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問西東》背後，是100年來中國最牛的大學，遠勝哈佛耶魯

最新 01-26

首發：1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草地周刊

作者：關山遠（新華每日電訊專欄作者）

電影《無問西東》熱映，4代中國讀書人的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西南聯大一段，盡顯國家民族危難時刻，中國讀書人的血性與風骨。

1938年4月，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成立。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多時間的大學，卻在中國人的記憶中有著無可替代的地位。80年過去了，提起「西南聯大」，國人依然百感交集，熱淚盈眶。

看《無問西東》，第一次感覺心臟受到撞擊，是「靜坐聽雨」一段：昆明的驟雨打在教室的鐵皮屋頂上，聲若雷鳴，教授一次次提高音量，學生們仍然聽不見。教授索性在黑板寫上4字「靜坐聽雨」，然後坐下，肩頭已被滲透下來的雨水打濕，他就那麼坐著，眼神恬淡從容，看著滿屋青年學生。

這是抗戰年代中國讀書人的真實寫照：無畏日寇猖狂，不懼環境惡劣，以浩然正氣，護中國文脈。

電影中寫下「靜坐聽雨」的教授，原型是西南聯大經濟系教授陳岱孫，他素以上課「準時」著稱，往往是講完最後一句話，下課鈴聲響了。有一次他還沒講完，下課鈴聲就響了，後來發現：是校工敲錯了。但是在西南聯大，環境簡陋，一旦下雨，他講課的節奏就會被打亂。

西南聯大鐵皮屋頂的教室。

簡陋還有另外一個「副產品」，任繼愈在《我欽敬的陳岱孫先生》一文中回憶道：「陳先生講課認真，以身作則，給同學作出榜樣，同學們聽課從未敢遲到。

個別同學去遲了，不好意思進教室門，就站在教室窗外聽講。好在西南聯大的新建校舍有門窗而無玻璃……站在靠近講台的一端聽講，比坐在後排還聽得清楚，只是沒有扶手椅，記筆記不方便。」

1946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合影。

鐵皮屋頂後來也沒了：經濟越來越困難，西南聯大隻得把以前的鐵皮房頂賣掉來維持運轉，全部改造成了稻草屋頂。一下雨，教室漏得厲害，學生們只好打著傘上課。但能打著傘上課也還算不錯了，日寇飛機頻頻前來轟炸，師生們只能躲到鄉間，這是何等之悲憤：雖然偏處西南一隅，仍然避不過侵略者的炮火。

學校財政困難，被迫將校舍鐵皮屋頂賣掉，換成茅草頂。

但敵人再猖狂，又能怎樣?即使在躲突襲的間隙，師生們仍在上課，《無問西東》中有這樣的鏡頭：在昆明鄉間的山溝里，渾身泥濘的師生，仍然能夠從容地上課，地質學、哲學、文學……當敵機轟鳴而過時，陳楚生飾演的吳嶺瀾，在大聲為學生朗誦泰戈爾的詩歌。

西南聯大的茅草屋與圖書館

但凡知道一點中國歷史的，看到這個鏡頭，怎不難抑熱淚?這樣的中國人，豈是能夠被打倒的!

今天回想起來，當年雲集在昆明的那一代讀書人，確實踐行了先賢孟子所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們原本是大城市名牌大學的著名教授，生活優渥，身份尊貴，住華屋，有聽差，來到昆明，居然會遇到「飢餓」這個難題。

學生們下課了。

當年，在一個又一個漫漫長夜裡，朱自清餓得無法入睡，一人孤獨坐著。他的日記中，常有「胃病發作」「胃痛，抽搐」「每日嘔水」等文字。1941年3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本來諸事順遂的，然而因為飢餓影響了效率。過去從來沒有感到餓過，並常誇耀不知飢餓為何物。但是現在一到十二點腿也軟了，手也顫了，眼睛發花，吃一點東西就行。這恐怕是吃兩頓飯的原因。也是過多地使用儲存的精力的緣故。」

物理系教授吳大猷的家，遭到日機轟炸，最讓他心疼的是缸里的麵粉摻進了很多碎玻璃和泥沙，只能用水沖洗，做成麵筋。為了給妻子補充營養，他常常去菜市場撿些牛骨頭，回家熬湯。在最窘困的時候，他甚至養了兩頭小豬，計划到年底賣掉換些錢……

化學系的學生在做實驗。

教授夫人們也早就告別了養尊處優的生活，為補貼家用絞盡腦汁，校長梅貽琦的夫人韓詠華做糕點——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取名「定勝糕」，做好後挎著籃子，步行45分鐘到「冠生園」寄賣，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

西南聯大的教授夫人們

著名作家宗璞是哲學家馮友蘭的女兒，抗戰時期隨父親赴昆明，就讀西南聯大附屬中學。她寫的《野葫蘆引》的多卷長篇系列，細膩描述了當年西南聯大的生活。

第二部《東藏記》，取名「東躲西藏」之意，還原了當年在空襲之下西南聯大師生清苦而又豐富的生活，比如在一次空襲中，物理學教授庄卣辰被炸彈掀起的泥土埋住了，還始終緊緊抱著實驗儀器。

西南聯大遭日機轟炸。

書中有這麼一個細節：幾個從北平隨父母來昆明的少年，得到了一次吃西餐的機會，孟嵋(原型其實是宗璞本人)「把麵包切成小塊，仔細抹上黃油，一小口一小口吃」，請客的仉欣雷說：「照說，人都受環境影響，可你們無論環境怎樣壞，總有一種清氣，或說有一種清貴之氣，很奇怪。」瑋瑋(澹臺瑋)沉思地說：「雖然吃的是『八寶飯』，我們卻處在一個擁有豐富精神世界的集體中，那力量是很大的。」

這個「豐富精神世界」，是西南聯大獨有的氣質。縱然國破家亡，但始終有一群人，在守護著中國的文脈，這支文脈不斷，中國就不會亡。

他們不得不離開北平。

有一位教授，名滿天下，「七七事變」後，他的父親絕食而亡，「他覺得自己老了，不能去保衛祖國，國家淪陷，他不能承受如此恥辱」。他給父親辦喪事的時候，日本憲兵隊找上門來，請他去做客。

日本人正在找名人來為華北偽政府撐門面，比如周作人。但他不是周作人，他沒等父親出殯，就悄然離開北平，往西南而去。這個教授叫陳寅恪，國學大師。

陳寅恪

有一個少年，看到日軍在北平淪陷後舉行「慶功會」，怒不可遏，當眾把一面日本膏藥旗撕得粉碎，並扔在地上踩了幾腳。

他的父親是清華大學美學教授，知道兒子此舉必將引來日軍報復，不得不把他送出城，南下昆明，臨行前，他告訴兒子：「以後你一定要學科學，不要學文，科學對國家有用。」這個少年叫鄧稼先，若干年後的「兩彈元勛」。

《中國現代科學家（六）》紀念郵票之一核物理學家鄧稼先來源：視覺中國

那些想盡一切辦法離開北平的人，不甘心在日軍鐵蹄下生活，更不甘心成為日軍毀滅中國文化的幫凶。日本侵略者的目的是妄圖摧毀中國之文脈，讓中華民族「亡國滅種」。

日軍每攻佔一個城市，均有計劃摧毀和破壞中國文化：焚毀出版機構、破壞大學、佔領學術機構、劫掠圖書文物、殘害知識分子……北平當時是中國的文化中心，淪陷後，日寇對北平的文化機構尤其是大學進行了瘋狂破壞，《北京市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一書顯示：北平淪陷期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均遭洗劫。

清華大學成為日軍的兵營和傷兵醫院，學校設施、儀器設備、圖書均遭受洗劫，體育館被用作馬廄和食物儲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毀，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隨軍妓館；北大沙灘紅樓淪為日軍憲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職工遭受嚴重身心折磨，最為惡劣的是，日軍劫掠北大圖書館館藏珍品《俄蒙界線圖》，這一孤本文獻，迄今下落不明……

日軍在侵佔的城市，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宗璞《野葫蘆引》系列小說第一部《南渡記》，就寫了「七七事變」後日本人在北平各中小學強行推行日語教育的情景：

「這時教室門開了，校長、教務主任陪著一個穿淺色西裝的男子走進來。

「這人顯然是日本人了。是侵佔了北平的日本人，是逼走了我們父兄的日本人，是來進行奴化教育的日本人。瑋瑋看著這人相當文雅的臉，覺得血直向頭上涌。校長一進門，就站在方老師身邊遮住她，很快講起話來。

「『同學們，這位三浦健郎先生是來教你們日語課的，他也要和你們做朋友。』校長咳了一聲，『現在北平的日語教師還不多，我們是第一批開日語課的學校。三浦先生提議早點來認識你們。』他再想不出話講，便伸手請日本人講話。日本人高興地向前走了一步，用生硬的中國話說了一番，大意是：日本是個很小的國家，可是力量很大，和中國親善的願望很堅決，我知道，這是全北平的最好學校，學生都是聰明少年。諸位年輕朋友一定要學好日語，好一同合作。他並不趾高氣揚，可是他深信自己國家的力量。驕傲的眼光直看著同學們，大有主人翁態度。

「教室里死一般安靜。同學都低著頭。他看了一會，轉身出了教室，校長等人也跟著出去。同學好半天還因為羞恥不願抬頭。」

《野葫蘆引》主人公之一的澹臺瑋，一個英俊少年，離開北平，就是因為難以忍受上學途中，要經過一個日軍哨崗，哨崗上貼著的一圈告示，斗大的字，寫的是：「每天清晨中小學生過此崗必需向皇軍一鞠躬。」書上寫道：「瑋瑋當時只有一個念頭：不惜一切代價逃脫這種恥辱。」

到昆明去！到昆明去！

到昆明去，道阻且長。

小說《南渡記》中的路線是：從天津乘船，途經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達昆明。這也是鄧稼先當年的路線。但與西南聯大聯繫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文人長征」。

長沙臨時大學舊址。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學，這一天也成為西南聯大校慶日。戰火迅速蔓延，長沙連遭日機轟炸，1938年2月，長沙臨時大學分3路西遷昆明。

1938年4月，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從長沙到昆明，當時有3條路線：

大多數教師、家眷及部分女同學從長沙乘火車到香港，然後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車入滇；

經濟條件較好的男同學和少數女同學，由長沙乘火車到廣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車途經柳州、南寧、鎮南關進入越南，轉乘火車入滇——這一路人數最多；

而最艱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發，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了。旅行團由267名家庭貧困的男同學和11位中青年教師組成，配有4名軍事教官及隊醫等。他們跨越湘、黔、滇三省，翻過雪峰山、武陵山、苗嶺、烏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歷時68天。

文人長征，曠古未有。雖名「旅行團」，但絕無旅行之悠閑。史載，「湘黔滇旅行團」出發之前，每人發給軍裝一套，綁腿、草鞋各一雙，油布傘一把，限帶行李8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需的生活用品。

「長征」路上的西南聯大師生。

這批讀書人腳踏草鞋，行進在泥濘的湘北大地。頭幾天還有人打傘，可細雨似乎永無停止地下著，為了行走方便，大家將油布傘往背後一擱，不撐了。棉衣濕透了，到宿營地攏一堆火烘乾，第二天再穿。

參加過這次「旅行」的人回憶說：在路上時間長了之後，隊伍越拉越長，首尾相距竟有十多公里。

為了照顧那些掉了隊的人，負責後勤的人一般每天下午5點以後就開始找地方宿營，飯做好後，把所有的碗集中起來，以每人盛一碗為限，先到者先吃。晚上9點以後，各隊隊長清點飯碗，只要碗都空了，就說明人員全部齊了。

時年40歲的聞一多當時是帶隊教師，一路歷盡艱辛，但他仍然意氣風發，沿途畫了50多幅寫生畫。他還蓄鬚明志，表示不驅逐倭寇決不剃去鬍鬚。

抗戰期間，聞一多教授在西南聯大執教時，因生活所迫，掛牌刻製圖章。

楊震聲教授聽說聞一多要參加步行，曾打趣說：「聞一多要參加旅行團，須帶一副棺材同行。」聞一多到昆明後，見到楊震聲，也風趣地說：「如果我帶著棺材走的話，現在可以送給你了。」

西遷的，遠不僅僅是西南聯大。據統計，抗戰期間，中國106所高校進行了300餘次搬遷，遷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遷校達4次。

「聯大長征」隊伍抵達常德縣。

浙江大學從1937年到1940年前後內遷4次，歷程2600餘公里，先從杭州遷至浙江建德，後遷到江西吉安與泰和，再遷廣西宜山，終遷貴州遵義、永興。

遷校同時，浙大還協助浙江圖書館運輸文瀾閣的四庫全書到貴州，保存了這一文化寶藏。浙大四遷，師生飽經磨鍊，爬煤車、擠木船，饑寒交迫，然而堅韌不拔。船行不暢，男生就跳下來拉縴；安步當車，師生們趁機開展社會調查……

除了昆明，當時中國高校的西遷目的地還有重慶、西安、成都和川南的宜賓李庄(梁思成就是在這裡完成了《中國建築史》)，還有湘中南的安化藍田，錢鍾書先生的名著《圍城》中，趙辛楣方鴻漸孫柔嘉一行人從上海出發，千辛萬苦到達的湖南三閭大學，即位於藍田鎮。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今天回首抗戰歲月，中國的大地上，由東向西，真是一場史詩般波瀾壯闊的大遷徙，從海邊走向大山，從華北、江南，奔赴偏遠的西南，這其中有無數讀書人高昂著頭顱、挺直著腰板在行走。

世界上有哪個國家有過如此大規模的文化大轉移?世界上有哪個民族遭受過這等苦難?世界上又哪有過這麼一群讀書人，把大學當作捍衛國家榮譽與民族精神的第二戰場?

當年，有一個16歲的瘦弱少年，逃出上海，一路向西，浙江、江西、廣東、廣西、貴州……他途中得了瘧疾，又患了痢疾，身上長滿疥瘡，活像一個流浪的乞丐。無葯可服，差點喪命。

這是一條饑寒交迫的長路，翻不盡的高山大川，攀不完的懸崖峭壁。他一直咬牙在朝西走。在路上，他曾給茶館做過清掃工，敵機轟炸時，老闆都逃到防空洞去了，他卻在機槍掃射下堅持收拾，因為老闆答應他可以吃別人剩下的東西。

一路上，他把衣服丟得精光，但書卻一本未丟，反而一次比一次多。

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這就是苦難的磨礪。

《無問西東》中令人熱淚長流的一幕是：王力宏飾演的富家子弟沈光耀，駕機撞向日艦。

今日南京中山陵還有一座「航空烈士公墓」，其中有多名西南聯大的學生。《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八百學子從軍回憶》一書中列舉了多名烈士的英名：

「戴榮鉅，1943級地質系，1944年6月在長沙與敵機作戰時殉國；王文，1944級機械系，1944年8月在保衛衡陽戰役中與敵機作戰時殉國；吳堅，1944級航空系，1945年初在陝西與日寇飛機作戰時殉國；崔明川，1944級機械系，1943年在美國受飛行訓練時，失事撞山殉國；李嘉禾，1940年轉入物理系二年級，1944年在美國受飛行訓練時，不幸失事殉國……」

史載，在西南聯大歷史上，曾出現過3次學生從軍抗日的熱潮：

第一次是在長沙臨時大學期間，眾多學生作為技術人員加入機械化裝甲兵團，其餘學生去了戰地服務團，一批學生還去了延安抗大學習，他們在八路軍大顯身手，製造地雷炸藥，甚至還造出了土火箭，可飛150米；

第二次是隨著來華美軍增多，西南聯大學子紛紛報名擔任翻譯人員，其中包括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

第三次是中國遠征軍組建期間，聯大學子被送到印度藍姆加當汽車兵，駕車活躍在史迪威公路上。

除了3次大規模的從軍活動外，也有部分聯大學生零星自發參軍的。1946年5月，西南聯大回遷前，在聯大新校舍即今天的雲南師範大學東北角豎立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紀念碑背面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總計834人，後人亦稱之為西南聯大「八百壯士」。碑文上寫道：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於戰時任務完成學校結束之日，勒其從軍學生之姓名於貞石，庶垂令聞，及於久遠。其有遺闕，補於校志。」

《野葫蘆引》系列第三部《西征記》，寫的就是聯大學生從軍與殘酷的滇西之戰。第一部中的英俊少年澹臺瑋，在這一部已經是英武青年，他參軍成了一名翻譯，為了架設通訊線路，攀上電線杆，被敵人射中，最後在缺醫少葯的野戰醫院中溘然長逝。

澹臺瑋之死，最令人傷感，很多讀者讀到他犧牲一幕，都掩卷長嘆：「我們的瑋瑋死了……」他是宗璞筆下最優秀的男子，中西合璧式教育下培養出的優秀青年，家境優越，為人善良謙遜，在生物學領域很受教授器重，前程大好，類似《無問西東》中的沈光耀。

沈光耀是憤怒於日機的暴虐而毅然違背對母親的承諾，加入空軍；澹臺瑋參軍，是夢想著能夠打回北平老家，把那些逼著中國孩子鞠躬的「皇軍」從家鄉趕走，但是，他永遠回不去了。

「沒有足夠的食糧/且使我們的鮮血去/沒有熱情的安慰/且拿我們的熱血去/熱血/是我們唯一的剩餘……」這是聯大經濟系學生繆弘的詩作《血的灌溉》，他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用自己的鮮血灌溉了祖國的大地。

1945年7月底，他作為傘兵部隊的一員，參與了收復廣西平南縣境內丹竹機場的戰役，8月2日傘兵部隊佔領軍事要點，全面打敗守敵，收復丹竹機場。但在8月4日的一次戰鬥中，繆弘手持卡賓槍衝鋒時，被敵人狙擊手擊中，不幸犧牲，年僅19歲。11天後，日軍投降。

繆弘與哥哥繆中均是聯大學生，同時從軍抗日，被傳為佳話。令人感慨的是，他們的父親繆斌，卻是著名的漢奸，抗戰勝利後被槍決。兄弟二人當初報考西南聯大時，在報名表上改掉了父親的名字，才得以順利錄取。

西南聯大校訓：剛毅堅卓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西南聯大的那一代中國讀書人，趕上了一個最糟糕的年代，但正因為有些無法選擇，在民族大義之前，更能做勇敢的選擇。無問西東，只循內心。如同繆弘《血的灌溉》之結尾：

「自由的大地是該用血來灌溉的/你/我/誰都不曾忘記。」

向那一代中國讀書人致敬，如此真實，如此血性，如此元氣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