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文化的人都喜歡國學
一、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和一位領導在他的辦公室閑聊，聊到中西文化的對比，他突然怒不可遏：「小齊，難道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就一無是處嗎？我們的古典文化不也是博大精深的嗎？！」他指了指辦公桌上的幾本《國學經典》，「小齊，不要崇洋媚外，你應該多看看國學。」
我當時完全驚呆了。我的這位領導，每天熱衷於打麻將，看《新聞聯播》，找下屬談話。他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成國學愛好者了？何況就算要裝逼不能買點正經的書嗎？非要買書攤上十塊錢一本的這種《國學經典》？
二、二十齣頭的時候，我們一幫愛讀書的朋友經常在桶城做讀書會，談的都是洛克、盧梭、托克維爾、劉瑜、柴靜。有個朋友的哥哥經常參加我們的讀書會，他是理科男，我們讀的這些書他都沒有讀過，我們討論的問題他也不明所以。每次討論他都插不上話，總是想發言卻無法融入。有時好不容易說了兩句，就被別人用鄙視的姿態打斷了。
後來他也開始讀書了，是找了一位老師，學習孔子。在老師的指導下，買的是繁體豎版的《論語》。也真是難為他了。那麼多繁體字他都不認識，也不好意思在書上注拼音。每次聚會他都帶著那本《論語》。後來也用鄙視的神情看我們了：「你們滿腦子的西方思想，你們懂國學嗎？」
我的朋友年輕氣盛，不給他哥哥留面子：「你讀了一本《論語》，就開始談國學了？」
這位兄長的QQ空間里，發的確實都是國學的內容。QQ的簽名，也改成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三、很久後我和朋友在另一個城市喝酒，他說很遺憾當時經常帶哥哥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他的哥哥很羨慕我們這幫讀書人，想和大家交朋友。但是大家都很驕傲，哥哥和這個圈子也不太搭。一個人不喜歡讀書其實沒什麼關係，他哥哥為人忠厚，優點蠻多的。但是也許是受了我們的刺激，覺得讀書少是可恥的事，竟然變成了國學愛好者。
「喜歡國學也沒什麼不好啊。」
「可是這幾年他除了《論語》和一本《錢文忠講三字經》，根本就沒有認真看其他任何一本國學，還以為自己懂國學。一到周末就去聽國學的講座，混進了他們國學圈子。一幫人互相吹捧，覺得自己挺有文化了。書倒是買了不少，都是那種質量接近盜版的垃圾。」
四、後來我認識了很多自稱喜歡國學的領導。後來我遇到了很多自稱喜歡國學的長輩。
他們大多讀書少（甚至不讀書），缺乏學識，不擅思辨。也許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只是當他們大談國學時，就讓我覺得荒誕和諷刺。他們甚至不知道「國學」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五、假裝是一個醫學愛好者，是一件困難的事。假裝是一個中醫愛好者，就是一件簡單的事。假裝是一個有文化的人，是一件困難的事。假裝是一個國學愛好者，就是一件容易的事。古人說，讀半部《論語》，就可以治天下。
對於今人，讀一本《論語》，或者讀一本盜版的《國學經典》，聽幾場國學講座，就可以裝逼。我見過的真正熟悉中國古代文化的前輩中，鮮有人大談「國學」。鮮有人視孔孟為真理，以儒家為教義。
六、文化的重點在於積累，裝逼的要害在於姿態。多年前我曾寫過兩句話：「喜歡使用『博大精深』這種詞的，大抵是傻逼。」「沒文化的人都喜歡談國學。」
我知道這是我的刻薄，也是我的偏見。這些年來我聽了一些國學講座，偶爾看到講國學的前輩勸人們不要囿於「國學」這樣的概念，要有更開闊的視野。也心生感動，知道我的偏見並不適用於所有人。
但是遺憾的是，我的刻薄與偏見依然適用於太多（也許是大多數）人。這麼多年後，我也沒什麼可修改的。
熊培云：錯過胡適一百年
我常把讀書的樂趣融於人的歷史。在所謂人的歷史中，讀傳是條捷徑——傳記 「濃縮人生精華」。你甚至只需幾個小時，就能把一個人看進了墳墓，想像他在墳墓中仰卧起坐，唉聲嘆氣。塋墓之外，我們在逝者的影子下完成對社會的回憶與改造，完成對往屆社會優良品質與智慧的追索與繼承。
坦率地說，是黃仁宇讓我重拾對歷史的興趣，我是說，我從學術上看出了歷史的樂趣。這位國民黨軍官在美國寫了《萬曆十五年》，用他的話來說，他研究的是大歷史（macro-history），這個詞很玄乎，我倒寧願把它想成「隨心所欲讀歷史」。雖偶有附會，但黃仁宇的學問的確是做得很深，也很中立，因此也給我們讀者一次換個角度讀歷史的機會（他的「換個角度看歷史」，差點換掉了我的工作）。黃仁宇和周恩來同是南開校友，遺憾的是，南開大學沒有把肄業生周恩來的禮遇分給肄業生黃仁宇一點，但這並不影響黃仁宇聲名遠播。
讀了黃仁宇的歷史書，我開始對海外的中國史家產生了興趣。作為旅美學者，唐德剛自然地成了我的書屋裡的貴賓了。雖然直到今天，唐德剛的書我只看了兩本，一本是《晚清七十年》（嶽麓版），另一本即是我這裡要介紹的《胡適雜憶》（嚴格地說，還有《胡適口述評傳》，收錄在胡適全集中）。對於胡適的追尋，大概就是從這本書開始的。
唐德剛是胡適晚年的入室弟子，曾親自錄製並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被公認為海外論胡允當者。唐之胡說，不辱大方，意創筆隨，明珠走盤，的確是些好書。唐德剛在《雜憶》書尾稱：「關於了解胡適----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要了解胡適，我個人的看法，最可靠的兩部書，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適口述自傳》。」在筆者看來，《雜憶》是可以和上述兩本比肩的。在該書中，唐德剛對胡適沒有太多的隱諱，儘可能地做到客觀（當然，也有些看法和讀者大相徑庭）。
在雜憶胡適時，唐德剛並未因為是胡適的入室弟子而像羅爾綱寫《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時那樣畢恭畢敬，更多是尖刻、風趣與超脫。比如談到胡適與政治，唐德剛說，胡適是「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容忍，是「愛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語）；搞政治胡適後天不足，「在主觀條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沒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級官僚的臉皮和政客與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沒有足夠作政論家的眼光」；胡適被杜威老師牽了一輩子鼻子，做了幾十年齊天大聖，最後發現自己不過是個癩和尚的保鏢；老頑童甚至向讀者回憶起胡老師擠上公共汽車時的情景，「一個瘦骨嶙峋的脊椎動物」。
當然這些並不影響唐德剛對老師的正面評價，「（胡適是）近代中國惟一沒有槍杆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胡適的確是個聖人，在他身上，全然沒有兩千年來無數鄉愿、學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僕們自閹精神的「繼往」，更沒有紅色革命時期極端的革命黨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閹他人的「開來」。
對於五四運動，唐德剛與胡適的觀點並不一樣。胡適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對政治，另一方面，卻又做了一輩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對五四運動的。他認為新文化運動的夭折，便是把五四運動政治化的結果。」唐德剛後來解釋道，「新文化運動這部列車，被這批小夥計扳錯了方向盤，就橫衝直撞起來，結果,目的熱，方向盲，列車出了軌、翻了車，弄得傷亡遍野。可憐的老胡適也被弄得教授當不成，新文化運動前功盡棄，而跑到紐約來落草。所以他反對五四運動。」
對於五四運動的是非褒貶由來已久，胡適的觀點是，「新文化運動才是那害了兩千年癱瘓病的中國固有文明的對症良藥，是當前救國救民的惟一道路」（《口述自傳--從文學革命到文藝復興》）。胡適的理想是在一個非政治化的環境下投身文化與科學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國的文藝復興。折騰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沒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僅靠幾個先知先進帶著群盲打打殺殺瓜田分地殺資本家，僅圖一時一勢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會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業，而不只是解放豬圈裡的牲口，讓它從張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廚房。
歷史車輪鬼打牆。轉到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到處知了般佯叫人文關懷。除了賣豬飼料的，什麼樣的企業都開始將「以人為本」的招牌掛上了大街。當然，以人為本並非舶來品，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國粹。中國從來就是以人為本的。只不過，中國的以人為本是以鉗制人為本，而西方的人本卻是以尊重人、解放人為本。關於這一點，胡適在一次出遊東北時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區別是前者是人力車文明（筆者稱之為牲畜式的文明），後者是摩托車文明。所以胡適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國，再造文明，要實用主義，要杜威哲學，要全盤西化（後措辭為充分世界化）；因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適說的容忍並不是菩薩說的容忍。菩薩說，人是最可寶貴的，沒有人，誰也不會抬著我這偶像上街了。
胡適一生奉行多研究些問題，少談點主義。唐弟子給胡老師的「輓聯」卻是，「多研究經濟，好研究問題」。
「胡先生告訴我，他在康乃爾讀大學本科時，對經濟學就沒有興趣，未嘗先修有關經濟學的科目，因而他一輩子對各種經濟學也很少涉獵。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談政治問題的致命傷」；「胡適之先生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雖然生死以之，他卻始終沒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論來。不是他無此才華，而是他在社會科學上無此功力！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來對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國政治經濟的演變作一番通盤的了解，而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地去搞一點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東來西又倒。」
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這樣給他蓋棺定論，定會氣得從棺材裡坐起來。生死以之，忙了一輩子竟然被弟子說成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江湖郎中。
胡適生前建樹頗多，也因此被「我的學生毛澤東」組織大陸學界搞了數百萬字的批判。
胡適膝下有二子，長子胡祖望，得名於胡母馮順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適親賜，寓意「思念杜威」，既表達了他對老師的敬重之情，更含著他一生對自由主義的堅定信仰。1949年後，胡適去了美國，祖望繼續留在美國，而思杜卻留在了大陸，並於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
「不要兒子，兒子來了」。胡適曾說， 「思杜是我創造的。」大意是說中國該選擇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麼也不會想到，他的兒子竟會朝他飛來投槍，稱他是「帝國主義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他對反對派的赤膽忠心，終於挽救不了人民公敵的頹運，全國勝利來臨時，他離開了北京，離開了中國……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進步性的……這一系列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
1930年4月，胡適曾寫信給楊杏佛，稱「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的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的太過火了，反損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五十年代，他又說，「我挨了四十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 說這話時，他大概不會料到，1957年，胡思杜被劃為右派，後自殺身亡。胡適痛失骨肉，「思杜」化作一縷輕煙。歷史以其特有的殘忍將胡適的自由主義大旗扔進了雖前仆而無後繼的悲觀處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適房間里給死人的地方多（胡適愛藏書），給活人的地方少」，事實上，胡適彼時，凄涼晚境，已經無人願為他挺血肉之軀，更不會如他改寫的《西遊記》第八十一難「觀音點簿添一難，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餵了小鬼，一切苦難只由得他自己去擔當了。
筆者花了半年時間苦讀《胡適全集》，時長痛短痛，噓聲振壁。以下胡適諸多理論，幾十年後當年曾經敵視他的政府，無論台灣當局還是中國大陸都在悄悄地實踐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胡適的真理觀：後見結束「兩個凡是」）；
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胡適的摸著石頭過河：幾十年後見於經濟體制改革）；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的實用主義：見於「貓論」）；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胡適的多元論：見於2001年執政黨七一講話，對意識形態之爭的放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
充分西方化（中國改革開放，充分世界化）；
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仍是教育（再窮也不能窮教育）；
把國民黨分成兩半或成立一個新的政黨實行民主政治（胡適的兩黨制設
想，已經在中國台灣實現）；
中國需要醫治貧窮、愚昧、貪污、疾病、擾亂，而不是革命（大革命半個世紀過去，五毒俱全）；
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幾十年後中國台灣國民黨放棄黨政與訓政走向憲政，新中國成立近四十年後中國農村出現了海選）；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台灣解開報禁）；
胡適說，「生命的意義就是從生命的這一階段看生命的次一階段的發展」，可惜胡適大半輩子看到的只是我們這個民族的荒誕與擾亂。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剛曾說中國穿越歷史的山峽，大約要花兩百年的時間(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會文化轉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國這近一個世紀的理論折騰，你就知道胡老夫子為什麼在棺材裡僅坐起來一次是不夠的。筆者仍是相信：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一百年。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真誠的社會改造。 胡適不僅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里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關於胡適與他的思想，唐德剛有一段精彩的點評，摘錄如下：
一次在背後看他打麻將，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雜牌，連呼「不成氣候，不成氣候！」，可是「好張子」卻不斷地來，他東拼西湊，手忙腳亂，結果還是和不了牌。原來胡適之這位啟蒙大師就是這樣東拼西湊，手忙腳亂。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條斯理，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張子，壞張子」，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
其實「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又豈只胡家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裡，各黨派、各學派、各宗師……哪一個不是只要顏色不同，就打掉再說呢？！胸有成竹，取捨分明，所以他們沒有胡適之那樣博學多才，他們也就沒有胡適之那樣手忙腳亂了！
讀後大笑，我笑出了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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