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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技術父權制:普雷西亞多談繁殖/再生產 | ARTFORUM雜誌

原標題:巴洛克技術父權制:普雷西亞多談繁殖/再生產 | ARTFORUM雜誌


巴洛克技術父權制


文/保羅·B·普雷西亞多| Paul B. Preciado

譯/張涵露


2018年1月刊



一顆剛授精的人類卵子中的兩個親代原核. 圖片:Alan Handyside.

在再生產/繁殖的領域——性、社會、文化——中,我們直面著當代權力最關鍵的層面。


地球在轉變。權力在轉變。我們正在經歷一種範式轉移,說到底,這種範式轉移可能和通常與「早期現代性」這個標題所綁定的一系列時代斷裂具有同樣程度的後果。如今當我們面對自己所經歷的變化時已經找不到任何系統性的診斷了。在我們能夠發明出有效的抵抗策略之前,我們需要勾勒出那些已經在運行的權力,並且鑄造一套批判語言,來匹配我們的周遭。而這一狀況,反過來,也使我們的批判重點發生了轉變。


大部分對於目前正在發生的變化的研究都圍繞著一些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核心特點的進程:經濟的金融化、價值的抽象化、信息的數碼化、計算互聯網路的擴延、工業自動化以及勞工的機器人化。在這些研究中,權力依舊被主要理解為對生產形式進行撥用、管理以及自由化的社會規則。雖然對生產(production)本質的變化進行理論化也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還沒有充分地闡述權力與「再生產/繁殖」(reproduction)相關聯的一面。


在再生產/繁殖的領域——性、社會、文化——中,我們直面著當代權力最關鍵的層面。權力與生命之間的關係正在經歷著最為劇烈的變異。在這裡,我指的並不僅僅是70年代流行起來的福柯式的生命權力(biopower),而是權力對一切生命產生作用的一切渠道:從純粹力量、暴力以及賜予死亡的能力(死亡政治學,necropolitics),到解碼、保存、複製以及修改生命形式的潛力。「統治我們自己的藝術」,人際關係,體制機構,話語討論,那些使活著的生物體被視作為「人類」、被視作為一個可繁殖的公民的技法,一具(有機的或機械的)身體有能力說「我」所需要經歷的過程,這些,都在變異。


根據許多不同的知識社群的定義,生命最基本的意味,是一個可以維持和繁殖自身的系統。為此,該系統必須將能量(食物、陽光、化石燃料等)轉化為熱量,並將這些能量中的一部分分配給新陳代謝,如此才可存活並繁殖。任何一個政治政體都對捕捉和分配能量以及繁殖生命的集體性方式進行管控。就那個歷史上被視作為人類的物種來說,繁殖的生物代碼可能已經被符號學代碼以及始終在加速流動和變異的語言、知識和實踐——也就是我們稱之為文化的東西——所匹配,甚至超越。而文化的演變(技術、意識形態)也反饋在對生命的管控上,它影響著,甚至阻擋著權力執行其基本任務的方式——它的基本任務是控制和管理生殖。


《雙峰:回歸》,2017,Showtime頻道電視劇靜幀.


自由派和共產主義的權力理論都將繁殖自然化了,並視之為無歷史的(如果他們還會考慮繁殖這件事的話)。因此,對繁殖進行去自然化(denaturalize)便是緊急的、必須的。為了達到此般目的,下文就是對權力體系進行歷史化的一些筆記,這些體系在其剪不斷理還亂的複雜體中操作生命,它們也構成了作為主角的我們——作為「活著的政治小說」。圍繞以下三種權力技術類型的互動,我們可以更為便捷地思考歷史。


第一種是古老的死亡父權制(necropatriarchal)權力體系,在其中,只有男性身體才是有主權的身體。婦女、兒童以及非人類生物體的身體都是次等的。在死亡政治術語中,男性主權是由其作為暴力的合法壟斷者而定義的。父親的和男性的權威是原始的、絕對的。父親就是那個有權利賜予死亡,決定他妻子、孩子以及所有其他依附者命運的人。死亡父權制對主權的這種定義是最古老、也是最廣泛的權力行使方式,展開來看,它相關於自然資源是榨取主義(extractivism)、相關於領土是佔領、相關於社會領域是統治,而相關於性是強暴。


第二種是異性戀-殖民(heterosexual-colonial)權力體系,它伴隨著現代性發展起來。十五世紀開始的資本主義以及殖民主義生產系統覆蓋並超越了父權主權。異性戀-殖民權力體系的存在離不開種族這一新型政治分類,種族政治動用了新興的經驗主義,以及被用以合法化種植制度、奴隸制度以及反種族通婚法規的科學解釋。對於性別差異、異性戀和同性戀的那些(顯然是)解剖學的以及精神病理學的認識,在殖民帝國中統領著繁殖的實踐。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吉·沃康格姆(Guy Hocquenghem)、安吉拉·大衛斯(Angela Davi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傑克·霍伯斯坦(Jack Halberstam)、阿基里·姆本貝(Achille Mbembe)等人都已經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見解,細數了異性戀常態化(heteronormativity)和種族這兩者分別被構建為性別和人相學條件的諸種方式,作為對比的,是那些決定我們的身體在一個生產和再生產/繁殖體系中所處位置的權力技術。女人、孩子、有色人種、原住民、「殘疾人」、離經叛道者,以及動物,都被視作為非人類,以及作為下等公民(infracitizens),他們沒有渠道獲得統治思維或者知識生產的技法,也對作為人類首先意味著什麼這一點的支配性構想沒有任何影響力。


安娜·杜米特留(Anna Dumitriu),《工程抗體》,2016,聚合物粘土、來自HIV陽性血液的結晶氨基酸、染料、繡花棉布印花布、仿古鉤編亞麻布,30 x 30厘米.


十九和二十世紀那被標準化的異性戀制,與它關於身份和差異的邏輯一同,加固了性別-工業泰勒主義化以及生殖器福特主義(sexo-industrial Taylorization and genital Fordism)。這種對於性別的醫藥法學認識,使得生物繁殖越發地快速、廉價,以此來打造工業主義和新民族國家中的勞動力。其終極結果:將作為社會基本構成單位的核心家庭奉若神明——互相隔離,圍繞繁殖來建構,並且易於遷移,利於促進種族和經濟區隔。現代性不僅發明了一種新的、適應機器的勞動身體,而且還發明了一種新的靈魂,其有能力只對那種生殖利潤豐厚的性產生渴望。


第三種權力技術是藥物色情(pharmacopornographic)體系,它從六十年代開始崛起,儘管它的開端可以被追溯到1953年科學家發現DNA的雙螺旋結構。這一體系由對基因組的繪製和操控而定義,也由使用荷爾蒙和手術技術以改變身體的樣貌和新陳代謝而定義,還由人們對社會性別、雌雄同體、跨性別的全新認識而定義。這些新的社會管理形態是對性別差異的認識危機的回應。已經很清楚的是,社會性別無法被縮減到兩性,也無法被所謂的生殖器官的形式所定義,然而,醫藥和法律機制卻仍堅持在技術上重構這種二元性,以維持社會等級制度。與此同時,控制著異性戀繁殖的技術在最近幾十年逐漸外化。首先,(女性避孕)藥片將異性戀與繁殖分離,這,將使原本合法化異性v.s.同性戀的解釋變得老舊,在那種概要中,正常的生殖的性與病態的非生殖的性是對立的。第二,隨著體外受精的出現,性重組開始在身體之外發生。很快,外在子宮的工業化也將使男性化和女性化之間的區別變得遠古。有機育種者和人工育種者之間那不可避免的區分,將伴隨著一種新領域的誕生:繁殖工人。第三,網際網路,這個全球化的多媒體自慰義肢,將提供無限的色情和消費渠道,它也將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壓垮一種已經四面楚歌的認識,即身體作為生殖能量的容器、只為懷上孩子而存在。

藥物色情生產和再生產/繁殖似乎需要一些「有創造力的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時刻。在二十世紀中葉,對於放射性元素的利用賦予了人類摧毀這星球上每一種生物體(可能細菌除外)的權力。核戰爭始終作為一種可能性懸置著,並且將藥物色情技術與死亡父權衝動聯繫了起來。外部輔助生殖、基因組改造和貨幣化的新技術,以及靈魂設計的新型干預,這些藥物色情舉措中有一種潛在的死亡政治協同作用;所有的這些現象共同製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機,來對其他人類以及非人類生物體進行控制、排斥以及殲滅。用基因和生物群系來武裝自己的戰士會帶來意外後果,我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或預測。我們需要對這個新狀態負責:我們是第一個有能力摧毀這個星球上生命的物種。


簡言之,地球上生命的存活全依賴那些生產和再生產/繁殖的合作與共生技術發明。


社會與文化再生產的語言符碼的演變,是調查權力行使的關鍵元素。學習可以被視作為基因重組的一個文化類比,它也是個體與集體在短時間內發生變異,或者適應快速變化的方式。我們如何從共有的歷史中學習?是不是有可能用非死亡政治的術語來定義一種新的男性化形式。是否有可能將家庭和民族國家去父權化和去殖民化?有沒有公平合理的方式來治理對生殖液體(精液、乳汁、血液)、器官(子宮)、細胞(胚珠、精子)以及基因材料的使用?可不可能將這些東西重新分配,甚至將它們集體化?我們必須將文化重組的原則應用到對生命的生產和再生產策略上,如此才能改造權力技術,才能(在政治上)變異。


民族國家和生物醫藥產業為了控制女人的子宮而競爭。


我們生活在一個權力的技術與體系重疊交雜的巴洛克時代。我們並非面對著歷史時期那清晰而平坦的地層,而是一種令人暈眩的複雜地形,其中充滿著互相聯通或短路的力量。有時,有著劇烈差異的技術之間可能建立起預料之外的聯繫;有時,兩種或多種技術會為了控制和佔領同一種能量路線、同一些生殖液體、細胞、器官或者身體而鬥爭。比如說,民族國家和生物醫藥產業為了控制女人的子宮而競爭,前者竭力使作為生殖免費勞動力的婦女繼續成為國家資源,而後者則夢想著將子宮改造成臣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生物環境。特朗普時代是死亡父權制權力技術的高峰期,同時履行著種族和性別的殖民含義,並具有高度複雜的藥物色情體系框架。然而,這個全新的數碼與生物技術法西斯主義也可以是最後一個。


保羅·B·普雷西亞多(Paul B. Preciado)是一位哲學家、策展人,以及跨性別行動者。他是文獻展14(卡塞爾/雅典)的公共項目策展人,目前為法國阿爾勒LUMA基金會的駐留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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