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才子屈原，為何最後魂斷汨羅江？
屈原，名平，是戰國時代的楚人。他的生年月日，在《離騷》中自謂：「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後人據此推算，結論略有不同。戰國時期，一方面是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向著封建經濟制過渡，一方面國際形勢又向著封建大一統的局面發展。而屈原任楚國左徒時，對上述兩個方面，都曾起過重大作用。
當時，在大一統的鬥爭中，秦楚兩國，勢均力敵，最有資格來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因而「橫則秦帝，從則楚王」（劉向《戰國策書錄》）是國際上「合從」「連橫」兩大派的鬥爭焦點。而屈原在外交政策上，恰恰是堅決主張聯齊抗秦的「合從」派的政治家。據《史記·楚世家》載：懷王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善於「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的屈原為懷王左徒，當即在此時。由於外交政策的勝利，楚國的國勢這時正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內政方面，「明於治亂」的屈原，是上承楚悼王時吳起變法的遺教，走富國強兵的道路。屈原的主張為楚懷王所接受，並委屈原「造為憲令」。所謂「憲令」，即有關法治的令典。春秋戰國時期，各先進國家，為了變法圖強，紛紛制定適合於新的經濟基礎的「憲令」。楚國在春秋時本來已有「憲令」，這從當時鄭國子太叔對楚國說「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一語中，已可看出。故屈原這次製造新的「憲令」，很可能是在吳起變法的基礎上，對楚國的內政外交進一步做出了較大的改革。屈原的這段政治生活，後來曾在《惜往日》里這樣寫道：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
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
這裡所謂「先功」，當然是指楚先王的治國業績，尤其是應當指的吳起輔悼王的變法成效而言。因為屈原在這裡所說的「明法度」「國富強」正是走的吳起的政治路線。
但是，戰國時期，作為代表封建經濟的先進力量，在變法過程中，由於損及奴隸主貴族的利益，曾經遭受到奴隸主貴族的一系列打擊。秦國的商鞅、楚國的吳起，正是在這場嚴峻的鬥爭中犧牲的。因而，屈原在草擬「憲令」時，竟發生上官大夫「奪稿」事件，絕不是偶然的。因為屈原在《惜往日》中又說：「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則草憲工作，由於怕貴族破壞，當時是秘密進行的。屈原由於保密「不泄」，故奪稿「不與」，因而遭讒。這跟《史記·屈原列傳》所載是一致的。由此可見，「奪稿」事件，並不是什麼個人之間的所謂「爭寵」「害能」的衝突，實質上是貴族們對草憲工作的對抗，是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在這場鬥爭中，屈原是以失敗而告終的：
首先是懷王之世屈原的被疏。上官、靳尚之流，為了維護貴族利益，對屈原讒言中傷，屈原被疏。而秦國則抓緊時機，立即於懷王十六年派張儀至楚，進行陰謀活動。一面以「厚幣」賄賂重臣及內寵，一面以商於之地為誘餌，欺騙懷王，使楚與齊絕交，以破壞「齊楚從親」之勢。這樣，終於貴族得勢，「合從」解體，屈原在內政、外交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歸於失敗。據《史記·屈原列傳》，屈原這時，只是被「疏」，見「黜」，並未流放。故當懷王在丹淅大敗之後，屈原仍受命使齊聯好；在懷王被騙入秦問題上，也曾諫以「無行」。但在讒臣當道的楚國政局中，屈原的政治生命實質上已經結束。
其次是頃襄王之世屈原的被放。懷王客死於秦這件事，對楚國上下的震動很大。據《史記·楚世家》記載，懷王歸葬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而屈原對勸懷王入秦的子蘭，責怒之情，更不待言。《史記·屈原列傳》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即指此事而言。
在這群情洶洶的政治壓力之下，對新就任的當權派令尹子蘭，是極不利的。因而「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同上）。屈原這次被放之後，楚國屢敗於秦，在外交上完全處於媚秦求和的被動地位。而屈原目睹國事日非、民族衰敗的景象，在矛盾痛苦中到處流浪。開始是由郢都沿江東下，直到陵陽；後又轉向西南，溯沅而上，徘徊於辰陽、漵浦之間。
迨頃襄王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楚郢都；二十二年，秦又拔楚黔中郡。屈原當時流浪所在的辰陽、漵浦，即黔中郡的屬地。因而，屈原此時又西北沿湘而下，並在故都淪喪、國勢危急之際，自沉於汨羅。時公元前277年，屈原六十五歲。
關於屈原的思想傾向和政治主張：
在思想傾向方面，學術界根據屈原的政治活動與詩歌創作，曾做過多方面的探索。有人認為他稱堯舜，說仁義，近於儒家；也有人認為他強調「明法度」，圖「富強」，近於法家。而郭沫若同志新中國成立前在《屈原研究》中認為，屈原「徹底地接受了儒家的思想」；新中國成立後在為紀念屈原而撰寫的《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中又說，屈原「相當濃厚地表示著法家色彩」。當然，也有人認為屈原講「虛靜」「無為」，有道家思想。
如游國恩的《楚辭論文集》，即其代表。其實，從戰國中期至末期，在百家爭鳴達到高潮以後，各家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情況早已出現。荀子以儒家大師而有鮮明的法家傾向；楚國的法家吳起，早年又是儒家經典《左氏傳》的傳受者。尤其楚國乃道家發源地，老莊學說，廣泛流傳。故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也曾採擷道家學說以為己用，《解老》《喻老》，是其明證。「博聞強志」的屈原，正處在如此急劇變化的偉大時代里，搏擊在互相矛盾又互相融合的思想激流中，他在思想意識上所表現出的複雜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在屈原思想領域中所特別應當強調的，是他在認識論方面的特徵。例如屈原的《天問》，對於遠古人類到奴隸時代，有關宇宙形成、自然現象、人類歷史等傳統觀念，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與質詰，誘導人們進行新的探索。這正是屈原思想領域中所閃耀著的樸素唯物論與樸素辯證法的思想火花。
在政治主張方面，屈原的《離騷》曾提到「美政」。這「美政」的具體內容，本應體現在他所草擬的「憲令」之中。但草憲工作既已流產，我們就不得不從他的光輝詩篇中尋找它的痕迹。
在屈原的詩篇中，首先使我們感受到的，是他的政治理想，跟當時一切先進的政治家是一致的。他所要走的，是變法革新、富國強兵的道路。《惜往日》里所說的「國富強而法立」，以及主張「法治」，反對「心治」，就是這一理想的鮮明體現。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提出以「舉賢能」取代奴隸主貴族的「世卿世祿」制。他在《離騷》里不僅明確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而且歷舉傅說、呂望、寧戚等由下層擢居顯位的範例，即其用意所在。
其次是「反壅蔽」，以鞏固君臣關係，保證法令暢行。《惜往日》云：「獨障壅而蔽隱兮，使貞臣為無由。」對楚王之被「壅塞」，時有所指責。實質上他所反對的，正是《管子·明法》所謂：法令「出而道留謂之擁（壅），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再其次是「禁朋黨」。《離騷》云：「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對「黨人」不止一次地揭露。這跟「吳起為楚悼王立法」，特彆強調「禁朋黨以厲百姓」的精神是一致的（《史記·范雎蔡澤列傳》）。
最後是「明賞罰」。在賞罰問題上，屈原主張「參驗以考實」，賞罰必當，反對「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的現象存在（皆見《惜往日》）。當然，屈賦究竟是抒情詩，而不是政論文，對上述的政治主張，不可能做理論上的闡述，他只能結合個人遭遇，在抒發憤懣之情時，略露其端倪。但藉此探索屈原所草「憲令」的政治主張與精神實質，是不會相去太遠的。
END
作者：湯炳正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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