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風火火闖九州」也是一種文化
王學泰，北京人，中國遊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退休前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著有《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燕譚集》《重讀江湖》等。2018年1月12日早上在北京病逝。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
作者：王學泰
版本：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10月
王學泰在這本書中論述了遊民與傳統文學的密切聯繫，認為這種文化在《水滸傳》《英烈傳》等通俗小說中都有所表現。他在自序中寫道，「遊民的產生和演變，並不是由於他們思想和想法的複雜，而是社會演變的」。
王學泰先生早年屢遭困厄，1980年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時已年近四十。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他的學術生涯。我2010年調入文學所時他退休已好幾年了，不過我也常在樓道上碰到他。他回社科院總是背一個大包，為的是借書，只要滿載而歸，他就笑呵呵的。也許為了追回當年失去的時間，他尤其勤奮多產。去年住院，他還帶著自己的電腦，在病床上繼續工作，準備完成一部中國笑話史，但是他竟然走了。
遊民——另一個中國
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社會學的經典，研究古代中國人在鄉土社會中的生活狀況，尤其是制約他們行為的禮治秩序和差序格局。但是這個鄉土中國是靜態的，還有一個流動的中國。由於戰亂和災荒，或作為一種生存手段，大量農民「脫序」離開鄉土，成為遊民，他們中很多人結成團伙，混跡於江湖，在社會大動蕩之際發跡。《水滸》電視劇片歌唱的就是「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的所謂「江湖好漢」。
一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中國還有無數遊民。比如1925年毛澤東在分析社會各階級時就說到「遊民無產者」：「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些遊民也加入農會和紅軍。四年後毛澤東如此批評黨內「流寇思想」：「由於紅軍中遊民成分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遊民群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李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他認為必須加強「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較早關注秘密會社和遊民的是日本浪人平山周，他直接參与組織、成立中國同盟會，併到中國調查會黨，寫成報告（中文版《中國秘密社會史》191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章太炎作序）。但是一直到九十年代，對遊民的研究極其少見。王學泰著作等身，在古典詩詞方面造詣精深，但是他對學術和思想最大的貢獻非《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莫屬。這部著作橫跨文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歷史學幾個學科，能與《鄉土中國》比肩。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原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最初於1999年出版，當時只印三千冊。該書的增修版（201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多達70萬字，比初版多出近20萬字。王學泰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研究遊民思想意識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1992年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流民》（原擬名《遊民的理想與現實》），篇幅不大，可以說是《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的雛形。此後作者在《文學遺產》、《文史知識》和《文學評論》等雜誌發表一系列關於遊民文化的論文，自成一家之言。江湖藝人把種種遊民發跡的故事編成通俗文藝作品，在普通民眾中流傳，這些作品的潛在價值觀滲透於集體無意識之中。將這類故事背後的思想意識用「遊民文化」四字概括並予以批判，這是王學泰先生最突出的學術貢獻。他論證了遊民、遊民文化與中國俗文學相互影響，這又是包括鄭振鐸在內的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的。
「三國氣」和「水滸氣」
魯迅在《葉紫作〈豐收〉序》寫道：「中國確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但這是為了社會還有三國氣和水滸氣的緣故。」這句話，絕不是對1935年1月的中國社會狀態的恭維。而且，魯迅對「三國氣和水滸氣」的擔憂與他的國民性改造是相聯繫的。七八年前，已有學者痛快淋漓地論述過這一問題。現在人們經常講傳統價值，有的學者往往把一些正宗典籍上宣揚的價值等同於支配普通人日常行為的準則，殊不知文字所苦心提倡的，恰是社會現實中所需要、缺少的。歷史不以金玉良言為綱目，我們未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的理想貫穿於二十四史。歷代帝王將相中不少是遊民出身，他們根本不顧什麼道德黃金律。
齊如山（1875-1962）的著作不引證經史，不講大道理，他自幼讀書之餘就好觀風問俗，對「社會中實在情形」尤多究心，這種求知的方式可以說是「不由恆蹊」了。齊如山對清末民初北京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有接觸，因而被稱為「近代掌故的活辭典」。我以為王學泰先生治學與齊如山頗為相似。記得齊如山曾說，日本人在晚清為了了解中國人的行為習慣，專門收集各種民間流行的小說。王學泰指出，傳統文化除了儒釋道三教之外，還有「小說教」，它在民間的影響恐怕比儒釋道更大。四書五經對討論傳統價值和信仰、認識古人行為規範是有參考意義的，但是不能過分依賴。王學泰揭示的「小說教」有著垂範的意義。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是對《三國志演義》、《水滸傳》和「說唐」系列的系統批判。王學泰先生髮現了這些作品的共同特點：「《水滸傳》是集『朴刀桿棒』故事於大成的長篇小說，它真實地反映了遊民的奮鬥與生活，比較集中地表現出了遊民的意識和理想，成為遊民反抗主流社會的教材，成為江湖的百科全書。與《水滸傳》差不多同時成書的《三國志演義》，也有著濃重的《水滸傳》的影子。」這兩部小說「不同程度上成為遊民意識的載體，在遊民生活與遊民的組織化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至於為什麼這些小說深入人心，王學泰先生在談《水滸傳》的主題時解釋道：「（遊民）這個階層是社會大變動中最為活躍，獲利最大，其遭遇也是最有戲劇性的群體，因此根據他們的生活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就能超越本階層而為廣大的人群所歡迎。當然，在表現遊民的故事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的時候，遊民意識就自然而然地影響到了民眾。」《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中還有「朴刀桿棒」和「發跡變泰」兩個關鍵詞：「『朴刀桿棒』是遊走江湖者保衛自己、爭取生存和反抗社會的武器，而『發跡變泰』是遊民美麗的夢想。前者似乎是實現後者的手段，後者是前者奮鬥的終點。」
還可以加上一句：為了「發跡變泰」可以無視生命，不擇手段。《水滸傳》里的張橫把他的「衣食父母」——三頭行貨——搖到江心時唱道：「老爺生長在江邊，不愛交遊只愛錢；昨夜華光來趁我，臨時奪下一金磚。」這首歌比「赤日炎炎似火燒」更有資格當選《水滸傳》的主旨。「金磚」和它所象徵的一切說出了不少山寨落草者的宿願：個人和小團體不受法律束縛的享受和富貴，即「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而「替天行道」無非是一塊幌子。
元明兩代很多通俗文學作品是在宋代作品基礎上改寫發展的，它們往往鼓吹有組織的暴力，基本傾向是反社會的。這類作品中不乏野蠻血腥的細節，比如《花關索出身傳》（六十年代出土）的起首，劉關張桃園結義後，劉備擔心關羽和張飛起回心，竟讓他們各自回家殺掉家小。關張兩人怕自己動手不忍心，約好互殺其家。
暢所欲言，從自己開始
孔子主張「和而不同」，王學泰先生是深表讚賞的。他在墨子「尚同」一說中看到了危險。他自己曾經橫被口禍，但是他知識分子的良知從未泯滅，不屑於明哲保身。
王學泰先生不斷自省，他的反思對後輩學者是有啟發性的。他一度「懷著虔誠的懺悔精神」閱讀記載於劉向《說苑》中的《金人銘》：「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他也想學得世故圓滑，打算從此學習金人三緘其口，但是可貴的是他認識到「『當說少開口，遇事躲著走』的心態打斷了民族的脊樑」，並不屬於主流文化：「這種卑怯的思想在我國流毒了幾千年，是和我們民族的優秀的道德傳統背道而馳的。」他向讀者推薦的是晉人孫楚的《反金人銘》。堯舜盛時「懸諫鼓」，「立謗木」，「千方百計地搜求意見，這樣才促成了人們道德水平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王學泰先生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可貴的是他發現了人人三緘其口，只會敗壞社會風氣，因此他建議有才能的人要對國家和社會負責任，敢於建言，每個人都「要以更積極的態度為後代留下更多的東西」。這也是和我們歷來所積極主張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相一致的。
有的人（或者說有的機構）欠他一個道歉，他卻不以為意。我想王學泰先生多年研究遊民文化，痛感「報仇雪恨」的心態害人太深。他信奉並身體力行的是仁愛和善良。這是他留給後人最大的遺產。
□陸建德（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