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龍伊朗行紀之四
郭建龍，獨立作家、前財經記者、IT工程師
一旦一個社會出現動蕩，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不是溫和派，而是最極端的那一派。
「事情就這麼發生了，革命前我們希望要一部共和憲法，但是他們卻給我們塞了一本《古蘭經》，說《古蘭經》就是憲法，《古蘭經》竟然勝利了。」
在德黑蘭，有一個不是景點的景點，它吸引的遊客並不比傳統的古列斯坦宮或者國家博物館少。這是一片巨大的庭院，用紅色的磚牆與首都其餘的空間隔開。
庭院位於德黑蘭南北區的交界，看上去破舊不堪，在紅磚圍牆的上方還架著鐵絲網，庭院的大門上有著崗樓建築。可以想見，在三十多年前，崗樓里士兵荷槍實彈，隨時保護著大院的主人。
在大院的外牆上，殘留著一次次清洗的痕迹。每一次清洗，就會把上面大量的塗鴉清除掉。這些帶著卡通感的塗鴉大都帶著美國國旗，或者畫上換成骷髏頭的自由女神像，當然也少不了伊朗革命衛隊的標誌、拳頭、導彈，表明了伊朗的不屈服。
德黑蘭美國大使館牆上的小塗鴉。伊朗的導彈和融化的美國國旗。 郭建龍
將自由女神畫成骷髏的塗鴉。 郭建龍
我圍繞著這個大院走了一圈。由於伊朗新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採取了與世界緩和的政策，於是大院的圍牆又被清洗了一遍，把那些極端言論清除掉了，只保留了一部分小型的、或者不那麼挑釁的圖案。
在大院正門的上方，懸掛了大幅拼接照片，照片的一側是拍自1979年的美國人質，而另一側則是拍自2016年的美國人質。2016年，在波斯灣任務的美國士兵屢屢誤闖伊朗領海，伊朗出其不意，將一小批美國士兵俘獲，讓他們舉手投降。美國士兵投降的照片成了伊朗新的興奮劑，讓當局感受到了與大國對抗的激動。在照片上還專門寫上了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評價：這是安拉的意願。
這個大院就是革命之前的美國大使館。所有前來獵奇的人們都驚奇地發現，這個院子太大了，遠遠超過了一個大使館所需要的地盤。如此規模的大使館不僅容納著必要的外交機構，還會隱藏著許多不一般的機構。
事實上，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一直是被當做中東和中亞的情報集散地使用的，由於伊朗國王採取了全面投靠美國的政策，並不吝撥出大片土地做使館之用，美國人認為這是發展情報最保險的地方。當年推翻伊朗首相摩薩台的政變就是在這裡策劃，美國調停英國和伊朗的關係也是在這裡進行。伊朗還是美國從高加索和中亞兩方面牽制蘇聯的最前線。
美國人的算盤在1979年被突然擊碎。這一年的11月4日，在一次反美大遊行中，一群德黑蘭大學的大學生突然衝出遊行隊伍，爬上了布滿鐵絲網的高牆，進入了美國大使館，將60多名美國使館人員扣押了。隨後，伊朗釋放了其中的十幾名，剩下的則成了人質。這就是著名的德黑蘭人質事件。
人質事件後，伊朗與美國斷交，而更重要的是，這次事件使得伊朗革命的重建工作徹底轉向，原本上台的人屬於溫和派和憲政派，並不希望與美國斷交，希望在保留原有憲政體制和外交權的前提下，溫和地進行社會變革。但人質事件發生後，伊朗主動被世界隔離了，從此不得不走向了一條孤立主義的道路。
霍梅尼頭像，以及對美國大使館事件的簡介。 郭建龍
許多人對於人質事件的發生扼腕嘆息，認為伊朗為此喪失了民主的最佳契機。但實際上，這卻是宗教保守派的精心策劃，斷絕溫和派變革的可能性。
我們可以把伊朗革命與當年的俄國革命做一個比較。1917年，俄國最初發生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成分複雜的運動，溫和立憲派、激進左派都參加了革命，他們共同的理想是反對沙皇。沙皇倒台後，人們還以為可以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立憲政府。而溫和派的克倫斯基也因此被選上了台，擔任臨時政府首腦。
既然革命已經成功，克倫斯基試圖維持住國家穩定，逐漸轉向新政權建設。可是，溫和派卻發現總有人在不斷地破壞社會穩定，製造混亂，煽動人民情緒，這些人就是蘇維埃。到最後，蘇維埃成功了，他們利用了人們對革命意猶未足的情緒，煽動起了更大的社會動蕩，從而完成了第二次革命：十月革命（或者叫「蘇維埃竊國」），將俄國帶入了徹頭徹尾的極權時代。
一旦一個社會出現動蕩，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不是溫和派，而是最極端的那一派。
在伊朗1979年革命中，也有著同樣的問題。1979革命可以分為兩期，第一期叫做民主革命，而第二期叫做伊斯蘭革命。
在第一期中，雖然人們認為霍梅尼是革命領袖，實際上卻希望他進行民主革命，實現伊朗的共和化。
但是，在第二期中，霍梅尼卻暗中建立了武裝，並挫敗了一切溫和派試圖進行民主化的舉動，開始了另一場極權運動。
只有理解了伊朗革命的階段性，才能理解為什麼至今仍然有許多人對於推翻國王之後的政治進程扼腕不已。
但這，也許從革命的第一天，就已經註定了......
塗鴉中的霍梅尼和伊朗國旗。 郭建龍
▌革命大拼盤
雖然伊朗國王是美國的鐵粉，但伊朗革命之門卻是被美國總統卡特踹開的。
民主黨的卡特總統是一個矛盾的人，一方面不斷地鼓勵伊朗國內繼續開展民主化改革，但另一方面，又為了地緣政治需要，無視伊朗國王鎮壓反對派的舉動，支援給伊朗大量的武器，幫助他維持政權。
這種自相矛盾的舉動在1977年底卡特訪問伊朗時達到高峰。在伊朗訪問時，他繼續大講民主，將社會的熱情煽動起來，可他又在同樣的場合高聲讚揚伊朗國王是民主自由的守護神。
卡特離開後，伊朗國內立刻陷入了混亂，特別是在宗教保守的庫姆，將卡特的到來看作是美國陰謀的一部分，大量的宗教人士開始上街遊行，與警察發生衝突，導致數人死亡。
這件事本來是一起宗教衝突，可由於伊朗的各派都有反國王色彩，立刻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反抗的高潮，宗教人士與共產主義者合謀推翻國王。這樣遊行愈演愈烈，到最後，任何社會災難都成為反政府的借口。8月份，在阿巴丹（Abadan）發生了一次電影院起火事件，近400人死亡。但人們很快把起火與陰謀聯繫在一起，認為是支持國王的人縱火，嫁禍給宗教人士。這件事後，伊朗國內的衝突立刻升級。
在種種的衝突之後，國王認定一切都是宗教人士在背後搞鬼。而宗教人士中最猖狂的，就是在伊拉克不斷批評伊朗政府的霍梅尼。如果要想讓社會抗議運動平息，必須把霍梅尼趕得遠遠的。
當時伊拉克執政的就是著名的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總統。伊朗要求薩達姆政府將霍梅尼驅逐出境，遠離中東。伊拉克同意了。霍梅尼被迫離開了聖城納傑夫，前往法國居住。
事後，人們分析，將霍梅尼驅逐到法國可能是國王犯的最大錯誤。在納傑夫，由於受制於薩達姆政權，霍梅尼不能隨意發聲。可是法國是世界左派運動的大本營，對於任何戴有反政府光環的人都充滿了同情。法國記者們一聽說伊朗反政府頭目來臨，立刻將霍梅尼當做大人物，將他的每一句話都作為真理傳向全世界，再從全世界傳入伊朗。
在法國和世界媒體的包裝下，霍梅尼立刻從一個不知名的宗教人士變成了另一個世界革命領袖。當世界失去了格瓦拉，又遭到卡斯特羅背叛後，急需一個新的代表人物來滿足人們的好奇心。霍梅尼在伊朗國內的宗教界都不是最有權威的，但經過法國媒體的包裝，他在伊朗國內的影響力迅速超過了自己的同僚，成了伊朗革命的指路明燈。
對於國王來說，最大的損失在於，伊朗國內的高級教士中有許多溫和派，他們是想與國王達成協議，希望回歸平靜的。他們也知道激進革命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失控。但自從霍梅尼到了法國之後，這些高級教士已經無力扭轉失控的局面了，只能隨波逐流，聽任事態的發展。
在世界媒體的鼓勵下，伊朗越來越多的派別決定和霍梅尼站在一起，這就決定了國王最終的命運。工人們開始罷工，商人們開始罷市，教士們鼓動農村人反抗，學生們上了街，伊朗徹底亂了套。
國王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命運。一年多以前，卡特總統訪問伊朗時稱他為和平穩定的基石，但隨著一年多的騷亂，公元1979年1月，他帶著家人悲愴地離開了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國家，伊朗也告別了國王時代，進入了令所有人嚮往的共和國。
但是，這個共和國真的能讓所有的人都滿意嗎？
美國手槍和穆斯林信仰。 郭建龍
▌溫和派失敗了
國王倒台後，首先想控制局勢的是國王的首相巴赫蒂亞爾（Shapour Bakhtiar），他試圖接受革命，但保持憲政框架。他已經意識到最大的敵人是霍梅尼，在霍梅尼從法國回國之前，希望能阻止他，並儘快與其他的反對派達成共享政權的妥協。但巴赫蒂亞爾失敗了，甚至軍方都背叛了他，認為已經沒有辦法把霍梅尼拒絕在政治進程之外。
2月1日，霍梅尼在法國人的保護下，搭乘法國人的專機回國。世界的強權（包括美國）都在討好他，希望能夠與這位伊朗的新主人達成新協議，就如同當初古巴的卡斯特羅剛上台時，世界抱的幻想一樣。
回國後，霍梅尼並沒有馬上沖向前台，他知道其實革命的人們大都希望實現民主和共和，而不是教士的中世紀統治。他將一位叫做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的溫和派推向了前台，讓他擔任總理。
不過，伊朗的革命形勢已經複雜化。在俄國版革命中，列寧一邊與克倫斯基溫和政府糾纏不清，一邊不斷地強化極端組織蘇維埃。而在伊朗版革命中，霍梅尼一邊讓巴扎爾甘組成溫和派政府，另一邊則在強化極端宗教組織：伊斯蘭革命委員會（Council of the Islamic Revolution）。
革命委員會是霍梅尼一回國就建立的一個影子政府機構。如同列寧建立的蘇維埃，革命委員會也掌握了對人身、經濟生殺予奪的大權，既可以判處人死刑，也可以剝奪私人財物，甚至連普通人的工資都有決定權。隨著委員會的權力越來越大，巴扎爾甘的政府被架空了。
巴扎爾甘並沒有去討好霍梅尼的口味，他意識到，當前最主要的是組成一個中立的溫和派政府，並儘快形成有效統治，否則就會被委員會取代。他將極端的教士派和共產主義左派都排除在內閣之外，尋找了許多溫和人士入閣，試圖保持獨立性。在這個時期，巴扎爾甘仍然與美國保持著聯繫，希望在不進行重大外交調整的情況下實現社會的再穩定。
但巴扎爾甘和當年的克倫斯基一樣，發現不管怎麼折騰，他的權力仍然越來越小。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組織了宗教革命法庭（Revolutionary Tribunal，Dadgah-ha-e Enqelab）隨意審判，大肆剝奪富人的財產。這個法庭成了法外王國，卻足以決定人的生死。最可笑的是，在巴扎爾甘剛組成政府，宣布了內閣名單之後，突然發現新任空軍司令無法到職，原因是：這位倒霉的將軍已經被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並執行了。
法庭把富人財產沒收之後，沒有交給國家，而是交給了自己控制的黨派伊斯蘭共和黨（Islamic Republican Party），成了黨產。結果，巴扎爾甘政府沒了錢，什麼事都幹不了，革命委員會卻發了大財，人人幹勁兒十足。
這些黨產數量之龐大，成了伊朗社會未來幾十年的包袱。到底伊朗有多少黨產，人們的估算從伊朗全部財富的20%到50%不等，他們獨立於監督體系之外，成了伊朗黨國的腐敗之源。
當巴扎爾甘繼續在前台表演時，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還建立了獨立於政權的軍隊：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這個衛隊主要由大量的流氓無產者組成，只聽從於霍梅尼以及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革命衛隊最初控制在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輕人手中，他們胡作非為，任意生殺，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恐怖氣息，這種恐怖氛圍更加彰顯了正式政府的無能。
在霍梅尼在努力建立這一整套冠以伊斯蘭名義的影子政府時，巴扎爾甘仍然在前台試圖將革命扳回到民主革命的軌道。但他的地盤卻在逐漸失守。在定國號時，新的國家名稱不是伊朗（民主）共和國，而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意味著所謂共和國，必須運行在伊斯蘭教法之下，不能夠超越教法。
在去往伊朗的飛機上，一位巴基斯坦人對我澄清了伊斯蘭和共和國的關係。巴基斯坦人認為，「共和國」和「伊斯蘭共和國」是兩個概念，像烏茲別克這樣的國家，雖然大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但他們只是個共和國，憲法是在教法之上的。而只有伊朗和巴基斯坦才能稱得上是伊斯蘭共和國，它首先是伊斯蘭，其次才是共和國，也就是說，教法是在憲法之上的，如果憲法條款違背教法，那麼該條款就是無效的，哪怕它叫做憲法。
霍梅尼對於所有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也都進行了激烈的「黨有化」，將產權收歸伊斯蘭共和黨，比如，銀行、保險、大型工廠、石油公司、電台、電視台等，控制了這一些列公司之後，反對派就喪失了與霍梅尼對抗的能力。
但是對抗仍然存在，甚至在教士階層內部也有著激烈的不同意見。有許多地位與霍梅尼相當的大阿亞圖拉實際上是不同意霍梅尼的教士干政策略的，他們認為，政治的事歸政治，而教士的事情只限於維繫社會紐帶，在政治之外來改善社會。
持這觀點最著名的兩位是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以及阿亞圖拉塔列加尼（Mahmoud Taleghani）。前者公開認為教士不應該參與政治活動，而後者支持左派的理想。當塔列加尼提出質疑後，他蹊蹺地死了，可能死於毒殺。
教士反對派的死亡，讓和平的溫和派終於被極端激進派取代了。
▌教法與憲法
溫和派與激進派最激烈的爭鬥出現在憲法起草上。由於憲法是根本大法，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走向，溫和派不可能在這方面讓步。他們堅持，憲法所規定的政府框架應該排除宗教的控制，宗教和政黨必須在憲法之下運營。
霍梅尼則堅持將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實施，也就是：在政治架構之上強加一個更高級的教士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憲法地位高於總統和議會，任何政治決策，都必須由委員會裁定為不違背伊斯蘭教義，才准予實行。
這場爭論的實質，是法大於教，還是教凌駕於法律之上。霍梅尼顯然希望建立一種高於憲法的勢力。
在雙方的鬥爭中，霍梅尼逐漸佔了上風，他利用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製造恐怖，逼迫人們將已經起草完成的世俗化憲法交給一個專家委員會進行修改。而在選舉專家委員會時，把委員會裡塞滿了他指定的候選人。這個專家委員會則將大量的伊斯蘭內容加入了憲法，實現了霍梅尼的架構。
鬥爭依然很激烈，即便實現了修改，但是憲法必須經過人民表決才算通過，如何通過人民表決，成了霍梅尼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但這難不倒霍梅尼。
11月4日，美國人質事件爆發，拖了一年多才告解決。人質事件也將伊朗徹底打入了一條不歸路。之前，許多人已經退出了革命，希望開始革命之後的生活。但人質事件的爆發讓伊朗與美國徹底決裂。溫和派原指望在革命後，與美國繼續維持友好關係，並藉助美國的幫助實現社會發展。但現在，伊朗已經徹底孤立了。
美國人燒死自由之花。 郭建龍
在它的鄰國和世界大國中，由於之前一直依靠美國，伊朗與蘇聯關係一般，與阿富汗關係也不緊密。伊朗與土耳其存在著人種和政治的雙重競爭，與沙特則是教派上的死對頭。由於伊朗支持伊拉克境內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薩達姆政權也關係緊張。它只與古怪的巴基斯坦保持著良好關係，但是，隨著阿富汗戰爭的展開，兩國關係也進入了低潮期。
當四周全部都是敵意時，伊朗人的抱團傾向超過了黨派紛爭。與美國對抗帶來的興奮感衝擊了整個社會。即便認為事情已經複雜化的人，也帶著好奇的心情等待著事情的發展。
在一片喧囂中，伊斯蘭化的憲法被通過了。鬥爭高手霍梅尼獲得了勝利。一個類似於中世紀的伊斯蘭政權出現了。
在西部遇到的那對老夫婦曾經感慨地對我回憶說：事情就這麼發生了，革命前我們希望要一部共和憲法，但是他們卻給我們塞了一本《古蘭經》，說《古蘭經》就是憲法，《古蘭經》竟然勝利了。
但也有人說《古蘭經》只是取得了表面的勝利，實質上，伊朗還是波斯，不是阿拉伯。
一位教師告訴我：在伊朗我們必須學習兩種外語，一種是英語，另一種是阿拉伯語。學英語，是因為它是世界通用語言，而學阿拉伯語，則是因為《古蘭經》是用阿拉伯語寫的。結果，我們的每個學生都要浪費十幾年學這兩門語言，卻誰也學不會。特別是阿拉伯語，一點也用不上，學完就忘光了。他的話讓我想到了學英語的中國學生們。
*本文為郭建龍「伊朗行紀」第3篇，南都觀察將陸續推送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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