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第一個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禪位於嘉慶而「退居」為太上皇之時，事實上仍舊主持一切，直到嘉慶四年正月他死。合起來計算，從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當中國的主宰共有六十三個年頭又四個月，比康熙久。
他這一「朝」的事迹也特別多，多過了康熙一朝，也多過了漢武帝一朝，雖則漢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語。
乾隆在晚年寵信和坤，種種措施均不滿人意，使得他該被罵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極富朝氣，用人行政幾乎駕雍正而上之。
除了殺曾靜、張熙二人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幾件替父親補過的事，所謂「幹父之蠱」。他釋放了岳鍾琪，也釋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嚴辦了雍正所重用過的聚斂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責已死的田文鏡，說田文鏡為督撫：「苛刻於搜求，屬吏競為剝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對田文鏡的史貽直，被乾隆升為湖廣總督，其後又先後調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書，直隸總督，到了乾隆九年更進一步，被任命為文淵閣大學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沒有敢於說話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經因「太戇」而被降調為「戶部銀庫行走」與「署理河東鹽政」的原任刑部與吏部侍郎孫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孫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風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稱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說的是為人君的怎樣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纔則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人君之)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人君之)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人君之)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主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視之而其顏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可勝言哉!」
乾隆接到這個奏疏，不僅不生氣，反而把它宣示內外。其後，乾隆又任命孫嘉淦為直隸總督，兼管河工，調任湖廣總督，雖則一度在乾隆八年降為江西巡撫，又奪官，「責修順義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後，仍逐漸由宗人府府丞，一再遷升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孫嘉淦頗著直聲，民間對他十分欽仰。在乾隆四年的時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寫了一篇彈劾鄂爾泰與張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寫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過」。乾隆均不肯對孫嘉淦有所責備。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編修的資格，被選任「雲南道監察御史」，於乾隆即位以後建議不再以文字興獄，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
乾隆這時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議。雖則不久仍把曾靜、張熙殺了，卻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錯，置《堅磨生詩鈔》的著者胡中藻於死。
因反對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謝濟世，乾隆在即位以後便把他從充軍的地方召回京師，仍叫他當御史。其後他受任為「湖南驛監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撫蔣溥告了一狀。蔣溥說他「離經畔道」，乾隆批答說：「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當時確是一位賢主。他絕不像明朝末年的幾個皇帝，動輒把語言頂撞的御史當眾抓下來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詔獄」，讓他們死在獄吏的毒辣之手。
中國在歷史上有一個傳統：御史得以「風聞奏事」，而不必先有真憑實據，搜集證據是司法機關的責任，而不是監察飢關的責任。
有一位大學士趙國麟，被御史仲永檀彈劾得惱了，向乾隆說像仲永檀這樣的人應該「處分」。乾隆親手寫了手諭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長，惡惡欲短之意。」乾隆不僅不處分仲永檀，反而升他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彈劾的，小止趙國麟一人，兩個別的大學士張廷玉與徐本也在其內。事情是：有一個住在京師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沒有兒子。他的親戚許秉義想和俞家的人爭他的財產，便拜託內閣學士許王猷，邀請達官貴人去一同悼喪，以壯聲勢。仲永檀「風聞』大學士張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趙國麟親自去，禮部侍郎吳家騏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紅包」，步軍統領鄂喜則收了一萬兩之多，詹事府詹事陳浩簡直出面替許秉義跑腿。仲永檀認為這太不成體統，因此就參了他們一本。
在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僅有趙國麟一人，所以他才那麼「理直氣壯」，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認受賄，說：「只拿了一千兩，沒有拿一萬兩」。乾隆說：「你當過大臣，我不忍將你絞死示眾，你還有什麼顏面活到人間？」其後，乾隆下旨賜鄂喜死，免吳家騏與陳浩之職。張廷玉、徐本、趙國麟，均免於追究。 乾隆在即位以後，與準噶爾的小噶爾丹訂了和約，從此直至小噶爾丹到乾隆十年逝世，西北方面未有戰事。西南方面，苗民再度抗清，乾隆派張廣泗將他們很快地打平。所以，到乾隆的第一個十年之中，中國享受了相當的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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