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MeToo？富士康女工呼籲制度化反性騷擾
【觀察者網綜合報道】#MeToo運動盤踞西方主流媒體頭版數月之久，以摧枯拉朽之勢席捲全球之後，如今這股風刮到了中國。
日前，英國《經濟學人》網站18日刊登題為《#MeToo運動到達中國》的報道，關注北航教授性騷擾事件。如今，又有女性發聲，要求建立反性騷擾制度，這一次是富士康女工。
背著反性騷擾廣告牌的富士康工友，照片由工友提供
中國版# MeToo運動即將到來？
1月23日，一位名為「富士康女工」的用戶在「尖椒部落」網站發文《我是富士康女工，我要求建立反性騷擾制度》。文章介紹了在富士康女工面臨性騷擾的情況，指出工作觀念、缺乏制度保障是造成這種情況的重要原因。
「大聲講黃段子，用身材和長相調侃身邊的女同事，借「指導工作」為由進行毫無必要的肢體接觸……在工廠車間里，普遍存在著像這樣的『性騷擾文化』（未婚女工友遭遇性騷擾的情況尤其嚴重），而且很多人對此都習以為常，如果被騷擾的女工友進行反抗，反而可能被指責『太敏感』、『開不起玩笑』。
除了觀念原因之外，缺乏制度保障也是車間性騷擾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
……
如果你很幸運，遇見的是比較負責的領導，他們最多也就是了解一下情況，批評騷擾者兩句，這事就結束了。結果車間里的環境依然沒有改變，當事人可能還會被周圍的同事嘲笑『小題大做』。
而大部分情況下，組長和拉長根本不會當一回事。
在這樣的環境里工作，我每天的心情都很糟糕，不僅僅是對騷擾我的人感到憤怒，也為無法做出有效的反擊而感到無力。
我當然不是不懂得反抗，我會呵斥把手搭在我肩膀上摸索的男工，也會在別人拿我開色情玩笑的時候懟回去。但這樣做就能解決根本問題嗎？顯然不是——我需要承受所有的傷害和壓力，而騷擾我的人卻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他們甚至可能都不認為自己的做法有問題。
而那些沒有反抗的女工友呢？她們有的出於羞恥心，有的是因為害怕反過來被責備，有的是覺得說出來也改變不了事實，最終選擇了默默忍耐。難道她們就做錯了嗎？誰能指責她們軟弱，所以「活該」承受騷擾？我們需要的不是讓每個人面對工作中的性騷擾都刀槍不入，而是要有相應的機製為我們提供支持。」
圖自網路，畫家Joanne Nam
文章還向富士康廠方提出建議，包括張貼防治性騷擾標語、給管理人員做有關防治性騷擾的培訓、在新員工入職培訓中加入有關防治性騷擾的內容、設置專門接受性騷擾舉報投訴的渠道、明確受理性騷擾行為投訴的部門及負責人、接受匿名投訴和保障該員工的隱私等。
文章稱，「我們知道不公平的性別環境不會一日之間消除，也知道僅憑提出的這些建議，對於消除性騷擾還遠遠不夠。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不行動永遠不會有改變。」
《新聞晚報》早在2013年就曾報道，富士康鄭州航空港區工廠曾有一位名為金婷婷的女工跳樓。對於金婷婷的死因，富士康官方的解釋是她有過礦工記錄，但並沒有表明這與跳樓之間的聯繫。
而金婷婷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室友則告訴該報記者，金婷婷一直受困於一些男員工的騷擾，「他們大部分時候是發簡訊打電話，有時候也會幾個人在樓下堵她。 」金婷婷的一次曠工也正是因為出門前看到樓下的騷擾者，才遲到了30分鐘。
記者採訪後證實，女性員工的安全問題，正越來越成為富士康的第一大安全隱患，在新員工培訓中，針對女員工最大的一項培訓內容就是如何應對性騷擾，這是針對近年來女職工被性侵的事件逐年增多而設立的消極應對。
記者還卧底蘋果代工工廠，發現女員工被性騷擾，流淚忍受。
解決性騷擾需要權利對等
女權學者呂頻曾對羅茜茜舉報北航導師一事撰文。澎湃新聞援引的文章稱，學生與騷擾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相比，學生與學校的之間的權力不對等，是最終導致此類性騷擾問題無法被解決的原因。這兩種權力不對等是同構和相互掩護的。
其癥結在於父權性的權力體系，其特點之一是對其內部各層級成員的普遍的系統性的保護，這是體系對內維持效忠，對外保持合法的關鍵之一。
呂頻呼籲通過問責與施壓，迫使體制放棄其所設的上述內外之別，將女性權利在權力結構中內部化，同時也削弱結構的父權屬性。女性要做的，就是將訴求推入議程，促使「婦女的問題」被承認為公共問題。而她在實踐行動主義理念的青年身上看到了改變的可能。
男人也被性騷擾
在人們關注女性遭遇性騷擾的同時，一份調查報告提醒，實際的性騷擾問題與社會結構和主流話語的嬗變糾葛在一起，可能遠為複雜。
《文化縱橫》雜誌微信公號1月13日刊載了性學學者黃盈盈與潘綏銘的性騷擾調查報告，他們基於21世紀的三次全國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得出了一些與大眾直覺相悖的結論：實際發生的性騷擾在減少，可是人們對於它的擔心卻在增加；利用職權的性騷擾其實很少；男人也在被性騷擾；相同性別之間的性騷擾也存在……
黃盈盈與潘綏銘認為，最晚從20 世紀末期開始，反對性騷擾就已經成為一種話語，強勢地介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其結果是，21 世紀以來，現實中的性騷擾在日漸減少，可是人們對它的焦慮卻與日俱增。
黃盈盈與潘綏銘的調查表明，中國人對於性騷擾的主體建構不僅不同於美國社會，也不同於主流話語。人們基本上不考慮所謂「客觀的判定標準」，而是依據自己的感受，依據自己對於對方動機的推定，給出自己的定義並推動著社會的變遷。
中國主流的反性騷擾話語依然高度關注利用職權進行的性騷擾，關注男性對女性的騷擾，將所有不合宜的與性相關的言語行為都視為負面的性騷擾，而在現實中造成反性騷擾問題的盲點與誤區，遠遠沒有跟上時代的發展。
一周前，中青報《寒門博士之死》一文引發輿論關注。溺亡博士楊寶德女友曾在微博上髮長文，聲討其博士生導師周某是釀成此悲劇的罪魁禍首，並貼出二人聊天記錄作證。
楊寶德女友表示，博導過分干預學生私生活。硬性規定楊寶德中午不準睡覺，晚上十二點之前隨時待命。文章稱：「諷刺的是，前面要求學生中午坐她對面看文獻，後面給她女兒打電話一個勁的囑咐中午要多休息。經常在十點之後找楊聊各種與學術無關的瑣事。更有甚者，在晚上一兩點還給她的其他學生髮『小可愛、小寶貝』之類的話，嚇的學生天天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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