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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兩國經濟軟實力比較研究

印度GDP 增速已連續三年領先於中國,儘管各界存在統計方法差異的爭論,但印度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已成不爭的事實。圖為當地時間2017年3月9日,印度第一大城市孟買,一男子行經一處商業區。視覺中國 資料

中印兩國分別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201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約為印度的5. 3倍,印度與中國差距明顯。

中國經濟硬實力遠超印度,這一點無可置疑,但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的轉換期、人口紅利的消退期,而印度抓住新一輪國際產業布局調整機遇,利用低成本勞動力優勢大力實施工業化戰略,經濟增長潛力得以持續釋放。自2014年擔任印度總理以來,莫迪相繼提出「印度製造」、「數字印度」等戰略,推動本國轉型為製造業大國,成效凸顯。印度GDP 增速已連續三年領先於中國,儘管各界存在統計方法差異的爭論,但印度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已成不爭的事實。因此,眾多機構、學者認為印度經濟的發展潛力比中國更大。哈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2017年6月發布的報告稱,未來十年印度將代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極。中國國內各界對這種唱衰中國、看漲印度的觀點存在不少異議。

經濟軟實力決定一國經濟增長潛力。本文將經濟軟實力分為國內經濟軟實力中經濟發展源動力、國內經濟軟實力中經濟發展支撐力與國際經濟軟實力三大方面。

(1)經濟發展的源動力。源動力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主要包括人才、創新、文化三個領域。國家間的經濟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人才是經濟發展的首要資源; 創新有利於產業的轉型升級,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創新能力強的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往往擁有較高地位,經濟發展的質量也更高; 文化是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發展是在文藝復興之後才逐步展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也是在思想解放為其奠定了精神基礎、作了理論準備,並在持續進行思想解放的情況下取得的。

(2)經濟發展的支撐力。軟實力中的支撐力通過營造良好環境來支持、保障一國經濟發展,主要包括生態、社會、品牌、產業結構、金融等要素。其中,自然環境是人類生產生活的承載體、物質基礎,任何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發展都是不可持續的; 而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離不開民主與法制和兼具效率與公平的社會;同時,國際市場上很多產品的質量可能幾無差異,但富有影響力的品牌卻能將一國產品與它國產品區分開來,獲取超額利潤;合理的產業結構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也是體現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特徵;最後,金融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媒介,能促進資源的快速、合理配置。

(3)國際方面,經濟軟實力主要體現在經濟治理權和國際援助領域。一國擁有較大國際經濟治理權,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同時具有「運動員」與「裁判員」身份,其可通過制度這一便捷渠道來實現本國利益,避免利用貿易戰爭等對抗手段導致出現兩敗俱傷的局面。而利用國際援助提升相關國家人民的福利水平,有助於增強受援國對施援國的好感,拉近人心之間的距離,樹立有擔當、負責任的國家形象,提高與受援國的戰略合作層次,便於獲取相關的政治經濟利益。

本文以下將在國內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國內經濟發展的支撐力和國際軟實力三個方面進行中印經濟軟實力比較,並就中國對標美日、提高經濟軟實力提出建言。

一、國內經濟發展的源動力

(一)人才

經濟學界對人才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係已形成普遍共識: 人才對經濟增長具有重大促進作用,人才綜合素質特別是科學文化素質越高的國家往往擁有較快的發展速度。

2015 年,中國成人識字率已達到96. 36%,而印度僅為72. 23%,可見,印度掃盲教育依然壓力巨大。近年來,因印度政府大力開展掃盲教育,初等教育入學率均高於100%,故此項指標無可比價值。

中高等院校入學率作為衡量一國人力資源結構的良好指標,具有較強的參考意義。表1 顯示,中國中等院校入學率每年超過印度20%以上,優勢明顯。根據表2,近年來中印兩國高等院校入學率均呈增長態勢,但印度增長較為緩慢,甚至在2013年出現下降,與中低收入水平國家差距不大,而六年來,中國高等院校入學率增長迅速,逐步向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靠攏,印度與中國的差距較大。

事實上,中國在校大學生規模位於全球首位,是高等教育大國,另一方面,中國經濟體量已穩居世界第二,隨著經濟活躍度的進一步升溫,無論是就業還是創業,國內發展前景相比國外都更具吸引力,歸國留學生佔比持續走高,2016 年更是達到82. 23%,中國正由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出國向主要的人才迴流國轉變。

綜上,中國人才軟實力好於印度

(二)創新

內生增長理論和新古典增長模型都認為,技術創新將推動國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各發達國家都將提高創新能力置於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位置,以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持續獲取比較優勢。創新位列中國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之首,是中國發展戰略全局的核心,創新型國家建設也正持續深入推進。

為鼓勵科技創新,各國法律明確規定專利發明者將獲得一定時期內的排他性生產經營權,知識產權較以往保護範圍更大,力度更強。因此,發明專利數量是衡量一國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

2006年至2015年,中印兩國專利申請數量均有較大增長,其中印度2015年專利申請數是2006年申請數的1. 58倍,中國為5. 23倍。2006年,中國專利申請數量是印度的7. 28 倍,2015年是印度的24. 13倍,印度與中國的差距越來越大。2011年至2015年,中國居民專利年均申請量為印度的63. 8倍,這說明中國本地居民的創造能力顯著增強。

高科技產品占製成品出口的比例與來源於國際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數額體現了本國創新在全球的受歡迎程度。從表3可看出,中國這兩項指標均明顯優於印度,就高科技出口占製成品出口的比重而言,考慮到兩國製成品出口的體量差距,從表3可發現,中國創新產品出口額也遠高於印度。

事實上,根據美國康奈爾大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共同發布的《2017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17),中國位列全球創新指數排行榜第22名,而印度排名第60名。

因此,綜合來看,中國的創新能力比印度更強

(三)文化

中印兩國同為世界文明古國,兩國文化均具有較強的包容性。2017年英國波特蘭公關公司(Portland Communications)發布的年度全球《軟實力30 強: 2017 年全球軟實力排名》(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7)顯示,中國軟實力排名位居全球第25,尤其是文化這一指標排名搶眼,位列全球第8,在藝術、體育、旅遊等方面有突出表現,而印度則榜上無名。以其中的旅遊指標為例,2016 年印度國外遊客到達人數為889萬人,而同期中國達到2815萬人,為印度的3. 13倍。

大學是文化最關鍵和核心的價值,大學是一個文化機構。國際上大學排行榜眾多,國際公認的三大世界大學排行榜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分別是英國教育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發布的QS大學排名(2018)、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發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2017—2018) 、美國新聞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 World Report)發布的世界大學排名(2017)。

觀察表4發現,中國高校教育與印度相比優勢明顯,位列世界大學排行榜前列的大學數量更多,質量也更高。隨著「雙一流」(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新一輪高校建設方案的全面展開,中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勢必上升一個新台階。

從留學生人數上說,中國是世界上第三大留學生輸入國,僅次於美國和英國,2015年更是吸引了來自202個國家和地區的39. 76萬名留學生;其中學歷教育留學生為18. 48萬人,其中韓國、美國、俄羅斯、日本、法國等高等教育發達國家位列留學生來源國排行榜前10,印度來華留學生規模排名第4。而印度2014-2015年度外國留學生高等教育入學人數為4. 23 萬人,留學生人數排名前10的國家均為發展中國家,且以其周邊地區國家為主,留學生人數最多的發達國家為美國,位列榜單第11,中國高等教育較印度優勢明顯。

全球性私人教育機構英孚教育(Education First)自2011 年起每年定期發布一版英語熟練度指標,該指標依據各國共計數十萬成年人的測試結果進行彙編統計,並將結果劃分為「極高」至「極低」五個等級,樣本代表性好,具有較強的證明力。根據表5,印度英語熟練度指標六年中有五年排名比中國靠前,大多具有中等及以上的英語熟練度,而中國一直在低等水平徘徊,印度這方面強於中國,這很可能是印度將英語與印地語同列為官方語言的緣故。

然而,與此同時,印度國內語言種類龐雜,使用人數超過一百萬人的語言就有34種,各邦均在推廣各自的官方語言,造成不同地區僅受過初等教育的底層人民彼此溝通不便。而中國在保護民族語言的同時,官方語言(漢語)普及度較印度更高。

在文化對外傳播方面,中印兩國均設立專門機構來進行推廣。截至2016年年底,中國在全球130個國家建立了512 所孔子學院,而當前,印度在全球各地重要城市設立的文化中心為36家,數量遠低於中國,可見中國對文化對外傳播的力度遠強於印度。

電影是在所有文化樣式中,跨國傳播潛力最豐富、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在塑造國家形象方面具有特殊地位。印度電影藝術名揚世界,其票房收入近三分之一來自國際市場,寶萊塢(Bollywood)是僅次於美國好萊塢(Hollywood)的影視基地。雖然中國電影市場票房已居全球次席,但國際化道路依然任重道遠。

綜合來看,中印文化軟實力表現各有千秋,但總體來說中國稍強於印度

二、國內經濟發展的支撐力

(一)生態

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球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共同追求。中國已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理論,並在生產實踐中積極推進綠色經濟發展。

國際能源署公布的來自燃料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度出版物是各國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要工具,其中的數據採用國際能源機構能源資料庫和2006年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的默認方法和排放因子計算而得,參考價值較高。表6 顯示,中國燃料燃燒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遠高於印度。事實上,中國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國家,2014年印度位居全球第三,但排放量遠低於中國,僅為中國的22. 23%。此外,可發現,中國空氣中PM2. 5(直徑小於或等於2.5微米的顆粒物)含量低於印度,但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指導值的範圍較印度稍高。

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勢必影響到環境污染的問題。中國正在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加強生態環境的綜合治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產能面臨淘汰、轉移的命運,長遠看來,中國的環境污染程度有望降低。而根據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工業化推進的初始階段很可能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急遽增加,印度未來生態環境存在較嚴重的惡化趨勢。但在短期內,印度生態環境軟實力仍將強於中國

(二)社會

社會軟實力內涵豐富,包括效率與公平、民主與法制、投資環境與制度建設等諸多要素。社會中的企業與個人(消費者)是市場經濟的兩類基本單位。

營商環境報告作為世界銀行所發布備受關注的文件,衡量貸款、納稅、對外貿易、破產辦理等11個領域的監管法規是激勵還是抑制商業經營,在收集分析全球各國數據基礎上,比較各國家不同時期的營商監管環境,並依據同期各國表現進行排名,為推動各國改革、提高監管效率提供權威參考。因此,採用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來衡量企業發展的社會環境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觀察表7發現,近十年來,儘管中印兩國營商環境都存在一定波動,但無明顯好轉或惡化,整體來看,中國營商環境遠優於印度。個體構成的人口總體狀況對社會軟實力擁有重大影響,並進一步作用於經濟軟實力。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人們有能力購買更好的生活與醫療服務。表8顯示,中國營養不良發生率和粗死亡率均低於印度;位於全球普遍就業年齡段(15-64歲)的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與相應年齡段的就業率都比印度高,有望實現預定經濟發展目標。同時,也正因為經濟的良好表現,不斷高速發展的城市吸引了大量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城市化率(城鎮人口佔總人口百分比)已超過50%,遠高於印度,並逐漸向發達國家靠攏。

因此,綜合企業與個人的表現,印度的社會軟實力弱於中國

(三)品牌

此項數據來源於國際著名價值評估權威機構Brand Finance公司。Brand Finance 公司採用員工滿意度、消費者忠誠度、企業聲譽、市場營銷等指標作為評選標準,基於公共渠道信息對各項指標進行評估,從全球成千上萬的知名品牌中選出最具價值的前500家企業。該公司發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價值零售品牌排行榜》(Global 500 2017)顯示,中國位於全球企業價值排行榜前500強的企業家數遠高於印度,2017 年更是超過印度5倍有餘,處於上升態勢,而印度則在較低水平起伏不定。事實上,排行榜上中國優質企業位置較印度更為靠前。故而,中國企業品牌軟實力強於印度

(四)金融現代化

金融體系包括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租賃等多個領域,以滿足各類市場主體的不同投融資需求。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的股市能夠靈敏地反映該國經濟發展的周期變化和運行狀態。因此,股市表現作為兩國金融的比較指標具有較大的參考價值。表9數據表明,印度上市公司數量高於中國,2016年為中國的1. 9倍。

原因是,中印兩國股市結構不同,中國股票市場具有多層級的結構特徵,既包括准入門檻高的主板市場,也包括未納入統計的中小板、創業板、新三板、四板等多種其他類型市場。相對來說,印度的證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場上市門檻相對較低,具有發展潛力的中型企業也能在主板上市,若按印度標準,中國符合上市條件的企業規模高於印度。圖1顯示,中國股票交易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高於印度。而根據圖2,印度股票交易周轉率遠低於中國,中國股票市場的活躍度更高。

綜合分析,中國金融軟實力指標表現比印度優秀

(五)產業結構

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要想成為發達國家,各國普遍遵循農業國、工業國到以服務業佔主導地位的發展路徑。

2012年,中國一、二、三產值佔國內生產總值比例為9. 42%、45. 27%、45. 31%,印度為18.2%、31.77%、50.03%。而到2016年,中國各項指標佔比分別為8.56%、39.81%、51.63%,印度為17. 35%、28. 85%、53. 8%。事實上,近五年來,中印兩國的農業、工業的增加值佔GDP 的比例均逐漸降低,總體看來,中國農業產值佔比低於印度,工業佔比較印度更高。兩國第三產業比重均日趨上升,當前中國仍然落後於印度。

但是,鑒於兩國GDP 的巨大差距,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實際上已遠高於印度,且增長速度相對更快。同時,受益於電子商務、物流、軟體、通信、教育等產業的高速發展,服務業佔中國GDP的比重已高於50%,在國際上也已佔領相當的市場份額,其中軟體業正大步追趕,其他服務業大多也已領先印度。此外,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且已進入工業化後期的後半段。

儘管從表面上來看,印度產業結構呈現的業態與發達經濟體相類似,但作為服務業的核心,軟體產業一枝獨大,工業化仍處於初級階段,基礎不牢固,需回頭補落下的「功課」,農業也比較落後。一般認為,產業變革的孕育是一個長期過程,因此,未來較長時間內印度仍將處於工業化初級階段。

綜上所述,印度產業結構軟實力遜色於中國

三、國際軟實力

(一)經濟治理權

地區層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加速推進,區域化逐漸成為主導趨勢,各國都在大力開展區域經濟合作以獲取競爭優勢。

中印均主要採取自貿區這一區域經濟合作架構,表10顯示,中國締結並生效的自貿區協定數量多於印度。此外,「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也是較為鬆散的區域經濟合作方式,獲得了域內國家的積極響應,其深入推進必將助推中國與沿線相關國家構建更為緊密的區域一體化組織(比如自貿區等)。基於對沖中國在印度洋周邊地區影響力考慮,印度也提出了「香料之路」和「季風計劃」,受國力所限,取得的實際成效有限,目前更多體現在學術與文化層面。從地區金融治理來看,中國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這兩大地區金融合作機制內的發言權也均高於印度。可見,中國的地區經濟治理權強於印度

從全球角度看,二戰後至20世紀70年代,美國利用「雙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了美元的世界霸權地位,進而主導全球貨幣市場。牙買加體系下,美國繼續利用美元作為最主要的世界貨幣地位,通過量化寬鬆政策向各國收取「鑄幣稅」,實現全球購買力向美國轉移的目的。通常,國際經濟治理權的提高體現為經濟發展產生的國際地位上升,反過來,國際經濟治理權的提高也有利於為一國經濟發展營造更優越的國際環境。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的良好表現為世界經濟復甦作出了突出貢獻。以新興市場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改革,其代表性和發言權整體得到提高。通過改革後的最新數據可發現,作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中國國際經濟治理權方面表現比印度更為優秀(見表10)。

綜合地區和全球層面,相比印度,中國擁有更高的經濟治理權

(二)對外援助

對外援助具有國際公共產品的特質。包括中印在內的世界各地區主要國家均將對外援助視為實現外交目的、追求商業利益、提升國際形象等多重利益的重要措施。

中印對外援助均主要以追求互惠互利為原則,致力於提升發展中國家範圍內的合作水平。從對外援助的地域分布來看,印度援助對象主要是不丹、尼泊爾、阿富汗、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目的是維持甚至提升印度在其「後院」的傳統影響力,彰顯出濃厚的地緣政治意味。而中國對外援助的國家分布與印度相比更為分散,根據《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描述,接受中國援助最多的地區為非洲,其次是亞洲,因嚴格遵循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受到受援國的熱烈歡迎。「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外交的大手筆。

近年來,中國對外援助重點已逐漸向周邊和戰略沿線地區傾斜,相較之前,現在資金投入的規模更大,指向性也愈加明確,以為「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提供積極助力。從表11 的歷年數據來看,中國已將印度拉下較大差距

四、結論與啟示

國內經濟軟實力中的源動力、支撐力以及國際經濟軟實力共同打造了中印兩國經濟軟實力的影響力和吸引力。

通過比較三大項的10個二級指標,我們發現,中國大多數指標比印度表現更為優秀,小部分弱於印度。綜合看來,印度的經濟軟實力與中國仍有較大差距,通過上文分析,沒有數據表明差距正趨於縮小。因此,可預期中國經濟的後續表現仍會比印度好

事實上,後發大國在經濟發展初期,經濟增長速度往往較快,但隨著經濟體量的日趨龐大,將逐漸面臨增長的瓶頸——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當前,中國正構築經濟發展新動能以應對這一挑戰,經濟增速趨緩是合理現象,而印度離面臨這一階段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橫向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數十年,儘管經濟總量已位居全球榜次席,但人均GDP 尚處於世界中游,與「長期停滯」的日本、低增長的美國相比仍然存在相當差距。美國和日本依靠強勁增長的經濟軟實力支撐著自身的繁榮,持續引領著全球價值鏈的前進方向。

同為新興市場國家,印度經濟軟實力建設的一些舉措值得中國借鑒,但對中國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要敢於對標美日等經濟軟實力發達國家,針對它們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借鑒可取經驗,吸取不良教訓,提高經濟軟實力,為經濟更好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具體說來,可從以下方面著重發力:

(一)加強國內經濟軟實力的源動力

首先,健全國民教育體系和創新體系。相關舉措包括:

其一,加強教育方面的資金投入和人才培養,提高教師的薪資水平、社會地位,吸引更多優秀人才投身於教育事業。

其二,可適時推進十二年制義務教育,擴大中等教育普及範圍,改善農村與城市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現狀,引導優質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傾斜,降低農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促進教育公平。現階段,應繼續推進重點高校面向農村落後地區的招生專項計劃,提高農村地區的高等教育入學率。

其三,繼續穩妥推進中西部高校基礎能力建設工程,加大中西部落後地區高等教育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建設一批重點大學和特色優勢學科,改變高等教育資源分布的區域落差,為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提供堅強的人才支撐。

同時,大力推進「雙一流」建設,優化學科布局,鼓勵支持開展數學、物理、哲學等基礎學科研究,同時積極探索新興前沿領域開發,堅持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並重、理論與實踐協同發展,不斷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以及與市場需求的耦合度。需要強調的是,經費投入是高等教育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加大經費投入是提高高等教育水平的關鍵。

最後,儘管中國專利申請量已位居全球首位,但專利質量依然堪憂,實用發明專利佔比相對較低。對此,應提倡高新技術領域的發明創新,鼓勵符合市場需求的有效創新,在保證創新數量基礎上,切實提高創新的質量。同時,專利技術的商業化是專利產出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步驟,推進專利成果轉換率的提高是下一步工作的重點。

其次,推動文化國際化進程。相關舉措包括:

其一,英語作為全球通用語言,其地位形成帶有顯著的歷史殖民主義印記。時代主題已發生根本變化,儘管中國國際影響力空前強大並持續向上發展,但漢語要從華人圈向全球大範圍拓展已幾無實現可能,將英語列為中國官方語言也並不現實。因此,應充分利用好英語這個普適語言工具,扭轉部分省區高考弱化英語地位的傾向,改革英語教育的學習、考察形式,全方位、多手段來提高全民的英語水平,降低對外交往的溝通成本。

其二,推進文藝創作「百花齊放」,充分利用好電影、電視劇等現代藝術表現形式,緊扣中國社會發展變革的時代脈搏或挖掘豐富悠久的歷史文化內涵,借鑒國外先進的表現手法,優化表現形式,融入濃郁的人文情懷,講好中國故事,逐步提高中國文化藝術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其三,中國在世界各項大型體育賽事上表現優異,然而本土體育運動在國際上的推廣度卻遠遠不夠。對此,應加大太拳極、少林功夫等傳統體育文化的國際宣傳力度,著重打造中國本土體育運動的修身養性的屬性,循序漸進推動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廣泛傳播發展。

(二)夯實國內經濟軟實力的支撐力

這方面的具體舉措包括:

其一,應劃定並嚴格遵守生態保護紅線,提高對地方政府生態考核指標的權重,堅持防控治相結合,落實責任追究制度和法律懲治體系,突出實效,同時推動形成一大批綠色新興環保產業集群,加快推進綠色發展,將生態文明建設真正落到實處。

其二,精準把握社會經濟發展的新特點,突出時效性和完備性,深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和司法改革,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指引、寬鬆穩定的制度環境和完備的法律體系。開展人口老齡化的對策研究,可在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基礎上試點鼓勵生育的人口政策,延緩甚至扭轉人口老齡化趨勢。應繼續推進人均GDP 的提升,同時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產品,堅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並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按質按期建成小康社會,並進一步向發達國家目標努力奮鬥。最後,依法保障人民的權利與自由,以實現效率與公平、民主與法制的統一,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其三,堅持品質立企立業立國,強化品牌意識,建立完整的品牌建設、培育、保護體系,重點加快推動非公企業、國有競爭類企業走出國門,在現代農業、高端製造業、高新服務業等領域構築品牌高地,全面提高產品、服務的附加值,獲取持續競爭優勢。

其四,鼓勵金融產品、模式創新,完善現有金融服務體系,切實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和指引,提高金融市場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並改進監管制度,實施有效調控,嚴控過度投機,維護金融市場的整體穩定。最後,繼續推進農業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建設,力促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轉變,提高服務業特別是軟體、通信等高端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構築合理產業結構,達成「三二一」的黃金比例,同時基於國家區域協調發展規劃優化產業空間布局,為經濟繼續向好發展提供更為充足的後勁。

(三)努力提升國際經濟軟實力

這方面的具體舉措包括:

首先,積極開展自貿區可行性研究和談判,重點加強同周邊地區以及「一帶一路」域內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堅持雙邊與多邊自貿區建設共同推進,力促形成自貿區「遍地開花」的格局,推進新一輪全方位開放,提高應對地區以及國際治理格局變化的能力。同時,發揮好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沿線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支持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提高域內人民生活水平。

其次,繼續引領廣大發展中國家推動世界銀行股權審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一輪份額總檢查等改革,推動國際經濟秩序順應全球經濟力量發展態勢不斷向合理化發展,梯次提升「南方國家」特別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最後,應針對受援國和中國對外交往的實際需要,尋找相關方需求的契合面,建立由專業機構領導、相關業務領域部門參與的實施體系,作好援助風險評估,在既定投資預算額度內,細化援助事項,關鍵是要注重培養受援國的內生髮展能力,施行「造血」與「輸血」並重。同時,加強項目實施過程的管理和考核,項目結束後及時進行相應評估,不斷提高對外援助的質量和效益,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本文原刊於《亞太經濟》2017年第6期,原題:「中印兩國經濟軟實力比較研究」。略去注釋,正文重新編輯並由作者審定。經授權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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