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萬年來誰著史
一萬年來誰著史
——讀《李鴻章政改筆記》有感
杜 鵬
近來，在友人處覓得一本雪珥先生的《李鴻章政改筆記》，本想閑來翻翻，沒留神卻看了進去，於讀史、於做人、於做事都增添了幾分道理。
關於李鴻章並不陌生，打小學的思想品德課上就知道此人，當時愛看的小人書上也有些野史花邊，至於後來上了初中、高中，歷史課本里更是有詳細的介紹。總之，兒時對李鴻章的印象，就是個大官僚、簽訂馬關條約的賣國賊、和慈禧太后不清不楚的權臣。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自是知道，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脫離其生存生活的歷史環境，尤其是看了1997年熱播的《雍正王朝》，顛覆了我對歷史人物非好即壞的評價標準，知道真實的歷史中有更大的世界，而從小人書和演義上看來的呂四娘、血滴子等其實是上不了檯面的。
真正開始了解李鴻章，是源於2003年熱播的《走向共和》。北京青藝的老藝術家王冰，以70歲高齡出演了同屆古稀的李鴻章，演活了李鴻章，整部戲也演活了甲午海戰、戊戌變法、庚子國變、立憲新政、辛亥革命、隆裕退位、締造共和等重大歷史事件。我是頭一次覺得，原來老頭兒也可以這麼有魅力，也是頭一次覺得，李鴻章應該就是這個樣子的。有了《走向共和》的鋪墊，再讀雪珥先生的《李鴻章政改筆記》，自是手眼相通，與作者心有靈犀，每到妙處忍不住擊節讚歎，發出聲來。
（一）關於「權臣」的再認識
後人對李鴻章的評價，多脫不開「權臣」二字。鴻章位極人臣，手握雄兵，先後巡撫江蘇，總督湖廣、兩江、直隸、兩廣，內則開府建牙、起居八座，外則周旋列強、合縱連橫，實在是當得起「權臣」考語。但世人往往以「權臣」為貶稱，認為權臣則專擅威福，擾亂廟堂，天下側目，危及社稷。但綜觀鴻章之作為，梁啟超已有定語，「而鴻章乃匪躬蹇蹇，無所覬覦，斯亦可謂純臣也矣」。
其實權臣也罷，純臣也好，本不在一個層面的比較上。倒是雪珥先生的一番理論，我深以為然。雪珥先生認為，「權臣」的反義詞，不是「忠臣」，而是「懦臣」——懦弱之臣；「忠臣」的反義詞是「奸臣」；「能臣」的反義詞是「庸臣」。「權臣—懦臣」乃是基於影響力之分別，「忠臣—奸臣」乃是基於道德力之分別，至於「能臣—庸臣」，則是基於執行力之分別。西方哲人說，權力之本質並非職位、頭銜，乃是影響力。可見，鴻章之「權臣」，實為影響力大、能力大之臣，而非弄權之臣。由此，也就容易理解鴻章既當得起「權臣」考語，又是梁啟超所評價之「純臣」了。
《禮記》上說：「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千百年來，「修、齊、治、平」一直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人生追求，也是市場經濟之前讀書人的終極夢想，匡扶社稷江山，造福萬民百姓，凌霄閣上留名，賢良祠內畫影，方為大丈夫之人生。而這一切，均少不得一個「權」字。對於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人來說，權柄即如農人手中之鋤犁、匠人手中之釘鎚、巧婦手中之鍋鏟，攬權用權保權自是做事之基本功，權柄操在此等大丈夫之手，自比操在沽名釣譽之偽君子、蠅營狗苟之真小人、或田畝妻子之小兒女手中強得多矣。梁啟超對當時的官場總結的很到位：「雖復侍中十年，開府千里，而一詔朝下，印綬夕解，束手受吏，無異匹夫，故居要津者無所幾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勸勉。」在這樣的官場文化里，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一大批勇於任事的漢族「權臣」相繼湧現，是晚清政治的一抹亮色，也是中華名教道統的一脈傳續。
（二）關於行政能力與清流道德
越是真實的歷史，讀起來越有味道。讀史的好處，是可以將某個人綜觀一生，也可以將一個歷史時期全收眼底，瞧因果、明得失、知興替，看到的事情和悟出的道理自是受用良多。少時讀史，總喜歡讀其中的主旋律和真善美，忠臣良將、清流領袖，好人應該戰勝壞人。現在讀史，卻越來越喜歡讀當時的社會生活環境，從歷史細節中窺見先人們的歷史選擇。
與鴻章同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張之洞，自入宦海，充任翰林，抨擊時政，臧否人物，妙筆生花，是清流之先鋒，堪稱德育教授。躋身封疆大吏後，方知當家之難，絕非如簧巧舌和鋒銳刀筆可以代替，其在兩廣總督任上，倡行賭博合法化，聚斂財賦，讓原來的清流同道大跌眼鏡。粵人好賭，歷任廣東督撫，都嚴厲禁賭，唯有郭嵩燾巡撫廣東時，面臨太平軍進攻的嚴峻局勢，為籌糧籌餉允許賭商以罰代刑，自此廣東賭禁鬆弛。郭嵩燾離粵之後，張兆棟接替，重修道德文章，下令禁賭。澳門之葡萄牙人乘機吸引賭客、招攬賭徒，粵東賭徒遂雲集澳門，葡萄牙人每年可得賭稅百數十萬之多，澳門博彩業因此興盛至今。張之洞接任兩廣總督後，正值中法因為越南問題開戰，廣東作為大後方，籌糧籌款任務艱巨，張之洞既感粵省財力薄弱，又羨慕澳門賭餉豐厚，於是上奏朝廷倡議開賭，朝廷准奏，粵省賭業大張其道，兩廣財政受益匪淺。聖人門徒，賭中抽稅，雖是權變之策，畢竟非臉上有光之事，如非形勢所迫，張之洞也不會走此路數，可謂形勢比人強。
之前做「清流」，只需口誅筆伐，不需具體負責，如今當家，柴米油鹽，吃穿用度，事事操心，這也是看客與主人之區別。清流幹部坐而論道，佔領道德制高點，批判社會、批判體制、批判不正之風，看似中流砥柱、國家良心，但其不操實業，清談勝於做事。對於國家民族來說，清流固然需要，但操握經緯的實幹家於國於民則更為有益。可知，讀史讀得不僅僅是仁義道德。
（三）關於青年人的自我修養
上大學時流行看曾國藩，尤以傳記和家書最受歡迎，幾個宿舍間輾轉倒手，領悟較深的同學奉為圭臬，言必稱曾師。我等魯鈍一點的，也學著戒急用忍、韜光養晦。尤其是進入機關工作之後，更是盡量的藏鋒匿氣、老成持重，以便讓領導放心、同事滿意，但總覺得哪裡好像不太對勁。還是雪珥先生說得通透，曾國藩信奉「厚藏匿銳」，此中根本，在於「銳」字，而非「藏」字。
曾國藩在湖南練兵之時，雖是四十歲，卻已做了多年的侍郎（副部長），與官場早有牽絲扳藤的關聯，朋友固然很多，敵人卻也不少。初時征戰，尚能放開手腳，到得聲名鵲起、功高位顯之後，各種流言甚囂塵上，各種攻訐也接踵而來，曾師顧忌日多，憂讒畏譏，才不斷的韜光養晦。其實，需要掩飾光芒的，只可能是那些本身就有光芒的，而一個晦暗無光、庸庸碌碌的人，「光」都沒有，能「韜」什麼呢？發光是能力問題，韜光是策略問題，不可本末倒置。
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在安徽老家籌建淮軍之時，是三十八歲，軍成之後，已過兩年，也是四十歲。但鴻章拚命做事、高調立功，用曾國藩的話說「李少荃拚命做官,俞蔭甫拚命著書」。李鴻章之張揚，與曾國藩之韜晦，形不同而理同：鴻章大器晚成，自當奮勇追趕，為的是多多抓權，好拚命做事；而曾師少年得志，宦海老手，只需持盈保泰，為的是穩穩保權，亦好拚命做事。由此可見，曾國藩也好、李鴻章也罷，能成大事功而平安降落，「銳」為根本，「藏」為手段。
對於青年人而言，身無尺寸之功，卻去學曾師之韜晦，實是滑了天下之大稽。「凡事非氣不舉，非剛不濟」。青年人首要的是發光發熱，而發光發熱首要的是磨礪「銳」的素質，不但要有「銳」的能力，更要有「銳」的意氣。如果青年人一個個老氣橫秋、暮色蒼茫，但知察言觀色、唯唯諾諾，習奴才之嘴臉，效官場之陋習，即便有發光發熱的本錢，也沒有發光發熱的機會。最後，用鴻章青年時的一首小詩作結，共同體會、嚼味。
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將捷足隨途驥，那有閑情逐水鷗！
笑指瀘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TAG:機關講書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