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經體：顏真卿書法源流的新發現
西晉金光明經殘卷
寫經書法在中國書法傳統中淵源有序，古人將其稱為寫經體或經生體，本文以敦煌吐魯番寫本為例，探討寫經體如何形成和發展，強調寫經體這一概念的原因，如何用類型學的方法來分析寫經書法，南北朝時期不同地域寫經書風的異同。
寫經體的形成和發展
（一）寫經體的形成
佛經被翻譯成漢文的最初階段，即從東漢至三國、西晉年間，正是中國境內書體產生變革、各種新舊書體並用的時期。東晉至南朝劉宋羊欣（370-442年）《采古來能書人名》中所謂鍾繇（151-230年）擅長銘石書、章程書、行狎書三體，又反映出名書家擅長多種書體的情況。當時碑刻書跡一般使用正體字隸書，並以隸書或古體篆書書寫碑額，以顯示鄭重莊嚴；另一種正書體楷書在這一時期形成並得到發展，鍾繇寫於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賀捷表》是現在可見的篇幅完整、年代最早的名家楷書作品；三國時期曹魏都城洛陽出現新書風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行書在士大夫中間流行，代表人物有鍾繇和胡昭。
從出土材料來看，從漢代開始，日常應用的書體已由帶波磔的隸書和不帶波磔的簡率隸書向行書、正書過渡。由於書寫快捷造成筆劃的簡省呼應而出現撇與鉤，這些筆致成為正書體的基本筆劃。從內容看這是一封書信，字體介於隸書與楷書之間，雖個別筆劃特別是捺劃還留有濃重的隸書波磔意韻，但許多字的結體與用筆已經很接近楷書，如第三行「解」字、第四行「恩」字、第五行「者」字、第六行「府內」二字，都是相當成熟的楷書結體，這些字的撇劃和鉤劃也寫得很熟練。這一殘紙文書的書風與此前三國時期（220–265年）鍾繇的《宣示表》（221年）《薦季直表》（221年）《賀捷表》《還示帖》等法帖的外形體勢極為相似。
寫經體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抄寫佛經既要工整以示虔誠，同時抄寫的速度又要快以求效率，因而寫橫劃都是尖鋒起筆，不用逆鋒，收筆處重按，轉折處多不是提筆轉換筆鋒，而是略作頓駐後再調鋒，以取勁疾。另外，抄寫佛經所用字體較小，當時毛筆的筆頭也小，筆毫較硬，這些因素都制約著用筆方式。漢末、三國早期的佛經寫本現已無從得見，但能推知所用書體當是日常應用的正書體。西晉元康六年（296年）的《諸佛要集經》是現在所見較早的寫本，與西晉泰始年間（265-274年）敦煌簡牘上的字相比，雖然兩者在結體和用筆上相似，但簡上的字筆劃長短較為誇張，筆劃間有明顯的呼應，有行書意味，很少出現重按、停頓之處；而寫經的字則幾乎每字有一主筆重按，筆筆不相連，隸書意味較濃，每字大小差不多，極有規矩。這是在日常應用的正書體基礎上加以改造並程序化的一種書體，以求書寫既工且速。由於西晉以前已翻譯佛經近千部，各經又廣泛傳抄，這些數量眾多的早期寫經對後世的寫經體式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由此可知，寫經體的基礎是魏晉的正書體，這種書體用於抄經之後，傳承延續於基層書手間，正反映了某些時段社會下層的文字書寫狀態。
寫經有固定的規格程序，現存的佛經寫本多寫在紙上，還有寫在絹等絲織品上的， 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金光明經》所用材料為黃絹。東晉末桓玄下令用紙代替木簡，使得紙張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敦煌吐魯番保存的寫經表明，西北地區從十六國早期就開始使用紙張抄寫佛經。較好的寫經紙為麻紙。紙作為書寫材料雖然取代了木簡，但在紙上抄寫佛經的規格是從木簡書寫形式移來的，紙上所劃烏絲欄或朱絲欄實際上就是把紙區分成一支支的簡，這也是古代書籍從上至下書寫的原因。被用來抄寫經卷的標準紙張上下要劃橫線，中間相距18-19厘米，然後再分割成寬1.5-1.8厘米的豎線，較為常見的是每行17字，一紙28行，這樣很容易計算出一部經大體上的字數和用紙多少。抄寫經書時，正文的前面要寫題目、撰者譯者，題目稱作「首題」或「內題」，一般用全稱，有時還有品名；而卷尾的題目，稱「尾題」，則往往用簡稱。卷尾如果有空，常常寫題記，內容包括年代、書寫者和供養人的姓名、發願文。標準的寫經，特別是官方寫經機構的經卷往往要寫題記，在沒有紙的情況下也要加紙寫完。寫卷如果經常展開，卷首最容易脫落而殘缺，卷在裡面的尾題和題記保存較多較完整。寫經人在抄寫佛經時必須遵循這些固定的規格、程序。
道行品法句經
（二）寫經體的發展
1.早期：西晉及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寫經書法（265-420年）
早期的佛經寫本留存至今的數量極為有限，西晉至東晉十六國時期可以確定紀年的寫本在10件左右。早期的寫經體在形態和用筆方面，還有著隸書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寫經的體勢已經由扁平向縱長發展，筆法也出現更多提按頓挫的變化，具有楷書的特徵。這幾卷在時間跨度上有百餘年，而在結體與用筆兩方面具有很多共性，可說是早期寫經體的典型。惟不同書寫者所具有的個人風格，亦應引起注意。
2.中期：南北朝至隋朝的寫經書法（420-618年）
從南北朝至隋朝歷經近200年時間，寫經書法的面貌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從體勢來看，這一時期的寫經還是方形略扁，比之早期有了更多向縱長方向伸展的筆劃， 較突出的是「佛」字的兩豎，在早期的寫經中均未超越橫劃，而到這一時期的經卷中都伸展出去。公元6世紀幾卷寫經的「其」字，字形也明顯拉長，兩橫劃與兩豎劃中間的部分成為長方形，不再是早期的方形或扁形。從單個筆劃來看，《優婆塞戒卷》與《佛說菩薩藏經》的橫劃還有著隸書的波磔之勢，而且這種波勢以向上翹起而收尾，具有「北涼體」的特徵，下文將會有詳細分析。其它寫經的橫劃波磔已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收筆處下按的姿態。表中北魏至北周時期的寫經，形態結構已經是楷書體式，筆劃的寫法也較多楷法。結構方面不管是上下結構還是左右結構，都安排得宜，比之早期寫卷中有些字體的局促有了更多從容舒展的姿態。另外，字形結構出現「斜劃緊結」的特徵，最為典型的是公元610年的《賢劫經卷》，延續了北魏造像記等石有如刀切，字體有向上傾斜的態勢。
這一時期寫經體與早期寫經體產生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時代因素，楷書的成熟、楷法的運用在寫經中得到體現。當然這一時期較早的寫經書法還是具有滯後性，結體上大多保留著隸書「平劃寬結」的特徵，但也不可避免受到時代風氣的影響。從北魏後期開始，北朝書法接軌南朝，寫經體的滯後現象也隨之消失。書寫者的不同身份、不同的書寫地點等情況使得寫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異。
3.後期：唐五代的寫經書法（618-960年）
楷書在唐初已經發展到非常成熟的階段，法則逐步確立，大師級的書法家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起到很重要的楷模作用。上文第二章已經提到，歐、虞、褚等人曾在政府機構教示楷法，書手經過嚴格的訓練，也都是出色的書家，所用字體為標準的唐楷。這些書手中有人曾參與抄寫佛經，其中有部分流傳至敦煌地區。由於有著這樣的歷史背景，唐初的寫經多有楷法精妙之作。公元641年和675年所抄寫的兩卷《金剛經》即是如此，每一個筆劃都遵守一定的法則，筆劃的形態體現出逆鋒起筆和回鋒收筆的動作，起筆、運筆和收筆過程中提按頓挫的動作很有規律，筆劃的粗細也很分明。字形結構相當規整，筆劃間空白之處也很勻稱。特別是前者墨色烏黑，精神面貌可與歐書相媲美。《十戒經》是與道教有關的經典，表格中選取的是此經題記部分的字例，從中可以看到書寫者受過良好的訓練，筆法成熟，筆劃之間有明顯的呼應關係，譬如「人」字撇與捺交接的地方、「永「字左邊橫撇與右邊撇劃之間的映帶，都能看出書寫者用筆的精熟。《諸經要集》是從經卷開始幾行選取的字例，因為這一寫卷卷首、卷中和卷尾的書法很不相同，有越寫越草的趨勢，而卷首的幾行卻是楷書的寫法。「一」兩頭重中間輕，字形類似扁擔的形狀。
從以上分析可知，唐代寫經書法所用書體為成熟的楷書，此時的寫經書體已不再滯後於時代書風之外，名家書跡成為書寫者的楷模。然而，由於唐代留存至今的寫經數量較多，寫經又具有固定的程序，書法方面大同小異，長久視之難免會有千篇一律感。但這並非意味著寫經書法的藝術價值不高，如何評價還要針對不同的寫卷作具體分析。部分筆法純熟、書寫流利的經卷，從藝術形式的層面而言絕不遜色於名家書跡，都是值得取法的對象。
南北朝文殊般若經碑碑文
寫經書風的若干問題
（一）關於「北涼體」以及寫經書法的類型學分析
在十六國時期的佛經寫本中，有一類寫經的字體特徵明顯，即橫劃收筆處燕尾上挑，在視覺上給人以裝飾感，書法研究者將帶有這種特徵的字體稱為「北涼體」。這一概念首先是由施安昌先生提出的，他在《「北涼體」析——探討書法的地方體》一文中列舉了十六國時期河西地區的書跡以後，對這種書體描述如下：「總觀上述作品，除三四件外，其書寫的間架結構和運筆方法有著十分明顯的共性：字形方扁，在隸楷之間。上窄下寬，每每有一橫或者豎、撇、捺一筆甚長，豎筆往往向外拓展，加強了開張的體勢，富於跳躍感。特別是橫劃，起筆出鋒又下頓，收筆有燕尾，中間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勢，成兩頭上翹形式。碑版上尤為突出，可謂『犀利如刀，強勁如弓』。點劃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獷悍的獨特風格，頗有『涼州大馬，橫行天下』的氣勢。鑒於此書體在4世紀末期和5世紀前期的古涼州及以西地區盛行，又在北涼的書跡中表現最為典型（如沮渠安周造寺碑），故稱之為北涼體。」
寫經書法體現的「北涼體」形態與銘石書法有所不同，銘石書體式多為隸書，而寫經則反映出更多楷書的意味。這是由於古代銘石書往往採用古體字或正體字書刻，以顯示莊重古雅。抄寫佛經同樣是莊重之事，因而經名標題和部分寫經出現了北涼體的特徵，然而寫經畢竟是手書墨跡，與日常使用的書體更為接近。同時寫經要講求速度，因此筆劃的書寫比之銘石書簡捷，體式結構也多為楷法。這是「北涼體」寫經與銘石書的不同之處。
東晉王羲之行穰帖
（二）不同地域寫經書風之異同
敦煌以及吐魯番等地發現的寫經中有部分寫經題記不僅有寫經時間，而且還註明了寫經地點，這為考察不同地域寫經書風的異同提供了依據，並為我們了解各時期的交通往來提供了線索。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政局長期處於南北對峙的局面，敦煌雖處於偏遠的西北地區，卻還保留有一定數量的寫有南朝年號、地名及寺院名稱的寫經。這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說：「南北朝政治雖為分隔對立，而文化則互相交流影響，佛教經典之由私人往來攜取由南入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頗多。敦煌寫經中這類結體寬博、有外拓之勢的經捲風格與唐代顏真卿的書法有相似面貌。有學者以此為例論證歷代名家大師的書風都是「在一定的時代風氣和民間書法的基礎上展開的」。對此，白謙慎先生髮表了不同意見。他指出：「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作者在書寫型態上出現某些相似的特徵，可以由以下幾種原因造成：一，直接的師承和有意識的臨摹；二，潛移默化的視覺影響；三，相同的淵源；四，巧合。」他以北齊水牛山《文殊般若經》和顏真卿《顏氏家廟碑》為例，說明顏真卿寬博書風的來源有兩種可能性，一是顏真卿出生在長安但曾在北齊舊地河北、山東一帶活動過，看到一些北齊石刻並受到啟發是有可能的；二是顏真卿的祖上曾在北齊作過官，而他的書法承自家學，因而也可能並沒有直接臨摹取法北齊石刻，兩者只有淵源上的關係。這樣的分析合於情理，是令人信服的。這也提示我們，敦煌寫經的書法面貌若與後代的書家、書法風格有相似之處，需要詳細分析出現相似的可能性，而不能簡單解釋為直接的師承關係。
十誦比丘戒本
結語
本文主要對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寫經書法進行分析，有以下認識：
第一，寫經有固定的規格程序，形成一種專門的體式寫經體；影響寫經書法的因素有執筆姿勢、書寫工具、時代書風等等。第二，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寫經書法是在日常應用的正書體基礎上加以改造並程序化的一種書體，出現滯後現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抄寫佛經通常將已有的寫本作為模板，因而早期的寫經體式對抄經者的書風具有較大影響；二是南北朝前期北方書風較為古雅，南朝書風新妍，這一現象在寫經書法中同樣得以體現，保存至今的寫經中北朝的寫本較多，因而面貌古拙、存有隸意的經卷數量不少。第三，寫經的滯後性從北魏後期開始逐漸消失，此時北朝書風接軌南朝，寫經書體反映了當時正體字的面貌。（原載解放軍美術書法）
唐代顏氏家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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