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艱難推進遺產稅，高密漏稅者獎金能達20萬

文｜黃金生

1938 年，第一屆國民參政會舉行。會議決議促請政府從速完成遺產稅立法

1934年以來中國財政遭遇空前難關，國民政府軍費、債務和政務等費用支出龐大，故中央財政收支出現嚴重不平衡。孔祥熙在財政部1934年度報告中稱，國民政府自1933年以來，在財政上遭遇到的困難，「於近代史中未曾有過」。1934年9月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還記載，孔祥熙因為財政困難，萌生消極退讓的辭職意向；國民政府財政可謂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要解決財政問題，除了通貨膨脹，當時主要有三種方法：借款、發行公債與增加稅收。借款與發行公債，將來必須償還，同時更增加了利息，並非根本辦法。何況借款並不容易，而公債發行幾乎已達極點，無法再行增加。就稅收而言，關稅有新稅率的施行，鹽稅亦在積極整理中，1933年年底又有捲煙、水泥、火柴三項統稅稅率的提高，但實際收益亦為數不多。在財政如此窘迫的現狀下，財政部不得不決意設立新稅，加緊徵收遺產稅的工作，實為無奈之舉。

同時，日本侵華步伐正不斷進逼，中日戰爭迫在眉睫。應對日軍侵華問題，需要積極備戰，這離不開強大的財力支持。而此一時期，財政卻處於疲睏之境，中國財政制度不利於戰爭的稅收結構問題急需得到解決。中國的租稅幾乎皆由間接稅組成，負擔間接稅的人群，主要是平民，一旦發生戰爭，因人民負擔不堪再重，不太可能增加間接稅稅率；而中央財政收入之大宗，如關稅、鹽稅、統稅，將因出海口被敵人多方封鎖，貿易銳減，且可能失去沿海一帶的大宗鹽產。因此中國當時的稅收制度，不能應對戰爭情況。而若以直接稅為稅收中心，則情形相反。因為所得稅、遺產稅等皆為優良的直接稅，其負擔依富有程度而累加，若遇戰爭，「雖加重至所得百分之六七十，不見其苛，國民財產一時亦不至隱匿或減少」。要積極改革現行稅制，並非短時間可以辦到，因此要抓緊進行，積極為戰時財政做好準備工作。

所以，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其實並不具備立即實行遺產稅的現實條件。但在條件尚未完全具備之時，國民政府仍不得不繼續推進各種準備工作，亦實屬無奈之舉，但這種情況下，必然會影響到遺產稅的徵收效果。

遺產稅徵收不理想，政府也想出各種辦法征繳，包括加強宣傳，加強調查，加強考核等等。為堵稅制漏洞，陶公文等人還提出同時開徵贈予稅。國民政府本著漸進式改革原則，通過加強征管以彌補稅制缺陷。為加強遺產稅的征管，先後建立起《各地鄉鎮暨警察機關向遺產稅徵收機關填報人口死亡暫行條例》（1941 年）、《姓名使用限制條例》（1941 年）、《行政院關於各縣市應協助稽徵印花遺產兩稅訓令》（1942 年）和《遺產稅告密給獎辦法》（1945 年）等措施。財政部1945年6 月6 日發布的《遺產稅告密給獎辦法》，規定告密人得獎辦法。給獎標準以告密案件實收稅款的5%為限，但最多獎金不能超過20萬元。1949年6月，財政部再度修訂《遺產稅告密給獎辦法》，將獎金額度提高為所漏應納稅額的10%。但隨著國民黨軍事上的潰敗，不久這項制度連同遺產稅便一起宣告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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