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是一個「精神病人」

最新 01-27

說起「精神病人」，大家的第一反應就是小時候在馬路上遇見的不穿衣服（或穿著奇怪衣服），被人群圍住，需要和小孩子隔離開的「瘋子」，TA們是少數的異類，是「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和我們「正常人」沒有什麼關係。

2009年，著名醫學雜誌《柳葉刀》研究發現，我國精神障礙患病率高達17.5%，抑鬱症的患病率也高達6.1%。按照這個比例，我國的精神障礙患病者至少在1億以上。不少精神病人都曾遭遇家人的傷害、遺棄和來自社會的歧視，而從性別角度來說，有數據顯示，性別和精神障礙有一定聯繫。

由於我國社會文化普遍存在性別歧視，女性在家庭中必須承擔更多的照料責任，卻往往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持，這都給女性造成了更多的精神壓力。我國的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出25%，遠高於世界水平［1］；同時，有數據顯示，我國抑鬱症患者中，女性佔六成左右［2］（參考：當抑鬱遇見性別：什麼給女人的生活蒙上陰霾）

我的母親，恰好就是一名女性精神障礙患者，以下是我和我家庭的真實故事。

01 被污名化的「病」

我母親患有「雙相情感障礙」，又稱躁鬱症（英文：Bipolar Affective Disorder），指既有躁狂發作又有抑鬱發作的一類疾病。

母親不發病的時候，沒有人能把她和「精神病人」划上等號，因為她日常的形象和人們印象里的精神病人相去甚遠。她在國企工作，有一份很穩定的收入，也常常能拿到企業的「優秀員工」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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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發病的時候，我的母親會連續幾天都在抑鬱或狂躁的狀態中切換。抑鬱的時候，她會躺在床上不願起床，連我把飯端到她面前她也不願吃一口；而狂躁的時候，她會跟我說很多很多邏輯不通的話。她可能上一秒認為自己是《紅樓夢》里的林黛玉，下一秒就拿起家裡的水果刀往沙發上扔。

在我幼年時，並沒有「精神病人」這樣的概念，只覺得我母親每年有那麼十幾天和平常思維敏捷的她不大一樣。或者說，我一直都帶著對「精神病人」的刻板印象——我認為他們就是那些天披頭散髮、胡言亂語、裸體狂奔、無法正常上班和生活的「瘋子」，是腦子出了什麼問題，搞不好隨時就把人給殺了。但母親和「Ta們」並不一樣。

這樣的「刻板印象」，一直延續到我12歲。那一年，父親和我坦白，母親是有精神障礙的。他告訴我，雖然社會普遍對精障存在誤解和歧視，但其實這只是一種常見的疾病，很多人都會得類似的病，只要日常飲食和藥物治療控制得好，並不會給其他人造成傷害和影響，可以正常生活、上班。

我也開始意識到其中的不對勁：感冒也是一種疾病，為什麼沒有人去歧視得感冒的人呢？

台灣作家林奕含也曾描述過類似的被「污名化」的經歷：她在高中時，必須每周兩次車從台南花一整天的時間搭高鐵上台北治療。她說「上台北」這三個字，就接近所謂精神病污名化的核心：我是台南人，在故鄉生病，為什麼每一個長輩都告訴我，要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治療我的疾病？

由於缺乏科普，大眾不僅僅覺得「精神病人」是可怕的、癲狂的，他們也認為，這是一件很羞恥的事情。這也使得不少病人得病後，忌諱治療而耽誤病情。有不少人是「有病看不起」，但也有很多人是「有病不敢看」。

而更奇怪的是，當社會歧視導致「患有精神障礙」成為一種人格的貶損和侮辱時，女性似乎更容易成為這類語言攻擊的對象。大眾傳媒不斷重複和強化著女性「脆弱」、「不理智」、「邏輯混亂」的形象，指責一個女性是「瘋婆子」，也成了一種極具殺傷力的武器。我們常常聽到人們說某個女人是「瘋婆子」，可是為什麼沒有人說某個人是「瘋漢子」呢？

02 產後抑鬱症與精神障礙

我也感到不解：為什麼她偏偏得上這樣的病？按理說，我們的家境還不錯，生活不算太富裕但衣食無憂，沒有巨大的生活壓力、家庭變故或者什麼劇烈的精神打擊，這種事似乎不該發生在她身上。

在我又長大一些後，母親才跟我吐露了心底的秘密。母親說，我出生那時，因為我是個女兒，爺爺覺得家裡沒有男孩繼承香火，「絕後了」，曾經一度氣暈。而父親那時在附近的城市工作，離母親只有兩個小時車程，卻在她產後整整30天都沒有回來看過她。

據我母親陳述，她在產後「如墮人間地獄」，那時候每當夫家親戚過來探望她，總要喋喋不休地勸說她放棄穩定的工作，去「偷生」個男孩二胎。

沒有人理解我產後的痛苦。國企是嚴格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我也不想冒著丟工作的風險去生第二個孩子。萬一又是女兒呢？

正是這些不被重視的壓力，這些沒有被整個家庭當成問題的問題，導致她得上了很嚴重的產後抑鬱症。但那時醫療科普較少，大家不太知道「產後抑鬱症」的普遍性，也沒有人注意到她的情緒問題。而我母親的這種產後抑鬱症由於沒有及時得到疏導，竟然演變成了長期的精神障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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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後抑鬱是指產婦在分娩後出現以抑鬱、悲傷、暴躁、沮喪、大哭大鬧、易激怒、煩躁，甚至有自殺或殺嬰傾向等一系列癥狀為特徵的心理障礙，在人群中發病率達15%-30%［3］。不僅是我母親，很多中國的女性都得過產後抑鬱症，也經歷過和母親類似的心路歷程。

我母親提到，她剛剛從「女孩」過渡到「媽媽」這一社會角色時，常常感到「措手不及」。我母親當時並不會熬雞湯，也不知道我半夜哭的時候該怎麼哄——這和大眾傳媒里描述的「完美的母親「有著很大區別。

在大眾傳媒輿論里，女性的「母性」和「照顧"被描述成一種與生俱來的天性，我母親也認同這一觀點，因而常常覺得自己「不稱職」，有著莫名的「歉疚感」。但顯然，這種「歉疚感」似乎不會在「爸爸」身上出現，社會對男性總是寬容得多，看看綜藝節目里笨拙帶娃的爸爸獲得多少讚美就知道了。

我母親也提到，在生產完後的幾個月，她感覺她對自己的人生失去了「掌控感」。由於此前她一直是職業女性，但懷孕時因孕吐反應太重，她只好暫時辭去工作。由於職業中斷，她有半年以上的時間都沒有收入，這種「經濟不獨立」的感覺讓她倍感恐懼。此外，人們老說「一孕傻三年」，我母親也擔心她在產後是否能順利找到工作。

一份產後抑鬱症的資料中提到，女性產後是否能得到家庭支持，婆媳關係、夫妻關係是否正常，決定了她是否能較順利地渡過「產後抑鬱症」。然而，在中國某些地區，女性產後的孩子的性別幾乎決定了她在產後能否得到足夠的家庭支持。

若是產婦生的是男孩，丈夫的家族裡「皆大歡喜」，設宴擺酒，對產婦大予讚賞。而若產婦生的是「遺憾」的女孩，往往換來的是冷漠的臉色和嫌棄。在這種情況下，生下「女嬰」的產婦，可能內心會自責、內疚，或是對丈夫的冷漠感到憤恨，導致精神狀態不良。

因此，作為丈夫，應當尤其注意妻子產前和產後的精神狀態，多去閱讀了解有關產後抑鬱的知識，並儘力分擔妻子帶孩子的壓力，如有發現妻子較嚴重的抑鬱情緒，則及時就醫。而作為家庭成員，我們也應當去協助家中產婦照料孩子，並多去關心她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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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目前我國的「男性陪產假」政策大多落於紙面，許多民營企業並未執行國家規定，使得「男性陪產假」難產。我國政府以及相關機構應當出台配套措施，來保證「男性陪產假」的「強制執行」，以保障男性員工依法請假照顧妻子、孩子的合法權益。

03 有時間表的「病」？女性的春節焦慮

一份國外的調查顯示，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焦慮、飲食失調、精神分裂症、多動症、躁鬱症和強迫症，都可能在冬季變得加重病情［4］。而我的母親也容易在冬季病發，於是，我父親在冬季會格外留意我母親的飲食作息、服藥習慣和情緒波動。但我母親的發病期更特殊一點兒，往往是在春節前後。

2015年的春節時，我母親病得尤其嚴重。大年初一時，親戚們坐在一塊討論、調侃家中的未婚女性嘲笑，其中就包括大齡單身碩士畢業的我。正是那天晚上，母親突然暴怒起來，把家裡過年買的盆栽猛地往地上砸，然後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我女兒一定會嫁得很好！你們都是垃圾！」

儘管說「精神疾病」總是容易在冬春季犯病，但我認為我母親總在「春節」犯病，和中國春節常見的「問候文化」也脫不了干係。

每年過年過節總是女性最頭疼的時候，除了要準備一大桌子的菜，還要面對形形色色的親戚。各種親戚總會來「問候」女性的婚育狀況，或調笑，或言語壓迫，若你單身，總有人諷刺你是「剩女」；若你已育一胎，總有人想讓你生二胎；若你的女兒已成年，總有人想讓你的女兒早日「成婚」。

親戚們的嘴巴，總是封不了。因此，女性精神病人在春節，恐怕比平常都容易犯病。而即使你並未患精神疾病，家裡人的「問候」都足以讓你焦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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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女性精神障礙患者來說，有一個寬鬆、自由、性別平等的家庭輿論環境，會讓她們的心理狀態好一些，也能幫助她們更好地康復。此外，精神障礙者病情常在冬春季反覆，作為家人，我們也應當在這些季節多去關愛她們，注意她們的情緒波動，盯緊她們的作息和飲食，減少來自外界的刺激（比如煙、酒、過度嘈雜的環境）。

04 精障者的照顧者們

我的母親，可以說是一位相對幸運的「患病者」。她身在大城市，已連續服藥20餘年。在這20多年裡，由於經濟尚可，也有父親和家人的支持照顧，她能夠正常上班，只是在發病期才會休假。如今，她已順利退休，完整地走完了她的職業旅程。

父親跟我坦白，他在母親最初患病時一度非常痛苦，無數次想過要放棄。在一個極度「重男輕女」家庭里長大的他，從小便是爺爺奶奶的「掌中寶」，受盡寵愛的他且鮮少下廚的他，從未想過自己在日常忙碌的工作時，還要抽時間去學習做菜和照看母親的情緒。

「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緊張，是每次你媽發病的時候，我都怕她會出什麼事。」我父親曾這樣跟我說。

在我母親的20多年患病歷程里，父親作為陪伴者和照顧者，通過學習和自身的努力，歸納出了很多照顧精神病患的小貼士，他將這些貼士總結出來，也送給其他有需求的人：

1.對精神障礙者的狀態作出評估，一旦ta們處於「發病期」，便盡量減少家中可能存在的危險因素，比如把家裡的刀子都收好；格外留意精神障礙者的情緒，比如父親會定期預約醫生到家中和母親聊天，跟蹤、改進治療方案……

2.動用自己身邊的醫療資源，改善精神障礙者的醫療條件，通過不斷嘗試找到更適合患者情況的主治醫生。比如，勤於維護和主治醫生的關係，獲得醫生的信任，通過父親的努力，即便是母親在大年初一發病，醫生也願意趕到家中為母親會診。

3.給到精神障礙者情感上的支持，努力消除周圍環境的歧視性因素。比如，父親會每天都提醒母親服藥，同時在母親發病期時他也會承擔多一些家務，以減輕母親的心理負擔；同時，他會提醒親戚不要用「瘋子」來形容母親，也會讓在外地工作的我「常回家看看」，關心一下母親。

每每我父親在廚房做飯時，我母親總會喜笑顏開。而父親也逐漸在「分擔家務」中找到了樂趣，他會自誇自己的廚藝，會學習電視上的「美食節目」上的菜譜...儘管我父親年輕時曾認為「家務就是瑣事」，但如今，他也會和我說：「做菜其實也是一種創造和藝術。」

在我父親身上，我看到的是一個男性在家庭中「成長」的狀態，值得其他男性學習。儘管這還是一個過程，但他顯然在「照顧母親」和「分擔家務」這些事上逐漸成長起來。父親儘力為母親提供「醫生上門服務」的醫療環境，這讓母親在家中就診時頗有安全感，能較快地從異常情緒中恢復過來。

在父親的配合和家人的關愛下，我的母親的病情得到了較好的控制，以前是一年可能發病兩三次，現在基本上兩年才會發病一次，也擁有正常的職業生涯。而據我了解，而在許多普通家庭里，這樣的妻子恐怕被丈夫乃至其他家人認為是「累贅」，已被遺棄；又或是因為醫療條件不夠好、家人認知不夠，而得不到治療，最後甚至導致病情惡化直至自殺身亡。

在百度搜索「精神病人」、「遺棄」等關鍵詞，可以找到不少類似的新聞。

因此，女性精神障礙病人能否順利渡過一生，擁有正常的職業，和她的階級、收入、醫療條件、社會支持和家人的支持都有關係。還應該看到的是，在大部分受精障影響的家庭中，照料職責往往將由精障者的配偶，或原生家庭中的女性承擔。

05 後記

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在1981年就提出「以社區為基地的康復（CBR）」的方針，強調社區康復對於精神病人的重要性。因為，大部分精神病人在社區中能康復得更好，長期住院剝奪了他們作為人的權力，讓他們的生活沒有社交和職業可言。

而在中國香港，早在1982年已經開始提供社區精神衛生服務，服務項目涉及患者從出院到回歸社會的各個環節，服務團隊由精神科醫生、精神科護士、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心理學家等組成，為社區居民提供綜合、個性化的精神衛生服務。這些服務，能幫助精神疾病患者逐漸重建心理狀態，並慢慢回歸社會，擁有正常的生活。

我國目前的社區精神衛生服務暫時未發展起來，能提供此類服務的機構很少，也大多在大城市。大部分精神障礙患者，在出院後不能得到長期的跟蹤治療，也沒有相應的社區精神衛生服務能幫助他們在出院後回歸社會。

我的母親可以說是「社區康復模式」的受益者，正是因為有醫生在社區長期跟蹤、調整她的醫療，她擁有了正常的社會生活。但我母親只是個案，她的「社區康復模式」並非由國家提供，是由父親和熱心的診治醫生共同打造，而大部分精神障礙患者都無法享受這樣的服務。因此，在此我倡議政府和相關單位大力推行社區精神衛生服務。

大陸的精神疾病科普工作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2009年，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公眾對精神疾病的知曉率不足5成，就診率則更低。而在香港，在不少地鐵附近和各種社區大門口附近，都能看到精神疾病的科普海報；香港也常常舉行有關心理健康的專題講座，幫助市民更好地掌握心理學知識。

政府應加大對精神疾病、心理學等知識的科普工作，同時加大對精神疾病相關醫療資源的投入。

另外，從性別角度看，性別平等工作也將對女性精神障礙者的處境改善產生積極影響。推行性別平等的政策和法律法規，倡導男性承擔家務、為各個生命周期的女性提供平等、友好的輿論，能讓女性精神障礙疾病心理上和生活上減少負擔，利於其病情的康復，更有營造良性的社會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