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帆 不竭的挑戰
按
語
「福建師大文藝學」公眾號由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文藝學教研室主辦，致力於推介本教研室教師的學術成果、學界相關會議、最新動態及其他專業簡訊。
本期推送南帆教授《不竭的挑戰》一文。本文原載於《當代作家評論》2005年第3期。感謝南帆老師授權。歡迎關注並轉發。
南帆
本名張帆，1957年生，福建福州人。現為福建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閩江學者」福建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理論學會會長；福建省文聯主席。主要從事文學理論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已出版《文學的維度》《無名的能量》《先鋒的多重影像》等三十餘部學術著作和散文隨筆集，發表學術論文三百餘篇。曾獲魯迅文學獎（第四屆、第五屆）、吳玉章人文社科獎、福建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華語傳媒文學獎等各類獎項數十種。
不竭的挑戰
一
文學是一種不羈的想像，一種白日夢，是歷史的再現抑或是語言本身的盛大表演？眾說紛紜的爭辯已經夠多了。現今，是否還有必要糾纏這些問題，推敲再三，字斟句酌地寫出一個精確的文學定義？至少，我開始對這種理論企圖喪失了興趣。放棄這個問題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二十世紀理論對於「文學性」的搜索和提煉並未達到預期目的，形式主義以來的理論並沒有成功地描述出文學話語的獨特結構。相反，更多的跡象表明，文學話語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文學話語的結構鑲嵌在歷史演變之中，普適的、經久不變的「文學性」僅僅是一個幻覺。第二，這個問題又有什麼價值？如果真的發現一個標準的文學藍本，如果一切激情、虛構、想像以及語言表述開始循規蹈矩，按部就班，一切出其不意的驚喜都將取締，這是幸運還是災難？
人們終於意識到，定義的闕如並不會影響文學的存在。古往今來，文學從來不是為了證明某種定義而繁衍不息。那麼，理論成了一些無所作為的概念廢墟嗎？當然不是――在我看來，理論正在轉向另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這個時代的文學承擔了什麼？這時，問題的半徑收縮到一個有限的範圍，具體，可感，而且例證豐富。但是，我們再也不能空洞地使用「時代」這個名詞了。
具體地描述一個時代的困難在於，紛雜、瑣碎，千頭萬緒而無從下手。如何將龐大的時代塞入有限的歷史敘述，通常的策略是求助於時代的關鍵詞――總是有幾個詞彷彿給某一個時代戴上了籠頭，清晰地顯示了歷史運行的大方向以及基本特徵，並且有效地標誌出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的分界。根據這個策略，人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剛剛完成的巨大交接：大約三十年左右的時間，以「革命」為核心的一套口號陸續退役。階級，壓迫和剝削，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些理念不再承擔設計一個時代的重任。經濟增長指標，GDP，國家統計局的年度報告，銀行利率和股票市場的起伏，浮現於這些數據背後的是另一個時代。文化領域也出現了轉折嗎？至少可以承認，廣告的崛起是一個深刻的標誌。或許，如今的口號數量並沒有減少，廣告繼而成為種種新穎口號的策源地。唯一不同的是，廣告所發布的口號由商品擔當主角，革命已經撤到幕後。革命預示的是風雲激蕩，甚至天翻地覆；商品意味了殷實，富足，安居樂業。「歷史的終結」是一個虛妄的論斷，但是，歷史的確不一樣了。（1）
新的時代訴諸哪些理論辭令？「新時期」曾經是一個普遍使用的概念。「新」表示歷史另起一個段落。當然，這個概念內涵稀薄，不如「現代」或者「現代性」指向明確。「現代」是許多理論家用以與「傳統」相對的術語。另一些理論家熱衷於使用「後」――post，「後現代」，「後革命」，「後殖民」，「後意識形態」，如此等等。儘管主詞不同，但是，「後」的修飾指出了歷史地表上的一個斷裂：裂口的那一邊是一堆幼稚甚至不堪的記憶，現在的歷史是在裂口的這一邊。總之，人們正在製作一整套新的理論藍圖規劃未來。有沒有可能將上一個時代的時髦概念與現在的歷史或者新的理論藍圖銜接起來――例如「革命的後現代」，或者「無產階級的現代性」？這肯定有些不倫不類。「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自從這個著名的表述成為一個著名的笑話之後，相似的概念結合不得不銷聲匿跡。許多人的心目中，保存了另一個時代印記的理論體系已經何其遙遠。
現今，斷言「經濟」是這個時代的關鍵詞肯定不至於引起多少異議。重要的是，這個歷史性的轉向如何完成的？顯然，一個國家領導層的認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召開會議，形成決議，號召把復甦經濟視為首要的問題。然而，正如許多人意識到的那樣，這個歷史性的轉向如此巨大，它的份量遠不是草擬幾份文件就可以承擔的。這個歷史性的轉向必須從某種理念的空中樓閣進駐日常領域，改變和重新規訓人們的感性生活，甚至形成一種習慣，一種無意識。換言之，理論僅僅是一種邏輯的、高屋建瓴的動員；如果企圖使這種動員深入到每一個生活細節，那麼，人們必須重提一個概念：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是一個複雜的概念。德?特拉西、馬克思、曼海姆、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以及斯拉沃熱?齊澤克分別從不同的方面闡釋了意識形態的內涵。「『意識形態』可以指稱任何事物」，齊澤克寫道：
「從曲解對社會現實依賴性的沉思的態度到行動取向的一整套信念，從個體賴以維繫其與社會結構之關係的不可缺少的媒介，到使得主導政治權力合法化的錯誤觀念，幾乎無所不包。」（2）
儘管如此，我在這裡僅僅想再度提到路易?阿爾都塞闡述的意識形態的兩個重要特徵：第一，意識形態擁有獨特的表象、形象、觀念和概念，這一切製造出人們的體驗以及人們與社會之間的種種想像性關係；第二，意識形態將每一個個體「詢喚」――簡單一些或許可以說是精神塑造――為合格的主體。換一句話說，意識形態巨細無遺地教誨人們認同什麼，鄙夷什麼，崇拜什麼，仇視什麼。意識形態的功能之一是規訓感性，防範個人的獨特體驗放縱不羈。因此，意識形態製造的大敘事往往被打扮為日常生活不言而喻的前提，種種溢出既定框架的個人經驗將被刪除，或者定位為一種可恥的觀念。如果一個政客――例如美國總統――試圖煽動一場戰爭，他所強調的肯定是國家遭受的嚴重威脅，大敵當前。他不會愚蠢地在演說辭之中詳細計算追加多少億軍費，告知每一個納稅人必須額外地支出多少――個人必須隱去。大概念、大敘事是意識形態削弱乃至統一獨特體驗的基本手段。現今，民族、國家、科學、人類、正義――諸如此類的超級概念均已成為意識形態的編碼，所有的個人經驗必須接受這些概念的修剪。人們每日每時都在做出種種瑣碎的判斷和決定。然而，那些漫不經心的、無意識的甚至近於「本能」的選擇無不包含了意識形態的隱蔽「詢喚」。尤其是現代社會，意識形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膠合劑。農業文明時代，感官可以掌握固定而狹小的生存空間，認識周圍的形象即可決定種種事務。然而，工業社會的擴張迅速地超出了感官的支配範圍。眾多的生產環節和一系列概念、範疇、理論模型的交互作用，感官的意義大幅度下降。一個巨大而遼闊的世界矗立在周圍。個人的狹小經驗成為一種可憐的摸索時，各種解釋體系的分類、引導和意義確認將會形成強大的甚至不可抗拒的先入之見。這就是意識形態佔據的高度。
那麼，感官經驗中止了嗎？不，人們的感官甚至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繁忙，只不過感官的活動區域大部分局限於大眾傳媒。相對於古人，人們的身體遲鈍了許多，但是，人們對於世界的了解正在以幾何級數的方式遞增。顯然，大眾傳媒正在形成另一個社會，它的編碼甚至隱蔽地修改了人們的感官編碼。由於大眾傳媒的介入，意識形態的聲音放大了千百倍，感性的規訓擁有了強大的形式。可以說，現代社會的形成包含了意識形態與大眾傳媒之間前所未有的互相擴張。雙方的潛能彼此交匯，相得益彰。十九世紀或者更早一些時候，誰能夠預料電視機在「詢喚」個體方面擁有的巨大效力？
現在可以回到這個問題上了――這個時代的文學承擔了什麼？文學顯然是意識形態內部一個富有魅力的門類，並且兢兢業業地行使「詢喚」的職能。從神話、詩、戲曲到小說和電影，文學隱含的各種「詢喚」將因為獨特的美學形式而產生異乎尋常的效果。這時，文學與意識形態各個門類――例如，道德倫理，哲學，宗教，藝術，新聞傳播，等等――形成了互相呼應的共謀關係。文以載道，人們可以根據現今的意識形態特徵重新充實這個命題。
然而，如同歷史上的許多時期一樣，馴服地從屬於意識形態的僅僅是這個時代的一部分文學。我願意稱之為「完成式」的文學――這一部分文學的主題通常已經由意識形態所完成。相對於地說，另一部分的文學游移於意識形態圈子的邊緣，散漫，紛亂，甚至古怪而激進，但是不可化約。意識形態無法輕鬆地解決或者消化它們提出的那些倔強的主題。這些主題如同狡猾的蛇，悄然地鑽出傳統的柵欄，構成了一種挑戰，一些追問，甚至難堪地暴露出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這一切無不讓人聯想到精神分析學對於夢、無意識與意識之間關係的解釋。這一部分可以稱之為「挑戰式」的文學。如果時機成熟，如果這一部分文學集聚到相當的程度，強烈的挑戰可能導致意識形態的消蝕、失靈、瓦解乃至崩潰。於是，大變革的時刻就會來臨。歷史的另一回合開始了。的確，這也是一種使命：「挑戰式」的文學時常在意識形態轉換之際充當驍勇的先鋒――那個剛剛完成的時代交接即是如此。
那麼，文學的挑戰精神是從哪裡來的？
二
現在，可以回憶一下剛剛用過的術語：「美學形式」。這意味了什麼？美學形式，這是形象，是個性和風格，是細節，是一個個生動的人物和強烈的意象――總而言之，是一種訴諸人們感性或者感官的形式。這就是秘密所在，很簡單。鮑姆嘉通的aesthetics――即「美學」一詞――就是從「現象」開始。這些現象不能還原為形而上學體系，也無法完整地與科學概念重合――物理學的描述或者生物知識說不盡風花雪月製造的無限感慨。因為美學，現象和感性的意義終於得到了承認。這開啟了另一個方向。正如E?卡西勒在《啟蒙哲學》之中所言：「十八世紀哲學不僅堅持了想像力在人的認識中的地位，而且也堅持了感官和慾望在人的認識中的地位。」（3）
E?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德國哲學家、文化哲學創始人。著有《自由與形式》（1916），《語言與神話》（1925），《人論》（1944）。
生活之樹常青，這已經是老生常談。意識形態是生活想像的限制和管束，然而，形象不時會突兀地撕開了隱蔽的羅網。就在人們被告知生活如此這般的時候，各種形象執拗地刺破了現成的解釋。生活之樹常青時常是因為個別形象的存在。所以，人們不得不承認，形象是一種無法迴避的挑戰，種種細節和故事的演變有力地抵抗一系列強加的預設――即使作家本人也無法責令這些形象就範。福樓拜、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的文學生涯都曾出現這種現象：他們筆下的主人公大咧咧地擺脫了作家的平庸構想，自作主張地結婚或者自殺了。形象擁有自己的個性，擁有意識形態來不及處理甚至無法處理的剩餘。某些時候，這種剩餘代表了一個更大的世界。這是形象的不可替代的價值。「挑戰式」的文學擅長覺察形象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距離，並且覺察形象的生機勃勃將對意識形態產生的衝擊。所有士兵的使命就是為國王而戰，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表述；如果某一個士兵活靈活現地走出來，懷念妻子和老父親，並且開始詢問和懷疑為什麼必須為從未謀面的國王去死，形象就可能打破意識形態的既定解釋。顯然，感性就在這個時候活躍起來了。感性的內涵是力比多、震驚性的體驗還是現實主義的良知？――總之，感性導致意識形態規訓的鬆懈。
形象地再現未曾解釋過的生活，這是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樸素涵義，也是現實主義文學觀念迄今不曾過時的一面。正是因為這種原因，「挑戰式」的文學時常將真正的發現授予感性。深刻的感性形成了挑戰的動力，形而上學體系很難產生這些尖銳的發現。這個時刻，文學常常率先從傳統意識形態的王國之中突圍。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寬懷大度地接納文學。相反，他們從文學的挑戰和突圍之中意識到了顛覆的危險。某些文學形象擁有意想不到的顛覆能量。於是，傳統意識形態開始不動聲色地組織反擊。如今，這種反擊不一定是絞殺那些存活在故事之中的人物，甚至上演「焚書坑儒」的暴行――如今的技巧高明多了。縫合意識形態與形象之間缺口的常規手段是，捕獲逃逸的形象，使之納入既定的解釋體系，認定形象只能擁有哪些合法的意義。文學闡釋的一個重要意圖即是，迫使形象滯留於一個令人放心區域。闡釋不僅負責搜索形象製造的潛台詞，而且制定某種意義規範形象。孔子說，詩三百篇的共同特徵是「思無邪」。這賦予《詩經》一個品行端莊的鑒定，同時解除了形象可能產生的一切異常的聯想。發乎情，止乎禮義，後續的各種闡釋巧妙地封鎖了這些詩句挑戰意識形態的逼人鋒芒。為什麼文學批評長盛不衰？闡釋形象，監控形象的意義，矯正文學的不軌動向，給文學拴上一副韁繩，這肯定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文學批評史顯示，文學形象的闡釋模式相當豐富。有的批評家關注詩的韻味和境界，追慕「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縱論「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有的批評家熱衷於鍊字鍊句，考究音韻節奏；有的批評家擅長分析心理內涵，從悲劇的憐憫、恐懼到無意識和力比多；有的批評家興趣的是文學形象的歷史原型，縱向考據是他們的基本手段。考察文學人物的時候，福斯特所分辨的「扁形人物」和「圓形人物」力圖說明的是性格的豐富性。相異的闡釋模式表明了形象可能產生的不同意義，表明了文學構成的多種維面。人們沒有必要認為，批評家始終在關心文學形象的普遍意義，關心一個人物如何顯現千百個人物。事實上，「文小而指大」或者「以小總多」僅僅是文學的闡釋模式之一。只有這種闡釋模式負責解釋形象可能具有的共性，解釋個別所喻指的普遍和一般。但是，自從一個理論術語奇怪地成為唯一的正統之後，這種闡釋模式突然贏得了超常的份量，甚至排擠另一些闡釋模式。當然，我指的是「典型」。
典型，在希臘文之中意為樣板或者模型。許多古典作家曾經表示，他們的主人公――例如，一個車夫，一個銀行家，一個小偷――是從幾十個同類人物身上提煉出來的。因此，他們的主人公代表了一個類型。這個意義上，一個車夫的故事不是他個人的遭遇，而是一大批人的共同命運。他是熟悉的陌生人，身上存有許多人的影子。一旦「典型」主宰了文學批評的運作，文學的闡釋紛紛聚集到這個方面：個別形象如何引申為某種共性――這亦即形象背後的個性與共性，個別與一般，偶然與必然，現象與本質，如此等等。
可是，共性、一般、必然和本質的概括時常附帶一個事實：形象的簡化、收縮甚至割裂，以至於不得不放棄形象本身的豐富和完整性。「杯子是白色的」――任何一個概括性陳述都必將拋開對象的另一些品質，例如杯子由什麼材料製成，杯子的幾何形狀，等等。文學的「典型」也是如此。勇猛的張飛？猶豫不決的林沖？多愁善感的林黛玉？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談論這一切的時候，衡量形象的另一些指標體系只能棄置不顧：張飛幾天洗一次澡？林沖的脖子後面有沒有一個胎記？林黛玉穿幾碼的鞋？吳蓀甫是否喝綠茶？……概括是一種積極的簡化。概括意味了刪除眾多繁雜和偶然的枝節，清晰地顯現特定的局部或者深藏不露的內核，使之贏得正面的表述和解釋。
這必然導致複雜的權衡：顯現什麼？解釋什麼？同時放棄什麼？――簡言之，什麼共性？杯子的共性在於它的材料、幾何形狀還是在於它的顏色？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就是在這個時刻插入，隱蔽地誘導人們注視某些問題，同時省略另一些問題。哪些問題更有價值，世界的本質在哪裡，這是意識形態所擅長的節目。對於自然主義的信奉者說來，生理遺傳是一個首當其衝的關鍵；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批評家相信，階級性是決定人物命運的根本原因；女權主義和後殖民理論興盛之後，性別和種族成了人物言行的解釋前提。的確，「典型」證明了一個形象的某種「共性」。然而，意識形態已經事先發出通知，究竟是生理遺傳、階級性、性別、種族還是別的什麼才有資格充當「共性」。意識形態有效地鎖定了文學闡釋的範圍，指定活動的區域。「典型」無非在這個範圍內將形象的意義擴張至最大限度。許多時候，認定「典型」的某種共性或者本質更像是防止形象產生意想不到的危險意義。
現代文學史上，圍繞阿Q形象出現的眾多爭執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案例。這個形象的「共性」定位在哪裡？不同歷史時期的意識形態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精神勝利法」與魯迅以及眾多現代作家批判的「國民性」遙相呼應。然而，階級觀念主宰一切的時候，阿Q的僱農身份成了一個繞不開的麻煩。阿Q的好逸惡勞和流氓習氣，阿Q的孱弱和糊塗，這些性格特徵給僱農的階級定義製造了一系列難題。儘管不少批評家竭力強調阿Q身上的反抗和革命因素，但是，人們不得不承認，這個傢伙已經狡黠地逃離僱農階級的「共性」規定――這個形象的意義開始失控。這甚至暴露出一個遺留的問題：階級性與「共性」是否重合。堅持階級性即是「共性」的觀點必須接受一個階級僅有一個典型的邏輯後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後，阿Q的意義開始隱約地同種種流行辭令發生聯繫，例如「人類的弱點」，「逃避現實、退入內心」；「尋找精神家園」；生命的價值或者個體的尊嚴；如此等等。（4）這與其說阿Q形象的變化，不如說意識形態擴大了詮釋阿Q形象的空間。某些時候，人們甚至可以發現一些更有想像力的觀點：斷言阿Q是標準的儒家信徒。阿Q臨死前安慰自己「大概人生天地間，有時難免要……」這是儒家對於天命的默認；阿Q無師自通地說：「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這是儒家「殺身成仁」的迴音。（5）既然如此，道家當然不甘示弱。老莊的「絕聖棄智」、「知足常樂」不正是為阿Q精神勝利法的源頭嗎？（6）至少在目前，民族、國家、社會、階級、人民更多地成為安置「典型」共性的基礎，個性或者形象必須在這些概念之中找到存在的意義。如果解除這些概念，阿Q的癩痢頭或者破氈帽也可能出現奇妙的微言大義。
歌德曾經號召作家專註地考察「特殊」，不必擔心「一般」的闕如。（7）這是一個偉大作家的自信：只要一個不可化約的「特殊」存在，「一般」將在不斷的闡釋之中源源而來。一千個讀者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將在持續的闡釋之中永生――或者反過來說，哈姆雷特的永生將持續地製造闡釋。不盡的闡釋瓦解了「典型」的共性及其防範功能，拋開意識形態的種種預定結論，無限地開放了意義的闡釋領域。德里達放縱「能指的嬉戲」，福柯主張廢棄「作者」的束縛而容許形象的「意義膨脹」，羅蘭?巴特推崇無限的闡釋，這一批瘋狂的理論家根本地動搖了西方形而上學的基礎，驚世駭俗。然而，這不就是美學形式賦予的嗎？
三
這時，「純文學」這個概念可以再度出場了。無論這個概念擁有多少複雜的內涵，它在時代交接之中承擔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擺脫傳統意識形態的強大控制。相當長的時期，革命口號以及派生出的階級圖譜主宰了一切文化生產模式，文學被指定為階級鬥爭的工具。「純文學」概念力圖回收文學的權利：文學就是文學，文學沒有必要負擔種種附加的使命。純文學拒絕工具論，甚至對「文以載道」的傳統表示反感。當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語境之中，「純文學」同時隱約地召回了文學的浪漫精神以及曾經有過的驕傲――正是因此，詩人和作家不會因為權勢的俯視而低下高貴的頭顱。
可是，何謂「純文學」？這是一個曖昧的術語。我曾經將「純文學」稱為「空洞的理念」：
「沒有必要固執地為『純文學』設計種種完美的定義――這個概念只能在一系列理論術語的交叉網路之中產生某些不無游移的內涵。儘管如此，這個空洞的理念仍然是理論之軸上面的一個重要刻度。如同數學上的『零』一樣，這個刻度存在的意義是使另一批相鄰的或者相對的概念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改變彼此之間的關係，甚至製造出另一些命題。」（8）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純文學」被視為甩開傳統意識形態――例如民族、國家、社會、階級――的出口，個人主義話語理所當然填入這個概念。自我、主體均是一些炙手可熱的詞語，純粹的文學彷彿與純粹的自我互為表裡。這被隱約地納入了「現代」的範疇。人們的模糊想像之中，現實主義、社會、歷史、人物性格均是「傳統」文學，個人、內心、無意識、現代主義才是「現代」的產物。從「我是我自己的」到存在主義式的「存在先於本質」，個人自由成為現代社會令人心儀的口號。文學顯然是這種口號的擁戴者。於是，傳統的歷史再現業已過時，現在已經到了打開內心圖像的時候――「純文學」也就是在這個時刻派上了用場。
相對於動蕩不息的歷史，可憐的內心又有多少內容？這曾經是一句嚴厲的詰問。人們之所以敢於正視這個問題，很大程度上依賴西方文化提供的一整套新型理論。根據查爾斯?泰勒對於「自我」觀念史的考察，內心/歷史的關係並不是理所當然地進入內在/外在的模式。「內在深度」的形成包含了眾多思想家的持久思辨，例如柏拉圖，奧古斯丁，笛卡爾，洛克，蒙田，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的轉折，如此等等。終於，「二十世紀已經變得更加內向，已經趨向於探索甚至讚美主觀性；它已經探索情感的新的深處，它以意識流為中心，產生了可以恰如其分地稱作『表現主義』的藝術流派。」（9）這時，人們不再將內心形容為一面鏡子，不再將這一面鏡子視為現實的單純映像；相反，內心是一所層層疊疊的迷宮，「深度心理學」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重新繪製的內心地圖。意識，無意識，本我、自我、超我，力比多，各種因素形成了一個複雜的結構。按照弗洛伊德的觀點，這種結構已經足以導演一個又一個傳奇故事。作家開始習慣一種想像：人們的內心隱藏了無限的財富等待開掘，各種精彩的劇目可以在內心上演，外部歷史可能僅僅是一種多餘的裝飾。文學必須進入這個奇異的領地。弗吉尼亞?伍爾芙認為，「生活是與我們的意識相始終的、包圍著我們的一個半透明的封套」，內心堆積了無數瑣屑的或者奇異的印象，作家的真正職責是「揭示內心火焰的閃光」。（10）
對於「內聖外王」的儒家文化傳統說來，這些觀點相當陌生。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名噪一時的「主體」理論開始加入這種想像。如今已經十分清楚，主體理論成為重組八十年代文化空間的坐標。以革命和階級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耗盡了闡釋社會的能量，經濟改革與市場啟動仍然是一種海市蜃樓式的遠景，這時，主體理論適時地出現於二者的中途。至少在當時，主體理論混雜了理性、啟蒙、個性解放、天賦人權以及身體慾望等多方面論述。儘管「主體」的內涵遠非談論文學人物的內心深度，但是，文學始終被視為主體理論的主要例證。理論家肯定地說，主體內部存在一個「內宇宙」，「內宇宙」的種種秘密組合決定了人物性格的表徵。不存在「內宇宙」的人似乎沒有資格擔任主體，至少沒有資格成為文學的焦點。對於殘雪――一個宣稱忠實於「純文學」的作家――說來，這種「深層自我」才是文學的天堂：「文學不再同外部的世俗生活有任何直接的聯繫，她拔地而起，成了浮在半空中令人目眩的、精巧而又虛幻的建築。」藉助卡爾維諾的《寒冬夜行人》，殘雪描述了一個「純文學」的範例：
一位作家，如果他不滿足於描繪「外部」世界（表層自我），並藉助這種描繪來透露出心靈（深層自我）的存在；如果他的渴望導致了最狂妄的野心――要創造出一個獨立不倚、完全透明，如同萬花筒一樣變幻的魔法王國，他的追求就必然促使他走上卡爾維諾這條絕路。即，放棄一切理性思考，讓肉體徹底幽靈化，進入那凌空顯現，邊界模糊的陌生領域。能否絕處逢生，是每一位純文學作家的試金石。……（11）
個人主義話語的「自我」、「主體」之外，語言問題是「純文學」演示的另一個方面。一批作家專註地實驗種種敘述的可能，他們的文學試管里不斷地誕生稀奇古怪的語言晶體。人們懷疑這種文學喪失了現實基礎，這些作家振振有辭地申辯――這是「純文學」。文學性的秘密就在語言之中。這彷彿是一種必然跟進：作家必須為幽深的內心世界重鑄敘述語言，例如意識流。英美的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的結構主義以及接踵而至的解構主義，這些著名的批評學派無一不是將「語言轉向」視為首要問題。很久以後人們才意識到，結構主義與存在主義之間的衝突意味深長。結構主義將語言以及諸種符號視為一個強大的結構，主體或者自我不過是結構之中的一個成分。與人們的通常經驗相反，語言符號並不是主體或者自我的表現工具；語言符號規定了主體的形成。主體或者自我只能在「結構」提供的狹小空間活動，它們的自由是有限的。考慮到主體與符號的關係，考慮到後者對於前者的約束，存在主義式的自由毋寧說是一種幻覺。這時，主體或者自我喪失了神秘的內核，它們不再被想像為獨立於所有社會關係的超然實體。語言符號及其附帶的意識形態密集地編織到主體的形成之中，成為主體的內在組成部分，甚至設定了感覺的密碼。這時，所謂的內心仍然是語言符號的產物。從女權主義批評、意識形態批評到文化研究、話語分析，這些批評學派的一個共識是，通過一系列語言符號的解讀闡釋主體的特徵――個體如何被「詢喚」為主體，進而被熨帖地安置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之中。這一切的確超出了「純文學」的理論認識，甚至顛覆了這個概念。
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 1923年10月15日—1985年9月19日），義大利當代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等。
現在，我傾向於這種解釋：「純文學」不是一個令人驚嘆的理論發現，這是一個功能性的概念。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雖然結構主義以及解構主義瓦解了這個概念的基礎，但是，這並沒有阻止它的流行。「純文學」至少在文學區域製造出一種氣氛：個人主義話語之上的緊箍咒已經解除。個人，尤其是幽深、顫動、自由的個人內心突破了壓抑浮上文學話語，它們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革命集體主義傳統範疇――例如民族、國家、階級或者抽象的人民――的解釋和覆蓋。這就是「純文學」向傳統意識形態擺出的挑戰姿態。
儘管如此，「純文學」以及個人主義話語仍然時常遭受非議。闡釋文學人物的內心或者談論種種敘述實驗，「典型」這個概念無法有效地運轉――這是許多批評家深為惱火的事實。另一些批評家難以釋懷的是，個人主義話語、自我、主體是不是以放棄社會責任為代價？那些瑣碎的慾望和纖細的顫動對於民族、國家或者轟轟烈烈的歷史事變又有多少意義？必須承認，「純文學」與個人主義話語始終是一種文學的另類，它們的道德形象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得到了某種改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一個重大事件是，市場經濟終於贏得了理論的正面肯定。圍繞市場和消費，另一套意識形態逐漸成型。顯然，這套意識形態願意賦予個人主義話語一個合法席位。按照史蒂文?盧克斯的觀點，經濟個人主義「是對經濟自由的一種信念。」盧克斯引用H.M.羅伯遜的話說：「個人主義在個人及其心理傾向中尋找社會經濟組織的必然依據，相信個人的行為就足以提供社會經濟組織的原則，力求通過個人，儘可能讓個人得到自由地自我發展的一切機會來實現社會進步。它相信，要做到這一點，有兩種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經濟自由（即企業自由）和私有財產。它相信，不同的個人有著不同的才能，應該允許每個人都在與別人的競爭中，盡最大努力來發展他們自己。」這時，個人主義不僅局限於文學人物的幽深內心；社會歷史的意義上，個人主義開始與市場的動力聯繫起來了。換言之，批評家開始從個人主義背後發現了特定的歷史內容。盧克斯同時還指出：「經濟個人主義隱含著的一種假定是，反對來自教會或者國家的經濟控制。」（12）這顯示了市場經濟賦予個人的自由。相對於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相對於傳統的計劃經濟，經濟個人主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間。這時，「純文學」所想像的個人自由終於有了真實的歷史依據。
然而，這種樂觀仍然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如果市場或者消費的意識形態僅僅提供了一套二元的選擇――要麼封建社會或者傳統的計劃經濟；要麼市場經濟，那麼，自由可以視為市場經濟的社會關係特徵。可是，所有的人都明白，市場擁有另一套嚴格的等級制度和權力體系。資本數額是這一套等級制度的基礎，億萬富翁享有的許多特權是一個窮光蛋所無法想像的。進入現實，所謂的機會均等僅僅是一句空話。相對於馬克思所嚮往的理想――「人的全面發展」，市場提供的僅僅是一種低級的自由。這並沒有否認市場經濟的歷史合理性。現今看來，市場經濟猶如一個無法抗拒的必然。可是，如果意識形態將歷史合理性敘述為人類的最後理想，這肯定會引起強烈的異議。顯而易見，「純文學」或者個人主義話語所期待的自由不可能因為市場經濟而完全實現。文學終於意識到這個問題：經濟個人主義不一定等同於文化意義上的個人主義，例如倫理的或者美學的個人主義。於是，就在市場或者消費的意識形態慷慨地許諾一個美滿的前景時，文學又一次不知趣地騷動起來了。
四
文學不願意欣然認同市場或者消費給出的意識形態，這至少可以追溯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一批集結在「尋根文學」麾下的小說曾經製造出另一種文學空間。山林，峽谷，江河和湖泊，圓木修築的小酒館或者小客棧，一些挎上獵槍或者擎著魚叉的硬漢或者一群性情剛烈潑辣的娘兒們――總之，這種生活古風猶存，人們甚至可以察覺到一種反現代性的大咧咧的勁頭。主人公靠勇猛、膽略、體魄和豪爽義氣贏得榮譽，他們對於算盤和賬本不感興趣。踏入車水馬龍的街道和摩天大樓，紙醉金迷的消費景觀只能讓他們發暈。這些人對於奢侈的城市生活充滿疑問，他們與市場、消費、錙銖必較的價格以及物質財富的佔有和揮霍格格不入。當然，至少在當時，作家僅僅在這一批主人公身上寄寓了另一種文化想像，開啟另一種生活維度。然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後，情況不一樣了。一些作家和批評家在全球化、現代、市場和消費背後發現了中心與邊緣的衝突，發現了各種隱蔽的權力體系與等級制度，發現了全球資源的重新分配和不平等佔有。宗教、種族以及文化身份與經濟問題糾纏在一起，囂張的霸權與絕望的抗議甚至導致一系列形式詭異的戰爭。這些作家和批評家不僅重新啟用「窮人」和「富人」這些久違了的概念，而且分析的範疇超出了經濟學而進入文化政治領域。韓少功、張承志、張煒、李陀和汪暉、韓毓海、曠新年、王曉明、戴錦華等均某種程度地傾心於左翼觀念；如果在寬泛意義上將同情被壓迫者的作家和批評家包括在內，這個名單還會擴大一些。的確，他們不太相信廣告、股市和大型超市共同製造的神話――他們盯住了繁華背後一些憔悴、苦惱的面容，並且試圖從他們的遭遇之中發現結構性的原因。在他們那裡，文學漸漸地產生出一些硌人的稜角。
幸運的是，文學的挑戰得到了正面的回應。2003年坊間出現一部文集，標題是一個醒目的疑問句：《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文集匯聚了一批著名經濟學家――其中多人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對於這個問題的通俗解答。編者在後記之中明確地描述了激烈的交鋒：
如果我們不帶偏見，則必須承認：自由市場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福利，人類也獲得空前的行動自由；然而另一方面，也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安排，如此集中地、持續地受到它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強烈拒斥，批判自由市場及其相關制度的聲音，在很長時間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當然從另一方面說，我們也得承認，沒有任何一種社會制度能像自由市場制度一樣，對這種批判保持寬容，並且根據這種批判不斷地自我調整、自我超越，從而保持相當的活力。
這些經濟學家分別以通俗的口吻陳述了自己的解釋。哈耶克認為，某些知識分子過於相信刻意的控制和自覺的組織管理，相信「任何按照計劃建立起來的秩序，肯定優於種種對立的力量自行均衡中產生的秩序」，這是他們痛恨市場和信任計劃的理由；弗里德曼將猶太人對於資本主義的厭惡形容為「偽善的道德優越感」；諾齊克的觀點多少有些奇怪：在他看來，知識分子反對市場的原因是失利產生的怨恨――社會特別是市場褒獎人們的標準與知識分子生活的校園遠為不同，這些受傷的知識分子轉而把怒氣發泄到市場體制上；布坎南甚至覺得，那些執拗地反對市場的人具有一種無理的頑固――哪怕轉向虛無主義也不願意說市場的好話。另一些經濟學家總結出更多的複雜原因，而且也提到了市場使經濟進步與自由的普遍增加形成了有益的循環。（13）但是，似乎沒有人將目光集中到這種問題上：市場也可能限制個人的自由。多數經濟學家承認，一個人必須投合市場願望，滿足別人的需求。否則，他就沒有理由得到稱心的待遇。所有的價值都必須服從這個首要原則，似乎不證自明。然而，這個原則是不是與真正的自由理想――也就是一些知識分子常常用「個性」、「自我」等概念描述的那種自由理想――存在距離？
哈耶克指出，倡導市場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不屑於空想社會的遠景，不屑於社會至上主義者那些烏托邦式的玄想。他們關心的是一點一滴的改良，然而，這也是他們吃虧的原因――他們得不到廣泛的社會敬重。（14）可是，如果將投合市場作為構思社會遠景的綱領，爭議在所難免。無論是考慮道德、美學、正義還是某種內心的愉悅，人們都很容易提出另一些主張。相對於歷史已經擁有的思想、智慧以及幸福觀念，這種綱領肯定會遇到眾多的競爭對手。一個現成的例子是，這些經濟學家如此賣力地為市場辯護，難道僅僅因為辯護辭的價格超過了修草坪或者當廚師，而不存在某種社會理想或者知識本身製造的快樂嗎？
至少，文學知識分子不斷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們覺得，某些時候的市場以及主宰市場的資產階級都有可能轉化為「個性」、「自我」的壓抑。市場的自由交換背後隱藏了巨大的權力體系，這是一種控制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這種權力體系背後發現了隱蔽同時又殘酷的經濟剝削以及維護剝削的政治壓迫。這個意義上，革命的號召在一部分文學知識分子之間產生了巨大的效力。他們爭先恐後地以浪漫的風姿投身於推翻資產階級的吶喊。相對地說，另一批被形容為「現代主義」的作家缺乏登高而呼的激情。他們反抗資產階級的方式更多的是冷嘲熱諷。現代主義作家大膽褻瀆資產階級的文化趣味，放肆地打擊中產階級保守的生活觀念，現代主義的陰鬱、神秘、頹廢、激進無不顯示了另一種叛逆的文化姿態。按照丹尼爾?貝爾的觀點，資產階級僅僅認可經濟個人主義，文化領域的現代主義是另一種實驗型的個人主義――後者恰恰是前者的敵手。（15）馬泰?卡林內斯庫認為，波德萊爾是將美學現代性與資產階級文明現代性對立起來的第一個作家。他察覺，這些作家身上往往有一種意味深長的頹廢感：
另一些人――這些人是我們的基本興趣所在――則鍾情於一種現代世界正在走向一場大災難的感覺。後一集團中的大部分人是藝術家，他們是一種美學現代性的自覺宣揚者，這種美學現代性儘管有著種種含混之處，卻從根本上對立於另一種本質上屬資產階級的現代性，以及它關於無限進步、民主、普遍享有「文明的舒適」等等的許諾。（16）
這是文學知識分子的神經過敏，還是某種超常的洞察力？無論是革命信奉者的昂揚還是現代主義作家的黑色幽默，眾多文學知識分子均對財富、市場、消費以及現代性表示了某種莫名的不安。必須承認，市場並不像廣告許諾的那麼完美。的確，市場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號召力，彷彿是一個難以超越的終極制度。貪婪可以解釋為強大的動力，庸俗趣味可以解釋為民主的體現。理論認定市場之中機會均等，因此，貧富不均仍然合情合理。總之，多數人有理由滿意了。然而，這些文學知識分子還是尖刻地從市場意識形態的縫隙看到了血淚、苦難、飢餓或者罪惡。無法否認，相對於專制的封建社會，市場極大地增添了自由和活力。但是，苦難還是苦難，飢餓還是飢餓，這些難堪的現象不可化約。真正的平等仍然遙遠。
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是不是文學的感性特別擅長體驗痛苦？真正的作家從來不會無動於衷地將目光滑過人間疾苦。苦難是文學的酵母。忍辱負重的司馬遷感慨地總結說，歷史上的眾多傑作均是「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作家所收集的社會個案之中，貧賤階層承受的苦難遠遠超過了權貴或者精英。所以，卑微的乞丐遠比趾高氣揚的富翁更易於打動他們，民粹主義幾乎成為一種天然的傾向。從「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從托爾斯泰到魯迅，窮人和底層時常是文學不斷光顧的領域，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將這個傳統引向了高峰。相對地說，窮人和底層所得到的文學敘述遠遠超過了史學、哲學、經濟學或者其他學科。然而，文學僅僅是歷史結構內部的一種微弱的聲音。決策數千億資金的流向，控制石油運輸的戰略要衝，支持某一個派系的政治人物擔任政府首腦，敲定某一場重大戰役的登陸地點――這些重要時刻，文學對於小人物的同情之淚起不了什麼作用。某些時候，文學的浪漫和激情甚至會成為天真幼稚的標本，例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或者，五十年代文學對於中國鄉村的想像。那些遙遠的人物、故事尤其是作家不切實際的歷史想像恰恰遭到了歷史的嘲笑。文學不是歷史的對手；設計未來歷史方案的時候，文學遠不如史學、經濟學或者其他時髦的學科。這個意義上，現今的那些文學知識分子怎麼可能撼動哈耶克們的市場？簡直天方夜譚。全球範圍內，市場機制及其運作依然如日中天。齊澤克引用詹姆遜的話說，現在已經沒有人嚴肅認真地考慮可能用什麼來取代資本主義了。（17）一個雄辯的事實是，文學本身就繞不開市場機制運作――版權，印數，稿酬或者版稅，定價，這些都是市場派生出來的概念。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要承認，文學知識分子的不安和質疑並沒有喪失意義。這首先證明，文學有效地捲入而不是退出這個時代的核心問題；而且，美學形式被煉製為一種有力的敘述――這種敘述可能擊穿意識形態的強大結構。市場或者消費擁有的意識形態試圖將一切解釋得理所當然的時候，文學的聲音可能揭示出問題內部隱藏的複雜維面。這就夠了。文學無力解決也無法擺脫各種難題，但是文學發現了難題的存在。資金、利潤和權力指令的驅遣下，大眾傳媒往往按照意識形態的口徑報告社會現狀。這時，文學的虛構形象可能恰恰是意識形態遮蓋的內容。一個信息如此豐盛的時代，文學還能如此尖銳地甚至令人憎惡地存在，這就是幸運。
注釋：
（1）「歷史的終結」是弗蘭西斯?福山提出的一個論斷，引起很大的爭議。參見弗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的《序論》部分，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年版。
（2）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幽靈》，斯拉沃熱?齊澤克 泰奧德?阿多爾諾 等 《圖繪意識形態》，第4頁，方傑 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E?卡西勒：《啟蒙哲學》，第350頁，顧偉銘等 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參閱張夢陽：《阿Q新論――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倪邦文：《人類尋找精神家園的艱難歷程――唐吉訶德、浮士德、阿Q及其他形象的詮釋》，石家莊，《河北學刊》，1993年6期。
（5）參閱高傑《阿Q精神的哲學根系探源》，北京，《魯迅研究月刊》，1990年9期。
（6）參閱劉玉凱：《阿Q正傳：哲學的詩化》，石家莊，《河北大學學報》1995年2期。
（7）參閱《歌德談話錄》，第10頁，89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8）南帆：《空洞的理念》，《文本生產與意識形態》，41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9）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第712頁，韓震等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弗吉尼亞?伍爾芙：《論現代小說》，《論小說與小說家》，第8頁，第9頁，瞿世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
（11）殘雪：《與自我相逢的奇蹟》，北京，《中華讀書報》，2004年5月19日第7版。
（12）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82至83頁，閻克文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F.A.哈耶克 羅伯特?諾齊克等 《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12頁，51頁，61頁，91頁，102頁，103頁，85頁，秋風編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F.A.哈耶克 羅伯特?諾齊克等 《知識分子為什麼反對市場》，17頁，秋風編 長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5）參見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64頁，趙一凡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版。
（16）馬泰?卡林內斯庫：《現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1頁，第173頁，顧愛彬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17）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幽靈》，斯拉沃熱?齊澤克，泰奧德?阿多爾諾 等《圖繪意識形態》第1頁，方傑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本期編輯：呂東旭
校對：顏桂堤
圖片來源：網路
敬
請
關
注
TAG:福建師大文藝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