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化生良智：迎接全球「前生態社會」
原標題：公共化生良智：迎接全球「前生態社會」
公共化生良智：迎接全球「前生態社會」
Symbiosism
編者按：此文摘自錢宏院長書籍《原德：大國哲學》，2012年版，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作者把中國問題放在大背景中去說的思維方式非常棒，在大背景中可以把問題看的更徹底，更本質；「全息生態文明」的提法，非常喜歡，全息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生物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環境，以及群體與自己的關係。這就是一種共生；文中提到「共生範式」結構：本體要素，能源要素，規矩要素，從某種程度來說是揭示了事物的本質，若能按照共生範式去實施，我想各種問題就會得到很好解決。思想需要多次熟讀，研究，才能瞭然於心。本文值得大家花時間去研讀。
大道至簡。中國的事，說起來無比複雜，其實也很簡單。共生主義的德行道理，千差萬別、千頭萬緒，但歸根到底、周而復始，也就一句話——恊作互信、各取所需。
一、
解套中國問題與創新的大背景
如果說現代、現代世界，標誌著環大西洋國家的工商文明在「強權與正義的衝突」中誕生，那麼「後現代」或「後工業社會」，則標誌著「西方」底層勞工階級、女權主義登上歷史舞台；同時，東方智者開始了解現代、現代世界的秘密，並在政治經濟上「用夷變夏」、「師夷之長技」、「以夷制夷」。
毫無疑問，中國過去三個世紀一百多年、六十年、三十年的「後現代」進程，遭受的困境和取得的成就，往大背景上說，既是世界的，又是中國的。說是世界的，因為在過去一百年至當下，我們正趕上19世紀以來工商文明的現代、後現代的拓展、擴張，以及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遭受的增長的極限、對抗的極限、施惡的極限三大極限；說是中國的，因為在過去一百年至當下，我們開放了國門，被迫也好主動也罷，總體上採取了學習、複製或選擇複製工商文明的現代、後現代，吃了很多苦頭，也嘗到了甜頭。如今，卻又遇到泛中等收入、泛產業化、丘陵山地人口大國城市化、外向型製造陷阱四大陷阱與領導幹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種危險的疊加效應。
世界性的三大極限＋中國特色四大陷阱×四種危險，構成了中國當下問題的基本面。
但同時，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的進程中，新媒體、新技術、新工藝的出現，又昭示了一種全新文明形態正在成為世界與中國歷史的現在進行時。我們正處於又一次世界性歷史大變局的前夜，所以我們註定要探索、開拓一種「世界新文明路徑」的宏大歷史敘事。
1960年代以來，從寬容的智慧、和解的智慧，到變化的智慧、共生的智慧，我們看到了人類的「地球智慧」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時空中那樣緩慢而淡定的進步。
今天，人類正面臨著一次數百年、上千年一遇的變化，包括經濟、科學、技術、藝術、文化、政治、思想、哲學，以至生活方式、文明形態在內的巨大變化，這是一種思維結構上的重大轉變，它預示著地球村居民從今天渴望權力和征服的邏各斯文明（Logos-civilizaiton）時代，將轉向以人類社會和生物圈的可持續發展為中心的全息文明或賀洛斯文明（Holos-civilization）[1]，也即「全息生態文明」時代。
我們這代人，註定要親歷並參與人類進化史上一個全新變化的宏大歷史敘事過程，也可以說，我們註定要親歷並參與一個包括世界各個領域在內的整體結構性改變的時代，註定要親歷並參與一個價值觀改變的自組織更生過程。
我們不妨把這一大背景稱之為：當代性甚或當代主義。這個當代主義的內涵可以有多種表述，但其核心內涵就是：順共生原德而行的全息生態社會建設。
二、
現代「後工業社會」不合時勢
我們知道，丹尼爾·貝爾是一位對人類社會未來發展具有深刻預見力的學者。2011年1月25日，91歲高齡的貝爾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家中去世，他的《意識形態的終結》（1960）、《後工業社會的來臨》（1973）和《資本主義文化矛盾》（1976）三部曲被公認為是未來學領域的經典著作，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1）、奈斯·比特的《大趨勢》（1984）齊名，揭示了未來學與世界文明進程的新風貌和新精神。
但是，從喬伊斯[2]的「現代主義」，到湯因比[3]、查爾斯·奧爾森[4]的「後現代」、「後西方」，到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都只是一種基於「工商文明範疇」的描述。而所有的描述，是否具有真理性，則要看它對「當代」人類社會生活方式的影響，是否具有必須而充分的判斷力或解釋力。
我們以為，任何理論的充分解釋力或判斷力，都來自理論對當代人類社會生產、生活、生態的歷史狀況和文明形態變化的充分且系統性的了解，單是依據某個標誌性事件的發生，或從某種所謂「文化歷史觀」的角度出發，而提出一種理論，也許具有片面的深刻性，但很可能是以偏概全、不切實際。
任何文明形態，都是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三大關係性質基本面的重構。
一方面，整個工業文明在這三大關係性質的基本面上，是確立權力、支配、改造關係。而面對健康可持續生活（樂活）、簡約生活（低碳）、創意生活、「宅生活」、「森生活」等等新情況、新生活狀況與價值訴求，面對「地球變小」和新媒體、新技術、新工藝對「信息不對稱」、「權責不對稱」、「資源佔有不對稱」局面的打破，生態文明已然顯現，在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三大關係性質上，互助、互信、互聯，乃至恊同、恊熵、恊和的共生關係已經廣泛存在。從而大大突破了工商文明範疇。
另一方面，人類三百年來的工商文明實踐，在過去大半個世紀，已經顯露出世界性的三大極限（增長的極限、對抗的極限、施惡的極限）、前蘇（聯）東（歐）解體和中國特色四大陷阱（泛中等收入陷阱、泛產業化陷阱、丘陵山地人口大國城市化陷阱、外向型製造業陷阱），出現了弗朗西斯·福山[5]和塞繆爾·亨廷頓骨子裡基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所謂「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如今，人類正面臨著市場失靈、政府失靈及其政府市場雙重失靈的世界性格局。從而大大突破了「後現代」意識形態範式。
因此，我們覺得「後工業社會」的描述，充其量是一種「老瓶裝新酒」的理論，解釋力很有限。
怎麼辦？我們認為，首先要在思想觀念上超越「西方中心主義」，但這並非要建構一種「東方中心主義」，而是要在「背景主義」的大格局中，本著「全球視野、中華情懷、善待他者、體行共生」的精神，重新探索組織一種「世界新文明路徑」的宏大歷史敘事的可能。
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與其抱定「工商文明」範疇，把以信息化、生態化、全球化相聯繫的當代人類生活，描述為「後工業社會」，我們更樂意從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即「生態文明」的範疇，來把這種當代人類生活的新變化，描述為「前生態社會」。
三、
前生態社會已經到來
錢學森肯定注意到了丹尼爾·貝爾「後工業社會」的描述，同時又不大滿意其解釋力的有限性，所以，早在1992年12月11日，他就在一次談話中提出一個「世界社會」概念。他把當前各個國家和地區密切聯繫在一起、誰也不能完全孤立的世界，稱作一個「大社會」，並把這個「大社會」稱作「世界社會形態」。並認為它將逐漸打破地區、國家的界限，日益促進全世界政治、經濟一體化，為實現共產主義、走向世界大同，奠定物質、精神、文化的堅實基礎。其後，安東尼奧·克拉里等人又提出一個與「民族社會形態」概念相對應的「全球社會形態」概念，並且認為世界體系理論代表了這種社會形態研究的「非正統方法」。
「世界社會」顯然比「後工業社會」的描述更具周延性，但是，單從「社會形態」來描述人類生活方式的文明形態，並沒有跳出「階段論」的歷史窠臼。我們認為，對於人類生活方式的文明形態，還是從「文明形態」本身入手，比較切題。即用「生態文明」和「全生態社會」，來描述當下和未來世界文明社會形態，可能更恰當一些。因此，錢學森提出的「世界社會」，就是我們這裡描述的「前生態社會」。
從社會生活方式的變化上看，當代化的前生態社會，植根於包括中國在內的環太平洋、環印度洋國家直接參与推動的互聯網、物聯網、衛星傳媒、視聽通訊、高速航運、全球經貿、國際組織、環境保護、「千年計劃」、「氣候政治」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等。
而「前生態社會」的描述，不但更符合實際變化了的情況，而且與「生態文明」將建構起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的合作、夥伴、恊同等共生關係相吻合，同時，也與中國農耕文明傳統文化中的「天道、地道、人道」和「參贊化育」意識具有歷史承接關係與通約關係，即共生關係。
生態文明、全生態社會，以及「前生態社會」的出現，反映了人類在一定程度上，開始由工商文明、後工業社會，向農耕文明「天道化生」、「天下為公」的回歸，也是對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的超越，而且更能體現「共生原德」這一富有東方情懷和世界擔當的良智。
從產業結構上看，前生態社會是第二產業（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向第一產業（農業）的回歸。如果說農耕文明，特別是東方耕讀傳世式的農耕文明，展現了人類生產、生活、生態的休養生息圖景，那麼，當工業和服務業向農業的回歸，將這幅圖景體現為「優雅從容地休養生息」[6]！
實際上，我們已然處於一個需要當代人「發動良智、發現良心、發揮良能」的「前生態社會」。
前生態社會的到來，表明人類的交往，由民族、國家內的交往發展為跨越民族、國家、個人及民間團體、城市社區、組織界限的普遍交往的事實狀態，是人類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理念和立場的體現。
前生態社會，是世界文明形態發展到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時代的產物；是人類和解共生（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三大和解）年代的產物；是工商文明範疇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等制度文明趨同融合的產物。
前生態社會，具有去國家化、去區域化趨勢，其主要推動力量來自以互聯網、衛星傳播、移動通訊、綠色經濟、高速交通等為媒介的跨國傳媒、跨國公司、洲際旅行及地區性、世界性經貿組織（如WTO、世界銀行）、政治組織（如聯合國、歐盟）、公益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無國界組織）。
前生態社會，是全生態共生社會的奠基期，人類已經開始進入一個新的富於良智、文明、共生的時代。我們需要做的只是：順勢[7]而為，共生髮展。
四、
共生智慧的三維延展
當增長的極限、對抗的極限、施惡的極限日益顯現之際，人類幸運地步入了信息時代，全球化、生態化勢不可擋，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生態構成核心支配作用的力量，漸次由資本、能源、權力的壟斷和操縱，轉向信息、文化、藝術、社會生活的創造力，轉向以個體生命的自組織力為基礎的社會自組織力、政府自組織力和公民自組織力。
人類與個體生命，與信息、文化、傳統、棲息地、能量場及環境、氣候、星際的生態關係，成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關係。個體生命的價值以生態關係即「共生關係」的方式顯現出來。於是，世界共生關係中形成的生態政治，開始取代傳統「權力關係」中形成的地緣政治。
生態政治與地緣政治的質的區別在於，隨著時間推移，人、事、物發展處於更加緊密的互助、互信、互聯，且不斷變化恊同、恊熵、恊和之中。這是因為，人類生命的動態變化及其新陳代謝過程，本來就是一個持續動態平衡的耗散結構。只不過在地緣政治「強者為王」時代，弱者、弱國的生存總體上處於被忽視的狀態。所以，在生態政治時代，人們必須整體性地把握生命的動態變化，尊重一切生靈的現實訴求，超越和整合近五百年來的近代化、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所形成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科學主義的切割式專業分工，及其學科化的教育體制，以及由此而帶來的人格異化和生產、生活的片面性發展等問題，才能擁有未來。
於是，共生智慧遠不只是包涵藝術、文化、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哲學、宗教、歷史、未來等人文領域，而且，共生概念真正且普遍、細緻地涉及到諸如人和自然界的共生，異質文化的共生、科學與藝術的共生、宗教與科學的共生、理性與感性的共生、定勢與創新的共生、自由與平等的共生、傳統與時尚的共生、地域性與全球性的共生、歷史與未來的共生、不同年代的共生、城市與鄉村的共生、海洋與森林的共生、抽象與象徵的共生、部分與整體的共生、肉體與精神的共生、保守與革新的共生、開發與保護的共生、精英與草根的共生、私利與互利的共生、競爭與競和的共生、工業與農業的共生、消費（需求）與服務（供應）的共生、效率與公平的共生、政府管制與市場自由的共生、人與神的共生、人與他者的共生、不同語言（象形文字與拼音文字、簡體字與繁體字）的共生、不同思維方式的共生、一國一地區公民與全球公民的共生、對稱性與非對稱性的共生、東西南北中左右的共生、江湖廟堂農工商的共生，等等。總之，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的內外共生，不同領域、場域、層次、方面、內容的共生、共容、共濟，將構成人類世界、地球宇宙自然聯繫的願景，形成一個從量子場到零點場，子場，以至全息共生場，形成生態文明的健康、高尚、簡約、低碳、可持續幸福而富有尊嚴的共生主義全新生活方式！
綜合中外人士的探索，共生的智慧有如下表現：
共生，是在給予和被給予的生命自組織活動中共同進化的關係。
共生，不是弱者向強者的乞求，不是強者對弱者的恩賜，而是精神強大者主動伸出的和解、和睦、和合之手，以便全生態地走向恊同生、恊熵生、恊和生，走向「三恊生」，即共生。
共生，是對新與舊、外來與自有生活方式與審美旨趣的超越、整合而創新的關係。
共生，並不排斥激勵性的競爭、競藝、創優，更不是對人類遊戲規則（games）的取消。共生，是保持、發揚、獲得又超越個性（多元-多邊-多彩）、差異性（生物-文化-文明多樣性）、優越性的激勵、互助與相長。
共生，是在時間上延遲衝突、空間上設置緩衝地帶擴展的同時，積極地相互接受個性差異並擴展共通領域的關係。
共生，是在相互對立和否定的同時，相互給予必要的理解、肯定和價值體認的關係。
共生，是包含了經濟增長、政治對抗、人性施惡在內的競爭、緊張和強權關係中建構起來的一種富有創造性的關係，是一種價值的合眾與聯盟。
共生，是在相互調和、妥恊、合作中創建「和解共存、和衷共濟、恊和共享」的關係，——從男女共生體，到公民共生體，是共生關係在社會生態領域的最佳組織形式。
最後，共生，是追尋可能的世界，並創造人事物新的可能性的關係。
最後，通過上述時間、空間、物質、能量、信息和生命自組織的相互關係，亦即共生關係的綜合闡述，我對重建共生範式，試圖給出如下本體要素、能源要素、規矩要素三大要素的結構性表達。
1．本體（組織）要素：生命自組織的本體要素，是身心靈健全的人以及由人構成的聚質量、能量、信息和時間、空間、運動於一體的社會組織。從男女戀愛結婚、繁衍生產的家庭組織，到政治、經濟集團，以至國家集團、世界性全球性組織，包括各種各樣形形色色正式的、非正式的、合法的、非法的、常設的、臨時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等社會組織，莫不由這種由生命自組織主體構成。而且，任何社會組織，皆是由內共生而至外共生關係的主體構成。
生命自組織理論設定，人或組織，大致由經濟組織人、政治組織人、文化組織人，即「仨自組織人」，或「仨和社會人」，緣起結構而來。這個本體（組織）要素，即「仨自組織人」，具有經濟學研究原點的價值，或可稱為經濟學研究的相對獨立的最基本的單元，即「經濟單元」，姑且用英文Economic Unit加以表達，或乾脆簡稱「經濟元」。任何「仨自組織人單元」，作為相對獨立的最基本的單元，都具備一定的實現經濟資源輸入（Energy Input）、能源轉換（Energy Conversion）、產品輸出（Product Output）的社會經濟活動功能，因而，作為經濟學最一般的研究對象當之無愧。仨自組織人作為經濟元，相當於現行經濟學理論不同學派設定的諸如「理性經濟人」、「商品經濟」、「非理性經濟人」、「市場經濟」、「市長經濟」等研究對象，只是比這些現行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經濟元，更全面更客觀而更接近真相。
2．能源（價值）要素：社會組織內部及其之間的共生關係，莫不以主體能量及相關資源轉換為紐帶相聯結，並作功、發力。這裡的能源，與英文中的Energy相當，涵蓋能源、資源、能量、活力、產能、幹勁、精力、能力、活力、能效等多重含義，而且，一切自然物質運動、社會生產運動和精神文化運動，乃至仨自組織人運動都是以一定量的Energy Conversion（能源轉換）為信息介質來完成的，因而，能源（價值）要素，是在一定的時間、地點、條件下，能作功、發力，產生某些效能，以滿足生命自組織主體（你我他）之需要，因而，其能源轉換作為共生關係的基本參量，可以用於將人自身的生產，人的物質、精神、工藝生產，以及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三大關係予以全方位、全生態地加以觀照（如用GDE）[8]與參贊化育的價值基礎。
從經濟學上看，共生關係展示的這個「能源（價值）要素」，就是「仨自組織人」能量轉換、力量轉換（Force Conversion）過程的展開與實現，包括一切仨自組織人內部及其之間，以及仨自組織人與自然體之間的能量交換與經濟聯繫，形成「經濟流通」（Economic Flowing），比如物流、能流、信息流、人力流、貨幣流、知識流、情感體驗流、思想流等，這就是迄今為止人類逐漸建構起來的從勞力經濟、產品經濟、貨幣經濟、關係經濟、知識經濟、體驗經濟、消費經濟……等經濟學價值理論的依據。
3．規矩（倫理）要素：「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方圓即場（Field）。從混沌到有序，宇宙運行、生物進化、人類文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本體要素、能源要素即由規矩要素為結合節點，物種種群內外、大樹與小草、小魚與巨鯊、農夫與禽畜、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沒有規矩要素的約束、契約、履約和分工、交換、信用等行為，全生態的共生關係就無法維繫，人類仨自組織起來的共生體——從男女共生體到社會公民共生體——就會解體。規矩要素，即是共生關係的各個主體都必須遵守的條件和底線。一旦本體要素、能源要素失去規矩要素的支撐，就是從有序走向混沌、混亂的開始，相應的一組共生關係也宣告崩潰，無法存在和繼續。我們熟知的道德、法律、宗教、禮儀、風俗習慣、意識形態、制度契約恊定等等，都是人類共生體、共生場賴以存在、退場與可持續發展的規矩倫理底線。
正是人類共生關係展示的「規矩（倫理）要素」，使得「本體（組織）要素」和「能量（價值）要素」統一聯結起來，形成了一個人類所獨有的具有相對整體性的所謂「經濟領域」（Economic Field），或者說形成了一個與「共生場」相對應對接的「經濟場」。於是，仨自組織人構成的「經濟單元」，按一定的「規矩（倫理）」運行在其形成的「經濟場」中作功、發力，並建立相互聯繫推動「經濟流通」，受「經濟場」的制約、激勵和影響，同時，這個「經濟場」自身，也在不斷地強化、優化、鎖定、僵化、創新、整合、超越而新陳代謝。這正是經濟學從古典到現代，從亞當·斯密到凱恩斯，從馬克斯·韋伯到道格拉斯·諾斯，從卡爾·馬克思到約瑟夫·熊彼得，從約翰·穆勒到科思，從米爾頓·弗里德曼到楊小凱，從馮·哈耶克到理安·艾斯勒……各個經濟學派傾注熱血心力的地方。
本體（組織）要素、能源（價值）要素、規矩（倫理）要素，對於共生經濟體系來說是必要條件，三者相互作用關係用數學語言可表達為：
共生範式=本體X能量X規矩
因此，當共生的智慧將向著廣度、深度、高度三個向度上延展時，我們需要用共生原德（價值觀）為一切人類過往認定的「硬道理」導航。
五、
一切為了創建一個共生世界
於是，進入全生態共生社會，再沒有共生原德（價值觀）以外的普世價值了，一切偏頗、偏袒、東方、西方、唯物、唯心、財富、權力、社會、資本、國家、政黨、組織、個人的價值訴求，都應當在共生價值觀中重新闡釋並獲得新解、新意與新生。
共生哲學應當、也能夠重新闡釋人類現有一切普世價值或硬道理。
例如遊戲規則。在共生原德（價值觀）和共生思維方式架構中重新闡釋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運動會」即英語的games，它不但含有遊戲(該詞在中國正人君子的語境中多為娛樂)的意思，而且還有博弈、對策的意思。games的概念在世界各種語境中，不但歷史悠久，同時也是一個很普通的概念。我們的一切行為，都可以看作是一種遊戲，而這種遊戲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規則。很小的時候，聽到一位老者說「人生是一場遊戲」，說這話的是一個很普通的中國農民，而且，他這樣說時，目光從我臉上轉向了天空。後來，看到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的報道，對其中有一句話，叫「聯大壓倒多數通過」很不理解，於是向一位從上海來的「牛鬼蛇神」請教。他告訴我「這是一種遊戲規則」，是一種確立中國進入聯合國活動的合法地位和權責的方式。再後來，當我接觸到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時才明白，原來「遊戲」（games）不是簡單娛樂的意思，它實際上涉及人們的一切日常行為。從中國小孩子玩的「剪刀、石頭、布」，到聯合國、世界銀行、WTO，從嫦娥奔月的遐想，到奧林匹克運動會（games），實際上都是那位普通中國農民說的遊戲。
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如事實和常識告訴我們的那樣，勝利和偉大、光榮、正確是遊戲規則的勝利和偉大、光榮、正確，不是亂中取勝，不是以消滅競技、賽藝對手的生命為代價的勝利和偉大、光榮、正確。而且勝利和偉大、光榮、正確，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勝利和偉大、光榮、正確，更不是堅持壓制對手（實行專政）條件下的一枝獨秀（幻像），而只是在一定規則下，一個時間段內的勝利和偉大、光榮、正確。勝負、高下、榮辱、正錯雙方或各方，在一場決賽、一出演藝落幕後，要握手致意，表示鼓勵：「下次看你的了，歡迎你超過我，當然我也會繼續努力」。體育比賽、商業競爭、政治角逐（甚至戰爭，如美國南北戰爭）莫不如此。
所以，共生哲學並不排斥激勵性的競爭、競藝、創優，更不是對人類遊戲規則（games）的取消。共生，有利於是保持、發揚、獲得個性（多元-多邊-多彩）、差異性（生物-文化-文明多樣性）、優越性的激勵、互助和相長。
因而，共生在其背景上，是從思維方式上將過去的二元對立邏輯躍遷[9]到主體、能量、規矩的三元全息思維，是從價值取向上將過去的平麵線性展開躍遷到立體網路互動，通過豐富或拉開個體、族群的價值訴求差異、需求差異，以達到共生的效果與目的。
於是，正如馬克思和孔德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和「孔德主義」一般，達爾文也沒有標榜過「達爾文主義」，作為達爾文主義、馬克思主義、孔德主義的社會進化理論和倫理價值觀念，最後也被整合進入共生（進化）哲學。所以，共生哲學並不想打倒什麼主義。物競的「天擇」法則與「人擇」法則，達爾文的進化與馬古利斯的進化，在共生哲學這裡走向融合。
因而，蘇式的共產社會主義、德式的國家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原始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固然不符合共生法則，同時，極端的福利國家、民主社會主義，以及中式的儒家大同世界，也不符合共生法則。特別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背景下，中國人必須走出「遠近親疏，內外有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子不語怪力亂神」和「法乎其上」的狹隘觀念和鬥爭哲學，而應當去大力發揚「天道酬勤」、「三生萬物」、「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和「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精神（玄德），亦即「順共生原德而行」。
例如憲政。在共生原德（價值觀）和共生思維方式架構中重新闡釋的憲政，有益於為以下觀點的現實展開，敞開綠燈，即「法律既保護天地人生的正當權利，同時也懲治人的不正當行為，包括強權、暴力、武力行為」。因為其闡釋本身已經具有「共生法則」（即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意味。在憲政體制下，統治者們雖然要忍受公眾的挑剔和對手的責難，卻不再會因為追逐權力而被競爭對手投入監獄或送上絞刑架，也無坐在火山口上之憂。
政治學者劉軍寧先生說過，在歷史上，統治者們的身家性命，從未比在憲政體制下得到更有效的保障。所以，從對統治者的馴化這一歷史過程中受益的，應該同時包括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例如民主。在共生原德（價值觀）和共生思維方式架構中重新闡釋的民主，是權與能的共生，說得最透徹的是寫過《政治互助論》的孫中山先生，他在回答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傖關於「民主政治與人民知識程度」的提問時，有一個更為具體，更可把握性的闡釋和譬喻：「許多人以為中國不適用民主政治，因為人民知識程度太低。我不信有這話，我認為說這話的人還沒有明白『權能』兩個字意義。要解釋『權能』兩個字的意義，有一個譬喻在此：譬如坐汽車的與開汽車的，坐汽車的是主人，他有的是權，不必有能，他只要說得出要到的地方，就可以到要到的地方，不必知道汽車如何開法；開汽車的是僱員，他有的是能，他有動搖機關左右進退遲速行止，但是他並沒有開到哪裡的權。行使坐乘人的權，取用開車人的能，汽車便很順利地會到目的地了。……人民知識程度雖低，只要說得出『要到那裡』一句話來，就無害於民主政治。」
當然，孫中山這裡說的「權」，指的是「公民權」，這裡說的「能」，也是以「權」的形式，即「公權」來表現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簡明的結論：民主的本質，是共和制度條件下「公民權與公權」的分工互助、互補與互聯。
其他，如歷史、語言、共和、自由、平等、科學、發展、公平、效率、帝國、黨國、民國、道統、法統、體統、文風、學風、官風、民風、經濟、政治、文化、恊和、和睦、和平、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氣候政治、無核世界……由此類推，一切為了創建一個共生世界！
總之，全生態共生社會向我們昭示：一切觀念、規則、制度，包括1648年以來建構的地緣政治、「主權國家」的世界秩序，一切理論、政策、實踐，包括五百年來人類嘗試過的形形色色的「主義」……都要進行重新反思和價值重估而重建，因而，人類往後的一切智、謀、行，都得由此出發和以此為歸宿。
[1]賀洛斯，是希臘語Holos的音譯，意為「全息」。「生態文明」作為一種新的文明形態，本身就包括了「全息」的內涵。[1]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明確指出「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要通過調整「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和「循環經濟」這種更高級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來實現。「生態」或者「生態學」（Ecologie），是德國生物學家海克爾在1866年創造的概念，在英語中均表述為「ecology」，其形容詞形式為「ecological」。ecology，顯然是一個包括地球上所有生物種群尤其是人類社會不同群體（如權貴群體與弱勢群體）在內的全生態系統。因而，生態學，是關於生物體與生物體之間和生物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以及生物體自身各系統之間關係的科學。正是因為生態學包含「有機體與其生存環境之間關係」和「生物體與生物體之間」，以及「生物體自身各個生態系統之間」三大關係（社會生態系統中對應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自己三大關係），所以，生態學及其原理才能夠與各種學科相結合，產生眾多具有「時代特徵」的跨學科的新學科，涵蓋眾多新的生產實踐，新的生活方式，乃至催生新生態系統和全息生態文明的價值訴求。因而，本書採用的「生態文明」概念，一律取英文ecological civilization的對應之義，而不取conservation culture之義，是作為「工業文明」的替代形式，是原始文明（primitive civilization）、農業文明（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和工業文明（industrial civilization）之後的一種高級文明形態。只有ecological civilization才不僅包括保護自然資源的內容，且包括調節社會生產關係的內容。生態文明的出現，是克服社會生態系統因過往文明「硬道理」發展導致的熵值增長，而可能崩潰的能量轉換形式；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行將來臨的世界性革命，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
[2] 詹姆斯·奧古斯丁·阿洛伊修斯·喬伊斯（James Augustine Aloysius Joyce，1882年－1941年），愛爾蘭作家，是公認的現代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
[3]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1975年），他的十二冊巨著《歷史研究》講述了世界26個主要民族文明的興起與衰落，被譽為「現代學者最偉大的成就」。湯因比提出「後現代」開始於1871的普法戰爭，其標誌是：西方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和非西方知識分子開始了解西方現代性的秘密並「以夷制夷」。湯恩比被中國人熟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曾預言：「以中華文化為主的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相結合，將是人類最美好和永恆的文化。」「人類要想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必須要到中國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
[4]查爾斯·奧爾森（1910-1970）美國詩人，是後現代主義「黑山詩派」的宗師。據稱，當他聽到西柏坡會議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北京的消息後，認為這標誌著東方「後現代」的開始。
[5]弗朗西斯·福山（1955-），日裔美籍學者，曾任蘭德企業（Rand Corp.）資深社會學顧問及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重要幕僚。因《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舉成名，是極富盛名且多產的社會分析專家。
[6]參看作者《關於創設「環鄱陽湖生態文明試驗區」的管見和建議》（2008.2）、《桃花源+瑞士的試驗區模式——將「耕讀傳世」的文化精神注入「健康可持續的生活方式」之中》（2008.5）、《把增長方式轉變到發展「生態經濟」上來》（2008.8）、《為什麼要展開GDE價值參量的研究和實踐——錢宏趙啟正通訊之三》（2008.10）、《共生新思維——富陽人的偉大創舉！》（2009.4）、《中國社會的自組織力——新殖民運動：中國農民與中國特色》（2006.11）——編者注
[7]物體由於具有做功的形勢而具有的能叫勢能。它是儲存於一個系統內的能量，也可以釋放或者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能量，如動能由於各物體間存在相互作用而具有的、由各物體間相對位置決定的能叫勢能。在適當的情況下，勢能可以轉化為諸如動能、內能等其他能量。文明人類的社會發展亦具有勢能。
[8] 參看錢宏《中國：共生崛起》一書中《時代呼喚中國經濟學——將共生法則引入經濟學基礎建立「全生態社會經濟體系」的嘗試》和《中國全面改革的關鍵：創建以民生質量為核心的GDE評價體系——讀<第二次革命：全球100名專家獻策中國改革>》等文，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年5月版——編者注。
[9] 本書多處用到「躍遷」這個概念，躍遷一詞從中國系統論學者閔家胤翻譯布達佩斯俱樂部的創始人E·拉茲洛新作的書名《全球腦的量子躍遷》（A Quantum shift in the Global Brain）之義。Quantum shift即quantum leap或quantum jump 亦即中文「能量子躍遷」，由於量子總是以非連續的、跳躍的方式運動，比如從高能級躍遷到低能級同時釋放出光子，所以，可以把「在漸進過程中斷的那一點上發生的非連續的突變」的現象稱之為量子躍遷。且這一現象與哲學認識論中討論理論思維、思想力從「第一個飛躍」（從現象到抽象）到「第二個飛躍」（從抽象到具體），再到「第三次飛躍」（從意象到臻美）時，我稱之為「子運動」（遠遠超越單純「神經元運動」）的現象十分相像。拉茲洛認為，由於一個人1X1010的神經元相互聯繫，可以形成人腦的通訊網路，那麼，人類平均總數0.65X1010神經元相互聯繫，加之人類藉助交通工具、通訊技術發展和全球信息化，已經極大限度地相互聯繫起來，形成全球的通訊網路，個人成了「神經元」，地球人也湧現出整體意識，以至變成一個「全球腦」（乃至「宇宙腦」）。顯然，拉茲洛觀察到的「全球腦」的出現，是人類「身心靈」整體相互作用（交通、通訊、媒介、計算機只是「身」「心」「靈」的延伸），即互聯、互助、互信乃至恊同、恊熵、恊和的結果。只是，這一新情況的出現，在人類活動的微觀層面已經很難再用「神經元」的相互作用形成整體意識來解釋，而是我所謂的「子運動」（參看本書《共生場——行將來臨的革命》，2009）。
圖片來源：網路/全球共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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