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一部分

護士，您打針不疼吧。連續幾天，我在小區門口診所里打針時遇見這個小姑娘，每次她都問同樣的話題。

你已經打過好幾針了，有點疼，可以忍住的。護士笑著說。

護士特耐心，握著針管站在小姑娘跟前，帶著職業般的微笑，等著小姑娘應允。我看見一絲恐慌在小姑娘眼裡打轉。誰沒打過針呢，打針有什麼可怕的。后座上有人不屑地小聲說。小姑娘拿眼角的餘光掃了一下周圍打點滴的人，使勁地抿著嘴，朝護士點點頭。護士開始用棉球細心地擦拭她的手臂，在小姑娘轉頭閉眼的瞬間，將針頭快速戳入血管。

不疼吧！護士說。嗯，像是蚊子叮了一下。她紅著臉回答。

打針就是用一種疼去解救另一種疼。一旁打點滴的大姐說。小病小恙別去醫院，一去就是大毛病，進去全身儀器來一遍，出去儀器再來一遍。另一個人接過話題。一時間，關於去醫院還是去診所，是扛過去還是吃藥的話題，在小小的診所迅速升溫。

我是在打針中長大的孩子，小時候多病，常去醫院打青黴素，胳膊上青一塊紫一塊，自小就對打針懷著深深的敵意。長大後，頭疼腦熱死扛著不打針，不吃藥，挺一挺也就好了。

後來，去醫院給朋友的孫子獻血，孩子小，需要將剛離開身體的鮮血從針管直接注入輸血袋。醫生拿著比杯子細不了多少的注射器，針管也粗，面無表情地將針頭插入臂彎上的血管。我沒聽醫生的，我看著血從身體里流出來，填滿了大半個注射器，沒有疼，只有說不清的麻木。

那年，我二十齣頭，兩天獻一次，連續十天，實在扛不住了，才給朋友說。

你年輕，身體好，血好，對孩子好。朋友的妻子跟在身後央求。

一個人頂不住，能不能再找個人一起。我忍著對她話里的不滿，搖著頭。

又去了一次醫院，朋友終於找到一個血型相配的人。沒過幾天，朋友告訴我孩子走了，莫名地傷心了一晚上，不是為身體里流出去的鮮血，而是為了從沒見過面的孩子。

再後來，我靠在血站獻血大廳的椅子上，為病重的同事挽起起衣袖，旁邊是剛畢業來疆參加志願服務的同事，一個從重慶來的小姑娘，她無比恐慌地盯著盤子里的袋子、針頭，期期艾艾地脫著外衣。

她看著針頭插入我的血管，看著我臉上的微笑，一絲怯紅飛上臉頰。她用力地跺了一下腳，坐在椅子上，朝等候多時的醫生伸出胳膊。

放鬆，放鬆。醫生一邊說，一邊輕輕地拍著她的手臂。她連忙伸出右手，輕輕地揉著手臂。

300cc的鮮血，一縷縷流入血袋。她微閉雙眸，從她緊攥的拳頭上，我看見她內心的緊張。

半年後，她返回重慶。這個地方的人，沒有幾個人記得她。她不認識這個從死神懷裡奪回來的同事，同事也不認識她。

診所里，輕言細語的對話，逐漸演變成難以平復的憤懣。我的牙疼痛持續加重。隨著質感的脈搏，從牙齒傳遍口腔，爾後迅速蔓延到身體各個部位。人吃五穀雜糧，怎會不生病？如果生病不去找醫生，那該找誰呢！如果不相信醫生，該相信誰。我知道她們的話言不由衷，話題的背後，還有一些深層次的不願說也說不清的問題。

連打了六天針後，牙倒是不疼了，但醫生告訴我罪魁禍首是那顆鬆動的牙齒，不拔掉，會殃及緊挨的牙齒。醫生越說越嚴重。頓時，背後涼風嗖嗖，我不由自主地把醫生的忠告與牙疼以外的後果聯繫到一起，沒有痛感的牙齒又開始疼了，我用舌尖頂了一下牙齒，發現這顆牙齒越來越鬆動。

儘管醫生說這是小手術，不會疼好久，由這顆牙衍生的持續加重的恐懼，讓我不得不躺在手術台上，任由護士將一塊手術單子蒙住我的頭，只留下一個口子供手術用。

主刀的醫生是內地一家大醫院來疆的專家，旁邊圍著一大群觀摩學習的醫生。隔著一層布，我看不清他們的表情，麻藥開始生效，知覺慢慢生硬，聽覺卻突然靈敏起來，傳遞手術器材的聲響，讓我準確判斷出醫生的動作，一群旁觀者，正饒有興味的等著手術開始。

你們看，我剛拉開牙齦，這顆牙齒就掉了。主刀醫生用事實應證剛才的推斷，話里有欣喜，也有自得的味道。旁邊的醫生隨身符合，聽得出來的嘆服。再不手術，這兩邊的幾顆就保不住了。她接著用器材敲了一下旁邊的牙齒，繼續言傳身教。我口不能言，手不能動，像一個等待宰割的羔羊，任用她用手術刀拉開牙齦，咯吱咯吱地刮著牙齒。

我不知道在恐懼的狀態下還需要忍耐多久，好在她開始用針線縫合拉開的牙齦，好在只有麻木的感覺，沒有一點疼痛。

相伴幾十年的那顆牙，就這樣離開了我。後來，我去醫院安了一顆烤瓷牙，謹遵醫囑，不敢嗑瓜子，嚼硬物……牙不在了，我開始無比珍惜取而代之的假牙，儘管沒有什麼感覺。

自此之後，再也不擔心裝上的這顆牙會疼了。是的，這種擔心是多餘的，不是自己的牙，怎麼會疼呢。

攝影：鐵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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