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最大的敗筆是結尾的軟弱和自欺欺人
文 |開寅
在李安迄今為止的所有作品裡，《色，戒》是內在特質上與其他影片都有所區別的一部。
無論是在此之前的「家庭三部曲」，還是《理智與情感》《卧虎藏龍》，抑或是隨後的《浩克》《斷背山》或者《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都本質上停留在一個嚴謹的好萊塢式通俗劇框架中，以帶有社會文化意義的符號做為背景，以文本化的故事情節作為核心驅動力，在典型的三幕劇結構上展開充滿著矛盾起伏的劇情衝突。
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是，儘管他影片的結尾時不時充滿著令人扼腕的劇情翻轉，但內核往往都會回到某種道德倫理指引下的情感規範上。
我們也許會從中嗅到一絲李安本人對這些規矩與規範的懷疑或者是在誘惑下的不能自己（《卧虎藏龍》《製造伍德斯托克》），但無論是對它們的確認（《推手》《喜宴》《斷背山》）還是背叛（《飲食男女》《冰風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都始終認可這一價值的存在甚至是統領作用。
而只有在《色，戒》中，藉助原著作者張愛玲的純粹個人主義立場，李安嘗試進行了唯一一次對於這樣道德倫理價值本身的質疑甚至是否定。
可能連李安自己也沒意識到的是，他作品的核心魅力其實是來自於對於這一核心價值周邊臨界區域的模糊性刻畫，一旦當他開始拆解作品構架的核心基礎意識形態部分時，連帶著他所有其他已經成為系統化套路的情感、思想和行動表現內容和手段都失去了可以依賴的支撐。
於是關於《色，戒》的問題其實是可以這樣提出：李安是否有足夠強大的個人價值觀念和情感力量來支撐起這樣一個顛覆性的劇情內核？或者我們也能以這樣的問題來嘗試抵達李安版《色，戒》的核心：他究竟在以什麼樣的眼光和心態在審視這個「亡價值」（王佳芝）的世界裡，個人所做的垂死掙扎？
《色，戒》看到結尾，我忽然想起法國導演柯西胥的影片《穀子與鯔魚》（第64屆威尼斯電影節評審團特別獎）。
在它的最後一場，主人公一位阿拉伯大叔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尷尬：開餐廳頭一頓飯居然失蹤了。客人在等，繼女只好上台跳艷舞，他出去找飯，摩托車被小流氓順走，他只好氣喘吁吁圍著河邊喊邊追。就在這個時候，突然黑屏出字幕，電影結束。
《穀子與鯔魚》（2007）
一切都還沒交代，所有的人物都還懸在半空中沒有結局，但此時觀眾的情緒意境積累到了頂點，力量完整釋放，所有其他都不重要了，「圓滿」本質上不是為這種片子準備的辭彙。
《色，戒》的結尾卻正好相反，它冗長而啰嗦：王佳芝坐在人力車上被攔在警戒線前，三輪車夫回頭調侃地笑，而她則伸手掏向縫在領子深處的毒藥，這時情緒恰到高潮的頂點，是一個絕佳的戛然而止之處。
令人失望的是，片子居然還往後進行了七八分鐘，抓人、判刑、行刑，甚至連用來「買通」情感的鑽戒的下落都交代了。陳冲王力宏等一干人等都出來又溜達了一遍，這才在讓易先生坐在那張空空的床上而結束了影片。
李安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拖沓。情緒的完整沒法博得他的歡心，他捨不得王佳芝所帶來的意義。在易先生沉鬱的目光中，在他對王佳芝的回憶中，李安反覆掂量的是人生價值衡量：
一生中所期望得到的，甚至是在虛幻理想中奢望得到的，和他或她為獲得它而在精神和肉體上付出犧牲的，倒底成不成比例？是不是真的有價值？說得通俗點，當我們站在人生的終點回望，在最初為自己的想法和信念而選擇的一生中，我們是賺了還是賠了？
在這個異常綿軟無力的結尾中，我們似乎隱隱感到李安的視角與易先生重合起來，他們成為了旁觀者開始審視王佳芝的人生價值：感性上，他們為王佳芝的努力和付出的代價感到惋惜。
在理性上，他們很有可能認為這個價值不再有意義了，「人生」為了實現它其實是「賠了」。但他們依然不想承認自己的孤獨和絕望，不想承認人生的「無謂」。
這大概是那結尾多出的這幾分鐘的作用。李安要讓所有人都站出來姿態性的肯定王佳芝一次，為她的犧牲激勵欣賞，為她所留下來的空白悵然若失，同時也示意她一時個人情感衝動所付出的生命代價（自己和他人的）。
甚至是被惡魔所佔據靈魂的易先生，也要被她悲劇性的死拽回來，感受自己的失落。但是，「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價值失去意義的原因是什麼，易先生或者李安無力也不願回答。這個邏輯不但摻雜著宿命，還有一種創作者因為同時站在易先生和王佳芝的角度互相審視所以油然而生的顧影自憐。
於是他同時理解了王佳芝的盲目犧牲和易先生的冷酷殘忍，並通過他們的雙雙失敗同時給予兩個自己以釋懷和憐憫。
當然，在這樣的處理下，做為主角的王佳芝個人本來充滿悲劇性的強大被那張空空的床徹底軟化了，一個偉大的情感瞬間墜落為人和人之間的無力猩猩相惜。影片多出的幾分鐘給了我們一個極度悲觀的無力感受。
《色，戒》另一個讓人詫異之處，是李安在影片的開始部分給了王佳芝和鄺裕民的愛國行動如此臉譜化和套路成堆的刻畫，將背景交代拉長為冗長的「過家家」遊戲，並採取了刻意而隱晦的諷刺口吻（比如，鄺裕民在決定刺殺易先生的時候引用的詩句卻是汪精衛青年時所作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但同樣，在保持「衡量價值」主題的大前提下，這前一個多小時的蒼白嘲諷也有了答案：它給了王佳芝後來的付出一個「道德借口」。
李安要展現的是一個靈魂被沖昏頭腦而決定付出自己的過程，他要讓王佳芝後來的犧牲有一個充滿悲劇性的理由，要讓她的純真和其後所遭到的精神肉體雙重摺磨強烈對比而產生巨大反差，從而博得觀眾最大限度的同情。
但正這一次李安並不相信這個道德倫理價值所給出的理由，他只是想告訴大家是怎樣一個看似美好的事物讓王佳芝付出了彌足珍貴的人生。這樣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實際上是「賠」了的。
正是在如此矛盾思維的支配下，這一段蒼白空洞下去了，說它本應該是美好的，但其實它卻是致命的；說它是純粹欺騙性的，似乎又讓王佳芝所做的付出變的輕飄沒了重量。
沒有別的辦法，創作者只好在表面上拚命拔高這一段，把人物刻畫為簡單的幼稚蒼白，給他們的輕率一個讓人同情的理由。但它造成的後果是，這一部分變成了徹頭徹尾的宣傳，理由給足了，感性力量隨即消失了。
王力宏所扮演的鄺裕民，在前半部分看來很像一具符號化的行屍走肉，但也因為這最後幾分鐘的結尾找到了極其重要的意義：他是王佳芝在犧牲道路上一粒持續發揮作用的興奮劑，是墊高王佳芝行為道德意義的一塊重要磚頭，他把王佳芝推上的樓層越高，後者摔下來的模樣就越慘，他所代表的意義越強大，王佳芝的犧牲悲劇形象也就越突出。
因此無論他做了什麼，大講「革命」道理也好，悲憤地看鏡頭也好，最後深情地給王佳芝一吻也好，都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針對的都是銀幕前坐著的觀眾，向他們展示王佳芝不能抗拒的「意義」，觀眾對於王佳芝不得已爬這麼高而跳下來也就越能揮淚同情。
這也許就是他的姓名諧音「誆愚民」的真正意義所指。但是再一次，為了文本符號象徵意義的表達，鄺裕民本身這個人物徹底空洞下去了，他是否是否還有他合理的行動邏輯，就變的特別不重要了。
而易先生並不是與王佳芝對立的黑暗面。在李安的處理下，他的本質並不是惡人，只是靈魂出賣給魔鬼而已。至於魔鬼是誰，李安無意討論，他要展現的是王佳芝犧牲的意義及其產生的虛妄感染力量。
在李安雙行線的思路里，王佳芝「賠」了，但同時以這麼現實的態度認可這個事實等於是對自己所做所為的否定。而正是這一點李安不願意麵對。
所以易先生在展現惡魔的一面，百般折磨王佳芝讓她精神肉體雙重付出以後，轉而成為王佳芝犧牲意義的「反襯」，是被她的犧牲所拯救的「戰果」。這是個自相矛盾的處理方式，既悲觀而又洋洋得意，既有絞盡腦汁的心理平衡又有懶惰而盲目的視而不見。
它帶來的不是希望，恰恰相反是另一個宿命，給影片留下了一個極其灰色的調子：這個實質上看不見的黑手在控制著我們每一個人，連惡魔的爪牙也不能從中解脫，我們胸中積淤的一切將註定無處釋放。
《色，戒》解決了王佳芝個人價值的小問題，而將大問題一腳踢給了宇宙。
李安就像一個化學試驗中的操作員，面對著有兩個托盤的天平，一邊寫著「得到」，另一邊寫著「付出」。他不斷把黑白兩種不同顏色的砝碼在分別放在兩個托盤上，聚精會神地比較輕重。
在就要得出結果的那一剎那，他閉上眼睛，一手用力按在「得到」一邊，讓天平另一端猛然高高翹起，然後匆匆在試驗報告上記下結果貼在牆上。不再理會真實的檢驗結果倒底是什麼，其成因為何。
作為觀眾，我們也不自覺地陷入了李安所設計的平衡成本遊戲邏輯當中，不斷為倒底是哪一邊沉擔心、著急、小心翼翼。像一個怕虧本的生意人，生怕哪個細節的出現讓天平倒向反方向。
這個仔細衡量實在是太費神了，太需要全身心付出了。特別是當我們想使勁但決定權又不在自己手裡的時候，於是只能在影片結束後疲憊而極度不爽地離開影院的座椅。
應該說，將張愛玲的原著搬上大銀幕，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來探討某些一直讓中國人困惑的問題：「個人情感」相對於龐大的體制來說究竟處在一個什麼位置上，或者說，面對集體的壓力下，它是否表現出了應有的力量。
在很多中國文藝作品中，我們找不到個人情感的位置；相反的是，有很多極力推崇「集體亢奮」的表達，為一個「集體行為」，一個「共同目標」而不斷興奮和激動，甚至迫不及待去行動。
張愛玲的這部小說在某種程度上為中國電影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展現個人情感之於群體意志的力量。
如果暫時脫離開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來看，無論是國民黨還是汪精衛「偽政府」，它們都是龐大的國家機器，都依靠犧牲個人的肉體、思想甚至是情感來換取自身的穩固存在。
特別是當焦點聚集在王佳芝身上，當她孤獨地以個體身份投入到殘酷的血腥鬥爭中時，她不是背靠著一方而打擊另一方，而是同時受著抽象意義上相同的兩個群體的同時壓迫，兩方都要靠吸取她的肉體和精神的精華而存活下去。
也許她投入這個運動的時候，有一個具體的目的，但是在這樣可以碾碎她肉體和精神的「機器」下面苟延殘喘，還不夠喚醒她的個人情感么？
《色，戒》本無關乎光明與黑暗的對抗，更不是與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而是個體向龐然大物顯示力量的載體。它的重量在天平的托盤上無法稱量出來，也不需要反覆的衡量比較才能確定其價值。
後者是天然存在的，不以量的多少、體積的大小、噸位和重量決定勝負。它的存在就是勝利。正是在這最關鍵的一點上，李安猶豫了，手軟了。受自身因素的困擾，他沒勇氣下這個判斷，或者說，受傳統中國人的觀念的影響，他沒意識到這個故事雛形真正的價值所在。
不過要感謝李安的是，在影片的後半部分，他把王佳芝肉體與精神的矛盾刻畫的幾無瑕疵。王佳芝從牙縫裡擠出「快走」兩個字的剎那成為了中國電影最經典的段落之一。
不過結尾易先生獨坐的空床卻又讓影片的主旨漸行漸遠。李安的重點依然在得失權衡中不斷反覆，這個「快走」是王佳芝對自己付出的肯定而已，她由此找回了片刻的平衡感。
但李安疏於表現的是情感力量瞬間的閃耀，哪怕這只是一個頃刻的姿態，隨後人將覆沒，但面對雙重的群體壓力，這依然是一個自我承認的勇氣。特別是，它不需要也不屑於任何外力或者任何其他人來為它背書。說白了，就是「我很好這個事實不需要你的認可。」
電影創作者的人生價值觀念不但決定了他作品的基調，也決定了其組織呈現影片的結構和方式，是創作過程中的取捨標準。因為世界觀的相異，很多造成問題的處理方式，站在另一個世界觀的立場上，就變成合理而且是必須的組成部分了。
這大概是李安版《色，戒》的現狀。影片中流露出的「猶豫、放棄、宿命、顧影自憐、反覆計較得失、自我扣緊精神枷鎖」讓它走向了無力哀嘆的另一個方向，它也許反映了李安某種一貫的「中庸」思路：他看到了一些東西，但是沒有足夠的勇氣正視，於是留下了一個撫慰自己的假象而獲得暫時的解脫。
他的敏感讓人無比感動，但這最後幾分鐘的不徹底又讓人困惑、沉迷、失去勇氣和判斷力。
最重要的是，當李安唯一一次有意識地開始質疑並完全放棄那恆定不變的道德衡量準繩的時候，取而代之的並不是強大而有感染力的個人情感，而是在失去坐標的無奈下，人物像在撰寫年終審計報表一樣所進行的反覆情感折算和成本收益對比，以及隨之而來的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安慰。
這就是李安版《色，戒》最令人遺憾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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