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慧瑛：傅增湘求書求畫於過雲樓
江南著名的藏書畫樓過雲樓傳到第三代、書畫家顧麟士手上時，他除了繼續收藏書畫外，還特別關注宋元明等善本孤本，以豐富過雲樓的藏品。一直以來有人撰文說，過雲樓的書畫盡人觀賞，而古籍珍本秘不示人，當年藏書家傅增湘來蘇時幾番請求才得以觀看，並須遵循顧麟士提出的「只能看不能抄」的苛刻條件。最後憑著傅氏的超人記憶，每晚記下白天所過目之書，且於上世紀30年代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發表其編纂的《顧鶴逸藏書目》。顧氏後人顧篤璜先生對此種說法一直持否定意見，認為祖父絕對不會這樣，也鮮有人有這麼好的記性。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偶爾讀到傅增湘寫給顧麟士的三通書信，了解到傅增湘確實到過雲樓觀書，並向顧麟士求書求畫。
顧鶴逸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縣人，光緒年間進士出身，既在清朝選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又在北洋政府時期做過教育總長。他最愛藏書，是繼楊氏海源閣、瞿氏鐵琴銅劍樓等清代四大藏書樓後的又一大家。他一生所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種，元刻本善本數十種，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總數達二十萬卷以上，除在藏書、校書方面具有影響外，他在版本學、目錄學方面也頗有建樹。
在第一通信函中，傅增湘提到自己入閣已過一年，他於1917年12月4日出任教育總長，直至1919年5月，由此推斷此信可能寫於1918年底或1919年初。傅增湘坦率地向顧麟士提出要求，即他前年在蘇州顧麟士家看到與其家鄉有關的兩種藏書：「一為眉州杜大珪之《續碑傳琬琰錄》，一為《龍川略志》，弟均擬刊入《蜀賢叢書》」，希望顧麟士能割愛轉讓。同時傅增湘表示，如果顧家不願「惠讓」，那麼是否可以借閱，「或影鈔一部，或校勘一通」，為了消除顧麟士的疑慮，傅氏提出「交部挂號，萬無一失」，校勘完畢立即奉還，不會拖延。然而傅增湘考慮到藏家對物品的珍愛之心，也認識到北京蘇州路途遙遠取歸不易，又提出了一種新辦法：即運用照相機技術，書不用「遠行」就可以達到目的，而他將「托滬友攜照象（相）具到蘇，將原書攝影，一分記祗數十頁」，這樣的速度只需兩日就可以完工。最後傅增湘說只要顧麟士不「斥其妄、笑其愚」，哪怕只借一種藏書，不僅是傅增湘之幸，更是「吾鄉先輩冥中百拜所求者也」，所言令人心動，或許唯有愛書成癖的人才會說得如此真切與動情。傅增湘點名所要的兩種書均為宋本，《續碑傳琬琰錄》全稱為《皇朝名臣續碑傳琬琰錄》，而《龍川略志》、《龍川別志》則是蘇轍所撰，皆是重量級的宋刻本，這自然引起傅增湘的高度重視。
傅增湘
目前沒有看到顧麟士的回信，但從傅增湘的第二通信函中，可以獲悉顧麟士對傅增湘提出或借閱或影鈔或拍照兩種書的要求，只同意影鈔《龍川略志》、《龍川別志》，而且並不採納照相這種新法。歷代藏書家對鈔書很講究，紙張與鈔書人的選擇同樣重要，產於浙江開化而命名的開化紙是清代以來最名貴的一種紙，因其質地細膩、柔軟潔白、薄而韌性強成為清廷宮內專用紙。傅增湘專程從北京寄紙到蘇州，在第二通信函中寫道：「開化紙覓得數十紙寄呈，敬希代屬善書人摹寫《龍川別志》，以踐前宿約。」他又與顧麟士相約「霜葉飛紅，南遊有日」，同時傅增湘還惦記著顧麟士的畫作，希望到蘇之時將顧氏「允賜」的畫作與影鈔的書一同帶走。
第三通信函中，傅增湘告訴顧麟士已結束杭州的旅程，準備到蘇州拜訪他，同時詢問所允諾的畫作是否已經脫稿，是否已請人用開化紙摹臨《龍川略志》？他稱讚這本書為「海內孤幀」，因此務必要請文士善書的人「著意摹臨」，提出顧麟士的友朋中有無錢罄室、金耿庵這樣的高手？表示事成後一定給予豐厚報酬。顧麟士是晚清民國畫壇名家，傅增湘在求書的同時，不忘求畫，三封信中兩次提到畫事，這多少反映了顧麟士作品的魅力。
1926年，顧麟士將請人所抄的《龍川別志》、《龍川略志》寄到北京，傅增湘寫下題識：「丁卯六月十七日，晨起校影宋本四卷本，原本藏吳門顧鶴逸，其詳別記之，藏園居士。」他為影印作跋：「鄉人李香嚴廉訪舊藏宋刊本《龍川略志》、《別志》，號為孤本秘笈。廉訪身後，篋藏盡散，是書為吳門顧鶴逸所得。辛亥以還，餘數數往來吳中，因識鶴逸於怡園，獲觀是書，昨歲更影寫一本相寄，將以入吾《蜀賢遺書》中。」目前國家圖書館珍藏的影印宋本《龍川略志》、《龍川別志》，就是傅增湘從過雲樓「求」來的。
顧麟士曾為傅增湘畫過《雙鑒樓圖》，請蘇州人章珏題詩，此畫當為傅氏書信中所求之作。傅增湘也為顧麟士從北京代購了洪武《蘇州府志》，此書連同《龍川略志》等一起珍藏於南京圖書館。
原文刊登於2018年1月25日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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