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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佛教觀

1、「統合儒釋」說

「統合儒釋」說,是柳宗元在《送文暢上人登五台遂遊河朔序》一文中提出來的觀念。儒――指儒家。儒家是先秦時期的一個思維門戶,以孔子為代表,建議禮治,著重傳統的倫常聯繫。從南北朝時期開端,有人將儒家稱為儒教,跟釋教、道教並列,稱之為「我國的三大教」。釋――是釋教創始人釋迦牟尼的簡稱,泛指釋教。統合――即彼此一致與交融。

六朝時期,外來的釋教和中土傳統的儒教、道教,正處在彼此奮鬥與交融的進程之中,其間的敵對有時還適當激烈與尖利。如南朝的范縝就寫過一篇《神滅論》,對釋教的「神不滅」思維,提出過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的尖利批評。范縝生計時代大約在公元450年到515年之間,字子真,南朝齊梁時人,身世於士族,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情質直。齊永明年間,曾與競陵王蕭子良就有關因果問題發作論爭。范縝以「偶然」論反駁釋教的「因果」說。為了徹底駁回釋教的因果報應說,范縝作《神滅論》,進一步論述他的觀念。

《神滅論》以刀「刃」和鋒「利」的聯繫來比方形神問題,以為尖利是刀刃的效果,刀刃是尖利的本體,無刀刃則無尖利之效果。同樣,形體是精力的依據,而精力是形體的效果,形體存則神存,形盡則神亡。

北魏的太武帝,乃至在他所統轄的規模之內,展開了一場滅佛運動。北魏太武帝拓跋燾(409年―452年), 在位28年,大約是公元424年―452年間。他在消除北涼之後,從前把北涼數萬戶釋教信徒(包含沮渠氏家族及吏民),遷到其時魏的國都平城,所以釋教在北魏境內的影響敏捷擴展。北魏的司徒崔治崇奉道教,討厭佛法。他常常在魏帝面前降低釋教,規勸魏帝承受道教。在崔治的鼓動下,魏太武帝於442年正月「備法駕」,設道場,親身承受符,表明承受「天命」,君臨中原。魏太武帝承受道教後,開端約束釋教。

促進魏太武帝反佛的原因,一方面因為釋教的開展,很多編民投靠寺院,削減了國家戶籍和經濟收入,釋教寺廟塔像的很多營建,又耗費了很多人力物力,影響了國家的經濟力量;另一方面則是一些釋教僧侶的不法行為。這次滅佛,儘管因太子拓跋晃的暗中保護而削減了丟失,可是這一舉動對釋教徒思維上、心理上構成的暗影是極端巨大的,致使直接影響到後來我國釋教的開展。

唐代士大夫的習佛,在具體內容上儘管跟六朝有很大不同,但作為文人世的一種傳統,六朝以來儒、釋溝通的習尚仍被連續下來。唐代新興起的一些釋教宗派,已融入了適當大的儒學成分;儒學也開端吸收佛家的內容。在許多習佛文人的頭腦里,二者已不再存在什麼敵對,而是難分難解地結合為一體的。柳宗元的這篇文章,對儒、釋彼此溝通的傳統,加以了充沛的必定。他自己也十分欣賞並自覺地發揚這種傳統,在長安當官「超取顯美」少年得志時期,就跟靈徹、文暢上人等常常來往,彼此贈詩答文。後來被貶到永州,結交了更多的佛門朋友,與他們一同研討佛經教義,使自己對梵學理論的知道,由外至內,由淺入深,進一步內化、升華為智慧、理念、思維、崇奉層面的架構。在後來露台宗的釋教史書《佛祖統紀》里,柳宗元乃至被列為重巽的俗家弟子,並把他的《聖安寺無性和尚碑》《龍興寺凈土院記》等錄入在內,作為「發揚光大釋教」的名篇。

2、「佐世」說

「佐世」說,是柳宗元在《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一文中提出來的觀念。佐――指輔佐、輔佐。世――此處指社會、世間或世人。聯在一同的解說就是說,釋教具有幫助統治者管理國家和社會的成效。

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又迭相訾毀、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也?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這今後有釋氏,故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柳宗元把佛、道均看作諸子百家學說之中的不同門戶,以為它們和一般的學說相同有著「佐世之功」。實踐上,任何宗教都有著十分雜亂的教理內容,其間心的學說如宗教思維、宗教哲學,都具有思維、學術上的巨大價值,但也或多或少帶有唯心與蒙昧的成分。柳宗元是個賦有理性的思維家,面臨釋教的雜亂內容,一方面他特別注重其教理中賦有價值的方面,像「剝繭抽絲」相同,取其合理的內核加以理論上的研討與多方討論,以求發揚光大;另一方面臨於梵學中非理性的、蒙昧的崇奉,以及損害國計民生、違反中土道德的部分,也能採納正確的批評情緒,既不以一俊遮百丑而全盤承受,也不因一葉障目而全盤否定,這種唯物辯證法的觀念,正是值得咱們當今後人稱道與學習學習的當地。

他到柳州任刺史後,把「佐世」之說運用到了治國安民的理政實踐中去,曾親身掌管重修了大雲寺,完工後還撰寫了《柳州復大雲寺記》。文中說:「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仁。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行,則殺中牲;又不行,則殺大牲;而又不行,則訣親屬殤死事,曰『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意思是說,當地的越人百姓,迷信吉利的事物,並且簡單宰殺畜牲,執傲不化而違背仁義。假如沉痾憂慮,就把巫師們請來,用雞來進行占卜。為了祛病消災,逢凶化吉,開端就宰殺雞鴨之類的小牲口;病還欠好,就殺豬羊一類中等的牲口;病又欠好,就宰殺牛馬一類的大牲口;假如病再欠好,就跟親屬們訣別,交代身後的一些工作。說「死神不會放過我了」,因而不吃不喝,用東西遮蓋著臉等候死神的到來。因為這些緣故,戶口簡單削減,地步簡單荒蕪,而牲畜家禽也難以繁衍。

3、「中道」說

「中道」說,是柳宗元在《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一文中提到的觀念,這一觀念並非是他的首創,最早是印度中觀學派的大師龍樹提出來的。龍樹大師見前期的般若教理談空過分,沒有著落,提出「三諦中道」的教觀,以為萬法本是因緣所生,本無自性,因而是「空」;但又供認它們具有如幻如化的相狀,是為「有」;而真「空」、假「有」皆不出法性,不待做作,是為「中道」。所以他又提出了「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紛歧不異,不來不出」的「八不」中道。中土釋教八大宗派之一的三論宗,忠實地承繼和發揚了印度中觀學派的理論,將其作為三論宗首要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論宗的首要思維,包含三大方面的內容:第一是「破邪顯正」,即破斥邪道,顯示正理;第二是「真俗二諦說」,即關於「有和無」的釋教理論;第三是「八不中道說」,即「不生不滅、不斷不常、紛歧不異、不來不去」的理論,他們是想以此「八不」來否定塵俗偏頗的觀念,然後顯示「中道」的實義。這種理論突出體現了注重實踐的品質,把作為釋教教義底子的絕對的「空」落實到現世人生中來。

柳宗元的釋教思維和崇奉,自到永州後愈加老練、堅定,而他這一時期觸摸得最多的是露台學人,對露台教的「中道」理論特別感興趣和特別簡單承受,並且逐漸深研,使其得到發揚光大。

柳宗元在《送琛上人南遊序》中說:當今議論佛禪的人,有些流蕩錯誤,彼此一再引證,妄自取捨空談,而只圖簡略便利,也不論是否顛倒實在,既把自己陷於紊亂之中,又坑害了別人......我的朋友琛上人則不相同,他在觀看經文時,得到了《般若經》的真義,閱覽慧文法師的《大智度論》時解悟了『專心三觀』之說,並且晝夜修習而以身踐行。有來求取佛法真義的人,則為其具體講解。隨從他修習並且遭到點化的人,都知道佛法為什麼廣闊,菩薩大士為什麼宏偉,修行的人為什麼講究『空』,放浪形骸的人為什麼會遭到阻止。

琛上人所讀看的《般若經》《大智度論》,都是露台宗立說的最重要的作品。柳宗元在文中對琛上人拍案叫絕,尤其是對他「晝夜服習而身行之」那種執著的向佛精力,分外稱道;對琛上人「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的做法,即把自己所修習、解悟的『專心三觀』與《般若經》真義,推而廣之,以擴展佛法的影響,也深表附和。

柳宗元不只對露台宗的「中道」理論有過深研細鑽,並且徹底加以消解,並將其付諸到自己的言行之中去。他有不少詩文涉及到「空、色與有、無」的露台教義,如:「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體空得化元,觀有遺細想。」 (《法華寺石門精室三十韻》)「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趣中即空假,名相誰與期。」(《曲講堂》)「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心境本同如,鳥飛無遺址。」 (《禪堂》)「嘗聞色空喻,造物誰為工。」 (《芙蓉亭》)「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蔭。」 (《苦竹橋》)等等。從上所引,可見他對「中道」說的解悟,徹底達到了純熟於心、信手拈來的化境。

4、「元氣」說

「元氣」說,是柳宗元在《天對》《天說》中提出來的觀念。元氣――在《現代漢語辭典》中,指人或國家、安排的生命力。如:元氣大傷、恢復元氣等等。元氣―― 《易經》的《彖傳》中解說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隆重的元氣啊,萬物靠著它才開端萌生,所以統歸於天。雲的活動,雨的下降,使各類物品變化構成。太陽一直在運轉,上下四方順時而成。)

柳宗元的《天對》,將《天問》所提出的問題逐個進行答覆,對世界和人生,有不少辯證唯物的觀念。如:「本始之茫,誕著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黑晰眇,來往屯屯。」他以為,世界誕生之時,天地沒有成形,一片混屯的狀況,漆黑一團,只要元氣充盈其間。

柳宗元在《斷刑論》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刑以秋冬」的懲罰觀念是「偽也」。他以為「天意」是底子不存在的,「夫雷霆霜雪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為十分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十分之罪也哉」。按這種觀念推理,巨石、大木、百草豈不都犯了罪大惡極的「十分之罪」?柳宗元以為,萬物的「生殖與災荒」是天然規律開展的成果,國家的「法制與悖亂」是統治階級片面毅力的體現及施政行為的成果。前者是天然活動,後者是社會活動,二者「其事各行不相預」 (《答劉禹錫天論書》)。天然萬物不會因社會的「悖亂」而枯謝凋謝,也不會因社會得到管理而活力昌盛。既然如此,治亂理政的社會活動又何須拘泥舊章、按時令而作?處分死罪者又何須堅守「當刑者有必要順時而殺」、順天行誅?因而柳宗元提出「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時令論上》)依據實踐奮鬥的需求,擬定當令的政令法規,活躍地輿國治亂,國家一定會國泰民安。而懲治「悖亂」的法制,更應該廢舊立新,打破舊制,改造時弊,充沛發揮法令的懲治、震撼、教育、戒備效果,敏捷及時打擊犯罪,保護國家統治和社會安定。假如死泥舊制不放,一味「言天而不言人」,那麼就是「蓋以愚蚩蚩者耳,非為聰分明壑智者設也!」

柳宗元所建議的「元氣」說,本來是樸素唯物主義的體現形狀,但因為其概念的本身並沒有明確的所指具象,他把「元氣」跟露台宗 「空、色與有、無」 的教義同等起來,因而帶有宗教奧秘的顏色。

5、「交融」說

「交融」說,是柳宗元在《龍安海禪師碑》一文中引證如海的話所提出來的觀念。交融――是指幾種不同的事物組成一體,如:文明交融。柳宗元以為禪門的派系之爭使得真實的大路隱而不彰,因而要交融各派而取其精華,這是一種適當融通的見地,是富於批評認識的情緒。

釋教自傳入我國後,到魏晉南北朝時,因為釋教經典作品的很多傳譯,加上我國和尚對釋教教義的研討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對梵學的了解也日益深化,然後創立了具有自己特徵的我國釋教宗派,如: 「露台宗"、「三論宗"、「華嚴宗"、「法相宗」、「律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等,它們各自具有高度開展的寺院經濟、完好體系的教義教規、相對固定的佈道區域以及嚴厲傳承的法嗣準則。

中唐今後,禪宗的影響不斷擴展,進入百家爭勝、異花競放的昌盛開展階段。禪宗五祖弘忍之後,禪宗南北宗之間搶奪正統位置的奮鬥一度十分激烈。禪宗六祖慧能的弟子神會(公元686年―760年)北上,爭論兩派之間的對錯,並為平定「安史之亂」、籌集軍費、實現唐朝的復興立下了豐功偉績,深得朝廷上下的愛崇,使南宗的徹悟法門得以撒播北方,逐漸成為禪宗的正統,並在開展進程中最終替代其他各宗位置,成為我國釋教史上撒播最長遠、影響最廣泛的宗派。

儘管唐代的釋教宗派門類較多,並且在教理、教義的教學上嚴重敵對,某些宗派在行、解上簡直互不相容,就連禪宗內部的南、北二宗也形同水火,但是柳宗元的釋教思維卻絲毫不被這種「宗派主義」所捆綁,充沛顯示出他學術思維上那種弘通敞開的性情。他沒有專門拜某一派的宗師為師,也沒有從某一位大師受戒為入門弟子;他與佛門中很多的各派人物結交,並沒有體現出什麼門戶之見。他精心研討過不同宗派的思維:除了對理論內容淡漠、崇奉顏色稠密的密教不感興趣,對華嚴宗的思維也觸摸不多之外,其他宗派如露台宗、禪宗、凈土宗、律宗,他都仔細研習過,並有適當深化的了解。

從柳宗元和各宗派的聯繫中,既能夠清楚地看出他對釋教思維研習的廣泛程度,也能夠看出他不只竭力建議各宗派「洪融混合」,並且他自己也是「導之以言」,並「踐之以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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