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他的臉上，相信未來的樣子，真苦
1942年6月，胡康河谷，正值雨季，漫天大雨的叢林中，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濃烈而令人窒息的瘴氣。
在緬甸語中，胡康河谷的意思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一個年輕人，染上了瘧疾和傷寒，奄奄一息。
他來自一支軍隊。很久很久以後，中國人幾乎忘了這支軍隊的名字——遠征軍。
他們的路線，是從緬甸撤退到印度的雷多，總撤退路線大約650公里。我有一位朋友，曾經在2015年，企圖重走這段路，最後沒能走完。回來，他告訴我們，許多路段，至今不能通汽車，唯有馱馬，方能前行。
那個年輕人，原本有一匹馬的。可是被打死了，同樣被打死的，還有他的傳令兵，兇手都是日本人。
中國遠征軍的撤退路，實際上是一條自殺式的殿後路，日本人窮追猛打，無數人倒了下來——當8萬多遠征軍官兵最終走出熱帶雨林時，只有一半活下來了。
這個年輕人是杜聿明將軍的翻譯。杜將軍說：「我還有兩片葯，但能不能治好你，我也不知道。」他分了他一片。
這一片葯，讓他活了下來。
這個年輕人，叫查良錚，我們更熟悉他的筆名——穆旦。
查良錚的名字，很容易會讓人想起金庸（查良鏞）。事實上，他們並不相熟，金庸屬於南查，查良錚屬於北查一支，到了查良錚這一輩，家境已經沒落，但寒門學子，最為自強不息。
1935年，17歲的查良錚同時被三所大學錄取，最終，他選擇了清華大學外文系。我之前在看完這部電影，我們才明白人為什麼要讀書里講過，在清華南遷過程中，查良錚選擇的是步行的「湘黔滇旅行團」。這時候，他已經憑藉著「穆旦」的筆名而小有名氣，同學們給他起的綽號是「poet」。
在這支隊伍里，穆旦最引人注目的是兩點，第一是開飯的時候容易遲到，第二在我的文章里講過，他每天背英漢詞典，據蔡孝敏的回憶：
>>「十一級查良錚兄，系教育家查良釗十七老校友之昆仲，於參加旅行團之前，購買英文小詞典一冊，步行途中，邊走邊讀，背熟後陸續撕去，抵達昆明，字典已全部撕光。」 （出自蔡孝敏《舊來行處好追尋》）
等到了昆明，大家發現，這個之前還風花雪月著的詩人，忽然變了。他的好朋友王佐良說：
>>「到了昆明，我發現穆旦的詩風變了，他是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國內地的真相，他的詩里有了一點泥土氣，語言也硬朗起來。」
在西南聯大同學們的記憶里，穆旦英俊瀟洒，文質彬彬，待人接物也禮貌得體。西南聯大學生劉吉兆回憶，南湖詩社創辦時，徵求穆旦意見。
>>「他不只同意，而且熱情地和我握手，臉笑得那麼甜，眼睛睜得那麼亮，至今我記憶猶新」 （劉吉兆《南湖詩社始末》）
說實話，我這幾天，對著穆旦的照片，痴痴地笑，笑了一個下午。
而這樣帥氣的穆旦，這時候寫的詩，是這樣的：
在低壓的暗雲下唱著單調的東流的水
在憂鬱的森林裡有無數埋藏的年代
它們靜靜地和我擁抱
說不盡的故事是說不盡的災難，
沉默的，是愛情，是在冬天飛翔的鷹群
……
仍在這廣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著，
我們無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然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1942年，已留校任教的查良錚參加了中國遠征軍，英文流利的他被杜聿明將軍看重，擔任翻譯。
歸來之後，他自己說，在叢林里沒有死成，八天斷糧，已經快要閉眼，幸好遇到了救援，忽然有飯吃了，一頓猛吃，差一點撐死。他的老師吳宓，在日記里這樣記述：
錚述從軍的見聞經歷之詳情，驚心動魄，可泣可歌。
>>不知多少天，他被死後的戰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趕著。在熱帶的豪雨里，他的腿腫了。疲倦得從來沒有想到人能夠這樣疲倦，放逐在時間、以及空間之外，阿薩密的森林的陰暗和寂靜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穆旦帶著一種致命性的痢疾，讓螞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著，而在這一切之上，是叫人發瘋的飢餓，他曾經一次斷糧達八日之久。但是這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在五個月的失蹤之後，最終還是拖著疲憊的身體到達印度——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
對於這段經歷，穆旦寫成了他的作品，這就是著名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我節選幾句，推薦你們去讀全文：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詩人的愛情，總是一波三折。
初戀女子叫萬衛芳，是燕大生。女子的家境很好，家裡為她訂了親，她陪伴著穆旦一起南下。途中，女子家裡來了一封電報，說是母親病重，望早歸。
穆旦認為這是一個騙局，女友回去，必然會被逼婚。然而女友執意要歸，果然，一回到天津，就被迫和原來有婚約的男子結婚了。在穆旦研究者易彬老師所做的訪談中，穆旦的好友楊苡回憶：
>>這件事引起了穆旦相當大的憤怒。有人說，從來也沒有看過穆旦那麼憤怒過，整個樓道都聽得到他憤怒的聲音。很多人認為是那女子把穆旦甩了，詩人受了很多苦。大家都很同情詩人。當時，我還沒到昆明。我是聽我姐姐和她在燕京的同學議論說，「萬衛芳又回來了。」「那個詩人真倒霉，硬是被萬衛芳拋棄了。」
那位傷透了穆旦之心的女子，在結婚之後就出國了。據說後來過得並不幸福。穆旦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女子曾經和穆旦聯繫，希望可以見一面。穆旦拒絕了。萬衛芳的丈夫因為精神分裂而死去，萬衛芳最終，也「因為精神分裂而把自己兩個子女殺死。」
在西南聯大時，穆旦有一個女朋友，是畢業於金陵女子大學的曾淑昭。兩人同在中國航空公司工作，分手的原因，是穆旦投軍。
在離開時，他這樣寫道：
男兒的雄心伸向遠方，但瑪格麗卻常在我的心頭。
為了報國之心，他放棄了這段愛情。但他所寫的瑪格麗，成了詩人詩中唯一的女子。
曾淑昭後來和胡適的長子胡祖望結婚，婚後育有一子，取名胡復華（後名胡復）。
1960年3月9日，胡適與胡祖望、曾淑昭、胡復。
1946年，在清華大學工字廳，穆旦最終的那個人出現了，她叫周與良。（關於穆旦和周與良的介紹人，有一種說法是是林徽因，但我更願意相信介紹人是穆旦的同班同學周珏良）周與良出身名門，是周叔韜（著名民主愛國人士，在解放後任天津市副市長）的次女。
周與良有兄弟姐妹共十人，長兄周一良是歷史學家；二哥周珏良是英國文學專家，曾任板門店會談中方翻譯，據說，為了更準確翻譯談判桌上的對話，周珏良曾經臨時趕學美式罵人髒話。周珏良是穆旦的同班同學，自然贊同這門婚事，不過，這時的他，恐怕不曾想到，很多年之後，他和這位妹夫，居然形同陌路。
1949年8月，穆旦自費赴美留學，入芝加哥大學。四個月之後，在美國佛羅里達州，他和周與良正式結婚。
我一萬次感謝上帝，促成了這段婚姻，在後來漫長的痛苦歲月里，如果沒有周與良，穆旦會怎樣呢？我不知道。
1949年十月，美國國會通過「富布賴特法案」，當時在美的所有的中國學生，全都取得獎學金。此時，穆旦夫婦二人，一位是詩人，一位是生物學博士。身邊有愛人，周圍有朋友，生活改善，夫復何求。
1952年6月30日，穆旦畢業，獲芝加哥大學文學碩士。同年，周與良獲得芝加哥大學生物學博士學位。
這時，他得到了三份offer，去南方的大學教書，堂兄查良釗在印度德里大學擔任教務長，給穆旦寄來了聘書，還有人勸他們去台灣……
但他一個也不要，他想回國。
實際上，穆旦在西南聯大時就開始學習俄語，岳父全家都是愛國民主人士，想要回國的心愿，是可以理解的。
為了回國，穆旦夫婦不停在美國奔走，那時候朝鮮戰爭已經爆發，而周與良所學的是生物，只好再三跑移民局。還要找教授證明，自己所學專業，對國防沒有任何危害。
一年之後，他們終於如願回國。穆旦夫婦同在南開大學任教，穆旦任外文系副教授，周與良則在生物系任教，創建了南開微生物專業。
詩人穆旦的名字消失了，我們重新看到的是翻譯家查良錚。
他很少寫詩，醉心於翻譯著作，短短五年，穆旦出版了普希金的代表作和《別林斯基論文學》《拜倫抒情詩選》《濟慈詩選》等。
他真心實意，想要為新中國出一點自己的力量。
然而，回國一年多，因為挽留一位老教師，他陷入到了南開大學的「外文系事件」中。我不想用更多細節描繪這場風波，因為我知道，即使沒有這一場，他也逃不過下一場，再下一場。
因為他是穆旦，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他太優秀了。
1955年，肅反運動中，穆旦受到了審查，成為肅反對象。四年後，反右傾，南開大學的一顆「衛星」，就是揪出穆旦乃「歷史反革命」，判處他接受機關管制，監督勞動三年。
所有罪名的來源，歸根結底，是他的遠征軍經歷。
他每天要去外文系寫思想彙報，檢討他的過去。他坐在桌子邊，苦惱，不知道該寫什麼。
拿到「歷史反革命」的判決書，他不敢告訴妻子，猶豫了兩天，先去找岳父，而後才告訴家人。
1959年之後，穆旦的日常生活是這樣的，每月發六十元生活費，發配到學校圖書館「監督勞動」，每天打掃樓道和廁所至少兩次，回家後寫思想彙報，認罪反省。
他不再給蕭珊等好朋友寫信了，害怕連累他們。
他哭著對妻子說：「都是我連累了你們。」
1957年，他曾經短暫的以「穆旦」之名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詩歌，並且應《人民日報》之約發表了《九十九家爭鳴記》，諷刺少數人對整風學習漠不關心，不料竟被批判為向党進攻的 「毒草」。他和他的詩歌都遭到了猛烈的攻擊，「詩人穆旦」在以後的歲月中沉默了，他再也不願意提及自己「穆旦」這個名字，在一次又一次的審查表格上，他越來越不願意提起筆名「穆旦」，他的4個子女，在他活著的時候，都不知道「穆旦」這個名字（周與良語）。
《葬歌》（1957年）
你可是永別了，我的朋友？
我的陰影，我過去的自己？
天空這樣藍，日光這樣溫暖，
安息吧！讓我以歡樂為祭！
1962年，穆旦被解除管制，成了校圖書館的普通職員。他開始一項宏大的計劃——翻譯英國詩人拜倫的名篇《唐璜》。一下班，他就關上房門，家人以為他在寫檢查，誰知道，他夜不能寐，所為都是《唐璜》。三年，整整三年，他都用來翻譯，為了一個注釋，他跑遍天津和北京的圖書館。
譯稿可以交付出版的時候，文革來了。
周與良的回憶里，文革一開始，這個家就破碎了。
傢具被砸爛，沙發被剪刀剪開，滿屋貼著「砸爛反革命分子查良錚狗頭」。每天要接待好幾撥紅衛兵，有一天，查良錚回家，見一堆熊熊烈火，心如刀割。
他幾乎是面色鐵青，奔到房間，去找他的手稿。
>>他奔到一個書箱前，拿出一疊厚厚的稿紙，緊緊抓在手裡，那正是《唐璜》的譯稿，只要手稿還在，他就心裡鬆了一大口氣，然後把它收起來。這些紅衛兵只是燒一些用的東西，他們對這些稿紙並沒有興趣，也沒有撕，也沒有燒——穆旦長女查瑗接受《大師·穆旦》的訪問
1968年春天，查良錚的家被紅衛兵搶佔，周與良怕發生意外，連忙讓丈夫躲起來，家裡所有的物品都被造反派扔到大街上。那天晚上，借宿在親戚家的查良錚坐卧不安，他擔心《唐璜》。妻子安慰他，說她已經把譯稿放在了書箱里，而且放在其他書籍底下。幾天後，當查良錚被關進校園裡的勞改營，兒女來送飯時，他仍在問：
廁所外經常外溢的糞水，會不會淹了書稿？
1973年，他嘗試著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信，說《唐璜》譯稿改好了。對方回信說，可以寄來看看。他特別高興，興奮地反覆說：
他們還是想看看的，他們還是想看看的。
他特別買了牛皮紙，把厚厚的譯稿包好寄去，充滿期待。
然而，石沉大海。
他每天的生活，依舊是沒完沒了的檢查，認罪。1969年年底，南開大學所有「牛鬼蛇神」都被下方到河北，查良錚被「隔離」，周與良則在幾十里的另一個公社。易彬老師通過查良錚的日記，統計了在此期間，這位翻譯家和詩人每天的勞動生活場景：
1970年春節，查良錚一個人探望妻子，幾十里地，他走著去的。
他哭著對周與良說：「我是罪魁禍首，不是因為我，一家人不會這樣。」周與良安慰他：「我也是特務，應該受到懲罰。」
說了兩句話，他便要回去，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包——是一小包花生米和幾塊一分錢一塊的水果糖，「你暈了，吃塊糖也好些。」
看著面黃肌瘦的查良錚，周與良簡直要哭了。
查良錚又慢慢走了回去，幾十里地。他不會想到，因為這幾分鐘的見面，妻子就遭到了批鬥，「傳遞了什麼情報，老實交代」。
在苦難中，這對夫妻相濡以沫，從來沒有要彼此劃清界限。儘管在周家，查良錚已經成了最「瞧不起」的女婿，大家都不理他，讓他一個人坐在那裡（見周與良的哥哥周一良寫的《鑽石婚雜憶》）。
他所愛的孩子們也跟著受罪。查良錚對孩子的愛是深沉而溫柔的，周與良回憶，三年自然災害，查良錚浮腫得厲害，配給他的一斤紅糖，他一口沒吃，全留給了從小體弱的二兒子查明傳。大女兒分配到塑料廠工作，下中班要到11點才下班，查良錚總去汽車站等女兒，下雪下雨，從不間斷。
兒女因為他的問題，成為了「黑五類」子女。長子查英傳因為父親的原因，下鄉插隊，考取大學卻並未被錄取，消息傳來，查良錚一言不發，不再吃雞蛋，「要留給小英回來吃」；用了近十年的一條洗臉毛巾，也不讓換，說是「等小英能夠回來之日再換」。
他的心中，究竟有多痛苦，我們誰也不知道。
可他依舊無悔。
尼克松訪華之後，中美關係開始解凍，查良錚在美國的朋友們紛紛回國訪問。
1973年，受南開大學通知，查良錚和周與良、女兒查平去見了美籍華人、康奈爾大學教授王憲忠一家。見面回家，子女們半路抱怨爸爸，美國生活那麼好，為什麼爸爸要回來做「牛鬼蛇神」？
查良錚回答：
物質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動物一樣活著，總要有人的抱負。中國再窮，也是自己的國家。我們不能去依附他人做二等公民。
1976年1月19日的一個晚上，穆旦去南開校外為兒子打聽招工的消息，回來的路上沒有路燈，他從自行車上摔了下來。
他不想給家裡人增添負擔，沒有去醫院。在家躺了一個月，疼得受不了，讓妻子燒一塊熱磚給他熱敷，終究挨不過，去醫院一看，右腿嚴重骨折。
而後，因為唐山大地震，天津受到嚴重影響，本來要做手術的查良錚再次拖延了手術時間。但他充滿快樂，因為打聽到《唐璜》仍在出版社，雖然暫時不能出版，但編輯有意保留：
「今並得悉『唐璜』譯稿在出版社，可用。」（1976 年12月9日穆旦日記）
他每天瘸著腿，拄著拐杖，堅持工作到十一點，家裡人知道，他還在翻譯。在手術前兩天，他把所有的譯稿整理好，對妻子說，我已經把我最喜愛的拜倫和普希金的詩都譯完了，好像如釋重負。
他把小書箱留給了小女兒查平，對她說，你要好好保存這些書稿，裡面是一些譯稿，現在出不了，也許等你老了，就能夠出。
他給朋友們寫信，說起自己的腿病：
人生多變化，稀里糊塗地過去了，還要再稀里糊塗結束。（1月5日致巫寧坤）
這腿病讓我感到壽命之飄忽，人生之可畏，說完就完。（1月19日致董言聲）
我想腿一好就去陝西看你們一趟。（2月4日致杜運燮）
再過四五個月，就可望恢復正常，那我就要各處走一下。（2月19日致董言聲）
2月25日，他上午被兒子接回家，洗澡換衣服，準備動手術。中午，吃過半碗飯，他忽然感到胸疼，下午4點半被查明是心肌梗塞，送往醫院搶救，2月26日凌晨3點50分，搶救無效，去世。
查良錚走了，穆旦也走了，只有五十九歲，所留下，唯有一箱譯稿。這些譯作，成為了八十年代文學青年們最寶貴的養料。王小波曾經說：「查先生（指查良錚）和王先生（指王道乾）對我的幫助，比中國近代一切著作家對我幫助的總和還要大。現代文學的其他知識，可以很容易地學到。但假如沒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這樣的人，最好的中國文學語言就無處去學。」
在他用過的書里，周與良找到一些巴掌大的紙條，紙條上都是一些短詩——這是詩人穆旦給予自己最後的空間。只有27首，都不長。周與良說，那時候四人幫剛剛被打倒，丈夫興奮地對自己說：不久之後，我就又能寫詩了。可是自己害怕，每次當穆旦談到詩歌，總是加以阻止：
想起這些，我非常後悔，這個錯誤終身無法彌補。
這些詩句，寄託著他最後的理想，詩人穆旦，原來一直在：
我愛在淡淡的太陽短命的日子，
臨窗把喜愛的工作靜靜做完，
才到下午四點，便又冷又昏黃，
我將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麼快，人生已到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
獨自覺吊已埋葬的火熱一年，
看著冰凍的小河還在水下面流，
不知低語著什幺。只是聽不見。
呵，生命也跳動在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冬晚圍著溫暖竹爐火，
和兩三昔日的好友閑談，
聽著北風吐得門窗沙沙地響，
而我們回憶著快樂無憂的往年。
人生的樂趣也在嚴酷的冬天。
我愛在雪花飄飛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親人珍念，
當茫茫白雪鋪下遺忘的世界，
我願意感情的熱流溢於心間，
來溫暖人生的這嚴酷的冬天。
（1976年12月）
1981年，李政道回國，要求見周與良。校方來通知周與良，周與良說，如果不給穆旦一個說法，她絕不見面。最終，校方決定穆旦恢復副教授職務，並且重新給穆旦舉行追悼會，周與良這才去往北京見李政道。
1985年，穆旦的骨灰被安放在萬安公墓，墓穴中同葬的是一部1981年出版的《唐璜》。
*參考文獻：
王佐良，《一個中國詩人》
易彬，《穆旦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1月
易彬，《「他非常渴望安定的生活」—同學四人談穆旦》
楊紹軍，《穆旦在西南聯大》，《學術探索》2008年第二期
上海紀實頻道，《大師·穆旦》20160416期
王小波，《我的師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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