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指揮過騎兵旅，來到中國竟成紅軍最高指揮官，差點毀了紅軍

每個人都會犯錯，更何況是一個國家處於歷史十字路口的時候，在那個中國革命摸索前行的歷史中，李德，無疑是一個無法逃避的名字。

李德的原名是奧托·布勞恩，1900年出生在德國慕尼黑，青年時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之後來到蘇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李德和同時期在蘇聯的中共早期領導人王明關係較好，所以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一開始是負責情報工作，結果由於原定的軍事顧問遲遲未到，便由李德代替，從此開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

從李德最初給共產國際寫的報告來看，內容非常客觀，對於紅軍實力的分析比較透徹，體現了他作為蘇聯軍事院校出身的專業素養。但是很遺憾，李德始終沒有發現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更準確的說，在那個黑暗中摸索的年代，找到正確道路的人，肯定是對中國國情十分了解，並且還得是擁有非凡洞察眼光的人，很明顯李德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李德始終認為無產階級的軍隊，是要解放大城市打陣地戰的，至於當時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在李德看來是封建時代的農民起義。同時，對於提供援助的共產國際來說，中國的革命路線，他們是有指揮義務的，立場不能改變，至於能否成功，那是能力問題。

堅持游擊戰必要時是可以放棄土地的，但這在共產國際看來，是「逃跑主義」。李德當時的真實想法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也是硬著頭皮上，同時，作為一個有著濃厚蘇聯軍事教育背景的人，李德在當時提出的一些戰術，完全不符合裝備落後的紅軍。李德之前的最高指揮權不過是曾經指揮過一個騎兵旅，種種因素下，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就在李德的指揮下爆發了，迫使紅軍走上了長征的道路。

1935年1月15日，遵義會議召開，在會上大家深刻分析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也結束了李德在軍事上的指揮權。值得一說的是解除兵權的李德並沒有太大的消極情緒，之後在紅軍大學的文職工作也非常兢兢業業。李德也自我反思過之前的錯誤，不止一次地說：「中國的同志比我更清楚中國革命的道路。」這體現了他的組織性和黨性，1939年，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七年的時光，回到了蘇聯述職。

縱觀李德這番經歷，完全是中國革命在沒有成熟思路，同時早期領導人無視毛澤東等人正確路線的情況下產生的錯誤載體。也反映出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輕視，一個只指揮過騎兵旅的李德，來到中國成為最高的軍事顧問，確實有些勉為其難了。

中國的革命道路是曲折的，即使沒有這個李德，也會出現另一個犯錯誤的李德，在錯誤中及時的撥亂反正，才成就了中國革命最後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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