。李光耀坦率地說,如果我們不曾以西方的優點作為自己的指導,我們就不可能擺脫落後,我們的經濟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仍會處於落後狀態,但是,我們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他說,中國的傳統觀念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是基礎,我們全民都對此深信不疑。「我兒子給我孫女起的名字就叫修身」。「我們感到幸運的是,我們有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人民相信做人要節儉、勤勞、孝敬父母、忠於家族,尤其要尊重學問」。李光耀認為新加坡另外一個幸運之處是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有西方和日本做榜樣。他說不久以後新加坡就將達到日本已達到的水平。他說亞洲價值觀和西方價值觀何者較好的問題,不能單靠爭論來解決,它將會從亞洲的經濟轉變中得出結論。他認為現在的東亞人民都相信只要假以時日,將有機會迎頭趕上西方。東亞的發展將使亞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重新獲得肯定。

我們今天重溫李光耀的高論真是叫人百感交集,為什麼同樣是儒家文化,能產生經濟奇蹟,也能導致貧窮落後?對此,有人發揚辯證法,把儒家文化一分為二,指出如「服從權威、重視集體利益」等傳統,確實對經濟發展有正面的作用;而儒家文化中的另一些習性,如「強調私人關係、顧存面子、處世不公開」等,對經濟金融體制會起破壞作用。問題是,為什麼某些文化習性會在某些時候起著相對大的影響,另一些習性則只有別的時候起作用?在此類論述中,「儒家文化」學說並沒有把文化作為問題來研究,而是把文化因素當成一種自有永有和同質的實體,把籠統的和非歷史的儒家文化作為東亞經濟奇蹟的動力來解釋。

我們搞市場經濟明明是初學者,卻總是動輒與西方最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作直接橫向對比,而且牢牢盯住人家最尖端、最新奇的理論動態與熱點問題。其實,中國的經濟學研究非但沒有佔領本學科的前沿陣地,就連消化吸收人家幾十年前的理論都遠遠沒有做到。

就在亞洲金融風暴來臨的前夕,作者就「新儒家」思想的地位和影響請教了新加坡作家協會會長黃孟文先生。黃孟文先生告訴我說,李光耀原先信奉基督教,之所以在後期強調儒家思想是為了維護他本人的地位。事實上,李光耀不過是在家裡懸掛他同孔子像的合影,根本談不上理論體系。據筆者所了解,新加坡居民構成複雜、宗教信仰自由,基督徒占人口的大多數。許多人只是沿續了中國傳統的生活習性,並沒有繼承什麼儒家思想學說。

對此,韓國的金大中一鍾見血地指斥,懷疑西方民主的,都是權威主義的亞洲領導人。金大中認為,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事實上,自開始工業化以來,以家庭為本位的亞洲社會已大大轉向了以個人為中心的社會。金大中針鋒相對地指出,道德崩潰不是由於西方文化固有的弱點,而是工業化的結果;新加坡取得的政績是由於政府對人民管教極嚴,救治工業化社會積弊,不應靠警察國家的嚴刑峻法,而應靠加強道德教育,高揚精神價值。

吳爾芬簡介:

吳爾芬,青春夢工廠藝術總監、廈門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先後在《中國作家》《解放軍文藝》等刊物發表作品200萬字,入選《大學語文》《當代散文精品》《21世紀年度小說選》等。獲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藝獎、黃長咸文學獎、福建優秀作品獎、廈門市政府文學藝術獎。策劃、編劇電影、電視劇《客家風雲》《永春白鶴拳》《瓷魂》等多部,參與電影《左耳》《誰的青春不迷茫》攝製。文學作品有《雕版》《九號房》《姐妹》《人皮鼓》等。

小說家吳爾芬1997年出版散文集《對影成三人》,20年後的今天,散文精選《你笑什麼》隆重推出,請吳爾芬老師題上款,寫上你的大名,並隨郵贈送一套精美的鼓浪嶼老照片明信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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