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西夏發端的三次「剃髮令」：關於民族認同和家國天下的歷史追問

原標題：從西夏發端的三次「剃髮令」：關於民族認同和家國天下的歷史追問

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初創夏國，採取了一系列被今天的西方史學家稱之為「土著」化的革新措施，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發布的「禿髮令」。近人昊天墀在其《西夏史稿》中記載：「（元昊）又發布禿髮的命令，恢復鮮卑族的故俗，強迫國人在三日內一律禿髮，如敢違抗命令，即行處死，於是民爭禿髮，耳垂重環。」。清人吳廣成在其《西夏書事》中記載：「民爭禿其發，耳垂重環以異之。」在元昊頒布了抗命者處死的禿髮令後，禿髮成為党項民族的一種象徵。

元昊「禿髮令」的具體要求是剃去頭顱頂部的毛髮，將前劉海蓄起來，從前額垂至面部兩側，在亞洲許多民族中都可以見這種髮式的不同變體。史傳元昊的禿髮令在西夏國獲得了較為普遍的實行，並獲得了相當長時間的貫徹。在西夏以「禿髮令」為開端的民族主義政策下，以党項族為主體的西夏勢力不斷發展，其疆域方圓二萬餘里，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今內蒙古阿拉善戈壁與鄂爾多斯草原及西部的巴盟、包頭一帶，皆屬西夏所轄。

而繼西夏「禿髮令」之後，中國歷史還有另外兩次「成功」的「剃髮令」，今一併述以論之：

其二：清朝「剃髮易服令」。十二世紀初女真族建金並南下征宋時，就曾「禁民漢服，又下令髡髮，不如式者殺之」。這個命令在漢族民眾的強烈反對下未能持續推行，金太宗後期就不了了之。公元1616年努爾哈赤重建大金，意為恢復其先祖的輝煌事業。1619年，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一役中大敗明軍後，即在東北地區嚴厲推行「剃髮令」，受到了當地漢民的激烈抵抗而沒有得到實際貫徹執行。1644年4月，清攝政王多爾袞率清軍協同吳三桂軍在山海關大敗李自成軍。旋即銜尾直追，揮師入京。次日，多爾袞即下達剃髮令。北京明廷遺民聞令大驚。因多爾袞從山海關進軍北京的途中宣稱其興兵概為中原百姓「復君父仇」，「所誅唯闖賊」。並號召「吏復其位、民復其業」。故北京民眾對清軍到來多持歡迎態度。一聞剃髮令下，不禁群情洶湧。清廷漢人策士范文程和部分明廷降官向多爾袞請求緩行。多爾袞遂網開一面，決定為崇禎發喪三天。喪服除後即先官後民著手剃髮。有些明降官速剃其發，以取悅清廷。而民眾則多持觀望抗拒，並伺機逃出京城。短短几天之間已成風潮。時清朝尚在入京之初，立足未穩。多爾袞審時度勢，迅速改弦易轍。頒文說：「今聞甚拂民願」，「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從其便。」明令廢除剃髮成命。但是，一旦清軍在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後，清廷遂盡毀前諾，重頒剃髮令：「文武軍民，盡令剃髮。倘有不從，以軍法從事」、「遵依者即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不隨本朝制度者，殺無赦。」

在這個新的「剃頭令」頒布後，形勢立即大變。漢族民眾對清廷的態度從歡迎順從急劇地轉變為憤恨抗爭。其中給清廷以沉重打擊、給後世以深遠影響的是「八十日帶發效忠，十萬人同心死義」的江陰人民反剃頭令的誓死抗爭。1645年六月，一位名叫許用德的青年讀書人在請願不允的情況下奮然振臂高呼：「頭可斷，發決不可剃！」由此拉開了一場悲壯的起義。原南明江陰典吏陳明遇被推舉為首領。民族英雄閻應元也被請入城主持防務。全城人民萬眾一心。為宣示反剃髮令的決心和激勵大家齊心赴義，江陰人民「設高皇帝位於明倫堂」誓師起事，把無恥的清廷走狗方亨下獄。清廷在不及揚州城規模十分之一的江陰小城遭到南下後的第一場硬仗。有史籍稱，清軍在攻城中死傷六萬多人，在城破後的巷戰中又死傷數千人。而江陰軍民在戰鬥中和城破後的屠城中死亡十多萬多人。陳明遇在城破後首先命全家大小四十三人舉家自焚。再持刀指揮義軍與清軍殊死巷戰，最後「身披重創，握刀僵立，倚壁不仆」。此後，江南地區反剃髮的抗滿起義此起彼伏。黃道周、張煌言、楊廷麟、鄭成功等許多忠肝義膽之士在各處領導起義鬥爭。史載，為了反抗清朝強加於廣大漢族同胞的「辮子」，先後有數百上千萬人在與清軍做鬥爭過程中犧牲生命，前後持續了三十多年才告平息。現代學者強烈批評當年清朝統治集團「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民族壓迫政策，指出這是激起漢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清朝統一中國的步伐本可在兩三年之內完成，但結果卻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其三：民國政府剪辮令。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即下剪辮子令說：「滿虜竊國，易吾冠裳，強行編髮之制，悉從腥膻之俗……今者清廷已覆，民國成功，凡我同胞，允宜除舊染之污，作新國之民，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凈盡，有不尊者，以違法論」。但是在推行過程中，卻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民眾有部分害怕革命反覆受到迫害者，亦有不少忠於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想方設法拒絕剪辮。

1914年6月，北京政府又頒布《勸誡剪髮規程六條》，其中有「凡政府官員、職員，不剪髮者，停止其職務；凡車馬夫役不剪者，禁止營業；凡商民未剪髮者，由警廳勸令剪除；官員家屬僕役未剪者，其官員負責勸誡」，此後，剪辮子剃光頭、留分頭、平頭、後攏頭，逐漸成為全國人民的髮式習慣。

元昊禿髮令、清朝入關後的剃髮易服令以及民國初建時的「剪辮易服令」是中國歷史上三次具有深遠意義的「特殊法令」。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發明「禿髮」建政的西夏開國之君李元昊來說，其目的明確而且影響重大：其一，因為党項民族原來就是東北地區鮮卑系統的民族，由於遷到西北地區居住，與羌族混居，到唐宋之時，原屬於鮮卑系統的党項民族的風俗習慣已基本上「羌化」，或稱「吐蕃化」。元昊建國，為了喚醒和重建党項民族的民族自尊，加強党項民族內部的凝聚力，故以恢復鮮卑舊俗——「禿髮」為號召，為元昊重建党項——鮮卑系統新王朝作準備。這就是西夏禿髮令的主要政治目的；其二，元昊思以禿髮為標誌，統一境內各民族對鮮卑党項的認同。不管是漢人、吐蕃、回鶻、韃靼，均要統一在「鮮卑党項」的旗幟下，禿不禿髮則是檢驗每一民族部落對鮮卑党項族的態度，元昊禿髮令在西夏獲得廣大党項部族民眾的擁護，故有「民爭禿其發」的記載。而西夏此後之所以能夠在四大國（宋、遼、金、蒙）的夾縫中生存並延綿近二百年，實與此「禿髮令」所帶來的強烈民族認同有著莫大的關係。反觀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為實現其一族之長治久安，而以屠殺漢民族千萬人生命為代價，實於人類歷史所鮮見。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況，由於他們在文化上較為落後，他們不得不使用漢語漢文來統治漢族大眾，並進一步發展至對漢文化的嚮往和傾慕，從而在文化層面向華夏趨同。五胡、西夏、遼、金、蒙等少數民族大多走上了這樣一條由盛及衰之路。唯獨清朝帝國的開創者努爾哈赤、奠基者皇太極、實際締造者多爾袞在借鑒前人的經驗教訓基礎上，企圖既要保持滿族對漢族的統治，又要務使不被漢族同化。他們難以讓數量數百倍於滿族的漢族民眾學習使用滿文滿語，但卻可以讓漢人丟棄自己民族的衣冠髮式。如果說語言文字是文化的內涵，那麼衣冠髮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觀。而且很多時候外觀重於內涵。外觀一眼便及，內涵須進入才知。更何況大量的漢族民眾都是文盲、半文盲。對於他們來說外觀幾乎就是一切。一旦漢族廣大民眾在外觀形貌上和滿族一體，不明就裡的漢人就不再把人數極少的滿人視為異類。尤其當因剃頭令的殺戮逐漸被歷史的塵埃遮蓋，漢族士人一批批趕往科舉考場再派往四處為官時，漢人就不再把清朝看成是從塞外入主中原的戎狄，絲毫不會萌發欲將其驅離的念頭。這樣清朝就安然渡過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文化和族群深壑。而清朝的鐵腕屠刀，不但砍下了最具民族意識、最具反抗精神的漢人的頭顱，而且以滿漢一體的衣冠髮式，麻醉了「好死不如賴活」的漢人神經，以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後，居然有許多人不肯剪辮子，在被迫剪去時竟如喪考妣號啕大哭。

再深而言之，人類社會在個體家庭的基礎上產生了族群，在民族的基礎上產生了國家。而民族概念的出現，是人類基於相同的地理、氣候、自然資源、生產方式以及語言和信仰而建立的某種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共同體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以各種方式組織共同體內部的所有人或者聯合其他共同體一起，成為一個國家（這就是單一民族國家和多民族國家）。由此可見，國家由兩大要素構成。一是相對確定的疆域及這疆域里的山川湖泊、耕地牧場、森林礦藏等；二是世代生息在這疆域里的人群——民族，以及它所創造的歷史文化。前者可以視為國家的硬體，後者可以視為國家的軟體。另外，國家的產生必須伴隨著民族內的優秀個體或群體對國家政權的構建和掌握。這個政權不但要組織社會勞動、分配社會財富、規範人們的行為方式，而且負有抵禦外力入侵的主要功能。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有時會把政權視同為國家。當一個政權能切實維護人民的利益時，人民會把自己基於民族感情而產生的對國家的愛移植到國家政權上。華夏民族被稱為漢族，其根源即是漢初文景之治善待民眾而產生的民族凝聚力；唐初貞觀之治重現文景德政，民皆悅之，故又有「唐人」一稱出現。然而若國家政權的執掌者役使人民如牛馬，人民就會離心。孟子所言：「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讎」。更早的詩經則有民眾的怒斥：「時日曷喪，吾及汝皆亡」，就是這個道理。然而，中國歷代漢族政權往往在建政之初能夠為民眾所愛戴，而之後便逐漸被民眾所拋棄，因為其漸漸不能代表最廣大族群的最根本利益。而族群內部利益分配不公的最大化，便導致了中華民族數千年循環往複的朝代更替，更導致不少族群之外的異族覬覦於中華民族數千年賴以生存的廣闊國土、豐饒環境和善良溫順的民眾（相對而言）。然而，因為中華民族的文明起點之高，歷史傳承之久，使一些文明的基因和文化的精神根植於每一個個體民眾的血脈深處，他們可能不會因為失去肉體生命而在意，但他們卻會因為維護民族尊嚴和文化風俗而奮起反抗——正是這種對華夏民族的高度認同和強大凝聚力才使得中華民族在面臨多次重大民族存亡危機之時能夠轉危為安，乾坤再造。比如清朝以異族入主中原，不但先後統治華夏二百餘年，而且處心積慮地胡服垂辮，變我風俗，毀我文化，但卻始終不能改變隱藏於中華民族內心深處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認同，一旦他們失卻了作為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便會像歷史上所有的本族或異族的政權一樣，被華夏民族所驅除或推翻，一個新的中華民族，便會涅槃再生——而那些試圖完全改變中華民族基因的異族，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為中華強大的文化傳統和文明力量所同化——以此可見，任何想要保持對中華民族長久統治的政權形式——無論是外來來還是本土的，都需要以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以人民的需要為最高需要，以時代的需要為第一要務，從而最終改變中國歷史更替輪迴、興衰往複的「王朝周期」，使中華民族真正走上健康發展、蓬勃向上的良性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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