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在報紙副刊中的傳播——以《晨報副刊》為例
摘 要：從民俗文化與現代報紙副刊的關係來看，《晨報副刊》是一個最為典型的研究個案。尤其是在孫伏園編輯時期，有關民俗文化的文章明顯增多，一時成為民俗傳播的陣地。而報紙副刊有著傳播文化的功能，文章便以《晨報副刊》為例，介紹該報在民俗學方面的成就，進而探討民俗文化的傳播意義，並開拓民俗傳播新的研究領域。
關鍵詞：副刊；民俗文化；傳播
一、課題的提出
民間的民俗文化在國際上被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者叫做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3年第三十二屆大會上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分為五個方面：(1)口頭傳統和表述，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風俗、禮儀、節慶;(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5)傳統的手工藝技能。包括民俗文化在內的一切文化都是傳播的文化，而所有的傳播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特定文化的傳播。文化與傳播兩者是互動的，一體的。如果文化不進行交流與傳播，便失去了生機和活力。所以，「傳播是促進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活性機制，傳播是文化的內在屬性和基本特徵。一切文化都是在傳播的過程中得以生成和發展的」。民俗文化亦是如此。
「文化傳播是人類特有的各種文化要素的傳遞擴散和遷移繼傳現象，是各種文化資源和文化信息在時間和空間中的流變、共享、互動和重組，是人類生存符號化和社會化的過程，是傳播者的編碼和解讀者的解碼互動闡釋的過程，是主體間進行文化交往的創造性的精神活動」。文化的傳播促進了人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並在這個過程中達成一種普遍的共識和認同，以保持社會系統的穩定和平衡。民俗文化是需要代代傳承的，其傳承本身就具有傳播的特性。因而特別需要大眾媒介的廣泛關注。報紙作為一種簡潔方便的紙質媒介，負載著傳遞信息、傳播文化的功能。副刊以其所具有的獨特的文藝性，無疑是承載並傳播民俗文化的一塊有力陣地。民俗文化的傳播活動往往不能脫離具體的時代環境和信息環境。「民俗信息符號傳達著特定文化傳統下積澱的觀念和價值，具有規範性和指示性，當其傳播達到一定規模或體量時，便形成該時期和該社會信息環境的特色和潮流」。《晨報副刊》正是以它獨特的內容編排，精心選擇的文章，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伴隨著民俗學運動一起搖旗吶喊，促成民俗文化的傳播，推動了相關活動的開展。使得「民俗學研究」在五四時期成為顯學,並成為那個時代的潮流。
晨報副刊
民俗文化通過大眾媒介傳播，延續了民俗事象的存留時間，並且擴展了其分布空間，因此，要通過對民俗文化自身傳播的研究。通過對於包括報紙、廣播、電視、網路等在內的各類大眾傳播媒介的研究，我們可以摸索出民俗文化的傳播規律，歸納出民俗文化的傳播方式並以此找尋其發生根源和所產生的影響。而對於《晨報副刊》所承載和記錄的民俗文化的研究，我們可以將民俗學和傳播學結合起來，通過紛繁複雜的民俗事象，對一個民族文化之根進行深刻的挖掘。
二、《晨報副刊》的誕生
「副刊是報紙上文藝色彩較濃，用文學體裁反映社會，能給讀者提供美的享受的固定版面，定期出版，一般有刊名」。1897年11月24日，上海《字林滬報》創辦的副刊《消閑報》問世，它有固定的出版日期，內容和固定的刊名，標誌著中國第一份副刊的誕生。副刊誕生不久，便迎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前的報紙副刊「多是消閑性讀物，多熟格調不高，不少副刊還充斥著低級趣味的，黃色的內容。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重視副刊成為報界的普遍現象，有的報紙副刊比正刊更出名」。由此產生了歷史上名噪一時的「四大副刊」：《晨報副刊》，《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京報副刊》。這些副刊提倡新文化，介紹新思潮，推動了社會進步，提高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認識水平，對中國的歷史進程也產生了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時逢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各種西方思潮不斷湧入，「作為新聞傳播主要媒體的報紙，由於其較強的時效性特徵，對於較深層次的文化思想問題，尤其是帶有學術性的問題一般不便於加以系統深入地研究和反映。而報紙副刊的開辦，就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樣的缺憾」。副刊本身是具有文藝性的，而與學術氣味濃厚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相結合，卻是一個很好的相互促進的契機。對於民俗文化以及民俗學科的關注也是始於這一時期，並且在報紙版面中逐漸佔有一定分量。而在四大副刊里，《晨報副刊》的影響力最大、最持久。
1916年8月創刊於北京的《晨鐘報》是《晨報》的前身，創辦者是研究系(憲法研究會)領導人湯化龍、梁啟超。1918年12月改名為《晨報》，成為當時中國北方影響較大的報紙。《晨報》在剛創刊時，便在第七版刊載小說、詩歌、小品文和學術演講錄等，因隨《晨報》附送，故稱《晨報副刊》。1919年2月，李大釗主持改革後，使這一版逐漸發展成為著名副刊，在思想文藝界產生廣泛影響。從1921年10月12日正式出版四開四版單張的副刊起，至1928年6月15日第2314號終刊。其發展前後共分為三個時期：1919年2月至1920年6月李大釗編輯時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孫伏園編輯時期，1925年10月至1926年10月徐志摩編輯時期。《晨報副刊》在中國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不僅改變了副刊純粹消閑的性質，使之具有高尚的文化內涵，還給讀者以知識教益和審美情趣」。
在這三任主編中，孫伏園的名氣略顯不足，但是《晨報副刊》卻是在這位被稱做「副刊大王」的手中獲得巨大的成功，他將《晨報副刊》第七版擴充為獨立四開四版的小報，從內容到形式都進行了改革。而在他主編時期，正好和民俗學運動的發端時期相合。所以在這份報紙副刊上發表了許多與民俗文化相關的文章。涉及到歌謠、神話、童話、信仰禁忌、民間故事等等諸多內容，還有呼籲人們關注並搜集各地民間歌謠，徵集風俗物品的倡議書，使得這份報紙與民俗文化結下深深的友誼，並直接推動了我國民俗學運動和民俗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功不可沒。
三、孫伏園時期《晨報副刊》與民俗文化
「報紙，作為一種觀念體現了充分實現群眾文化的可能性」。五四時期的報紙副刊不僅將的優秀的中國傳統民間文化加以宣傳延伸，同時也造就了一批文學巨匠和著名學者。在三任主編中，孫伏園時期的成就最為輝煌，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晨報副刊》發展到頂峰。在這個時期，大量的有關民俗文化的文章和譯著在報上討論並發表，還登載徵集各地歌謠以及風俗物品的簡章，成為本世紀初民俗學運動發展的一個主要陣地，並以自己的影響力，吸吶一批致力於民俗運動的學者和當時社會上重要的文化名人，有力的推動了民俗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孫伏園（1894-1966）
孫伏園出任主編，正是《晨報副刊》的鼎盛時期。在他的精心組織和呼喚下，諸多當時的思想文化界名人，如周氏兄弟、冰心、顧頡剛、沈兼士、劉復等，都一時雲集，在這裡發表了諸多文章，頗具盛況。「孫伏園將其辦成了一種兼收並蓄的綜合性副刊，所辟欄目，名目繁多。有演講錄、特載、論壇、小說、詩、歌謠、雜感、譯述、通信、遊記談、衛生淺說、戲劇研究、古文藝、傳記等。這應該說是在傳播方式和渠道上的空前的創造」。在孫伏園經營《晨報副刊》的四年多時間裡，《晨報副刊》成為傳播新文化，發展新文學的重要陣地。民俗學作為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一門被引進的新興學科，有關民俗文化內容的文章在報紙上多有登載。
民俗學運動最早是以1918年北京大學發起徵集歌謠為開端的，直至擴大到包括搜集神話、故事、傳說、禮俗信仰、社會習俗等民眾日常習慣在內的複雜體系。而這一時期正好與孫伏園主持《晨報副刊》時期相吻合。筆者翻閱孫伏園時期的《晨報副刊》發現，民俗學以及民俗文化的文章在整個報紙版面中的比重是相當大的，其內容涉及神話、故事、歌謠、童話、禮俗信仰等各方面，簡單地統計了文章的數量，列表如下（表格內容為：神話類，4篇；故事類，18篇；歌謠類，245篇；童話類，36篇；禮俗信仰類，23篇；專件，5篇）：
(一)歌謠與《晨報副刊》
歌謠類的文章在眾多文章類別中數量最多，從1920年10月26日到1921年6月6日，刊載湖南永順、湘潭、四川、萍鄉、貴陽、紹興、南京等地的民間歌謠達205首，體裁包括了勞動歌、生活歌、山歌、情歌、婚喪嫁娶歌、儀禮歌等。所以「普通兵士、貧苦車夫、乞兒、農夫、驢童、裁縫、園丁等下層人民成了《晨報》附刊所傳播的文學形象」。民俗學運動正是從歌謠的搜集、整理、發表開始的，在《歌謠周刊》創刊前，有許多有關歌謠的研究和評論文章，如《民眾的詩歌》(1920/11/26)、郭紹虞《村歌謠在文藝上的位置》(1920/8/21)、顧頡剛《吳覦集錄的序》(1920/11/3)、周作人《歌謠》(1922/4/13)、還有顧頡剛、魏建功、沈兼士《歌謠的討論》系列文章(1922/12)，這些文章都發表在《晨報副刊》。其中，周作人的《歌謠》一文對於歌謠進行了全面的學術概括，並且對歌謠的分類研究進行了嘗試，共分情歌、生活歌、滑稽歌、敘事歌、儀式歌和兒歌等六類。「文章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對於歌謠文藝價值的重新認定：民歌是原始社會的詩，但我們的研究卻有兩個方面，一是文藝的，一是歷史的」。這正好是和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歌謠搜集整理運動同步並且互相配合的，是民俗學運動的濫觴。歌謠一時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各地的歌謠被廣泛地搜集、發表，形成了當時的社會熱潮。
(二)童話與《晨報副刊》
五四新文化運動曾經出現過一股「兒童熱」。胡適在當時就注意到這一點，他說：「……近來已有一種趨勢，就是『兒童文學』——童話、神話、故事——的提倡」。在《晨報副刊》後期也開辦了「兒童世界」的專欄，鄭振鐸《兒童世界宣言》(1921/12/30)刊出後，在這裡發表大量的兒童文學研究文章，以及一批為兒童寫作的作品，像冰心的《寄小讀者》，葉聖陶的《稻草人》。還有當時世界上最傑出的，如格林、安徒生、王爾德、愛羅先珂的童話名作，都是通過《晨報副刊》這一平台被翻譯和介紹到了中國，開始為人們所關注和熟知。1922年1月到4月之間，在「童話的討論」專欄內，連續發表了趙景深和周作人關於童話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兩位學者分別介紹了外國民俗學的理論觀點，從而探討建立中國自己的童話理論。這些東西方不同的童話，充滿著幻想和象徵的意味，具有腳較強的藝術性，表現了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起著教育、啟發智慧、傳遞文化知識和傳承民族文化的作用，突出體現了各民族精神思想和性格。
(三)神話、故事與《晨報副刊》
這一類的文章篇目的比重稍小，周作人曾發表了《神話的辯護》(1924/1/24)和《續神話的辯護》(1924/4/10)，以及一些研究和介紹古希臘神話的文章。而故事主要有魯彥翻譯的俄國民間故事《好與壞》《投降者》(1922/8/9)，還有國內搜集來的像漢族機智人物徐文長故事等等。故事是民間文學比重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極有趣和極有研究價值的一類，也是民眾在工作勞累、心情疲憊時的調節劑，可以很好地釋放情緒，發泄不滿，當然也寄託著勞動群眾的美好願望和天真理想，在生活中處處可見，頗具生命力，還承載著眾多的民俗事象，而在民間文學中，神話故事類也是被關注和研究最多的。
(四)習俗信仰與《晨報副刊》
1921年12月21日起發表了芬蘭學者衛斯脫馬的《人類婚姻史》，大量內容是關於人類社會不同階段上婚姻習俗的描寫。除此之外，還有關於飲食、洗浴、民間信仰的介紹類文章20多篇，佔有相當比重。
(五)專件及其他與《晨報副刊》
「周作人從1922年1月22日起在該報連載他的《自己的園地》，這本書里的文章，大部分是關於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問題的，從中可以系統地看出他的民俗學的立場和觀點」。另外,《晨報副刊》還集中刊出一系列專件：《風俗調查表》(1923/7/7)、《北大風俗調查會徵集各地關於舊曆新年風俗物品之說明》(1924/1/18)、《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成立紀事》(1924/2/12—13)、《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歌謠研究會常會迎新會員會紀事》(1924/3/7—8)、《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1924/3/25)，並通過這些專件來配合日趨活躍起來的民俗學運動。
「五四時期的民俗學是以國民性的研究為其主要目的與內容的，它是以國民的生活整體(習俗、日常生活、信仰及民間文藝)為主，從民族生活史入手，研究與把握民族的精神文化」。自民俗學運動開展以來，社會上一些報刊便開始重視民俗學工作，在報刊開闢專欄，大力宣傳，使得「民俗學研究」在五四時期成為顯學。而《晨報副刊》則成為報紙副刊傳播民俗文化的先驅者。
四、報紙副刊與民俗文化傳播
「報紙作為五四時期大眾傳播的重要媒介，是五四新文化的各種信息集散地和輿論陣地，是知識分子從事思想文化活動的重要舞台。在這裡，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用西方現代知識和價值觀，以強大的輿論聲勢，對中國的傳統思想文化進行全面的清算，新文化思想啟蒙者首先用『科舉』、『民主』、『自由』給自己的思想文化找到現代合法性之後，利用新聞傳播製造一種新的信息語境和思想文化氛圍，掌握了輿論的主動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成功應該說是得益於新聞傳播的成功」。同時，報紙作為一種重要的大眾傳播媒介，具有傳播文化知識，娛樂身心和教育啟發等功能。
在新聞、評論、副刊和廣告這四個現代報紙基本構件中，副刊是最具有文化內涵的，從而使得報紙內容更加豐富，滿足了廣大讀者對於各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副刊具有文藝性，要大致具有時代感，趣味性與文采，為讀者提供新鮮有趣的知識，注重宣傳教育作用」。著名學者拉斯韋爾在1948年發表的《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提出了傳播的「文化享受，豐富精神世界，社會遺產傳承」的三功能說。他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將前人的經驗、智慧、知識加以記錄、積累、保存並傳給後代，後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完善、發展和創造。傳播是保證社會遺產代代相傳的重要機制」。副刊在現代中國報紙媒介的傳播內容構成中被賦予了更廣範圍上的文化傳承功能。
副刊還代表著報紙的文化品位，體現在「更好的關心底層人民的生活，同時圍繞提高整個民族素質上」。並且副刊也注重與讀者的交流，旨在傳播文化知識，發揮其影響力。「而要做到真正地關心底層人民的生活，就要更多地關注現存於世間的各種風俗習尚，簡要地說就是民俗文化，它的範圍大體上包括存在於民間的物質文化、社會組織、意識形態和口頭語言等各種社會習慣和風尚事物」。
民俗文化有著強大的民族凝聚力，規範著任何集體中所有成員的行為和意識形態，是每個民族文化鏈條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同時也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財產，在整個民族文化中起著基礎性的作用。「千百年來，民間民俗文化以一種鮮活的形式承載著人類文化的傳播，從而構成了文化的動態化符號」。
五、報紙副刊中民俗文化傳播的特點
(一)民俗文化的四種傳播媒介
傳播是民俗文化所依賴的很重要的一種運動方式。民俗文化的傳播途徑多有不同，除了新聞媒介傳播外，還可以通過人類自身具有的語言、心理和行為等本能活動為媒介進行，主要有以下四種：
1.口頭傳播
民俗文化諸事象以語言為媒介達到傳播的目的，這類語言就是「口頭文學」，包括神話、故事、傳說、史詩、歌謠、民間習語等等。這些口頭文學經過人們世代傳承，作為一份珍貴的文化遺產保存下來，並繼續在民眾中廣泛傳播。直到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三大民族史詩，便是通過口頭的世代傳承，完整的保存下來，而且仍然處在不斷變化和流傳之中。
2.符號傳播
包括語言符號和非語言符號。前者主要通過文字的記錄和口傳文學進行傳播，後者則是依靠人們的心理活動和自我認識為媒介進行傳播，在某種意義上是人們內心潛意識的外化。廣泛存在於儀禮信仰、圖騰崇拜、巫咒紙符、吉祥圖案以及人類自身某些人體動作中，如表情、手勢、眼神、肢體動作等，都充分利用自身具備的所指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傳達著特定的含義和信息。
3.人際傳播
體現在人們的日常交往活動中，如各地定期舉辦的廟會，過年過節時的相互拜訪，傳統歲時節日如清明節的掃墓踏青，中秋節的合家團圓，春節的回鄉高潮等。在這些各類人群高度聚集的各種場所和空間里，各種民俗事象通過人們之間的交流得以展現，並相對固定下來。
4.組織傳播
包括上層統治階層和各類社會組織、民間結社等。上層統治者會運用行政手段使民俗得到傳播和推廣，元宵節就是最初由統治者大力提倡，而後成為民眾性的狂歡節日。更廣泛存在的民間組織也自發地通過自身的力量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觀念和行為。各種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俗的傳播和共享，對民俗的形成積澱和傳播擴散有著重要的影響。
(二)報紙副刊中民俗文化傳播的特點
1.組織規範性
報紙副刊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是具有生產媒介商品能力的特定社會組織，本身具有規範的可操作行為和極強的功能性，並且按照組織制定的計劃安排來執行，在一種規範的制度下進行，以便達到民俗文化傳播的目的。
2.互動交流性
各民族地區境域內的民俗事象可以在報紙版面上刊載並且相互交融，做到了深入互動和廣泛交流，促進各地人文民情的交流和相互學習，同時也做到了讀者內心和民俗本身的交流認知。讀者通過閱讀後既可增加知識，又可以展開討論，充分實現了傳者與受者的互動，還可以實現優秀文化和經驗的相互吸取借鑒。
3.便捷流行性
民俗文化以文字、圖片等形式在副刊版面上刊出，這就為閱讀和保存資料文獻提供了方便，不同地區的人們拿到一份報紙，能夠迅速地將信息傳遞給讀者。有時會將某種民俗文化加以介紹，成為時下的流行文化。同時也包括對於即將消失的民俗文化予以關注和重點介紹，使之在人們視野和記憶中有回復，或是將其民俗意義擴大化，如近幾年清明節的祭奠報道，在報紙版面上佔據很大篇幅，有專門做了清明專刊，不僅介紹清明節的來歷和習俗活動，還包括了清明出行的路線、踏青等各種信息。其傳播之便捷讓人嘆之。
4.廣泛深入性
報紙價格低廉，版面較多且內容豐富，社會受眾面廣，便於接觸各類人群，有利於民俗文化的深入傳播以及對這些人群的心理影響滲透，更好的為廣大民眾服務，普及知識，實現它具有的教育功能。
六、民俗文化傳播的現實意義
(一)學科意義
民俗文化藉助大眾媒介進行廣泛傳播，為形成新的學科打下了基礎。將民俗學和傳播學進行交叉研究，國內已有先例，在仲富蘭的《民俗傳播學》中給這門新的學科下了一個定義：「民俗傳播學以民俗信息流動和民間文化傳播為研究對象，全面、集中體現民俗傳播學的創造、傳承和現實生活中擴布流行的最一般的學問，反映人的物質生活、社會關係、精神生活以及社會心態系統聯繫的特殊文化現象」。可以看出，這個學科是有很好的前景的。在今天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各國交流更加密切的背景下，如何在全球化的熱潮中，如何傳承並保護本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新的世紀中得到發揚光大，是我們應該思考的。而有效地運用報紙副刊等大眾傳播媒介的傳播特點和優勢，在民眾中傳播承繼我國內容豐富的民俗文化，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二)文化意義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中華民族的文化是豐富多彩的，既有表現上層社會的陽春白雪之廟堂文化，也不乏表現大眾情感的下里巴人之類的通俗文化。鍾敬文在《話說民間文化》中將中國傳統文化分為三大幹流：「上層社會封建地主階級所創造和享有的文化，中層城市人民主要是商業市民所有的文化，底層廣大農民創造和傳承的文化。民俗包含了中、下層文化，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筆巨大的文化財富，對於整個民族文化起著基礎作用和輔佐作用。這種文化既是長期歷史中廣大人民創造和享用的文化遺產，又是今天他們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文化現象，對於每個民族成員的生活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和規範。」
報紙作為一種重要的大眾媒介，對於傳播推廣民俗文化具有義不容辭的責任，而副刊則是記錄各種文化信息和知識內容的場所，對保存珍貴的民俗文化遺產並加以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這類報紙的文化副刊需要我們來更好的保護和發揚。「五四時期一批文學巨匠和著名的學者，所以能如日中天並成為中國文化中的瑰寶，大都起步於報紙的文化副刊。這些辦報人都珍愛中華文化並崇敬世界文化，在有限的版面上，不忘弘揚文化的博大內涵，中國文化得以繼續延伸，報紙副刊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當代民俗文化傳播的經驗借鑒
在現代社會中，文化是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是推動未來經濟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而「民俗既是民族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群體文化事象，也是一種個人經歷，是一種情感、態度、價值觀、社會理想和文化符號系統。在世界範圍內，整個20世紀都是一個民俗意識覺醒的世紀，尤其是在60年代以後，民俗文化的勢力迅速增長。現在，民族民俗文化已經成為多元文化的符號，一種國家民族的生存之道，地方文化的保存模式和高科技的人文根脈。關心民俗，標誌著人們心靈的成熟;使用民俗，促進了現代文化的交流與繁榮;保護民俗，能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越是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就越應該體現一個民族的精神風格，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文化的傳播顯得尤為重要，應該在傳播媒介中多運用體現本民族風格的中國元素。「政治變數容易導致社會對立,經濟力量容易導致社會分化,民俗易造成社會的均衡,是一種中立的社會變數」。民俗容易從心理上將人們聯繫到一起，以此積聚起巨大的凝聚力。同時也能夠作用於人們內心意識，從更深層次上促進社會變革，並為其提供無窮動力，使之成為時代變遷的先驅!
文章來源：《民間文化論壇》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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