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昭通東漢佛像看中國早期佛像的來源
2000年，雲南省考古所和昭通文管所聯合發掘了一批東漢墓葬，其中，2號墓出土陶佛像1件，尖頂帽紅陶俑2件，還伴出有陶房、陶碗和陶罐等。筆者於2003年到昭通市文管所參觀，經過反覆觀察，結合筆者近二十年來對中國早期佛像研究的認識，認為2號墓出土陶佛像是我國最早的陶佛像，對中國佛教藝術的產生和傳播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昭通陶佛像的特徵和年代
這件灰陶佛像，殘高約 20厘米，下部略殘，頭頂有槌狀物（不像肉髻），螺發，面龐豐潤，雙眼微合，高鼻且大，身穿通肩大衣，向下形成五重長長的U形衣紋，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V形衣領，衣袖有較寬且深的紋路，大衣背面從上到下形成七層略呈平行的圓弧形衣紋，似結跏座。（圖1）
圖1 昭通東漢陶佛像
雲南境內過去發現最早的佛教藝術是劍川南詔石窟，溫玉成認為雲南「迄今未發現7世紀以前的有關佛教傳播的信史及文物」。由於涉及到雲南最早佛像的問題，因此，首先對這件陶佛像的佛像儀軌和年代考證，就顯得尤為重要。上世紀，在我國四川樂山麻浩和柿子灣東漢崖墓發現佛像，其中，樂山麻浩一號崖墓（以下簡稱為麻IM1）中室門額雕刻一尊佛像，通高37厘米，高浮雕，頭頂有肉髻，頭後繞圓形項光，身穿通肩大衣，圓領較尖，衣領以下有三道U形衣紋，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握衣角，似結跏趺座，與昭通陶佛像造型相似。（圖2）樂山柿子灣崖墓門額也有與此形制相同的二尊佛像。需要指出的是學術界過去一直認為樂山佛像的年代是東漢晚期，但自從有人在公布該墓的調查報告中將其訂為蜀漢時期之後，獲得了一些人的認同。不過，把樂山佛像年代訂為蜀漢時期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麻IM1是四川大型崖墓之一，為「前堂後穴式」，前堂打通，十分寬敞，後室則形成大致並列的三個墓室。這種崖墓形制頗具特色，比較少見，類似的結構僅見與麻IM1毗鄰的麻浩陽嘉三年(134年)墓、麻浩延熹九年(166年)崖墓。其次，麻IM1南後室的甬道南壁被麻IM5的耳室打破，根據考古地層學打破原理，麻IM5一定晚於麻IM1的南後室。麻IM1既然自北向南開鑿，南後室最晚，那麼，麻IM5必定也晚於麻IM1。麻IM5是分前、後兩室的中型崖墓，前室稍短，後室較長，並有三個耳室，該墓形制與邛崍光壩山熹平六年(177年)崖墓(M18)基本相同，兩墓年代應當相近。既然打破麻IM1南後室的麻IM5年代是東漢晚期，那麼，刻於麻IM1中後室門額之上的佛像應當早於這個年代(約177年)。此外，我還從該墓建築結構，開鑿所需時間以及該墓雕刻的畫像內容和時代風格諸方面，在《考古》上發表專文，論證雕刻佛像的麻浩1號墓開鑿於東漢晚期。因此，昭通陶佛像的年代也屬於東漢晚期。
圖2 四川樂山麻浩1號墓東漢佛像
此外，西南地區還發現了漢魏搖錢樹佛像22株69尊，它們的造型與昭通陶佛像也有不少相似之處，也成為判定昭通陶佛像的佛像儀軌年代的重要參考。例如，坐姿，穿通肩大衣（安縣樹榦佛像穿右袒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胸腹前有U形衣紋，衣袖有細密的衣紋。昭通陶佛像雙眼微合的冥想神情，與四川東漢晚期的搖錢樹榦佛像尤為相似。（圖3）在搖錢樹佛像中，重慶豐都東漢「延光四年」（125年）墓出土搖錢樹佛像是我國最早的佛像。四川東漢中晚期佛像儀軌清晰，印度早期佛像風格明顯，三國時期的忠縣佛像則儀軌模糊、簡化。因此，昭通陶佛像的年代應當是東漢晚期。與四川同時期的佛像相比，昭通陶佛像也有自身的特點：無項光，螺發，無鬍鬚，V形衣領，而四川東漢中晚期的搖錢樹佛像均有項光，束髮肉髻，上唇有口髭（即八字鬍），圓領，彭山東漢陶座佛像則為螺髻昭通陶佛像是三維、立體圓雕，除了正面形象外，還可見其背面大衣的衣紋，而四川東漢佛像無論是石雕、銅鑄還是陶塑，一般為高浮雕，搖錢樹枝葉佛像則為平面起陽線紋，具有平面感。因此，昭通陶佛像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圓雕陶佛像。它的造型特點對我國早期佛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
圖3 英國私人收藏四川東漢晚期搖錢樹佛像
二、昭通東漢陶佛像的來源
如上所述，昭通陶佛像年代接近我國最早的佛像，它的來源自然應該從印度早期佛像中去尋 找 。印 度 早 期 佛 像 有 犍 陀羅（Candhara）和秣菟羅（Mathura）兩大藝術流派。早期犍陀羅藝術是受古希臘、羅馬雕刻藝術影響而形成的印度最早的佛教藝術之一，流行於公元一至三世紀的西北印度，其作品多採用灰色的雲母岩雕鑿而成，佛像頭著束髮式肉髻，上唇有口髭，身穿希臘、羅馬式披袍，佛像面相具有深目高鼻的胡人特點和莊嚴肅穆的神態。（圖4）秣菟羅藝術起源和流行於中印度地區，起源時間與犍陀羅藝術大致相同；與犍陀羅藝術不同，秣菟羅藝術則更多的繼承了印度本土的雕刻風格，多採用紅砂石雕刻佛像，裸露身體，或穿薄衣，佛像為圓臉、大眼，螺髻或螺發，具有一種氣宇軒昂的英雄氣概，面相具有印度本土人種的特點。昭通陶佛像造型與印度加紐約爾迦膩色伽51年（公元二世紀）坐佛相似之處較多，例如，穿通肩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拳握衣角，形成長長的U形衣紋，大衣自領部以下形成數層平行的U形衣紋。這種大衣衣著在秣菟羅立佛中也有出現，印度秣菟羅博物館收藏一件秣菟羅立佛，除了具有上述特徵外，它的V形衣領與昭通陶佛像非常相似。這類佛像的衣紋有一種厚重感，被日本學者宮治昭列入其所劃分的秣菟羅藝術第二期：「這種類型的秣菟羅佛一開始便受到了犍陀羅佛的影響。它雖與犍陀羅的雙肩佛衣著等表現相異，但這種以厚厚的僧衣遮蓋肉體的佛像在中印度極其少見。」但是，犍陀羅佛早期雖然流行通肩大衣，但其來源由於是受到了希臘或古羅馬披袍的影響，其特點是大衣衣紋凸起，具有層次感，中間衣紋下垂不對稱，比較寫實。秣菟羅51年坐佛大衣衣紋為陰線刻，中間衣紋平行、均勻、對稱下垂，呈U形，具有平面感和裝飾性。其大衣衣紋細密、貼體的特徵來源於秣菟羅藝術第一期的迦膩色伽3年立佛。當然，昭通陶佛像與秣菟羅迦膩色伽51年坐佛的面型也存在一些差異，後者圓臉大眼，具有南亞人種特點，而昭通陶佛像面龐豐潤，且又高鼻，顯示其歐洲人與亞洲人的混血特徵；另外，昭通陶佛像雙眼微合的特點與犍陀羅佛像冥想的特徵相似，但是他沒有早期犍陀羅佛上唇有口髭的特點。螺發在秣菟羅和犍陀羅佛像中都有發現，但宮治昭指出，螺發在犍陀羅後期（3世紀中葉至4世紀中葉）才出現，因此，昭通陶佛像的螺發應當是受到了秣菟羅佛的影響。可見，昭通陶佛像雜糅了印度秣菟羅和犍陀羅佛教藝術特徵，與中國南方早期佛教藝術，尤其是與四川早期佛像特徵相似。兩者發現的地域同屬西南文化圈。不過，從以上分析來看，昭通陶佛像具備秣菟羅佛像的因素更多一些。
圖4，印度犍陀羅立佛
三、昭通東漢陶佛像發現的意義
昭通陶佛像高約20厘米，是我國東漢、三國時期（二至三世紀）佛像中體量較大者，四川發現數量最多的搖錢樹佛像最高者才6.5 厘米，長江中下游地區發現的佛像鏡、陶瓷器上的佛像一般尺度更小，這些都限制了對佛像特徵的表現和對其觀察。加之，昭通陶佛像為泥塑圓雕，對佛像儀軌特徵表現細膩和全面，例如，佛像的髮式、五官、手印，尤其是佛像正面和背面的衣紋的表現都相當清楚，這對我國早期佛像的圖像志的了解，具有很大幫助，由此進一步可以對吳晉時期和北方十六國青銅佛像乃至北方早期石窟佛像的來源，得到新的、全面的認識。
1992 年，湖北鄂州市東吳墓 M4 出土釉陶坐佛像一尊，高20.6厘米，穿通肩大衣，衣領較尖，呈V字形，胸腹前呈重疊的U形衣紋，雙手交疊於腹前，為衣所蓋，似為禪定印，手下有重疊的圓弧形衣紋，遮住雙腿。該像為高浮雕，背面為素麵。佛像出自M4前、後室之間的甬道，出土時兩側各分列一侍俑，其一頭戴平頂小帽，帽中有一圓形飾物，高17.7厘米；其二頭纏巾帶，身穿束腰長裙，高16.4厘米。同期墓出有東吳永安四年（261年）的銘文磚。楊泓認為，鄂州東吳墓釉陶坐佛像兩側脅侍立俑，顯示佛像的主尊地位，是明確、獨立的禮拜像。兩相比較之後，可以看出鄂州東吳墓釉陶佛像的V形衣領、胸前的U形衣紋和細密的衣袖紋，與昭通陶佛像非常相似，顯示出它們之間的繼承關係。當然，兩者也有不同之處：昭通陶佛像右手施無畏印，鄂州釉陶佛像施禪定印，手下有重疊的圓弧形衣紋。這種變化應該是時代特徵使然：西南地區東漢佛像皆施無畏印，長江中下游地區東吳至西晉佛像大多施禪定印。昭通陶佛像對我國魏晉和十六國時期的銅佛像的圖像志產生了影響。宿白曾列舉一件據稱是我國中原或西北地區出土的銅佛像，年代定為三世紀（約當三國時期），該像穿通肩大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拳握衣角，胸腹前有重疊的U形衣紋的特點。宿白已經注意到該佛像與四川東漢佛像的關係，但是他只謹慎地提到：「至於它們與四川、長江中下游早期佛像的關係，目前還不便作出過多的推測，只有等待陸續發現有關新材料和情況，才宜逐步作出進一步思考。」當時昭通陶佛像尚未報道，實際上，這尊佛像與昭通陶佛像更加相似，表現了二者的繼承關係。另外，十六國時期的銅佛像是我國較早的佛像，其造型特點是穿通肩大衣，胸腹前呈平行、對稱下垂的U形衣紋。其典型代表就是後趙建武四年（338年）鎏金銅佛像，昭通陶佛像與其雙眼微合的特點相似，尤其除了正面胸前平行下垂的U形衣紋以外，兩者背面均為略呈平行的圓弧形衣紋。金申認為，十六國銅佛像是含有犍陀羅佛像因素的中國式的佛像，具體而言，基本造型是受到了犍陀羅佛的影響，它那重疊的U形衣紋則是因為「中華民族的審美趣味更喜歡對稱與均衡」加以改變而形成。此說尚可斟酌。另外，楊泓在探討十六國時期銅佛的源頭時，雖然敏銳地注意到它與四川彭山、樂山漢代佛像的關係，但是他認為後者穿通肩大衣是受到了犍陀羅佛的影響，並且以彭山佛像為例指出，與其相同位置上多見西王母形象，均為拱手端坐，姿態和衣紋也接近。實際上，他忽視了彭山、樂山佛像均施無畏印，並未拱手的特徵，在四川漢代搖錢樹座上的西王母形象，一般是袖手，穿右衽衣袍，未見U形衣紋。如上所述，穿通肩大衣、呈U形衣紋的佛像最早出自秣菟羅佛，這一特徵被以昭通陶佛像為代表的西南地區早期佛像所頑強地模仿，然後傳遞到鄂州釉陶佛像時，無畏印變成施禪定印，手下增加重疊的圓弧形衣紋，基本形成了十六國時期的銅佛像的圖像志。不僅如此，楊泓還指出，具有十六國時期銅佛像風格的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佛像為代表的北朝初期佛像的衣紋，開啟了第二階段北魏造像通肩衣紋作風之先河.
昭通陶佛像發現的意義還在於填補了滇緬道佛像傳入四川的缺環。
至於印度初期佛像傳入中國的途徑，學術界一般都認為是經西域「絲綢之路」傳入中原，然後再傳入其他地區。這是從《後漢書》、《魏略》、《三國志》等早期文獻記載，如漢哀帝時大月氏口授浮屠經、漢明帝感夢、楚王英奉佛，下邳相笮融造佛像等等，得出的結論。因此，學術界大都認為我國最早的佛像自然也從這條途徑傳入。那麼，包括昭通陶佛像在內的我國西南地區的早期佛像是否也是來自這條途徑呢？實際上，無論是在中原地區還是在西北地區，東漢時的佛像卻很少發現。既然如此，探討我國西南地區最早的佛像來源的通道，就應當另闢蹊徑。
其實，我國西南地區自古就有一條通往印度的通道，古稱「蜀身毒道」，即滇緬道。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傳》：「元狩元年（公元前122 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今阿富汗）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身毒即今印度。《漢書張騫李廣利傳》也有上述類似的記載，並說：「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掠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之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或至焉。」有學者從方位、距離、乘象習俗，以及「滇越」音讀等方面研究，考證「滇越」是古印度阿薩姆地區的迦摩縷波國。
巴蜀通往印度的滇緬道是一條捷徑。《史記西南夷傳》說：「或聞邛西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道便近，有利無害。」邛西在今四川西昌一帶，若以蜀郡成都為中心，則距身毒約三千里。如從中原經「絲綢之路」到印度，則路途遙遠。經過四川從滇緬道到印度，大約是從「絲綢之路」往印度的路程的三分之一。因此《史記》說「通蜀身毒道便近」。
昭通陶佛像在雲南出土並非偶然。同墓伴出的戴尖頂帽吹簫俑造型，在大理髮現東漢熹平紀年墓中也發現7件。這種俑的特徵是深目高鼻，出現在四川安縣搖錢樹佛像的兩側，它們可能是印度的在家信徒。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南中志」云：「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永昌是舊哀牢地，「南中志」說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方國瑜指出，哀牢之地的西面已達緬甸伊洛瓦底江上游。永昌郡到東漢「明帝乃置郡，……有閩濮、鳩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結合在此敘述之後緊接著蜀漢「章武初」的描述，可知有關「僄越、身毒之民」的記載是東漢時期。僄越即驃，在今緬甸，身毒之民即印度之民。由於此地出現了「身毒之民」，使得《華陽國志》的作者常璩將永昌誤認為「身毒國」。永昌郡在今滇西，可見，文獻記載與大理、保山發現的胡人俑相互印證。因此，我認為，印度初期佛教藝術既可能經過西域絲綢之路傳入中原地區，也可能經滇緬道傳入我國西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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