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變法修律」中的民主與科學

清末提倡的變法、修律，多無視民意，枉顧「民主」需求，只是表面上照搬西方所謂的「科學」，均以失敗告終。唯有共產黨人結合中國傳統及國情，建構起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

□特約撰稿 沈瑋瑋

民主與科學乃清末民國社會變革的主旋律。在清末時局進程中，清廷只注重修律的「科學」形式而忽視了變法的「民主」基礎，早已預示了清末變法修律的結局，並深刻地影響了民國的法制體系建設。

變法和修律的傳統中國歷代有之，乃本土資源，是為「中體」。立憲則為舶來品，是為「西用」。清末為挽救統治危機，堅持「中體西用」的原則，效法西方，厲行革新圖強，所定基調便是變法修律。

因此，清末提倡的變法修律，是堅持「中體」的里子，需要用民主來支撐的立憲只是「西用」的面子罷了，是於激變中求穩實的必然選擇。立憲始終只是修律的關鍵一環而已，並非變法的全部，因此，以立憲為主導的變法自然就難以堅持民主的原則。

所變之法，乃應對時局

因內憂外患之故，清末當局必然要應對紛繁的社會事務，處理新式事務的機構應運而生，於是，官制改革被提上議程。加上嘉慶以後，清代中央權力下移，尤其是在太平天國暴動之際，湘軍及其淮軍皆是地方縉紳通過地方網路，組織鄉村農民獲取人力資源，建立政府軍以外的武裝力量。清末地方督撫尤其是直隸與東南諸省，均由這一縉紳士大夫武力集團領袖出任。在皇權之外，清末的中國開始存在另一個權力結構，平時聽命於朝廷，有事則形同獨立，互為自保。皇帝不得不開始借力變法來集中權力，因此，借所謂「科學」的官制改革之機收攏權力，成為清末變法的重中之重。就此而言，清末所變之法，乃變革應對時局，重整權力進而穩定社會治理的「辦法」，難以見容回應民眾之需（民主）的目的。

滿清統治者入主中原後，思想控制更加嚴厲，加上科舉出仕更加渺茫，滿漢官員待遇懸殊，迫使士大夫走向基層，逐漸形成以地方士紳為核心的自治體系，與清廷主張的「小政府」治理模式頗為吻合。基層士紳以儒家禮制持續影響地方，使得傳統在基層根深蒂固。清末的立憲只能靠自上而下推動，基層很難有民主之風。清代的「小政府」模式並不具備「事無巨細」地治理地方之能力，立憲只能是摘其大略而行之，故名曰「憲法大綱」。為了維護皇權永固，只能採納日式「欽定憲法」，且在立憲後才設立民意機構。地方設立諮議局，重在士紳「議政」，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和四川首先響應，無疑乃地方督撫（士紳）勢力最強之地，成立諮議局之舉，實乃中央承認士紳對地方掌控之權，當是認可了地方武力與縉紳的社會力量。

自庚子事變後，大清東南各省督撫就已宣告中立以求自保，乃是在皇權之外宣示地方權力。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獨立，則是地方權力和社會形勢共同使然。中央則設立資政院，重在王貴「參政」，穩定與籠絡血統關係，定名「資政」而非「資治」，說明只以皇權永固為目標，非以國家變革和轉型治理（民族國家建設）為皈依，終致清帝退位。

清末修律、變法，無視民意

清末修律首重翻譯，十年之內經法律移植所得的修律成果，完全是抄襲之果。作為後知後覺的大清國，從「任人之治」到「任法之治」的過渡，幾乎沒有靠啟發民智來實現「民主」修律，而是以西方「科學」標準，秉持「拿來主義」的直接照搬。沒有了民主立法的支撐，修律變成了政治的「遮羞布」。誠如梁啟超所言，缺少「新民」的參與，修律倒成了少數人的事業。大多數百姓完全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自然變得消極，於是成了魯迅筆下的「看客」，法律成了兒戲，國就將不國了。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更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將憲法和法律視為工具，以軍政和訓政為幌子，繼續敷衍民意，延續了辛亥革命以來的舊民主主義傳統。當時支配國家建構的學說當屬「三民主義」。其中「民權主義」之「民權」所指的「民」，是公民，即從政治身份認同來確證一個現代國家的民眾屬性，與當代「人權」所具有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大不一樣。因為，「民權」須與「民族主義」強調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相一致，即塑造認同「中華民族」的新公民。公民又需要市民社會來培育，「民權」之「民」指代的即是「市民」。結合「權能分治」理論來看，「民權」之權是指「市民權力」，而「人權」之權，則指「人的權利」。就此而言，「三民主義」走的是「城市市民」革命路線，即通過在城市發動資產階級革命，逐步構造現代國家，與俄國十月革命確立的「城市蘇維埃」是吻合的。既然是資產階級革命，走的還是清末自上而下國家權力重塑之路，中華民國成立之初體現「三民主義」的一系列立法，突出的也是「城市中心」，忽視了在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占絕大多數的農民。

「民生主義」更是將「節制資本」（城市資本）放在「平均地權」（農村地權）之前，顯然有重「城」（有產階級）輕「鄉」（無產階級）之意，繼承的依然是清末以資本和技術為要的「洋務運動」。這一舊民主主義傳統終因1919年巴黎和會的召開而被打破，軟弱的民國外交姿態引發了在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被公認乃新民主主義革命開端，其倡導了更為廣泛的群眾參與式民主決策之道。但這一新的民主傳統並未在1919年10月10日經孫中山改組後的國民黨內形成共識，直到1925年之後，經過調整的新「三民主義」才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可惜並未堅持下來。1921年建黨之後發動的中共革命最初複製的也是「城市蘇維埃」路線，幾經失敗後，便將目光轉向了農村，確立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此後，國共之間的爭鬥在本質上便是城鄉之間的鬥爭，代表的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鬥爭，實乃舊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的鬥爭。

總體而言，清末變法、立憲和修律均無視民意，枉顧「民主」需求，只是表面上照搬西方這一所謂的「科學」模式（包括西式法律體系及其官僚體制）藉以推動改革進程，這一缺乏民主的改革慣習後來完全被中華民國各個政府所繼承，雖然在此期間偶有健全民主之動議和行動，然並未堅持。只有共產黨人自1919年之後才真正回歸了民主之真意，回應了無產階級之需求，並結合中國傳統及國情，在1927年之後以蘇俄為參照，將有產階級以「民主」為幌子的「集權專制」，改造為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集中」，同時進一步提升了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民主」，並調和了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建構起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集中制。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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