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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昆德拉是幾流小說家?(上)

發布此文之前,業已經過友人閱讀並保存,權作備案,以此提防任何抄襲、剽竊、巧取他人勞動成果之徒覬覦。初稿於2012年9月間寫成,今日重讀,為適於輕鬆閱讀起見,略加處理字詞、語法,修改流暢,以符合初衷本意。間隔七年仍需要再三審視,如此勞煩,這自然出於對一個小說家及其作品的認識規律,不足道。

1、受潮的米蘭·昆德拉

遇到一件怪事。

怪事應該早就出現了,只不過剛才被發現。

剛才,差不多跟每天一樣,我22時許醒來,黑暗中感到白天喪失的精力已恢復,於是起床。片刻後,我把昆德拉談藝術的三本書從一堆近期閱讀的書中找出來,接著把這位作家的其他作品從書櫃里取下來,一起放在電腦前擺弄,共15本,夜裡將要開始的寫作算是準備就緒。但一會,忽發現從書櫃取來的十來本書已受潮,其中幾本很嚴重,有一本書摸起來,上下端厚度已不同,翻開一看厚的部分的紙頁已膨脹變形。

茶香飄散,香煙繚繞,心情頓時一落千丈。

受潮最重的是《被背叛的遺囑》《慢》《雅克和他的主人》,都是上海譯文社2003年版本,封面和內頁都是蒙肯紙,幾乎被毀了,其中頭一本今年4月才看過。另幾本受潮相對輕一些:《玩笑》《為了告別的聚會》《生活在別處》《本性》。說輕,是因為有的小半本受潮,範圍也小,有的只是前後幾頁受到影響,但也不輕。這些受潮的書都是書柜上的。

我回到書櫃去,把檯燈罩扭轉方向對著出事之處,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但沒發現有任何潮濕跡象或滲水的可能性。再翻看旁邊的其他書,也無一本受潮。然而,就是昆德拉的十來本書,在六層高的樓房書櫃里,偏偏受潮,而且一本傳染一本似的,真叫怪了。

妻女不在家,女兒在位於郫縣的成都實驗外國語學校念高三,妻子在那裡陪讀,不然可以問問是否知道原因?但想來也不可能知道,如果她倆對書籍的其他事情還知道一點什麼,那就是首先知道幫我保護書。而要說破壞書這等事,我這輩子只遇到過一個人,火車司機詩人:白茫。他曾在1986年揚言,要是我不還給他書——《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四冊兩本),他就要跑到我家裡來,提一大桶水,朝我的書柜上潑!但那已是26年前的事了,況且屬於只有真正的好友之間才能開的玩笑,完全還沒把他逼到真會動手的程度。而且,就是白茫兄弟,早已當官之後,前幾年還特別囑咐過我:要是哪天我處理不要的舊書,隨便什麼書,任何書,一定要統統先給他。

看來除了昆德拉的書,不會另有什麼原因能讓別的書也倒霉。按出版日期順序,昆德拉的15本書在我面前擺了一桌子,首先是作家出版社的一套5本「作家參考叢書」,每本封底或版權頁都印有「(內部發行)」字樣:

《為了告別的聚會》1987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玩笑》199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1991年3月第1版第4次印刷;

《生活在別處》1991年5月第2版第2次印刷;

《不朽》199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以及:

《慾望的金蘋果》湖南文義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笑忘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小說的智慧——認識米蘭·昆德拉》時代文義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內部發行);

《小說的藝術》三聯書店1992年6月第1版1995年11月第3次印刷;

《本性》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被背叛的遺囑》牛津大學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以及: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推出的「米蘭·昆德拉作品系列」13本當中的4本:《被背叛的遺囑》《身份》《慢》《雅克和他的主人》。

這是2012年9月的一天。

是否欣賞一個作家,以致持續關注一個作家,首先要連續獲得其作品,這點最為淺顯的常理經過天長日久才能從時間中顯現出來。對昆德拉的書,我尤其珍愛前5本作家社的「作家參考叢書」。但是對照出版日期和印刷版次,顯然有兩本,我未能在第一時間買到。這是因為當時在西昌,買一次書要坐半小時公共汽車翻山進城,而城裡書店仍然依照老規矩每周三早上午出新書,這對我既不方便更難及時趕到。因此,當有一天,城裡的好友曉敏帶來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借給我看時,我才第一次知道米蘭·昆德拉。

曉敏是我當時所知道的藏書最多的人,比起老婆來,他自然也更看重書。而他之所以要主動送書上門,恐怕只會有一個解釋:那本書太好了!

真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太好了,致使我讀後竟然耍賴不還給他。為此,在整整一段不算短的時期內,他實在氣不過,頻頻來信跟我理論,還說他被害得天天只能去學校跑步發泄。他是禮州中學教師,家在西昌城,他跑他的步,我才懶得管,把一個人的自私本性表現得毫不掩飾。但我又不得不管他,頻頻去信提醒他,敦促他重新提起筆來寫作,甚至大概用了一些諸如「莫辱使命」、「別辜負自己一身才華」之類的詞語。不久,他去了《涼山文學》雜誌當編輯,上班沒幾天就跟我約稿,把一篇大膽的黑色幽默小說《W季節症》登在1989年第2期上,冠名為「心理實驗小說」,稿費62元。我當然要猜想,約稿後面是不是另有昆德拉那本小說的什麼事,趕緊寫一篇隨筆《月城夜遊作家董曉敏》,寄給《涼山日報》評述頌揚他,結果在1990年的某一期上真的刊登出來。

這當然不是我一生中涉足此種類型作品的頭一篇。但也就在此時前後,我過早地寫起此類專門評說別人作品的文字來,登在鐵路內部和偏遠地方的報刊上。寫得最賣力的幾篇都登在《涼山文學》上:1990年1期《涼山小說群概觀》,稿費58元;1990年5期《涼山詩壇新生代》等。

又不久,出差到眉山,我跟同行的夥伴(畫家)提出去書店,碰運氣,找找那本書,畫家一聽我介紹,也來了勁。在眉山那樣的小縣城尋找一個目標一點也不難,很快找到一家破舊的書店,經過一通說好話,直接進了更破爛的後院庫房。誰知天下真能碰上好事,當我爬上一個沒有扶手的懸空木樓梯打算上閣樓時,無意間朝下一看,竟然發現剛才查看過的桌面書堆里就有一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時間,我意識到畫家也發現了此書,而且距離書僅僅臂之遙,但當他正要伸出手去拿書時,我他媽的真是幹得出來,居然從半空中一躍而下直接撲到那本書上。

買到書,自然先要感謝一番店主,而後在路上,當畫傢伙伴聽我說起自己兒時曾在成都市京劇團五七文藝學習班練過一兩年功夫,不禁嘆氣說難怪不得。

回西昌後,我很快去信,要把借的書寄還曉敏。他可能猜到了什麼,回信說要親自來取,很快真來了,但謝絕我的補償表示,且堅稱不要我新買的,只要已經有點翻舊的原來那本。等書拿到手後,他才鬆口氣,得意而挑釁地朝我發笑。彷彿在說,他那本是1986年第1版第1次印刷,韓少功翻譯,而我新買的版本不過是1991年3月第1版第4次印刷,誰也別蒙誰。

1991年夏天我就是這麼想的。

當然,現在不用想我也很清楚,昆德拉是在中國讀書界的一個時間斷層來到中國的。從1980年起,人類經過數百年時間才形成的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的無數世界名著驟然湧入中國,短短几年便惡補了中國整整一代人的閱讀缺失。又從1984年開始,經過百年鑄就的大批西方現代派作品繼而蜂擁而至,也僅耗去數年時間便填補了中國讀者的巨大空虛。這就到了80年代後期,書店基本上已無好書新書可再引人注目,於是昆德拉悄然出現。

至於曉敏是否因為心愛之書失而復得,暗自高興過了頭,這點我不知道。我們一群年輕詩人經常在一起談論國外一流作家,卻偏偏再也沒談過昆德拉。他經由上司首肯頻頻找我約稿,1993年第2期登出小說《溫柔的日子》,1994年1期登出文學評論《蔡應律逼近的藝術奇境》,1994年第3期登出小說《往事如煙》,1995年第5期登出小說《不準退休的日子》,這篇冠之曰「探索小說」。之後,他獨自進山流浪,包裡帶著我寫他的那篇文章,有時候當成介紹信來用。再之後,他離職到成都一家報社另起爐灶,好像連一聲招呼也沒打,讓我疑心一本昆德拉的書會不會破壞了我們的深厚關係。

2、昆德拉給讀者的最初印象

在1991年,包括曉敏在內,我跟其他中國讀者一樣尚不清楚米蘭·昆德拉長什麼樣子。1995年,昆德拉的一幅兩寸黑白照片顯現在《被背叛的遺囑》封面上,印刷效果很不好,看不出特別之處。2003年,他的大幅黑白藝術照印在一套系列作品的每本內頁,才讓人看清大約年已七十四歲的作家頭髮稀少全白,歐洲人面孔,凹陷的雙目不見眼睛,反而顯得深邃幽暗。然而至今,我當初讀過的幾本昆德拉代表作,除了很少幾處,幾乎早已忘記具體內容。而且那時候,以及那之前的漫長年月,因為主要寫詩,寫影視作品,寫報告文學(就是後來說的非虛構文學),即便中短篇小說、文學評論也寫得很少,而兩三部長篇小說創作皆尚未成形、脫稿,所以不管讀昆德拉還是其他外國長篇小說,也不可能留下寫作技術方面的完整確切記憶。

當然,對中國讀者,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既能閱讀之初引人入勝,過後又能令人懷念,這不成問題。書中大量的專業藝術知識對照出我們的無知,到處瀰漫的生命思緒撩動我們的空洞心胸,頻繁的跳躍留下空白令人驚異且困惑,人物故事又與中國所一貫推崇的樣式完全不同。除了這些,最強烈的衝擊則是作品中的核心概念:媚俗。

可以說,我們太熟悉作品指稱的媚俗了,甚至有可能遠比昆德拉本人更熟悉,因而他的媚俗說才擊中並震撼了我們。這種震撼力從閱讀初始散發,從當時的生活感知中震動開來,波及到中國久遠的歷史深處,恐怕也會一直波及到將來。

不過,昆德拉的媚俗之說源自何處,與我們今天遇見的媚俗一詞有何不同定義,後面還要談。而當初閱讀昆德拉,加上他的另外幾本書,如《為了告別的聚會》《生活在別處》《不朽》等,初看時也頗有耳目一新之感,屢屢怦然心動,令人敬畏不已。平心而論,那種閱讀感受頗能引導我們回頭打量自己走過的路。順便也可以說一下詩人汪國真,當年遇到他的一首詩,大意是:到遠方去,到遠方去,熟悉的路上沒有風景。之所以會讀這樣一位詩人的作品,是因為曾經教過我當代文學課的涼山教育學院年輕女教師要我幫她讀,並寫詩評。於是在深夜,記得那是當年四月底,一個碰巧患急性闌尾炎的深夜,我抱著肚子跪在床上讀詩集。讀到這幾句詩時,不由想起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進而便想這個書名,比較「生活」與「風景」,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就是這樣,印象中的昆德拉是博學的,他能在書中一下子指出歷史上的某個時刻,世界上多位大詩人都在不同地方做什麼,僅此一點就曾讓我們慚愧自己,從沒讀過多少書,更說不上好好讀書。

昆德拉給人的最初印象新奇深奧,非同小可。

但時間過去,偶爾回想起來卻不難發覺,昆德拉的那些書中的人物多為千篇一律高談闊論的男女知識分子,言行作為幻想夢境,不外乎皆出於昆德拉的政治抒情或政治移情所需,這種印象對於我們後來面對的現實生活與歷史記憶,與其說早已不相干,不如說已無多少益處。當然,我們的處境正在越來越變得極其不同,而昆德拉的作品已留在時間中無可改變,其中的扭轉必帶來困惑,這也就難說昆德拉的作品是否能恆之以久遠。

無形之中,真實的生活與閱讀的積累,讓人懷疑起自己曾經有過的讀書感受,也漸漸開始懷疑昆德拉。

二十世紀末,我因工作原因回到出生之地成都,又見到曉敏。一天夜裡,他下夜班後帶我離開報社茶樓去了他家,進了書房。站在滿屋子的書之間,他說現在已進入讀圖時代,接著關燈把我引出來,不容多停留一點時間。到客廳小坐一會後,他送我出門下樓,指點我回去的路該如何走。以後,他約過我幾次,但我一般都爽約,因為報社工作性質,他每天正好在我下班後上班,半夜兩點才自由。這種時差顛倒的日子結束於他已在四川業界頗有影響,忽被沿海一家文化機構發現,聘往廣州從業。

幾年後有一陣,他回成都為報社寫東西,一天晚上來到我已進住數年的新居,興緻勃勃地談論我一直從事的私人寫作。快到夜裡12點時,他接到一個電話,手機里猛傳來一個年輕女人的呼救:她剛受到逼迫,褲子都被扯破了,有人正在門外等,12點是最後期限,要他快過去。他說正在一個朋友家裡談事情,過一會就去。女方問他在談什麼要緊事?他說談文學。對方一下叫起來:……曉敏這才趕緊起身,一邊出門一邊跟我說,確確實實,這個時候全國都不可能還有別的人在談他媽的文學!

不清楚曉敏匆匆前去救援的女人是怎麼一回事,但她已面臨限時被人下手,情節上很接近曉敏早年時常談起的馬爾克斯的《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而事實上,曉敏又是去救一個女人的性,女人已被撕破褲子,時限一到就會遭受性報復,這點明擺著。而這一點大概也是一個女人與一個男人那天夜裡相互關係的全部含義之所在,一點沒錯,我想說的是,在這一點上,昆德拉的小說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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