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1949，柳亞子的「狂奴故態」與「英雄末路」
原標題：王彬彬：1949，柳亞子的「狂奴故態」與「英雄末路」
在毛澤東堪稱漫長的一生中，與其有過詩詞唱和者，只有郭沫若、柳亞子與周世釗三人。在民國時期，柳亞子就是活躍於政界和文界的大名人。但民國時期的名人，許多人在1949年後都遁跡銷聲，而柳亞子卻知名度更高了，這要歸功於與毛澤東的詩詞唱和。毛澤東的《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長夜難明赤縣天」）長期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使得所有讀過中學的人，都知道有個柳亞子。在使得柳亞子具有廣泛知名度上，毛澤東的另一首詩《七律·和柳亞子先生》（「飲茶粵海未能忘」）也同樣功不可沒。特別是在「文革」期間，毛澤東詩詞成了家喻戶曉的「聖經」，柳亞子也就跟著家喻戶曉了。毛澤東詩詞中的有些句子，更成為眾口傳誦的「名句」，與毛澤東的那些著名語錄一樣，頻頻被人們在談戀愛、寫情書、發言、談話、辯論、寫文章等各種公私場合引用。而《浣溪沙·和柳亞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雞天下白」和《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中的「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便都是這樣的「名句」。尤其是後者，同「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等毛澤東的其他「名句」一起，被出版社作為對聯印刷出版，在各地「新華書店」銷售，從而被貼在各種可以貼對聯的地方。知道「牢騷太盛防腸斷」這「名句」出自毛澤東之手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句詩本是針對柳亞子的「牢騷」而作。既然被毛澤東稱為「太盛」，可見柳亞子的「牢騷」頗有力度。但這「牢騷」的具體內容為何，卻始終是懸案。少數知情者的閃爍其詞，更讓這「牢騷」帶上一層神秘的色彩。
1949年3月18日，柳亞子從香港輾轉來到北平。其時，大批在國共相爭中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民主人士」，在中共號召和安排下，雲集於此。他們是被中共邀請來協商召開新政協的。以柳亞子此前的政治表現和社會聲望，以柳亞子與毛澤東「老朋友」的關係，當然在被邀請之列。柳亞子與黃炎培、章乃器、錢偉長等數十人，同住六國飯店。10天後的3月28日夜，柳亞子寫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見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所引柳詩，均見該書）。全詩如下：開天闢地君真健，說項依劉我大難。奪席談經非五鹿，無車彈鋏怨馮驩。頭顱早悔平生賤，肝膽寧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馳捷報，分湖便是子陵灘。這首詩，第一句意思很明白，是在稱頌毛澤東「開天闢地」的壯舉。第二句便開始發「牢騷」了。「說項」即稱譽他人之意，這裡應指自己長期對共產黨的擁護和襄助。「依劉」則指投靠他人。典出三國時期王粲依附劉表卻又不受禮遇不被重用的故事。「說項依劉我大難」，意思就是說：我長期站在共產黨一邊，為共產黨盡心儘力，如今卻像依附劉表的王粲一樣受冷落，我實在受不了。第三句用了兩個典故。「奪席」指奪取他人的席位。《後漢書·戴憑傳》：「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光武）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五鹿為複姓，這裡指西漢的五鹿充宗。《漢書·朱雲傳》說：五鹿充宗深得漢元帝的寵信，佔據著談經的席位。元帝令五鹿充宗與其他人辯論，但其他人懾於元帝對充宗的寵信而「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後來充宗終於敗在朱雲口下。柳亞子將這兩個典故同用，意在說明自己是像戴憑一樣有真才實學而非像五鹿充宗那樣不堪一擊。第四句用的是《史記·孟嘗君傳》中馮驩慨嘆「食無魚」、「出無車」的典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典。第五句「頭顱早悔平生賤」，是「早悔平生頭顱賤」的倒裝句，意思是說：我後悔平生為了你這個朋友、為了共產黨人的事業而不計生死、而甘願拋頭顱灑熱血，——這「牢騷」就發得有點咄咄逼人、不知輕重了。柳亞子也知道這一句算是把話說兜底了，只能退不能再進了，於是有了第六句的語意轉折。「肝膽寧忘一寸丹」是「寧忘一寸肝膽丹」的倒裝句，意思是說：我對你這個朋友、對共產黨，仍是一片赤膽忠心。第五句和第六句意思多少有些矛盾，或者說，第六句的轉折有些突兀，但其實這正可以看出柳亞子寫此詩時的真實心態。柳亞子此時心中有著巨大的委屈，有著嚴重的不平衡。他給毛澤東寫此詩，要表達這種委屈和不平，但表達委屈和不平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和同情，從而做出對他有利的干預。要引起毛澤東的注意，就要把話說得狠些；要讓毛澤東同情並干預，卻又不能只說狠話，還要表示「此心未改」。這樣，就有了第五句的「悔」和第六句的「雖九死其猶未悔」。最後兩句是說：什麼時候共產黨的軍隊佔領了我的家鄉，我就要回到那裡，像嚴子陵那樣隱居了。分湖，是柳亞子家鄉吳江縣的一座湖。為怕毛澤東不懂，柳亞子在詩後特意做了說明。這等於是在讓毛澤東做出選擇：要麼滿足我的願望，要麼讓我撂挑子走人。當時，毛澤東正忙著建立新的政權，是很需要柳亞子這樣的著名「民主人士」合作的。柳亞子如果真的拂袖而去，那負面的政治影響是很大的。毛澤東當然不願看到這種局面。但這又並不意味著就要滿足柳亞子的實質性要求。既穩住柳亞子，讓他繼續為新政權的建立和穩固發揮作用，又不讓柳亞子想得到什麼就得到什麼，這是其時的毛澤東必須做到也不難做到的。柳亞子詩的最後兩句，有著明顯的撒嬌意味。其實，這整首詩，都與其說是在發牢騷，毋寧說是在撒嬌。正因為是在撒嬌，所以「分湖便是子陵灘」云云，不過是說說而已。毛澤東當然體味到了這種撒嬌之意，所以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並不需要實質性地滿足柳亞子的要求，就能穩住他。「倘遣名園長屬我」毛澤東3月25日到達北平，柳亞子28日便寫了這首詩。那時的毛澤東，用日理萬機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所以並沒有馬上理會柳亞子的牢騷。查柳亞子日記，可知這期間，柳亞子火氣越來越大。例如，4月7日日記寫道：「以後當決心請假一月，不出席任何會議，庶不至由發言而生氣，由生氣而罵人，由罵人而傷身耳！」（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4月25日，柳亞子從六國飯店搬到了頤和園內的益壽堂，居住條件大為改善。但搬出六國飯店而移到更好住處的，並非柳亞子一人。柳亞子4月25日日記寫道：「寰老（引按：即俞澄寰）言明日亦將他遷，聖陶、墨林、雲彬、彬然來辭行，言今天上午即走，從此六國飯店，將成雲散風流之局面了。」（同上。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可見當時有許多人都被重新安排了住處，並非因為柳亞子發了「牢騷」而對其特別照顧。但柳亞子能入住條件特別好的頤和園，卻又不能不說因發「牢騷」而受到了特別的安撫。4月29日，毛澤東寫了《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並派秘書田家英送給了柳亞子。全詩如下：飲茶粵海未能忘，索句渝州葉正黃。三十一年還舊國，落花時節讀華章。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淺，觀魚勝過富春江。毛澤東的和詩，比柳亞子的原詩要好懂得多。1926年四五月間，毛柳相識於廣州，第一句說的即是此事。柳亞子在1941年《寄毛潤之延安》詩中，有「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品茶」之句，故毛澤東有「飲茶」之語。第二句說的是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向毛澤東索詩事。在重慶（舊稱渝州），柳亞子曾向毛澤東索詩，後來毛澤東手書了《沁園春·雪》寄柳亞子。這兩句以憶舊的方式表明自己並沒有忘記老朋友，表明自己還記得二人間的交情。第三、四兩句，說的是眼前的事。毛澤東於1918年初次到北京，1949年回來，相隔31年。「讀華章」則指讀到了柳亞子發「牢騷」的詩。只是「落花時節」有點費解。柳亞子發「牢騷」的詩，寫於公曆的3月，相當於中國舊曆的「早春二月」，正是百花初發之時，不知毛澤東何以稱之為「落花時節」。第五、六兩句，語淺意明，不用解釋。第七句的昆明池即柳亞子正居住的頤和園中的昆明湖。富春江是嚴子陵垂釣之地。因柳亞子發「牢騷」的詩中有學嚴子陵歸穩之語，故毛澤東說昆明湖「勝過」富春江。柳亞子發「牢騷」的詩，只是說了些氣話，看不出他具體的訴求。但知情者的回憶，卻讓人覺得柳亞子不僅僅只給毛澤東寫了這首詩，還提出了具體的要求。我們至少可以肯定：柳亞子當初向毛澤東提出了到江南「某地方」任職的要求。這「某地」，就是柳亞子的故鄉江蘇。以柳亞子罕見的狂傲和自負，這職務的要求，決不會很低，應該是江蘇省的主要領導吧。用老話說，就是「封疆大吏」了。儘管毛澤東並沒有滿足柳亞子的要求，但自己憤言相逼，毛澤東卻溫言相勸，還是一時間令柳亞子很興奮和激動。柳亞子當即又寫了《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和《疊韻寄呈毛主席一首》，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毛澤東詩最後兩句，說昆明湖比富春江好，意在勸柳亞子打消歸隱吳江的念頭。歸隱云云，本就是「氣話」。毛澤東一挽留，柳亞子便表示欣然從命。實在可說是就坡下驢。但他似乎又抓住了毛澤東詩的最後兩句不放。《次韻奉和毛主席惠詩》最後兩句是：「昆明湖水清如許，未必嚴光憶富江。」頤和園是暫住之地，這是十分明確的。但柳亞子卻大有在此安居之意。如果說這兩句還不足以說明想要長住下去，那《疊韻寄呈毛主席一首》的最後兩句，卻把這意思表達得很充分了：「倘遣名園長屬我，躬耕原不戀吳江。」怎樣解釋這兩句，也存在著爭議。一種解釋是：柳亞子要求毛澤東把頤和園送給他。從字面上看，這種解釋是很自然的。所謂「長屬我」，當然就是「從此屬於我」的意思。把這兩句詩翻譯成白話，那就是：「如果這頤和園從此屬於我，我就不想歸隱吳江了。」如果柳亞子真有此意，那就不僅是就坡下驢，同時又在順竿上爬了。——這大概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但柳亞子的一些親友卻不同意這種解釋。柳無忌、柳無非、柳無垢三人共撰的《我們的父親柳亞子》一書中就說：柳亞子這樣寫僅只「表示他有定居北京之意。文化大革命時聽說有人用以上詩句批評我父親，說他向毛主席『索取』頤和園，可謂奇談、趣聞。」（柳無忌、柳無非、柳無垢：《我們的父親柳亞子》，中國友誼出版社公司1989年版，第132頁。）
說柳亞子這些詩句的意思僅僅表示要定居北京，是不能服人的。也許柳亞子的確沒有獨佔頤和園之心，但長住此園之意，卻是肯定有的。即便柳亞子想要獨佔一座頤和園，也決非不可思議的「奇談、趣聞」。下面我們將看到，比起柳亞子的其他一些奇思妙想，一座頤和園，真不過小菜一碟。「詩人畢竟是英雄」柳亞子生於1887年，長郭沫若5歲，長毛澤東6歲。從少年時期起，柳亞子就有著強烈的反清思想，並積極投身於反清的宣傳活動。1903年，在上海參加由章太炎、蔡元培領導的「愛國學社」；1906年加入「同盟會」，後又加入「光復會」；1909年，與高天梅、陳去病等共同創立了「南社」；1924年，加入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1925年，任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務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也算是一省的政要。柳亞子是國民黨內強硬的左派，在國共相爭中，總是堅定地站在共產黨一邊。雖是一介文弱書生，但柳亞子卻自少年時代起，就有著異常強烈的「英雄情結」。在柳亞子詩中，「英雄」二字，出現的頻率是很高的。金石家曹立庵在回憶柳亞子時，說起過這樣一件事：亞子先生對共黨人充滿了信任和熱愛，而對國民黨的達官貴人則深惡痛絕。記得是在1945年秋的一天，亞子先生和郭沫若同志帶我一同上街溜達，走到重慶一座著名的酒樓前，只見出入酒樓的，都是些達官權貴。亞子先生十分氣憤，有意拉我們坐在酒樓對面一處賣牛尾湯的小攤前喝黃酒。當時，亞子先生和郭老早已是海內知名詩人和社會賢達，他們的這一舉動，無疑是對那些達官權貴的無聲嘲弄和譴責。亞子先生數十年攻詩，出口成章。那天，當他邊喝黃酒邊抨擊時政，並頗為自己敢於同那些醜類鬥爭而感到自豪時，不覺脫口吟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老對亞子的道德文章歷來推崇，贊應曰：「詩人畢竟是英雄！」我在一旁，深為兩位長者的鬥爭精神所鼓舞，許諾說，我要為這副「聯句」治枚印章，明天交卷。第二天上午，柳、郭二老便來我處看印章。走前，亞子先生書贈我一首詩，郭老為我作了一幅指畫。此後，這枚「聯句」印章便常見於亞子先生的手書詩文條幅。
如1945年冬，他書贈給本村的詩條幅首端，就蓋有這枚「聯句」印章（曹立庵：《「詩人畢竟是英雄」——憶柳亞子先生二三事》，原載《書法》1979年第2期，收入《柳亞子紀念文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5月版。）。「詩人畢竟是英雄」雖出自郭沫若之口，但卻極為柳亞子所欣賞，不但常鈐於手書條幅，還數次用於自己的詩中。從這一點也可看出，柳亞子一向是以「英雄」自命的。郭沫若脫口而出的「詩人畢竟是英雄」之所以令柳亞子喜愛不已，還因為它與柳亞子家傳的另一句恰成對照。柳亞子曾寫過《「英雄末路作詩人」兩首》，詩前有序云：「余家舊藏石印，文曰：『英雄末路作詩人』，蓋鄉前輩楊龍石先生為高祖粥粥翁所治也。」原來，柳亞子高祖就有懷才不遇的牢騷。這兩首詩的第二首，是以這樣兩句開頭：「英雄末路作詩人，青兕前生舊姓辛。」「青兕」是辛棄疾的別號，也是柳亞子的筆名。這分明在表示，即便不能在安邦治國上建功立業，最終只能以作詩遣懷，那也是時運不濟，而自己終究是如辛棄疾一般可以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的英豪。不過，對這種「英雄末路」的「認命」，在柳亞子那裡只是偶爾出現的。更多的時候，他願意相信自己在叱吒風雲、降龍伏虎。「詩人畢竟是英雄」這句話之所以令他如此喜愛，就因為說出的是他的心聲。抗戰期間，郭沫若曾把柳亞子比作屈原，而柳亞子卻並不認可：「『亞子先生今屈原』，鼎堂此論我銜冤。匡時自具回天手，忍作懷沙抱石看。」（《蘇聯費德林博士乞詩，奉贈兩絕，十月二十八日作》）柳亞子認為把他比作懷沙抱石、自沉汩羅的屈原，是辱沒了他。他覺得冤枉、他感到委屈。他認為自己在拔山蓋世；他認為自己在匡時濟世；他認為自己在回天救世。自認為力能回天的柳亞子，以「英雄」自命的柳亞子，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徵，可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狂。讀柳亞子詩文，最大的感受就是狂氣衝天。例如柳亞子曾這樣評說自己的詩：「我的詩，當然不敢妄自菲薄，並且自以為是『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陳龍川的兩句話，是可以當之而無愧的。」（柳亞子：《我的詩和字》，《磨劍室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儘管中國的柳亞子與德國的尼採風馬牛不相及，但柳亞子在詩文上的這樣一種自負和狂傲，還是讓我想到了尼采。這樣評價自己的詩文，也許真只有尼采可與之相比。但尼採的狂僅僅表現在對自我文章的評價上，而柳亞子則在政治層面上也狂氣逼人，認為自己是時代最前驅，認為在安邦治國上，也具有「推倒一世豪傑」的才華，這就令尼采相形見絀了。「若論時代前驅者，亞子先生第一人。」（《改鄧煜詩兩首》）不僅在寫詩上是第一，在政治思想、政治行為上，也是「第一」的。
1940年，柳亞子寫過一首《紀夢》詩。詩前有序曰：「廿九年六月廿七夜夢在莫斯科謁斯達林同志，勸其乘德英龍戰之際，先定遠東。其策以飛機千架，毀滅東京，並遣紅軍百萬，突破東四省，代中國收復失地，則中蘇邦交自然鞏固矣。國際局勢自有其中心政策，友邦領袖老謀深算，成竹在胸，豈外人所宜越俎代謀？存此聊紀書生之狂囈爾。」居然夢見自己到了莫斯科，遊說斯大林、告誡斯大林、教誨斯大林，也真可謂狂人自有狂夢。俗云：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柳亞子能做出這樣氣吞山河的夢，也足見其平時內心的狂態。實際上，柳亞子是真的這樣想過。他後來回憶寫這首詩的背景時說：「這時候，實際上還遠在德蘇開戰以前，我很想自己去莫斯科一次，親謁斯大林元帥，憑三寸不爛之舌，扮一出哭秦庭申倉胥呢。」
這也可謂狂人自有狂想。值得一說的是，柳亞子是自知其狂，並且也常常自知其謬的。但這種「自知之明」卻又並不足以阻攔他那些氣沖霄漢的狂語。讀柳亞子詩，你會覺得他時時有一種說豪語、放狂話的衝動。這回，夢醒之後，他雖也感到了自己的滑稽，但仍要寫下這樣的詩：「轟炸千機毀帝京，紅軍百萬定遼寧。男兒愧負儀秦舌，寰宇何年見太平。」他自以為有張儀、蘇秦之才，為不能真的去面諫斯大林而遺憾，且大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之嘆。柳亞子在1949年3月到北平，此後的一段時間，幾次自稱「狂奴」。「狂奴故態今猶昔，國策方針定豈搖」；「狂奴肝膽吾輕剖，瑣事眠餐汝總成」；「自笑狂奴藐餘子，天生名德護微功」（《疊韻和徐冰兩首》）。「狂奴故態」云云，也是典出嚴光。嚴光與光武帝劉秀本是同學，他敢於對當了皇帝的劉秀不敬，被劉秀稱作「狂奴故態」。而嚴光之所以能做到並不因為劉秀當了皇帝而改變對他的態度，是因為他決不想在劉秀一朝走上仕途，甚至劉秀再三邀請，也不改初衷。這可謂是「無欲則狂」。而柳亞子卻對從政無比熱心，卻對官位有很高的期待，所以以嚴光自況，其實是擬於不倫。既想仕途得意，又不改「狂奴故態」，就只能走向「末路」了。「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柳亞子的狂態，當然在與毛澤東的應對中，表現得最醒目。柳亞子與毛澤東於1926年四五月間，相識於廣州。其時，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柳亞子以中央監察委員之身份出席大會。在這期間，他對蔣介石的反感達到極點。在與共產黨人惲代英會面時，他力勸共產黨採用暗殺手段，除掉蔣介石。惲代英不同意這種做法，理由是：「北伐大業未成，我們還需要留著他打仗呢！」柳亞子：《在毛主席的旗幟下奮勇前進》，《磨劍室文錄》。其時，毛澤東是國民黨中宣部代理部長。柳亞子與毛澤東在珠江畔一座茶樓相見。雖與毛澤東是初相識，柳亞子也向他同樣提出了刺蔣的建議。毛澤東的回答與惲代英如出一轍。見陳邇冬《一代風騷》，《人民日報》1987年5月28日。可見，藉助蔣介石之手，清除軍閥勢力，是其時中共中央的一種決策。
1947年，郭沫若提出民主黨派要當共產黨的「尾巴」。柳亞子寫了一篇題為《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的長文，表示不同意郭沫若提出的「尾巴主義」。在這篇文章中，他對1926年的刺蔣謀略十分自傲：……對於尾巴主義，我還有保留。我是四十年來無條件親蘇親共的人，對蘇是另一問題，現在不談。對於中共呢？做他的朋友，我舉雙手贊成，但要我做他的尾巴，我是不來的。老實講，我是中國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見得比我高明多少，何況其他？舉一個例吧：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的那一年五月，我到了廣州……去看亡友惲代英烈士，陳說了一番奇謀秘計，代英笑而不答，最後追問他，他說：「你的計劃，我們不能贊同。人家叫我們共產黨是過激黨，我看，你老兄倒是『過過激』，因為你比我們還要激烈呢！」我聽了他這樣油腔滑調的話，很不高興……要是當時聽了我小區區的話，『日中必慧，操刀必割』，又何致於弄成十年內戰，十年抗戰的局面呢？當然，當時中共的領袖導者是亡友陳仲甫，他應該負錯誤的責任，不能把它寫在毛先生的帳上。然而，『縛虎容易放虎難』，連秦檜的老婆都懂得的事情，而毛先生卻不懂，那末，西安事變，養癰貽患的，又是哪一位呢？毛先生是我的好朋友，我並非存心攻擊他，『人非聖人，誰能無過？』，他只是太忠厚一點罷了。但，舉此兩例來證明，可見中共也並非天神天將，至少有些地方，不見得比小區區高明吧？所以，郭先生的尾巴論，老實講，我是不贊成的。（柳亞子：《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磨劍室文錄》。）
從柳亞子此番囈語般的言論，我們庶幾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一、柳亞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麼「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據以證明自己比毛澤東和共產黨還要高明的，是共產黨有過兩次可殺蔣介石之機而未殺。廣州那次共產黨方面未採納他的建議，尤其令他耿耿於懷。其實，在1926年的廣州，要共產黨以暗殺蔣介石的方式來「搞定」大局，無異於天方夜譚。對此，惲代英們除了「油腔滑調」，還能說什麼呢？而把「西安事變」終於未殺蔣介石歸咎於毛澤東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了。柳亞子非但沒有自知之明，也沒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亞子終其一生都有著一種孩童式思維。二、柳亞子之所以不甘於做中共的「尾巴」，並非因為有什麼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準則，而是覺得自己的政治才能並不遜於中共方面的任何人。連「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連「毛先生」都有眼光遠不如自己的時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論了。既如此，要他當共產黨的「尾巴」，豈能甘心？不甘於像郭沫若那樣當「尾巴」，是柳亞子後來不能如郭那般春風得意而只能牢騷滿腹的一種原因；而不甘於當「尾巴」，並非因為別有懷抱，而僅僅因為目無餘子的「狂」，又是他後來終究還受到相當禮遇的原因。但《從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談起》，也的確有些「過分」了，突破了某種「界限」。不知道柳亞子寫此文時是否喝了不止二兩，反正此文在柳亞子生前並未公開發表，對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輕視與鄙夷，他人並不知曉。否則，柳亞子後來的牢騷，會更「盛」的吧。這篇文章雖未公開發表，但柳亞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柳亞子與毛澤東在廣州別後，天各一方，音訊隔絕。
1937年6月，延安的毛澤東收到何香凝寄贈的畫集和廖仲愷的《雙清詞草》等物品後，致信何香凝，其中這樣提及柳亞子：「看了柳亞子先生題畫，如見其人，便時乞為致意。像這樣有骨氣的舊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個拿句老話講叫做人中麟鳳，只不知他現時的政治意見如何？」（《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月版。）
1937年6月，對於中共來說，是十分關鍵的時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極其必要的策略。當毛澤東從何香凝寄贈的畫集上看到柳亞子題詩時，一定想起了11年前在廣州的見面，想起了柳亞子那時的必欲除蔣而後快。這樣的人，現在當然是非常有必要團結的。所以毛澤東不惜以「人中麟鳳」來讚美他。不過，畢竟已過11年，柳亞子還像當初那樣反蔣嗎？毛澤東也需要探詢一下。當弄明白了柳亞子狂態依舊、反蔣依舊、親蘇親共依舊時，毛澤東當然就要儘可能地發揮他的作用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既親蘇親共又狂傲不羈的人，毫無疑問是大有用的。1940年11月，柳亞子從香港寫了《寄毛潤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張曙時諸公》，其中有「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飲茶」兩句，回憶的是與毛澤東的相識。此後，林、徐、董均有詩作應和。
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致信在重慶的柳亞子：「廣州別後，十八年中，你的災難也受得夠了，但是沒有把你壓倒，還是屹然獨立的，為你並為中國人民慶賀！『雲天倘許同憂國，粵海難忘共飲茶』，這是你幾年前為我寫的詩，我卻至今做不出半句來回答你。看見照片，樣子老一些，精神還好罷，沒有病罷？很想有見面的機會，不知能如願否？」（《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月版。）這口氣之親切，或許今天還令一些人感動。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來到重慶，與柳亞子第二次相聚。其時，柳亞子正與畫家尹瘦石籌備柳詩尹畫聯展。柳亞子提議由尹瘦石為毛澤東繪像，自己題詩，在詩畫聯展展出。毛澤東欣然應從。詩寫成後，柳亞子致信毛澤東，毛澤東於10月4日複信柳亞子。其時，柳亞子夫人恰好因盲腸炎住院，毛澤東信中首先便對柳夫人的病表示關心：
亞子先生吾兄道席：詩及大示誦悉，深感勤勤懇懇誨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處此嚴重情況，只有親屬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氣短」之說所可解釋。時局方面，承詢各項，目前均未至具體解決時期。報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語：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輩多從曲折（即困難）二字著想，庶幾反映了現實，免至失望時發生許多苦惱。而困難之克服，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此點深望先生引為同調。有些可談的，容後面告，此處不復一一。先生詩慨當以慷，卑視陸遊陳亮，讀之使人感發興起。可惜我只能讀，不能做。但是萬千讀者中多我一個讀者，也不算辱沒先生，我以引以自豪了。敬頌興居安吉！毛澤東十月四日《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月版。「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毛澤東到重慶，是為了與蔣介石談判。從毛澤東的複信看，柳亞子去信中，問及了有關「談判」的種種問題，這顯然是問非該問，毛澤東當然不可能以實情相告，只能以「前途」、「道路」之語漫應之。雖然毛澤東並未正面回答「時局」方面問題，但對柳亞子詩的讚美，還是令柳亞子大為興奮，於是又寫詩贈毛：「潤之書來，有『尊詩慨當以慷，卑視陳亮、陸遊，讀之使人感發興起』云云，賦贈一首。」詩以這樣兩句開頭：瑜亮同時君與我，幾時煮酒論英雄？第一句把自己與毛澤東的關係，說成是周瑜與諸葛亮的關係；第二句則又把自己與毛澤東的關係，說成是曹操與劉備的關係。「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嘆雖未發出，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的意思卻表達得很明顯。詩則以這樣兩句結束：冠裳玉帛葵丘會，驥尾追隨倘許從。第一句是把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比作齊桓公葵丘大會諸侯，第二句有跟隨毛澤東參與談判之意。其實，在此之前，柳亞子在《潤之招談於紅岩嘴辦事處，歸後有作，兼柬恩來、若飛》中，就有句曰：「最難鮑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齊」，這是把自己比作管仲，如果能被齊桓公這樣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在《十月六日得潤之書問佩宜無恙否，兼及國事，感賦二首，再用溪中韻》中，則有句曰：「三年待縱衝天翼，風起雲揚爾我同。」這是說自己沉寂多時，現在要與毛澤東一同大顯一番神通。讀這期間柳亞子的這些詩句，再聯繫到致毛澤東信中對談判一事的詢問，不難看出，自以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亞子，在這期間是十分技癢的，非常渴望能與毛澤東一起參與談判，對談判深度介入。柳亞子雖多方暗示，欲介入談判，而毛澤東當然只能裝作聽不懂。但我想，在這期間，毛澤東就不但感到了柳亞子的可用，也感到了他的難用。在「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還向毛澤東索詩，於是毛澤東手書「舊作」《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交柳。柳亞子寫了《沁園春·次韻和毛潤之初到陝北看見大雪之作，不能盡如原意也。》這首詞以這樣的句子結束：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柳亞子屢作這樣的豪語，一定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早以詩歌頌毛澤東者，恐怕是柳亞子。
1929年，柳亞子寫了《存歿口號五首》，第一首是：「神烈峰頭墓草青，湘南赤幟正縱橫。人間毀譽原休問，並世支那兩列寧。」這首詩就是將孫中山和毛澤東同時歌頌，稱為中國的「兩列寧」。在後來，柳亞子更寫了許多歌頌毛澤東的詩。但柳亞子在歌頌毛澤東時，往往與別人不同。他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與毛澤東同時歌頌，並且是把自己放在與毛澤東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頌。這就像是在牆上並排掛上同樣大小的兩幅畫像，一幅是毛澤東，一幅是自己，然後再朝著兩幅像跪拜。換句話說，他在歌頌毛澤東時，總有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惺惺相惜，總要挾帶大量私貨。這種很不「得體」的惺惺相惜，這種挾帶私貨的歌頌，就不但會功過相抵，甚至還可能功大於過。在歌頌毛澤東時，柳亞子有時稱「毛公」，有時則稱「毛郎」。例如，1945年10月，為紀念魯迅逝世九周年，柳亞子應《大公晚報》之約，賦詩二首（《十月十二日，為魯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紀念前七日，〈大公晚報〉羅承勛索詩有作》）。其中有句曰：論定延京尊后聖，毛郎一語奠群嘩。這裡說的是毛澤東在延安對魯迅的高度評價。1945年，柳亞子寫了《短歌行，為曹立廠賦，十一月廿六日》，詩中有句曰：「列寧逝後斯君來，中山衣缽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稱毛澤東為「毛郎」，多少給人以倚老賣老之感，這恐怕不僅令毛澤東，也令那時的所有共產黨人都覺得彆扭。1945年，國共和談時期，柳亞子請曹立庵刻了兩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澤東」；一曰：「前身禰正平，後身王爾德；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曹立庵：《「亞子先生今不朽」——兼斥康生製造的「反動印章案」》，原載1981年11月1日《長江日報》，收入《柳亞子紀念文集》。）這兩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說自己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斯大林，像對待弟輩一樣對待毛澤東。——倚老賣老的意思，在這裡就表現得很明顯了。第二枚中的禰正平，即漢末的禰衡。禰衡以狂著稱，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楊修兩人，常說：「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柳亞子這是在仿效禰衡，但比禰衡更有氣魄。上面所說的《短歌行，為曹立廠賦》，就是因為曹立廠（即曹立庵）為其刻了兩枚印章而賦贈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的那枚。在詩中，柳亞子還寫道：「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自非禰正平，狂語誰敢吐。大兒斯大林，小兒毛澤東。我狂勝禰生，斯毛真英雄。」儘管這裡的「大兒」、「小兒」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長子」、「次子」，但如此出語，連柳亞子自己也認為，比禰衡還狂。毫無疑問，柳亞子是在表達對斯毛的欣賞和讚美，但這樣一種夸人的方式，比罵人或許還令人難受。這兩枚印章，在柳亞子生前並未給他帶來直接的麻煩，恐怕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並不太多。柳亞子再狂，在1949年後大概也不會輕意以此示人。柳亞子於1958年辭世。
為了在1966年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1963年，周恩來指示中國革命博物館大力收集孫中山和同盟會元老廖仲愷、朱執信、何香凝、柳亞子等人的文物。周恩來又派專人到柳家，動員家人捐贈遺物。柳亞子家人於是將大量柳亞子遺物捐獻出來，其中就包括這兩枚印章。「兄」與「弟」、「大兒」與「小兒」，在博物館靜靜地躺了三年，倒也無事。1966年7月，它們被康生髮現。這樣的「敵情」當然令整人老手康生興奮不已。他連下三道批示，稱印章「反動之極」，勒令將兩印徹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銷毀，並責問中國革命博物館「是個革命博物館，還是個反革命博物館？」，命文化部對此事徹底追查。柳亞子本人則被作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報上點名批判。當時的中國革命博物館館長，也被打成殘疾。這就是「文革」期間的所謂「反動印章案」。幸虧柳亞子在八年前便壽終正寢，否則，以老邁之軀而在「文革」期間死於「紅衛兵」的拳腳之下，豈不太慘。不過，「文革」結束後，這事也沒有一筆勾銷。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國文代會開幕時，大會主席團決定在會上宣讀一份《為被林彪、「四人幫」迫害逝世和身後遭受誣陷的作家、藝術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單，其中沒有柳亞子王晶垚：《紀念南社和柳亞子》，《柳亞子紀念文集》。
以上是柳亞子的身後事，不說也罷。我們還是回到他生前。1946年初，柳亞子從重慶回到上海。在各種場合為共產黨「說項」，為共產黨辯護，為共產黨造輿論。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士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學教師於再召開追悼會，柳亞子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1月28日，毛澤東在延安致信柳亞子：
亞子先生左右：很久以前接讀大示，一病數月，未能奉復，甚以為歉。閱報知先生已遷滬，在於再追悼會上慷慨陳詞，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詞及孫女士（引按：即譚平山夫人孫蓀荃）的和詞，均拜受了；「心上溫馨生感激，歸來絮語告山妻」（引按：此為柳1945年秋所寫《潤之招談於紅岩嘴辦事處，歸後有作，兼柬恩來、若飛》中的兩句），我也要這樣說了。總之是感謝你，相期為國努力。賤恙是神經疲勞，刻已向好，並以奉聞。
敬頌道安
毛澤東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月。）
「未必牢騷便斷腸」
1949年2月下旬，柳亞子應毛澤東之邀，從香港北上。這時的柳亞子，心情可以說是無比興奮的。這是在途中寫的《二月二十八日有作》：六十三齡萬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風破浪平生意，席捲南溟向北溟。柳亞子自比為《莊子·逍遙遊》中的鯤鵬。《莊子·逍遙遊》中的鯤鵬，「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柳亞子覺得自己就是那鯤鵬，只不過莊子筆下的鯤鵬是由北向南，柳亞子則是由南向北而已。顧盼自雄、躊躇滿志之態，溢於言表。柳亞子後來的頭銜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1954年，成為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以「常理」度之，理論上的政治地位並不低，柳亞子似乎沒有理由不滿意。但柳亞子的心態，是不能度之以「常理」的。在起身赴北平時，柳亞子對在新政府中的地位，是懷著很高的期待的。他後來是否滿意，取決於他這種期待得以實現的程度。如果他的期待得到的與實際得到的，落差很大，他就有「理由」很不滿意。22日，在致上海的毛嘯岑信中，他寫道：「弟此次押貨內渡，平安到達，已與此間主顧接洽，估計有利可賺，甚為高興。」《柳亞子書信輯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348頁。其時上海尚在國民黨手中，柳亞子便使用了此種語言。「有利可賺」云云，其實正表明了他的待價而沽。柳亞子於1949年3月18日抵北平。北平市長葉劍英率人在車站迎接。翌日晚，葉劍英又設宴，為柳亞子一行洗塵。柳亞子寫了《葉劍英市長來迓，賦呈一首》，最後兩句是「授餐適館何由報，飲馬長江待細論。」意思是說，怎樣報答共產黨的盛情呢，只能在打過長江一事上獻計獻策。——他總以為自己在政治上有共產黨人所不及的奇謀良策。在共產黨人中，他認為惟一能與自己相提並論的是毛澤東，其他人都頗不足道。抵北平後，這樣的狂語，不但仍在繼續，甚至要刻意如此強調。在《為韋江凡題〈故都緣法〉冊子二首》中，有句曰：除卻毛公便柳公，紛紛餘子虎龍從。這意思是說，毛澤東與柳亞子，是一虎一龍，其他人都只配跟在後面。那麼其他人是什麼呢？在這首詩中，還有這樣兩句：一代文豪今屬我，千秋歷史定稱翁。這意思是說，在文的方面，我柳亞子天下第一；在治國平天下上，毛澤東第一。這又似乎要在一文一武地與毛澤東平分秋色了。在《次韻和平江四首》中，又有這樣的句子：留得故人遺句在，北毛南柳兩英雄。
自1935年到達陝北，毛澤東就一直在北方活動，柳亞子則一直在南方，故柳亞子有「北毛南柳」之語。當時的北平，各路人馬雲集，可謂人才濟濟。但柳亞子只把毛澤東一人放在眼裡。在這種時刻，一再強調只有毛澤東才配與自己比美，恐怕不僅僅表現的是性格上的狂，還表現了對未來政治權位的期待和暗示。但柳亞子等來的是一個接一個的打擊和失望。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成立，柳亞子任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在「民革」的籌建過程中，柳亞子也算是一個重要人物。但「民革」在決定出席新政協的代表時，柳亞子最初卻被排除在外。一開始，「民革」可有六人出席新政協。這名額當然是中共中央決定的；由哪六人出席，不用說，也是由中共中央確定。後來「民革」的名額增加到16人，柳亞子才得以出席（朱學范：《我與民革四十年》，團結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5頁。）。雖然最終是出席了，但柳亞子心裡的不痛快，可想而知。以柳亞子的自我估價，毛澤東一到北平，就應該單獨召見他，向他請教種種政治大計。但實際上，毛澤東遲遲沒有與他單獨晤面。這段時間，毛澤東要一表一里地準備兩件事。籌劃與國民黨的「和談」，這是「表」；積極準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這是「里」。儘管柳亞子認為，這兩件事他都能夠和應該「摻和」，但實際上兩件事都與他無關。軍事行動固然不容他置喙。與國民黨的和談，毛澤東要找的也是李濟深、黃炎培、傅作義、章士釗這些人，不可能與柳亞子這樣的人商量。看著同住六國飯店的一些柳亞子本不放在眼裡人，一個接一個地被毛澤東召見，柳亞子心裡的悲涼和酸楚，可想而知。柳亞子一到北平，就急著往香山碧雲寺拜謁孫中山靈堂和衣冠冢。他要求派車，卻遲遲不見答覆。而當時同住六國飯店者，有人是配有專車的（金紹先：《關於柳亞子先生——從台灣舊友來信談起》，《柳亞子紀念文集》。）。在四月一日日記中，柳亞子寫道：「夜，餐時與任老（引按：即黃炎培）夫婦及寰老夫人同席，談得很起勁，約明日同往北京飯店赴民盟例會，可不嘆出無車矣。」（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從這裡可知，黃炎培是配有專車的。如果大家都沒有車，也就算了。可有一部分人是有車的，而柳亞子卻不屬「有車一族」，此事也應給他以相當剌激。《感事呈毛主席》中那句「無車彈鋏怨馮驩」就是這種刺激的反應。
1949年3月24日，第一次全國文代會籌備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在42人的籌備委員中，雖有柳亞子的名字，但在由七人組成的常務委員會中，卻沒有柳亞子的座席。七月間，文代會正式召開後，在全國文聯的領導層中，自然也沒有柳亞子的名字。雖然柳亞子最自負的是「政治才能」，但也是認為「一代文豪今屬我」的。可現在，不但政治上被冷落，在文藝上也「懷才不遇」，怎能不讓他牢騷滿腹呢。這時候，他一定屢屢回憶起在國共相爭中對共產黨的支持、擁護，甚至有了悔不當初的心緒。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候，柳亞子寫了《感事呈毛主席》；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候，他發出「頭顱早悔平生賤」這樣的「牢騷」。柳亞子是懷著滿腔春意來到北平的，但很快心態就給人以由春到冬之感。柳亞子的「牢騷」當然首先指向毛澤東。
1949年2月26日，柳亞子開始記《北行日記》。在這「席捲南溟向北溟」的日子裡，柳亞子在日記里自然免不了時時提及毛澤東。在開始階段，柳在日記里提到毛時，都稱「毛主席」。但後來，「毛主席」則常常變成了「老毛」。例如，6月19日日記中寫道：「十一時許，偕赴聽鸝館開文研會籌備會議，通過舉余為主席，儼然黃袍加身，擬推老毛為名譽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從「毛主席」到「老毛」，其間心緒、情感的變化自不待言。這天日記中所說的「文研會」，也頗值得一說。這所謂的「文研會」，全稱是「北平市文獻研究會」，是柳亞子自己張羅起來的。在這樣的時候自行張羅這樣的組織，似乎有點另起爐灶之意。而在這樣一個自己張羅的組織中被選為主席，竟也頗有幾分得意，稱為「黃袍加身」，真讓人生哀憐之心。至於要用這「文研會」來延攬「老毛」「入我彀中」，就讓人在哀憐之餘，又哭笑不得了。這柳亞子自行張羅的「文研會」，自成立後便停止了活動。在這種時候的北平，怎麼可能允許柳亞子這樣的「民主人士」自行張羅組織？張羅這樣的組織本身，就說明了柳亞子在政治上是極其幼稚的。
1949年6月6日，柳亞子寫了好幾首詩。在《三贈劉仁同志女英雄》中，他寫道：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費思量。吾儕一意依民眾。大盜千年是帝王。在《六月六日在韶九衚衕有作》中，則寫道：英雄慣作欺人語，未必牢騷便斷腸。這個最早寫詩歌頌毛澤東的人，終於以詩的方式表達對毛的不滿和質疑了。「不作蘇俄葉賽寧」在1949年春夏時節，毛澤東、周恩來們，對於被召來北平的「民主人士」，自有一番通盤考慮。要人盡其用，又要儘可能做到人人滿意，不在關鍵時刻添亂。對於柳亞子其人，毛、周自然是了解的。不可不用、不堪大用，應該是他們對柳的基本認識，他們也是按照這種思路來安置柳亞子的。他們對柳的性格當然也十分了解。其他人即便有所不滿，也只會憋在心裡，或充其量在私下發發牢騷。而柳亞子以「狂奴」自詡，又自以為與毛澤東有特殊關係，在當時魚龍混雜、大局未定的北平，完全可能鬧出或大或小的亂子來。這顯然是毛、周們所不願看到的。在人事安排上，不能遷就柳亞子，但必須以別的方式讓他得到安慰。讓柳亞子從眾人集中居住的飯店搬進條件特別好的頤和園，是安慰方式之一。毛澤東和詩敘舊情，也是一種安慰。僅僅這些當然還不夠。1949年5月1日下午，毛澤東攜夫人江青和女兒李訥來到頤和園，看望柳亞子，在園中散步、划船，至傍晚才離去。能在這種時候抽出半天時間陪柳亞子閑聊，對毛澤東來說也委實不容易，說明毛澤東很重視穩定柳亞子的情緒。但攜夫人和女兒同來，顯然也是精心考慮的。這在暗示柳亞子、更在告訴世人：這拜訪純屬私人性質，純粹是老友之間的往來，沒有絲毫政治意義。換句話說，毛澤東意在讓人們明白：對柳亞子的拜訪，並不意味著在政治上對他的特別信任和重用。在這次拜訪中，江青和李訥起著道具的作用。毛澤東告別時，約定5月5日派車送柳亞子至香山碧雲寺，拜謁孫中山靈堂和衣冠冢。有趣的是，在當天日記中，柳亞子寫道：「約定雙五節以車來迓，謁總理衣冠墓於碧雲寺，希望其不開空頭支票也。」（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這裡似乎有一點言外之意，讓人不免疑心柳亞子曾遇上過「開空頭支票」一類事。但這回毛澤東沒有「開空頭支票」。
5月5日，為孫中山就任廣州非常大總統28周年紀念。上午，毛澤東派秘書田家英帶警衛、攝影等人，攜雙車接柳亞子夫婦和友人范志超、余心清等上碧雲寺。在紀念孫中山的日子裡，帶著攝影師，送國民黨元老柳亞子上碧雲寺，就是一種政治行為了。這會溫暖許多人的心，有著明顯的統戰意義。中午，毛澤東又設家宴，款待柳亞子一行。這期間，柳亞子的心情自然又由冬返春。毛澤東來訪後，柳亞子寫了《偕毛主席游頤和園有作》，其中有句曰：「南陽詎敢勞三顧，北地猶堪賦百章。」他把毛澤東的來訪，比作劉備的三顧茅廬，那他自己自然就是諸葛亮了。如果僅僅是「為賦新詩強作狂」，那也還罷了。如果心裡真這樣想，如果以為毛澤東是要請他「出山」，委以重任，那毛澤東特意攜夫人和女兒的一番苦心，就都白費了。順便指出，這首詩最後兩句是：「名園真許長相借，金粉樓台勝渡江。」這又一次表示了「長借名園」之意。每次說到想長住「名園」時，都與歸隱吳江相連，這也似乎在把「長住名園」當作了不回故里的一個條件。
作於5月19日的《呈毛主席一首》，以這樣兩句結尾：欲借頭銜榮父老，今宵歸夢落吳江。這是在請求毛澤東幫他實現衣錦榮歸的願望。《五月二十日晨，枕上聞雷聲，繼以豪雨，知秋收無患矣！起檢案頭，獲病蝶喜雨呈毛主席兩律，即次其韻》中，有自注文曰：「近以碧雲寺國父衣冠冢、江蘇省人民政府暨國史館事，頗於毛公有所獻替也。」這最後一句，讓人覺得柳亞子的自我感覺之良好，真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大概在這期間，柳亞子多次向毛寄信呈詩，並提出了明確的任職要求。5月21日，毛澤東複信曰：「國史館事尚未與諸友商量，惟在聯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難提前設立。弟個人亦不甚贊成先生從事此項工作，蓋恐費力不討好。江蘇虛銜，亦似以不掛為宜，掛了於已於人不見得有好處。此兩事我都在潑冷水，好在夏天，不覺得太冷否？」（《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國人民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1月。）從毛的複信看，柳亞子提議設立國史館，並希望自己能在其中任職。任何職呢？以柳亞子的狂傲，總該是館長吧，後來的文史館副館長一職，當非柳亞子初衷。至於柳亞子想在江蘇政壇有一名分，那就看重的不是職務的高低，而是鄉土觀念在作怪了。「欲借頭銜榮父老」，恐怕主要指的還是江蘇的頭銜。
皆非之慨。夜，作長箋復之，將於後日送去雲。」（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毛澤東的利害分析，顯然並沒有說服柳亞子。毛澤東的來訪和派車載往碧雲寺，雖然讓柳亞子心情由冬轉春，但這春暖是短暫的。當柳亞子的實質性要求並不能得到滿足時，他的心情則轉回更為嚴寒的冬季。令柳亞子不愉快的事仍在不斷地發生。在這期間，柳亞子寫有一首《贈范志超》，其中有句云：「生死難忘范志超，廿年交誼忍輕拋。」范志超與柳亞子相識20餘年，被柳稱為「三傳弟子」。范與柳家有著深厚的交誼。柳亞子何出此語呢？原來，柳亞子到北平時，范在美術學院任教。到北平後，柳亞子立即要求有關方面以官方名義聘請范為他的私人秘書，一時無迴音。5月5日在毛澤東家宴上，柳又直接向毛提出這一要求，毛雖未回絕，但仍然遲遲不見落實。柳亞子一怒之下，自發聘書一張，具款「吳江一品大臣柳亞子」。范志超當然不能接受。柳亞子可以不懂政治常識，也不妨不顧政治常識，但范志超卻不能不懂更不能不顧。也就在這時，有人告誡范志超，以後少和柳亞子接近。柳亞子心情的悲愴是可想而知的（張明觀：《柳亞子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74—575頁；范志超《記柳亞子先生二三事》，《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4輯。）。這樣，便有了《贈范志超》一詩。由官方任命秘書一事，柳亞子或許認為是小事，其實很令毛澤東們為難。這首先關乎「待遇」問題。如果柳亞子不在享受此種「待遇」者之列，那就不能為其配備秘書，此事不容含糊。更重要的是，秘書不能由自己選定，而應由有關部門選派。尤其為柳亞子這類「民主人士」配秘書，要由有關部門選擇組織上信得過的。因為他的使命，實在不僅僅是「秘書」。從此事也可看出，柳亞子的政治感覺，實在是很遲鈍的。自封「一品大臣」，也頗耐人尋味。如果說這正是柳亞子的政治期待，不能算很勉強吧。自認為是「開國元勛」的柳亞子，認為自己在「新朝」中是應該「官居一品」的。
1949年7月2日，第一次全國文代會召開。柳當天日記載：「七時，徐冰以汽車來，迓赴中南海，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晤人甚多……會九時開始，下午十二時半畢，倦極。陳學昭、艾青留飯（晤丁玲），飯畢，周揚以車送歸，二時返園，三時入睡，四時始醒。聞今夜又無電，惟有日入而息耳！」（柳亞子：《北行日記》，《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查此後數十日日記，則每天在家弄郵票、抄舊稿、做詩、寫字、喝灑、校書，並無外出開會記載。可見，這全國文代會，柳亞子只參加了一個開幕式，此後便完全置身事外。甚至這半天的開幕式，說不定也是被動員參加的。確實，看著那些舊雨新知在會上春風得意，看著那些柳亞子根本瞧不上的人在會上鳧趨雀躍，柳亞子會有自取其辱之感。1949年7月1日，全國文代會開幕的前一日，柳亞子所寫《次韻和劉仁女士兩首》中，有句云：「驢背陳摶應撫掌，瓮頭李白剩吟詩。」這不禁讓人想到當年的「英雄末路作詩人」一語。7月16日，正值文代會開會期間，柳亞子寫了《口號答雲彬》：屈子懷沙逢亂國，賈生賦鵬值休明。懺除結習吾知免，不作蘇俄葉賽寧。宋雲彬是柳亞子多年知交。他大概知道柳亞子心情不好，有所勸慰，柳亞子於是以此詩作答。我們知道，在重慶時，柳亞子對郭沫若稱其為「今屈原」是覺得很冤屈的，有「匡時自具回天手，忍作懷沙抱石看」的豪語。時隔數年，他倒自比作屈原了。最後一句更讓人心驚。葉賽寧曾在十月革命成功後謳歌革命，但終於因與新時代格格不入而自殺。柳亞子對宋雲彬說「不作」葉賽寧，莫非宋雲彬有此擔心？莫非柳亞子覺得有學葉賽寧的理由？
1949年9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是其中之一。這「委員」之「級別」雖高，但卻是惠而不費的「虛銜」。對此，柳亞子滿意嗎？夏衍的一番回憶做了回答：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在這期間，我會見了許多老朋友，也結識了不少新朋友。……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亞子敲門進來了。我和這位愛國憂民的南社詩人也算是老朋友了。過去，不論在香港，在重慶，即使是時局十分艱險的時候，他一直是爽朗、樂觀的，可是在這舉國歡騰的日子，他卻顯得有點心情抑鬱。寒喧了幾句之後，他就問我上海解放後有沒有去過蘇州，他說，假如那一帶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吳江去當隱士了。這句話使我吃一驚，「一唱雄雞天下白」，為什麼會有這種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說出了他對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滿，他用責問的口吻說，李任潮（引按：即李濟深）怎麼能當副主席，難道你們忘記了他二十年代的歷史（引按：李在國民黨清黨時曾參與清除共產黨人）？對這樣的事我當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話岔開，問他最近有什麼新作？柳無垢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還是滔滔不絕地講了他對某人某事的不滿。後來讀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詩，才懂得他「牢騷太甚」的原因，並不在於「出無車」和「食無魚」，至於「莫道昆明池水淺」這句詩的謎底，則直到恩來同志和我講了當時的情況之後，才弄清楚。浪漫主義詩人和現實主義政治家之間，還是有一道鴻溝的，亞子先生實在也太天真了（夏衍：《懶尋舊夢錄》，三聯書店1985年7月版，第631—632頁。）。夏衍的這番話，雖然讓我明白了1949年10月間柳亞子的精神狀態，但也讓我明白：關於柳亞子的「牢騷」，我並沒有都說清楚。周恩來能夠知情，說明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過柳亞子的事；至於周恩來對夏衍說了些什麼，夏衍不肯說，我們也就不知道。但我們卻知道，柳亞子並沒有真的歸隱吳江。柳亞子自稱「狂奴」，其實並不能如嚴子陵那樣「無欲則狂」，因此，他的「狂奴故態」，不過是沒有底氣的作態。柳亞子一生好以「英雄」自命，其實，他也只是終身好作英雄語而已。讀柳亞子詩文，我覺得他最悲哀的，是一輩子都沒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誰。
來源：《並未遠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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