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不得的大老虎：蔣經國上海「打虎」為何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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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頂著「太子」光環的
蔣經國
磨拳霍霍，在上海發誓，要狠狠打掉幾隻「老虎」
。
1948年的中國，正是混亂之秋：
儘管抗戰勝利已經三年，但在與共產黨的內戰中，國民黨卻接連挫敗：由於濫發紙幣以彌補軍費等巨額財政赤字，造成全國惡性通貨膨脹，國統區物價幾乎全線失控，相比1937年，1948年的物價已經上漲了600多萬倍，當時上海一石米價已達1800萬元，許多公務員和教師，每天的工資，僅僅只夠買四五副油條，以致號稱為遠東第一大都市的上海，普通人民卻整日食不果腹，淪落在饑寒交迫邊緣。
面對國統區危亡在即的局勢，急得如熱鍋螞蟻的蔣介石，想出了一個奇招：
8月19日，蔣介石對外公布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其主要內容是宣布以新發行的貨幣金圓券，取代法幣，兌換數額為1元金圓券摺合300萬元法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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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蔣經國接受父親蔣介石任命，前往上海推行幣制管制。
法令並且要求，所有個人和法人擁有的黃金、白銀和外幣，應於9月30日前，兌換為金圓券，否則將一律沒收並予以懲處；最後，便是強行規定各地的物價，必須凍結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不得超過這一天的價格，對於囤積居奇的奸商，將予以嚴懲。
強迫老百姓交出畢生積蓄的金銀和外匯，以換取一張張輕飄飄的新紙幣；並且強行希望限制物價，以穩定即將崩潰的經濟——從一開始，蔣介石就想得很美好。
為此，國民政府特地設立上海、天津、廣州三個督導區執行經濟改革；而負責全國經濟龍頭上海區改革管制任務的，名義上的老大，是原民國財政部長、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但實際上的話事人，卻是俞鴻鈞的助理、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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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38歲的蔣經國對上海，有一種熟悉的迷離感。
1922年，只有12歲的蔣經國在上海入讀萬竹小學，在上海讀了三年書後，1925年，年僅15歲的蔣經國轉赴蘇聯留學，後來他被蘇聯扣為人質，一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才得以回國。
眼下，肩負父親蔣介石改革重任的蔣經國再次來到上海，在蔣經國看來，經濟問題，歸根結底都是政治問題，而如果學習蘇聯式的革命運動進行強力鎮壓，一定可以搞定這一切，在日記中他寫道：
「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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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歲的蔣經國，以為革命和政治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在蘇聯見識過斯大林的狂暴革命運動的蔣經國，知道經濟動蕩的背後，是人心的喪失，但他太過簡單地以為：
革命和政治運動，可以解決一切經濟上的難題。
所以，1948年8月20日，蔣經國剛到上海，便發表了一封名為
《上海向何處去
？
》
的告上海人民書，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
「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
從一開始，蔣經國就以為，只要打倒了「老虎」，進行強勢的革命和鎮壓，經濟就能Hold得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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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礎。
蔣經國自然也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到達上海不久，蔣經國便以自己在抗戰時期治理江西贛南的班底，組建起了一支達12000多人的
「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
，讓隊員分散到上海全市查處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哄抬物價的行為，蔣經國本人也經常微服私訪，或是經常在上海市內各地突擊檢查，對此他揚言說或：
「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
他甚至借用北宋范仲淹推行改革的名言說：
「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
，表示自己對於囤積居奇的豪門富商將毫不留情鎮壓：
「不惜以人頭來平物價
！
」
；
「打倒豪門資本」
；
「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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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上海學生遊行，高喊「打倒奸商」。
蔣經國說這些話的背景是，當時，國統區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
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從1937年到1945年8月，民國的物價上漲了2000多倍；在1937年，當時100元法幣可以買到2頭黃牛，然而到了抗戰結束的1945年，只能買到2個雞蛋；而到1948年8月20日蔣經國來到上海時，100元法幣，只能買到0.002416兩大米了（每斤16兩）。
為應付瘋狂飛漲的物價，早在1947年2月16日，國民政府就宣布了一次限價，要求將當時的工資都凍結在1947年1月的水平上，並規定了例如大米、棉花和燃料等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價，然而限價措施很快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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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上海組織的反通脹遊行。
對於抗戰勝利後，國統區經濟陷入的這種悲哀境地，早在1947年3月，《觀察》雜誌的創始人儲安平就指出了人民對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日益失望和憤恨：
「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於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衝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
如今，國民政府再次推行限價措施；並希望以新發行的新貨幣金圓券，來取代已經泛濫失控的法幣，蔣介石，能成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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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萬眾矚目的「太子」哥，蔣經國當然希望經濟管製成功。
1948年8月22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
「搗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嚴懲，就應從『壞頭』開始。」
對此，他對12000多名「大上海青年服務隊」說，對於那些抵制金圓券幣制改革的鉅賈、富戶、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氣，
「只打老虎，不打蒼蠅」
。
8月23日，就在蔣經國抵達上海的第四天，金圓券正式在上海發行，迫於蔣經國聲勢浩大的宣傳運動，以及手下12000多人的檢舉揭發，害怕被投入監獄或者手中金銀被「違者沒收」的老百姓，只得將手中的金銀及外匯紛紛拿到銀行兌換金圓券，對於當時的情況，上海《大公報》報道說，各個銀行收兌工作都非常緊張，在外灘中央銀行門前：「有許多人早晨六七時排隊，到下午一二時還沒有兌到（金圓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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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民眾被忽悠用金銀兌換金圓券，一度還引起騷亂。
對於老百姓，蔣經國的號召是要求人們將金銀和外匯兌換成金圓券；對於政界和商人，蔣經國則開始了轟轟烈烈的「打虎」：
蔣經國在1948年所打的「老虎」，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老虎」，是政府中濫權瀆職的公務員：
其中最先被蔣經國拿來開刀的，就是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秘書陶啟明，陶啟明由於利用金圓券改革進行內線交易，謀利達80億元法幣，而被蔣經國下令在上海公審判處七年徒刑；另外，私套外匯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更是被判處死刑。
蔣經國打的第二種老虎，則是一些官商勾結，或是出身黑社會幫派的不法奸商：
對此，蔣經國先是召見了上海的大資本家、企業家、金融家，脅迫他們交出金銀外匯。對此，煤炭大王、火柴大王
劉鴻生
對屬下說：「蔣太子滿臉殺氣，向工商界人物大發雷霆。他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無奈之下，劉鴻生被迫交出黃金800條（每條合10兩）
，美鈔230萬元、銀元數千枚。
然而，絕大部分的商人在蔣經國看來，顯然是「不老實的」，9月2日，蔣經國在日記中寫道：
「昨晚接南京電話，要從速處理違犯經濟法令的各種案件，並主張嚴辦大的投機商人。上海的若干商人在當面對你說得好好的，而背後則是無惡不作。今天已下決心嚴辦奸商。」
9月3日，上海灘一大幫「老虎」紛紛被抓：這其中就包括聲名顯赫的榮氏家族頭號人物
榮鴻元
，煙草公司的總經理黃以聰
，紙業公會理事長詹沛霖
；另外，上海灘黑幫大佬杜月笙的門生，以囤積稻米發財的萬墨林
也被逮捕；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
，則以投機炒作、囤積居奇、股市非法交易等罪名被捕，隨後被判刑八個月；
而對於奸商和幫派「老虎」，在蔣經國的干預下，上海特別刑事法庭更是以從事「黑市買賣、擾亂金融、貪污舞弊」等罪名，判處林王公司總經理
王春哲
死刑，並將行刑畫面公諸於眾以震懾「群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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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左二）及其他被告在上海法院受審。
在蔣經國二十多天的狂暴打擊下，上海的物價開始穩定下來，對此，1948年9月11日刊發的英文報紙《華北日報》指出：
「過去三個星期的經驗，讓老百姓覺得現況有了改變，生出了相當的希望。」對此，有的人私底下稱蔣經國為「蔣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國記者更稱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而蔣介石對於蔣經國「打虎」的雷厲風行也非常讚賞，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經兒將滬上最大紗商（榮）鴻元，與杜月笙之子拿辦，移交法庭，可謂雷厲風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為民之事，只有犧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顧忌，惟天父必能盡察也。」
1948年9月7日，在聽取蔣經國到南京的當面彙報時，蔣介石更是聽得眉開眼笑：「興奮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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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打虎」看似遇神殺神、遇佛殺佛，然而
第三種「老虎」
，卻是蔣經國難以「啃下」的。
面對自己的兒子、門生紛紛被抓，作為上海灘黑幫大佬的杜月笙，也對蔣經國進行了「逼宮」：
1948年9月下旬，蔣經國在上海召開工商業巨頭開會，除了客氣表示眾人對金圓券幣制改革的支持外，蔣經國突然話鋒一轉說：
「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興風作浪，危害國計民生。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物資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
就在這當口上，杜月笙開始了反擊：
「犬子（杜）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盡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遠遠超過其他各家。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這樣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
上海黑幫大佬杜月笙，逼宮蔣經國「打虎」，曲線救子。
聽到這裡，蔣經國不由得一愣，因為他知道，被杜月笙指為上海最大投機「老虎」的揚子公司，其董事長和總經理，正是他名義上的表弟：宋美齡的姐姐宋靄齡與前行政院院長、財政部長孔祥熙的長子
孔令侃
。
對於這樣一位重量級的皇親國戚，蔣經國當場表示：
「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
送走杜月笙後，蔣經國馬上派出專人前往孔令侃的揚子公司突擊查訪，並查封了揚子公司囤積私藏的大量「顏料、西藥、凡士林、油墨、香煙、玻璃、電木、鋼鐵」等物資，然而，對於是否抓捕孔令侃，蔣經國卻難以下定決心。
在蔣經國「打虎」之前，孔令侃名下的揚子公司，就由於在1947年大量騙取外匯而引起國內輿論的廣泛譴責和強烈憎惡，然而由於孔令侃的特殊身世，各界人士只能是敢怒不敢言，此次蔣經國「打虎」查封揚子公司的囤積物資，上海灘內的各方人士，自然眼盯盯地看著蔣經國的下一步動作。
但孔令侃並非吃素的，很快，他就搬來了救兵：姨媽宋美齡。
6
為了解救被蔣經國視為眼中釘的「大老虎」、外甥孔令侃，宋美齡立刻親赴上海斡旋解救。
蔣經國的親信賈亦斌回憶說，1948年10月初，宋美齡抵達上海後，馬上將蔣經國、孔令侃約到位處上海永嘉路的孔宅面談，企圖緩和兩人的關係。
宋美齡當時勸說道：「你們是表兄弟，我們一家人有話好說。」蔣經國對孔令侃說：「希望你顧全大局！」孔令侃則大吼大叫說：「什麼？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
最後兩人大吵起來，蔣經國臨走時說：「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令侃則回答說：「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布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大家同歸於盡！」
看到蔣經國與孔令侃已經鬧翻，宋美齡被氣得臉色煞白，隨後馬上急電蔣介石，要他趕緊南下上海解決「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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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合影。
當時，遼瀋戰役已經爆發，東北形勢岌岌可危，1948年10月8日上午，當天上午還在北平與傅作義等將領研究東北作戰計劃的蔣介石，在聽了夫人宋美齡的緊急怒吼後，竟然中斷「軍國大事」，讓傅作義代為主持軍事會議，然後自己急匆匆搭乘專機趕回了上海。
對此，傅作義極為不滿，對人說：
「蔣先生不愛江山愛美人！」
10月8日當晚，蔣介石到達上海後，立馬與宋美齡進行了「月下談心」；10月9日清晨，蔣介石接見蔣經國，此後，此先仍然持要嚴肅查處孔令侃和揚子公司的蔣經國，最終軟了下去，而到了10月12日，孔令侃不僅人沒事，沒被抓，甚至跟著宋美齡一起，穿著「黑色西裝、神態怡然」地拜見了姨丈蔣介石。
顯然，孔令侃沒事了。
在孔令侃看來，即使他確實就是上海灘最大的「老虎」，但眼下有姨媽宋美齡和姨丈蔣介石罩著，那個軟蛋表哥蔣經國，也拿他不了怎麼樣。
事實，也確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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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虎」一度轟轟烈烈的蔣經國，啞炮了。
對此，上海《大眾夜報》仗義執言，發表了社評《請蔣督導為政府立信，為人民請命》：
「轟動一時的滬上豪門大囤積案似有煙消雲散之勢，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對政府的一點信仰之幼芽，恐將因此而連根拔去·····豪門資本家···在國內藉其政治上特殊的關係，經營一切戕賊民生之買賣····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為孔氏豪門·····政府究竟是要豪門呢？還是要人民？將此處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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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打虎」期間對違法人員的公開處決。
民間對此輿論四起，蔣經國親信賈亦斌後來回憶說，他就此直接問蔣經國：「孔令侃案辦不辦？」
但蔣經國卻假裝沒聽見，不回答。賈亦斌於是又問：「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蔣經國便說：「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說完便不再吭聲。
又過了幾天，賈亦斌又跟蔣經國提問說：「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
自從宋美齡、蔣介石介入孔令侃案後，情緒本來就不好的蔣經國，突然將沙啞的喉嚨放得特別大，嚷道：「孔令侃又沒犯法，你叫我怎麼辦？」這時，本來對蔣經國懷著深厚期望的賈亦斌突然感覺到從未有過的憤怒和失望，賈亦斌回憶說，當著蔣經國的面，他重重地將拳頭砸在桌子上說：
「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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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操縱金融、投機倒把的
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
，
被蔣經國下令處決。
對此，蔣經國也非常痛苦，1948年10月1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揚子公司的案件，未能徹底處理····引起外界的誤會。同時自從此事發生之後，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動了，抵抗的力量甚大····今日在精神上收到極嚴重的壓迫，未安睡。」
對於孔令侃案的被包庇，一些立法委員也憤怒地進行了聲討，10月3日，就在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舉行的時局談話會上，有立法委員就憤怒地表示：
「人事破壞法統，貪污無法懲辦。如宋子文套購外匯，揚子公司的囤積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門問題，至今沒有辦法。試問現在政府的權貴哪個不是豪門？哪個不是老虎？號稱打虎的蔣經國，又有什麼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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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在上海的「打虎」運動，起勢兇猛，但敗得也快。
孔令侃逍遙法外，在繳納了一筆「罰款」後便遠赴香港；而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最終也在交了一筆保釋金後被釋放；老虎安然自在，而自詡為「武松」的蔣經國，卻不得不退場了：
1948年11月6日，蔣經國宣布辭去上海督導員的職務，在這天的日記中，他寫道：
「望黃浦江上的晚景，覺得格外凄慘。」
然而比「打虎」失敗更為慘烈的，是蔣經國所主持的上海金圓券改革的徹底失敗。
在蔣經國看來，他以為金圓券改革，是可以通過一場狂風暴雨的「打虎」運動和革命鎮壓來解決的，然而，他完全忽略了經濟規律以及當時中國的整體大勢：
儘管上海的物價起初被蔣經國強勢壓制下去，然而國內其他地方的物價卻仍然在瘋狂飆漲，由於上海物價被人為故意壓低，因此外地物資都不願意運入上海；而上海本地則出現了買不到大米等基本生活物資問題，在此情況下，到了10月31日，國民政府被迫放棄了限價政策，當天，上海大米價格，馬上就從每石
（約合60.453公斤）
20元金圓券，飆漲到了2000元金圓券，價格暴漲百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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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圓券改革後上海經濟更加混亂，市民在憤怒中抗議。
11月1日，蔣經國在無奈之中發表了《告上海市民書》，承認「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覺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不但沒有完成計劃和任務，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過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此後，國民政府像泛濫印刷法幣一樣，又開始濫發金圓券，由此導致金圓券也開始瘋狂貶值，而上海的大米價格，也從1948年8月的每石20元，飆漲到了1949年5月的每石3億元。
物價徹底失控。
所謂「打虎」，所謂幣制改革，最終都成了痴人說夢。
在敗退上海之後，蔣經國很長一段時間，經常借酒消愁、喝得酩酊大醉，有一次他的親信賈亦斌去看他，發現蔣經國在燒文件和請柬，賈亦斌就問他，「你燒請柬幹什麼？」蔣經國只是近乎絕望的喃喃地說：
「亡國了，還請什麼客？」
而當初無數聽信了蔣經國和南京國民政府，將手中的金銀和外匯統統換回了金圓券的普通市民，畢生的財富很快便化為烏有，對此，當時《觀察》雜誌創始人兼主編儲安平說：
「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積蓄，就滾進了政府的腰包里去。政府拿這些民間的血汗積蓄，去支持他的戡亂，使所有國家的一點元氣，都送到炮口裡轟了出去！一個只要稍微有點良心的政治家，對此能熟視無睹，無疚於中嗎？」
▲
1949年，國民黨軍隊敗退上海。
最終，通過金圓券改革強行兌換、掠奪民脂民膏的國民政府，在全國一共掠奪到黃金165萬兩，白銀904萬兩，銀元2355萬元，美元4797萬元，港幣8747萬元——此後，這筆巨款被悉數運到台灣，最終成為台灣穩定經濟和社會秩序的重要支撐，使得國民黨政府度過了在台灣最為艱難的時期。
然而，那些孤苦無依、畢生財富盡喪的普通國民，又該向誰哭訴？
說起來，從來都是只聞「老虎」笑，哪見人民哭？
興亡，不都是百姓苦？
參考文獻：
楊天石：《蔣介石與蔣經國的上海「打虎」》
李松林：《晚年蔣經國》
李立：《台海風雲》
董少東：《金圓末日：蔣經國為何感嘆「中國的百姓，真是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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