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日「蜜月」之思：兩種「孤獨感」能彼此溫暖嗎？

【編者按】

1月24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不顧朝野多黨反對與憂慮之聲，再度強烈呼籲將「自衛隊的使命」寫入憲法，意圖打破「專守防衛」的憲法制約。

然而，縱觀亞太各國，如果說有誰對日本的修憲進程最為期待，恐怕非「大洋洲小霸主」——澳大利亞莫屬。

當地時間2018年1月18日，日本東京，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訪問日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會晤。東方IC 圖

澳大利亞是公認的最不易受到侵略的國家，而日本恰恰是那個唯一一個入侵過澳大利亞領土的國家。但這一頁已然翻過，雙方正享有一種三觀相合、你情我願的甜蜜關係。上周澳大利亞首相特恩布爾訪問日本，外界普遍認為雙方正在商談的《部隊訪問協議》可能會在年內達成。這一協議將使澳大利亞得以更深地介入東北亞安全事務，也將為日本擴大參與國際安全事務提供精神上的和物質上支持。

一個有趣的巧合是，同樣在上周，英國外交大臣表示將不再稱英美為「特殊關係」，改稱「英美關鍵關係」。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澳大利亞與日本卻正構建特殊關係。澳日關係過去十年間的悄悄升溫，顯示亞太地區昔日特別容易辨識的美國輻輳結構、中美兩極博弈的表面結構之下，一些原先較細的經緯線，一些不那麼強健的筋骨，正在變得密集、強壯，一個皮下網路正在快速生成。

十年蜜月

2007年，澳日雙方簽署《安全合作聯合宣言》，拉開了關係升溫的帷幕。從2014年7月起，澳大利亞正式認可日本為「特殊戰略夥伴」，日本則非正式稱澳大利亞為「准盟友」。澳大利亞前總理托尼·阿博特甚至宣稱澳大利亞是日本的「堅定盟友」。2016年，日本潛艇自1942年入侵悉尼港以來首次現身悉尼，象徵著兵戎相向已成歷史，信任與合作成為澳日雙邊關係的主旋律。

澳日雙方之前也有諸多安全合作，但多在多邊框架下進行。20世紀90年代，雙方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就有過直接合作，如在柬埔寨行動和東帝汶行動中。雙方部隊也曾在伊拉克戰爭中並肩行動。近年來，雙邊安全關係穩步擴展至各個層面。2010年，澳日雙方簽署《日本自衛隊與澳大利亞國防軍關於補給和服務的互惠協議》。該協議於2013年1月生效，對於日本格外有意義，因為這是美國之後日本簽署的第二個此類協議，澳大利亞也成為美國之外第一個與日本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

此後雙邊安全關係進展迅速。2012年，雙方簽署信息分享協議以便共享一些機密情報。2014年，雙方將戰略夥伴關係升格為基於「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包括民主、人權，法治、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新的特殊關係」。同年，2014年雙方簽署《防務、科學和技術協議》，以便利國防技術合作。2015年，日本派出40名人員首次參加美澳「護身軍刀（Talisman Sabre)演習。2016年，日本潛艇在一次聯合演習中訪問悉尼港。2017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大利亞期間，雙方簽署了《採購和多種服務協議（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也就是更新了的《關於補給和服務的互惠協議》，在食物、水、宿舍、交通運輸、燃油、服裝、通訊設備、醫療服務、基地保障服務、儲藏、設施使用、訓練服務、零備件、修理維護、海空運輸、彈藥及其供應等領域互幫互助，以便利雙方在人道主義救援、聯合國維和、演習與訓練等方面的合作。澳大利亞國防部長潘妮女士稱這是澳日「特殊戰略夥伴關係」的支柱之一。晚於澳大利亞兩周，英國成為第三個與日本簽署此類協議的國家。

上周澳大利亞首相特恩布爾訪問日本，坊間相信雙方在《部隊訪問協議》上的談判正在緊密進行中。《部隊訪問協議》將為雙方到對方領土上開展各項軍事行動提供法律基礎和框架，使雙方防務合作更規律、更深入，雙方部隊兼容性將更高。可以預期2018年的澳日關係將繼續保持升溫狀態，猶如南澳的夏天。

蜜月之動力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國家也是一樣。在國際社會裡，國家之間也經常搞搞兄弟情，朋友義。澳大利亞與日本在過去十年間的關係發展，就滿足了雙方結伴取暖的需求。

澳日雙方的互信程度很深，澳大利亞不覺得日本是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威脅，日本覺得澳大利亞是亞洲最支持它重回「正常國家」行列和發揮更大國際安全作用的夥伴——這與其它東亞國家的反對或沉默形成很大對比。環顧亞太地區各國，對於澳大利亞來說，日本是特殊戰略夥伴，是最接近於其的「同類國家」，其它國家的異質性都更高。雙方在一起，都去除了一定程度的孤獨感。但差別在於，澳大利亞是在「異質」亞洲的孤獨感，日本是因二戰在亞洲產生的孤獨感。雙方相互擁抱，彼此供暖。

澳日雙方的含情脈脈體現在幾乎每一個雙方共同發布的宣言文告和講話中：

（1）它們對美國在本地區的作用看法一致，都認為美國是亞太安全的基石，都希望美國留駐；

（2）雙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一致；

（3）它們對於未來地區安全秩序的看法基本一致。

除了三觀相合、同氣相求之外，澳日親密關係背後還有兩股外在的強大推力：一是編織「防鯊網」，二是編織保險繩。所謂「鯊魚」，是指中國，擔心中國過於強大；而保險繩，是對美國，怕被美國拋棄。

要理解澳日的心理動機，須寓其於二戰後以來美國在亞太構建的安全架構中來看。過去美國搭建的亞太安全架構是典型的輻輳結構，就是像自行車輪子一樣，美國居於中心，其它盟友與美國有粗壯的單線聯繫，像車輻一樣。但車輻條之間並沒有緊密聯繫。冷戰結束後，美國一直在督促這些輻條國家之間加強防務聯繫，特別是日韓之間和日澳之間，將輻輳結變成網狀結構。澳日關係的發展就是輻輳向網路的轉型過程。

日益緊密的澳日關係正在使澳日美三邊關係更均衡、更飽滿。一方面是澳美日三方戰略對話的持續深入。三邊對話始於2001年澳大利亞的提議，2006年升格為部長級。2013年美澳「2+2」會議公報支持日本重新評估其安全和防務政策，增加與日本共享的信息，通過安全與防務合作論壇，深化與日本在人道主義和災害救援，促進航行自由和地區海上安全領域深化的合作。在2014年的三邊戰略對話上，三方承諾致力於「確保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亞太地區」。

另一方面，日本得到更多的機會擴大其在國際安全問題上的作用，澳大利亞得到更多的機會介入東北亞安全問題，既不會令美國可以「放心地離開」亞太，也難以說可以激起美國更大的「責任心」從而繼續保持其在亞太地區的強大存在。澳日關係的發展，是雙方地區安全作用擴大的表現，也是美澳日安全網路發展的標誌。澳日之間親密或者不親密，特殊或者不特殊，並不是美國會否留在亞太的決定性因素。美國是否留下來，取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相反，美國決定「重返」還是「留下」，將極大地影響澳日關係。

蜜月之後

不過，再甜蜜的關係都有一些現實問題要面對。對於澳日關係來說，最大的現實就是中國。特別是澳大利亞在管理三邊關係上的技巧，將考驗其對華關係。

雖然跟冷戰時期的美蘇中三邊關係對比完全不是一個量級，但這個三邊關係是存在的。然而除了美國，中國又是澳日關係中隱形卻無處不在的存在，這一點難以迴避。例如，2016年日本沒能中標澳大利亞的潛艇建造項目一事，坊間就有諸多傳言說是因為中國的壓力。此外，澳大利亞也擔心中日關係惡化。傳言一時難以考證，但從客觀實際看，中國絕對構成澳日關係的背景因素。

牽涉到對華關係，澳大利亞可能比日本要多想一點。因為日本與中國關係的特質，並不那麼容易處理。而澳大利亞在這個問題上的敏感性並不是太高。

澳大利亞自信可以巧妙與中日矛盾保持距離，相信它與日本的親密關係不會冒犯到中國。或者說，澳大利亞有時甚至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國不應該認為自己被冒犯。例如2013年11月，中國設立東海防識區之後，澳大利亞外長宣召中國大使，指責中國威脅地區穩定。在中國要求其改正時，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直言說，中國與澳大利亞做生意是因為那符合中國的利益。言下之意是，澳大利亞採取何種政策無需顧及中國的感受。從觀感來講，不能不說澳大利亞顯得有些遲鈍、不敏感。

所以，澳大利亞需要回答的是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想像的「鯊魚」是不是真的鯊魚？在澳大利亞兩百多年的歷史上，美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荷蘭人都曾是它的假想敵，但最後入侵的是日本人。在如何判斷自己的安全威脅上，澳大利亞很可能還需要更深入的思考；

第二，如果放在印太這個更大的地區範圍來看，澳大利亞真的準備好成為「防鯊網」的一段，甚至是中流砥柱了嗎？印太問題此處不展開講，但無論是更積極地參與亞洲安全事務，還是利用印太地理中心位置在全球發揮更大作用，澳大利亞在戰略、資源、心理和技術上真的準備好了嗎？

第三，特殊戰略夥伴關係或准盟友，與盟友之間的界限劃在哪裡？正如澳大利亞國內觀察家的疑問：一旦中日兩國因釣魚島引發衝突，特殊關係包不包括澳大利亞為日本鼎力相助？

（作者系浙江大學研究員，原軍事科學院戰略部研究員，退役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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