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國人找乾隆告御狀，結果呢？
微信ID
EYEONHISTORY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四月二十二日,一艘三桅商船由南至北向寧波港駛來。
守備水兵立即上報,浙江水師提督武進升得報後,率眾上船前去攔截。經稽查,該商船載有番銀24000個、洋酒1560瓶以及蠟燭、衣料若干。
商船上共有58人,包括5個洋人。其中一個洋人拿出一紙粵海關商照,操著流利的中文向武進升行禮問安。
此人自稱英吉利人氏,中文名曰洪任輝,這艘船系英吉利國東印度公司所有。「因祖上曾到此做過生理……聞得寧波交易公平……」,故前來寧波採購湖絲和茶葉。
此時，洪任輝不會想到，他會在4年後乘船進京告御狀，並因此引來一場牢獄之災……
英國商船
洪任輝(James Flint)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他很早便來到了廣州,長期擔任東印度公司廣州商館通事(翻譯)一職,「於內地土音官話無不通曉,漢字文義亦能明晰」,是個中國通。
正因如此,1753年,當時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熱望開展寧波的貿易,並發出訓令,指示進行的方向」時,洪任輝便被委以重任,隨船前往寧波。
自168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廣州首設商館,並於1689年派第一艘商船抵達廣州港以來,他們便在粵海關「漫無目的的苛捐雜稅」和其控制下的「十三行」的壟斷交易中苦苦掙扎。
粵海關自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建立起,地位便極為特殊,它直屬於戶部,不受地方管轄。
《粵海關志》記載,從乾隆十五年到道光二十年,90年間出任粵海關監督的三十三人,無一例外全是內務府的人,其直接向皇帝本人與內務府負責。
粵海關下轄七個總口,把持各口稅收大權的,幾乎全是粵海關監督的家人及親信。他們長期盤踞關口,「世代相承,視同置產」,利用手上的權力,鑽營肥私、勒索商旅,極其腐敗。
一艘外國商船進出口時要給這些人繳送的陋規名目多達六十八項,遑論對貨物收取徵稅及附加稅的隨意與不合理。
十三行商館區外百船雲集
而十三行則是由粵海關所設立並管轄的特權商行。西洋商船必須通過十三行商人才能進行貿易活動。
粵海關通過這種方式,既可壟斷外貿財源,又可對來華洋人進行嚴密監控。《中西紀事》記載,十三行通過壟斷貿易,剝削外商「有取之十倍二十倍於前者」。
正因如此,洪任輝等人此行北上前往寧波,被英國東印度公司視為意義重大的貿易戰略轉移。一方面拓展商品銷售市場,另一方面欲藉此舉對粵海關施壓,以求更好的貿易環境與待遇。
在寧波的好日子
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平定台灣、宣布解除海禁時,寧波便位列四個對外通商口岸之一(另三個是廣州、廈門、松江)。
然而七十年以來,粵海關匯聚了絕大部分的外商船隻,徵收的關稅遠遠高於其他幾個口岸海關。這讓其他海關欽羨不已。
廈門海關「洋船陋規內總督每年得受銀一萬兩,巡撫每年得受銀八千兩」,但仍抱怨與廣東同僚們相比小巫見大巫。
兩年前的一件事情給浙江官場留下深刻印象: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艘荷蘭商船因海上風浪飄落至浙江,送給浙江大小官員大量金剛鑽、珠寶等貴重物品。他們由此認定:外國商船的到來等同於滾滾財富的到來。
與此同時,想必他們也在後悔:早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便派船隊來到寧波,希望在此設立商館進行貿易,但清方趁機漫天索價,加上皇子允礽、允礽派所謂「御商」前來敲詐勒索,導致此事不了了之。
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
由是,當洪任輝和他的商船突然出現在寧波港時,浙江官場反應異常興奮。
水師提督武進升親自放該船入港,將洪任輝一行人等安排住在大海商李元祚的行店之中,連同本地大小官員,好生招待一番。
當天,武進升與浙江巡撫周人驥同時密折上奏,稱「紅毛國商船久不到浙貿易,今慕化遠自應加意體恤。」飭令寧波商鋪人等與之公平交易,英船照則徵稅。
乾隆御筆硃批:「知道了」 。
也許是受到江浙官員誠意的感召,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艘英國商船又來到了寧波港,載著番銀二十餘萬以及黑鉛、哆啰(一種較厚的寬幅毛呢)、玻璃等大批貨物。
這兩艘商船在寧波的生意大獲成功,貨物受到普通商民歡迎而銷售一空,還載滿了從江浙直接採購的生絲、茶葉等。
十七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與中國的茶葉貿易
中國的絲茶產地主要是在江浙、安徽、福建等地,英商在寧波就近採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還能保證質量：
以前在廣州採購,長途運輸加重成本不說,經日晒雨淋,貨物質量更是難以保證。
而洪任輝這個中國通,由於稔熟中國人心理與官場潛規則,在寧波八面玲瓏、名聲大振,連戶部郎中范清注都慕名而來找他訂購玻璃。
他在完成公司任務的同時,還與安徽茶商汪聖儀合夥做起了茶葉生意。英國人賺得盆滿缽滿,浙江官方的初衷也得以實現:
僅從這兩艘商船,浙海關便「征正稅銀三千五百二十二兩零,飯食火耗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零。」
消息傳到英國東印度公司本部,英國人大受鼓舞。
次年,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該公司又先後派遣兩艘商船從廣州前去寧波。水師提督武進升例行稽查之時,也頗感吃驚:較之前一年來的,這次的船規模大了許多,水手有一百多人。
貨物裝得很少,大部分艙位里放得全部都是裝滿銀元的箱子,洪任輝告訴他:這些都是用來收購生絲、綢緞、茶葉、瓷器的。
作為一省綠營的最高首長,武進升有具摺奏報重大緊急機密事件的資格和義務。在進行完對商船的例行稽查之後,又安排好英國人做生意的諸項事宜,他按照慣例向乾隆皇帝密摺奏聞。
然而,他沒想到的是,這一次,乾隆的態度起了微妙的變化。
天威難料
武進升並不知道,自己在密折里雖然為英國商人說盡好話,但也許無意間提到的一個小細節,卻讓乾隆心頭一緊:「番梢並小廝四十名,俱無髮辮。」
「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髮辮作為效忠大清的標誌,從來都是滿人統治的頭等大事。清朝初年的一紙剃頭令讓江南一時血流成河。
夷船之上四十人居然沒有髮辮,又和紅毛番鬼狼狽勾搭,是何居心?意欲何為?乾隆一聲令下:著軍機處傳旨兩廣總督楊應琚查奏。
楊應琚很快查清,原來這些「番梢並小廝」雖來自澳門,但均系「番人」,故未留髮辮。看來屬虛驚一場,但乾隆心中的小疙瘩想必是結下了。
武進升也不知道,在自己此次上奏之前,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正月,頂頭上司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已經密奏乾隆:
「查紅毛番船向止在粵往來,鮮至浙省,今忽舍熟游之地而突來寧波,自應嚴加防範,以重海疆。」
乾隆帝畫像
也許正因如此,此次乾隆態度突然轉變:要對英國東印度公司北上寧波開闢市場加以防範與限制。
他傳旨給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允許洋商貿易,寧波本與廣州澳門無所區別,但如在寧波多一市場,恐積久留居內地者愈來愈多。海濱重地,殊非防微杜漸之道。」
作為滿清皇帝和貴族,乾隆和喀爾吉善的擔憂自有他們的根據:江浙一帶地傑人靈,滿清入關之後,在這裡受到了最慘烈的反抗。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狼煙雖已散去,顧炎武、呂留良等人雖已去世,但江南士子百姓的風骨與血性依舊讓滿族統治者心有餘悸。
乾隆擔心一旦洋人與漢人雜居相處,勢必威脅到「海濱重地」的安全,更會成為他滿清帝國的心腹大患。
與此同時,兩廣總督楊應琚密奏:來粵海關貿易的洋船比往年大為減少。他以粵民生計和兩省海防為理由,力陳浙江通商的弊害,聲稱「再四籌度,不便聽其兩省貿易。」
楊應琚的反應不是偶然。
中西貿易長期在廣州進行,已經形成一個由行商、粵海關、廣東政府官吏以及宮廷內務府組成的龐大官僚利益集團,處於壟斷地位,而楊應琚正是這一集團的代言人。
他們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利益被浙江分割,故絞盡腦汁從中作梗。早在英國商船動身北上前往寧波時,廣州的官吏和商人們便開始恐慌,他們竭力要求兩廣總督的支持,並湊了一大筆錢發送到北京打點各路關節。
由是,楊應琚與喀爾吉善連銜上奏,要求在浙海關定立章程,並令其將關稅「視粵關則例酌擬加征一倍」,他們想用這種經濟方法讓「洋商無所利而不來」。
然而讓他們大跌眼鏡的是,儘管朝廷正式宣布將在浙海關課以重稅,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仍舊絡繹不絕地往寧波港駛來。
浙江新任巡撫楊廷璋詢問包括洪任輝在內的英商們為何如此,英商們的答案完全一致:「廣東洋行包買包賣,把持刁難,故不願去……是以來浙,只求准我貿易,願照新例納稅。」
楊廷璋將洪任輝們的說法密奏給乾隆,並建議允許英商在浙貿易。乾隆此時想法又發生動搖,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八日,他下諭:
「增稅之後,番商猶復樂從……粵中牙儈狎習年久,把持難留,致番商不願前往,亦系實情……則赴浙赴粵皆可。」
好消息從紫禁城裡傳到東印度公司的船長們耳朵里沒多久,壞消息便接踵而至了。
不測風雲
就在乾隆皇帝下旨允許英商在寧波貿易的三個多月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十日,他突然又下了一道旨意:「止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
此時楊應琚已改任閩浙總督,乾隆令他將此旨意向在浙洋商傳達,並令新任兩廣總督李侍堯在粵遍諭。
與此同時,當洪任輝的商船滿載貨物駛入寧波港時,「中國人讓他先等著,然後沒收了他半船的貨物,並不作任何解釋就收繳了船上的所有火炮」。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初九,廣州,兩廣總督李侍堯召集外商,正式宣布今後只准在粵貿易。
「一口通商」政策正式確立,一直持續到82年後的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過了沒幾天好日子的洪任輝們仰天長嘆:「准許在中華帝國東部口岸貿易的時期宣告結束……」,透著無盡的悲涼。
伍秉鑒（1769—1843年），清代廣州十三行商人，「一口通商」使得他成為19世紀的世界首富。
英國人想不通,同樣是在東方,在印度,他們可以憑藉武力、商品以及對本土政權的收買,所向披靡、為所欲為。而在中國,儘管他們已經非常克制與配合,但仍然處處碰壁、受挫。
他們嚴格禁止自己的水手與土著之間發生「吵鬧和爭鬥」,指示洪任輝們:「只能採取和善及商議的方法,要極度謹慎,不準用任何理由去損害中國政府的感情。」
為了研究中國文化,以期更深入的了解中國,他們甚至向英國皇家學會發出查詢函,要求其研究中國文字與埃及文字是否存在近親關係而實際是一種文字。
甚至在多年以後,當英國政府決定派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東印度公司還表達了自己的顧慮：
「它生怕對於糾正所受不公平對待一事求之過急或時機尚未成熟而堅請進一步的特權,反而會使中國政府心存戒懼,將對外貿易完全封閉。」
然而這種種努力,仍然換不來他們所追求的貿易空間。
黃埔帆影
乾隆皇帝出爾反爾朝令夕改,令洪任輝們非常憤怒,他們將矛頭指向廣州當局,認為是廣州政府和海關在欺騙和誤導皇帝:
「廣州地方當局對北京當局有重要影響,由於他們體驗到日益增長的對外貿易所生的利益,他們必然渴望將其獨佔」。
廣州當局對北京的影響,從乾隆對楊應琚奏摺的重視可見一斑。但這些洋人不知道也無法理解,乾隆並非受欺瞞蒙蔽,他這麼做有著自己的邏輯與考量。
粵海關為滿清政府提供了巨額財政收入,最高時曾達到全國關稅總量的近一半。而這些收入的絕大部分,都去往宮廷內務府和戶部,是清廷修建皇宮廟宇、開支軍費、修河造堤、鎮壓起義等活動的重要來源。
粵海關地位如此特殊、作用如此巨大,豈是浙海關所能相提並論?
虎門海港上的外國商船
在乾隆心中,比財政收入更為重要的,是清王朝的政權穩固。
楊應琚的奏摺中,有一點令乾隆極為觸動,那就是粵海關的地理優勢:廣州臨海有虎門,「金鎖銅關」天險拱衛,有官兵防守,黃埔又是從海上抵達廣州必經的內河水路。
這裡水勢複雜,沒有中國領航員帶領,洋船實在難以進出。反觀寧波海面遼闊,外國洋船揚帆即可直達腹地。
在乾隆看來,「浙民易囂,洋商雜處,必致滋事,若不立法禁絕,恐將來到浙者眾……」,而「英吉利在西洋各國中最為桀驁強悍……不可不預為之防……」,這兩者若勾結起來,豈不是朝廷大患?何況在這位皇帝心中,「防民」更甚於「防夷」。
如此一來,乾隆的取捨便不言而喻了。
至於粵海關與地方大員、朝廷命官、內務府甚至宮廷貴族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以及其營私腐敗的內幕,皇上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洪任輝「叩閽」
儘管在中國屢受磨難與挫折,但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貿易獲利的數額,仍然讓他們無法放棄，僅1756年該公司在華茶葉貿易中就獲利將近20萬兩。
如此高額的收益,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更不甘心開闢新航線的努力就這麼失敗了。
洪任輝絕不甘心就這麼灰頭土臉地回廣州。在寧波他得到了大量的財富、榮譽與尊嚴,這一切豈能放棄。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決定派人去和中國最高當局直接接觸,以求改變乾隆皇帝的決定。而這項艱難的使命,當仁不讓地交到洪任輝手中。
「中國通」洪任輝知道,在《大清律》中有一名曰「叩閽」的法條,規定百姓若有重大冤屈,可以告御狀,即直訴權。
於是洪任輝找到一個名叫劉亞匾的四川人幫他寫了訴狀,又請一個名叫林懷的福建華僑對訴狀進行修改潤色。
準備妥當後,洪任輝開始了他的叩閽計劃。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五月三十日,洪任輝駕駛一艘名曰「成功號」的小船從澳門出發,經台灣海峽,一路北上,到達浙江定海。
在定海外四礁洋面,被清朝水師攔截,不準其靠岸,並令其「返棹回粵」。六月一日,洪任輝被迫離開,臨行留下一件控告粵海關官員的訴狀。
此事隨即被上奏乾隆,乾隆嘉獎浙江地方這事辦得好。誰也沒有想到,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輝和他的「成功號」突然出現在天津大沽口。
面對登船稽查的大沽營游擊趙之瑛的盤問,洪任輝說:
「我系英吉利國四品官,向在廣東澳門做買賣。因行商黎光華欠我本銀五萬餘兩不還,曾在官差衙門告過狀,不準;又在總督衙門告狀也不準;又曾到浙江寧波海口呈訴,也不準。今奉本國公班衙派我來天津,要上京師申冤。」
聽完洪任輝的來意,趙之瑛表示若給他五千兩銀子便可幫忙,還對洪任輝說:「你的成功與否,完全看我第一次傳達的好壞。」
面對赤裸裸地敲詐,洪任輝在日記中頗為無奈地寫道:「我們為了這件事經過如此的困難,就不因為了一些錢而放棄目的。」他有些天真地認為:「使廣州那些官員完蛋,以後我們就可以不再忍受他們的壓迫了。」
經過討價還價,洪任輝給了趙之瑛兩千兩,約定其餘的事成之後再付。清朝規定洋人不得入京,趙之瑛幫洪任輝在天津官場一番金銀打點。
六月二十九日,洪任輝的訴狀由直隸總督方觀承送奏乾隆。
看到洪任輝的訴狀後,乾隆勃然大怒。他立即委派欽差大臣前往廣東,將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解官審訊。
他說,「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務須徹底根究,以彰天朝憲典」;他打算以此為契機,整頓吏治、打擊腐敗。
一切似乎都在都朝著有利洪任輝的方向發展。
廣州的商館（約1760年）
但此時,一個大人物終結了洪任輝的好運。
他就是新任兩廣總督李侍堯：作為一朝名臣,史書記載了一個精明強幹、深諳官場規則的官員形象：
他短小精敏,讀書「過目成篇」;他極具知人之明,「見屬僚,數語即辯其才」;他極工心計,不僅屬員「從皆悚懼」,更極善窺測上意……這麼一個人,註定要成為洪任輝「叩閽」的終結者。
他先是為李游標極力開脫,將責任全部推到其家人身上;隨即,他又委婉地暗示皇帝,宮廷里的珍寶奇玩、奢侈洋貨,就是粵海關貪腐的原因;內務府成千上萬的花銷,幾乎是李游標一手操辦的……
這些說辭,讓皇帝頓生憐憫。李游標得以保住性命，僅革職抄家、「以律杖流」。
李侍堯（？一1788年），字欽齋，清朝乾隆時期大臣
此後，李侍堯矛頭一轉,質疑起了訴狀的產生、投遞的程序。
洪任輝日記記載,早在等待皇帝旨意時,就有清朝官員盤問他,「在寧波是否有中國人教唆我們採取這種方法來申訴」?
據說,洪任輝回答,「不是中國人,不是任何人,只是我們自己明白要到什麼地方去」。而在他作為原告、跟隨欽差前往廣州後,李侍堯質疑訴狀與投遞程序的奏章,讓他遭逢了一場牢獄之災。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十七日,李侍堯召見在廣州的所有洋商,洪任輝也在其中。當他進入總督府內院後,幾個親兵擁了上來,摘下他腰間的佩劍,隨即又將他強按在地,向總督大人行禮。
隨後，洪任輝聽到了李侍堯的親口宣判:「……念爾外夷無知……姑從寬在澳門圈禁三年……」
洪任輝之外,幫他寫訴狀的那個四川人劉亞匾,被判斬首示眾;幫他修改訴狀的福建人林懷遠在海外,逃過了這一劫，但他在原籍的親族均被查抄;被牽連的還有此前與洪任輝合夥做茶生意的徽商汪聖儀,他被發配邊疆充軍。
無一例外地,他們的罪名都是「私通外夷」。
洪任輝「叩閽」34年後，馬嘎爾尼使團成員在熱河朝見覲乾隆帝
不僅如此，當年十月十五日,滿清政權推出《防範外夷五條》,表明其對外政策的徹底強硬與封閉。
次年春天,英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給李侍堯寫了一封信,要求釋放洪任輝,也沒有得到任何迴音……
三年後,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圈禁於澳門的洪任輝終於刑滿釋放了。他乘坐英商輪船回國。
據說,當輪船駛過虎門炮台時,負責監視的官員看到他在船上沖著炮台方向「行禮叩謝」。該官員為此在當天密折里寫到,洪此舉表明其「尚知感畏」。
而幾千里之外,當乾隆皇帝看到這份密折時,他想必也異常得意。這一年,準噶爾部的叛亂最終平定,他在新疆設立了伊犁將軍府;他的「十全武功」又多了一份顯赫,而大清國四海昇平,天朝威震天下。
洪任輝的這個舉動,似乎為此做了一個再好不過的註腳。
餘音
洪任輝事件就這樣落幕了。但它的餘音,卻久久迴響在歷史裡。
也是1762年,洪任輝被釋放這一年,在幾萬里外的歐洲,第三次西里西亞戰爭(即七年戰爭)臨近尾聲。
經此一役,洪任輝的祖國打敗法國,取得世界範圍內大片殖民地,成為新的歐洲霸主,「日不落帝國」就此誕生了。
31年後,當這個新興霸主派遣使者馬戛爾尼對兩國交往進行最後努力時,已成耄耋老者的乾隆皇帝傲慢地關上了大門。
三十多年前的舊事歷歷在目,在他看來,這個蠻夷之國,最終也會像他的子民洪任輝那樣,拜倒在天朝上國的腳下。
馬戛爾尼打開中國大門的努力,和洪任輝的「扣閽」一樣,不可避免地失敗了。此前,他曾經嘲笑過洪任輝;此時,他卻終於認識到了洪任輝的艱難處境。
不過他並不沮喪,在他由南到北的幾千里遊歷中,他徹底地看清了這個國家。他說,「清帝國好比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
又47年,英國的戰艦代替商船,開進了中國港灣。
TAG:看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