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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老師:不沉默,讓「保研路」消失

作者 / 黃曉丹,大學教師

首發 / 新媒體女性

今年元旦,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羅茜茜實名舉報導師陳小武涉嫌性騷擾女學生,北航隨即做出積極回應。這個事件引起了社會對高校中的性騷擾問題的注意,據知已有近百所大學的畢業生致信母校,要求建立校園性騷擾的防範機制。此事亦迫使我產生思考。

我在整個本科、碩士,和博士期間,並未遭遇性騷擾,也未見證同學有所遭遇。這當然是一件幸運的事。但「免於性騷擾」本來就是和呼吸、飲食一樣基本的生存權力,不應該要靠幸運來獲得。因此,對於那些和我一樣並未成為校園性騷擾目標的人來說,我們依然需要一個目標,將「免於校園性騷擾」從不可捉摸的幸運變成堅實可控的保障。

校園性騷擾造成了對所有校園中人的污名化

不曾成為校園性騷擾的目標,並不就意味著不受校園性騷擾之害。

一方面,校園性騷擾事件中,施害者大都並未受到嚴厲懲處,這使得大量學生實際處於物傷其類的恐懼中。另一方面,社會見證了高校對於性騷擾的姑息態度後,便對此產生兩種極端化的迷思。

其一是將性騷擾當做極其罕見而神秘的事件,認為只有相貌迷人或行為不端,甚至「缺少父/母愛」的學生才會成為性騷擾的受害者。換句話說,認為受害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受害者本人身上;其二是將性騷擾當做極其普遍而正常的事情,認為在考試、保研、入黨、求職等環節中,性騷擾都是一種必然的潛規則。

這種雙重迷思事實上使大學生陷入無路可逃的境地。如果一個學生聲稱自己遭到了性騷擾,她會遭受「想想你自己做了什麼」的質疑;而另一個學生活得好好的,長得美又成績好,人們就會懷疑她的成績是接受教授性騷擾後的補償,這使得所有學生都處於一種既要回答「為什麼被性騷擾的是你」,又要回答「為什麼不被性騷擾的是你」的兩難中。

對於這樣的問題,什麼是合適的答案呢?過去這些年來,我以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的身份,面對「聽說大學裡教授追求女生的很多啊,你有沒有被追求啊」、「考研/考博是不是也看長得好看不好看」這類問題回答過很多個答案。從「我的老師都是正派人」到「你覺得我像會被老師性騷擾的人嗎」一直到後來的「我導師是女的,而且八十了」,哪個答案也談不上理直氣壯。「性騷擾」就此變成了所有校園師生無法辯解的嫌疑。

性騷擾到底是「師生戀」,還是「性交易」

與發生在陌生人間的性騷擾相比,校園性騷擾有著更大的隱蔽性和逃責可能。如果說公交車咸豬手只要靠一則視頻就能證實的話,校園性騷擾則遠沒有這麼簡單,因為它常常假扮成另兩種東西,一種是「師生戀」,一種是「性交易」。常規的套路是,性騷擾在開始時常常披上師生戀的玫瑰色外衣,敗露之後又聲稱是學生為了利益與老師進行性交易。唯其予之定義的主體常常是侵犯者本人,而受害者因其較低的身份、較小的年齡和較少的社會資源,從未有過同等的發聲權力。

性騷擾裝扮成「師生戀」或「性交易」,表面上看起來是往純愛和純利益的兩個方向分化,從而迴避「侵犯」的本質,但它的共性在於,無論在最初還是最終,在引誘還是問責的過程中,侵犯者都試圖卸除自己的責任,將受害者描繪成事件的引發者。只不過前者是讓學生本人相信自己與老師發生性關係是出於自己的意願,而後者是讓大眾相信與學生發生性關係只是老師的「一時經不起誘惑」。這也是我們思考「校園性騷擾」問題的為難之處,如何在每個階段去區分性騷擾或真正的師生戀,如果學生有著交易的企圖,教師的行為是否就不應以性騷擾問責?

將權力因素納入對校園性騷擾問題的思考

必須將權力因素納入到對校園性騷擾問題的思考中來,才能回答這些問題。

師生之間是否可以有戀愛?雖然現代史上無數佳話賦予了師生戀某種看似的合理性,但我只能從我自己的經驗來說,當學生時,「愛上」老師實在是太容易了,當老師後,想獲得學生的「愛」也太容易了。但與其說這是愛,不如說這是表演、引誘、理想化和自我陶醉的混合物,而終究是控制。

師生之間的權力不對等絕不僅僅體現在打分、保研這些實質性的權力上,它體現在個人的整個呈現方式上。大學教師在一周中的幾個小時出現在學生面前,使用著他精心準備過的話語(備了一夜的課),講述著他知識領域中最專業的部分(讀完博士花了十一年),甚至穿著最好的衣服,保持著最優雅的風度(忍受三小時是極限)。展現或扮演出最好的狀態,這不但不違背道德,而且是教師職業素養的一部分,因為對教師的理想化是使教育達成的必經環節。在師生關係中遮蓋弱點,只以精粹之處相向,是職業的要求,而在愛情關係中有意識地如此行為則被視為欺詐。

現代意義上的愛情是建立在平等透明的兩性前提下的,雖然也要經過理想化,但那是雙方的理想化,而且之後還要雙雙進入坦誠相見的過程。此外,再沒有一個地方能像課堂一樣,能長年強制聽眾處於不發一言、專註傾聽的狀態。在這種極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學生觀看老師表演,傾聽老師訴說,並全盤接受老師對他的揀選和評判,從中產生出來的任何仰慕、感激甚或憐愛,都與「愛情」相去甚遠。老師如果坐享這種起點不公帶來的情感收益,本身即可視為利益侵犯。

同理,就算學生有性交易的企圖,因為教師在權力關係中處於優勢地位,所以在責任分配上,也應負有更多的責任。從另一角度說,性騷擾侵犯了學生個體,使其他同學的身體安全感受損,但性交易在此基礎上,還動搖了大學的整個評價體系,使評分、保研、入黨等各個領域的公正性都受到了損害。

中國大學廣泛存在的「保研路的傳說」正是將性騷擾、性侵犯置換成性交易之後而產生的後果,它表達的是對於大學公正度的無信心,而且再次導致了對那些在考試、保研、入黨等領域獲得成功的學生的集體污名化。對於侵犯者個人來說,將「騷擾」偷換成「交換」似乎可以換來責任的減輕,但對於大學來說,如果默認這一偷換,則是將集體的信譽無謂地消耗在個人的罪行上。

有人認為在校園性騷擾事件中,判定戀愛、騷擾、交換三者的分界至關重要。但我想說,在這種極其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下,三者之間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與其將之視為三種不同的關係,不如視為同一關係的不同階段,並制定政策,杜絕其各種變體。

與性騷擾切割,就能保障學生權利嗎

在陳小武事件曝光後,我第一時間問了我的學生如何看待校園性騷擾。我擔心他們也同樣把性騷擾正常化,從而默認這是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必須付出的代價。可喜的是,他們並不是這麼想。他們總的來說認為性騷擾是不正常的,但女同學們另有一種擔心,她們擔心陳小武事件的曝光,是否會使考研、考博中女生的錄取率進一步下降。她們認為,男老師可能為了躲避可能的麻煩,而減少對女學生的招收和指導。她們的觀察其實深入到了性別權力的深刻層面。

為什麼這個世界上受到性侵犯的人,或者將性作為資本進行交易的人大都是女性?性侵犯意味著女性的性權利更容易受到侵害,而性交易意味著女性在性之外的其它權力上有著更大的脆弱性,甚至需要用放棄性權力的方式來予以贖回。在我的女學生設想出來的那個場景中,她們即將遇到的碩導、博導、招聘官分成兩種,一種選擇侵犯女性的性權力,比如陳小武。另一種則侵犯女生在學業和職業表現中被平等評價的權力。他們可能為了與陳小武這樣的人切割而把招收女生視為麻煩,而這種人,卻被社會稱為正人君子。

對於女學生來說,這樣的兩難依然是令人絕望的。要成功,還是要清白,變成了一個或此或彼的問題。雖然作為老師,我不停地告訴她們這二者在現實中不一定矛盾,但她們不僅需要靠聽聞來建立信心,還要靠見證來鞏固信心,靠經驗來確認信心。

抵制校園性騷擾,教師不應當缺席

沒有證據證明性騷擾事件在大學中的發生的概率較在其他人群中更高。以自身的權力優勢對學生進行性剝削的老師畢竟是少數,但這也使大部分教師更容易認為性騷擾是發生在少數敗類身上的事,與自己無關。何況教師群體本身較為清高的群體性格和較為謹慎的言語習慣使得他們哪怕私下裡對性騷擾者忿然作色,卻鮮少有公共場合的口誅筆伐。但試若教師們不曾公開、鮮明、廣泛地表達自己對於性騷擾的態度,在學生看來,就無異於默認這種事情的發生。

每當校園性騷擾事件曝光,教師在觀察學生言行的同時,學生也在暗地裡觀察教師的反應。如果他們的眼中只剩下公然進行性騷擾的教師和對性騷擾不置一詞的教師,他們就有理由認為,這種情況已經成為通行在校園中的潛規則。哪怕他們確認自己的老師確實是一個正人君子,甚至為之感到慶幸,那也只是說明在他們的想像中校園性騷擾的情況已經極其普遍。而一旦騷擾發生,他們在說不時承受的心理壓力也會更大。

因此,對於教師來說,在校園性騷擾方面,自律是不夠的,還需要把自律說出來,並在教師群體中形成一種能夠公開討論、反對性騷擾問題的氛圍,這種氛圍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解除校園性騷擾的神秘化、浪漫化迷思和普遍化迷思。當談論校園性騷擾就像談論流感一樣清晰、公開時,它賴以存在的土壤才會變得越來越稀薄。

學生需要明確地知道,他們的大部分老師都站在性騷擾者的對立面上,也需要明確地知道,他們的大部分老師早已決定放棄與學生髮展浪漫關係的可能性。緘默是不夠的,若隱若現的推理和暗示是不夠的,他們需要親耳聽到,直至習以為常。他們應當生活在一種保障之下,這種保障就是,永遠不需要由他們來負責分清來自於老師的到底是關愛、交易還是騷擾。他們在師生關係中不受性侵犯的權利,也不以是否成功地勸慰或拒絕了老師為前提。只有在這樣的保障之下,他們才能表現出應有的自信,來反抗來自少數人的性騷擾,並敢於幫助其他處於困境中的人。

2018年的1月還沒有過去,在近一百所高校的畢業生致信母校,要求建立防範校園性騷擾的機制後,武漢大學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一批教師發起了《全國高校教師反性騷擾宣言》,承諾絕不性騷擾學生或同事、下屬,堅決支持和保護性騷擾受害者。從時間上看起來,教師群體好像是受到了學生群體的鼓舞才擺脫緘默開始發聲。但由於在之前致信母校的行動中,事實上大量簽名畢業生其職業已經是教師了,所以與其把它看做兩個群體的先後,不如看做兩種身份間的微妙抉擇。從以畢業生的身份聯署抗議信,到以教師的身份聯署承諾書,我看到了更多的自我反省和責任擔當。

抵制校園性騷擾,我們終於緩慢地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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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渡時艱

本文由新媒體女性原創稿件,轉載請後台聯繫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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