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船駛過的地方——長江太湖間的風雅水路

最新 01-27

兩宋時期，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士大夫群體逐漸形成。元代文人畫勃興，江南地區獨領風騷，趙孟頫和著名的「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瓚、吳鎮皆活躍於江浙一帶。吳越之地河湖密布，川流如織，日常出行、遊樂多以舟代步。在地勢平緩的長江中下游和太湖流域，載客之船緩慢而安適，黃汴《天下水陸路程》稱「浙江杭州府至鎮江平水，隨風逐流，古稱『平江』。船戶善良，河岸若街，牽船可穿鞋襪，船皆楠柏，裝油、米不用鋪倉。緩則用游山船慢慢游去，急則夜船可行百里，秋無剝淺之勞，冬無步水之涉。是處可宿，晝夜無風……」士大夫們往往將自己心愛的書畫古玩攜至舟中，以排遣旅途寂寞，並與途中相逢的同好酬答共賞，風雅愜意的「書畫船之路」由此誕生。

無款《溪旁閑話》宋人集繪冊絹本設色冊頁 40x71.5cm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王圻在《三才圖會》卷六中編入的江南士大夫所用游山船

作為中國文人「流動畫室」的「書畫船」到宋代才正式出現，其頭號代言人當是米芾。米芾在北宋崇寧年間出任江淮六路發運使，常經水路乘船往來江浙湖北等地，他將名畫法帖隨身置於船上，還在船頭高懸「米家書畫船」的匾額。黃庭堅有《戲贈米元章》詩云：「萬里風帆水著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靜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米芾書畫船聲名遠揚，後繼者亦眾。

佚名《十八學士圖》（局部）絹本設色立軸 174.1x103cm

南宋宗室趙孟堅高雅好古，鑒賞精絕，與米芾齊名。時人記載他在江南「一舟橫陳」，僅留一床榻之地供休憩，余處皆是平生所愛書畫古玩，興起則取出把玩賞鑒廢寢忘食，「遇者望而知其為子固書畫船也」，有一次他攜帶定武本《蘭亭序》在太湖支脈長盪湖遊玩，不慎舟覆，趙孟堅站在淺水中手持《蘭亭序》高呼：「蘭亭在此，余不足惜」。名士周密曾邀請趙孟堅在杭州西湖「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與評賞。」觀者以為神仙中人。

元代的特殊政策，使江南文人多鬱郁不得志，唯能以書畫遣懷。「元四家」之一的倪瓚就終身不仕，至正十二年初為避亂，散盡田產，駕船滿載所藏書冊捲軸，「扁舟箬笠，往來震澤、三泖間」終其餘生。「震澤」是太湖的古稱，「三泖」在今天上海松江一帶，可知倪瓚當年載書畫漂泊的路徑是在太湖和長江中下游的松江之間，這條水路在明代更加風雅繁華，翰墨薈萃名士往來，承載了書畫史上的無數佳話。

《漁庄秋霽圖》就是倪瓚在漂流期間，繪於王雲浦漁庄，故題畫詩中有「秋山翠冉冉，湖水玉汪汪。珍重張高士，閑披對石床」之句。畫中景緻應是取材於倪瓚在太湖舟中所見風光，平湖如煙，小島上樹木蕭瑟，遠處是枯墨皴擦出的山巒，淡遠枯寂的筆墨恰與倪瓚漂泊避世的心境相合。

倪瓚《漁庄秋霽圖》紙本水墨立軸 96.1x46.1cm上海博物館藏

倪瓚攜書籍卷冊泛舟松江太湖之間，多少是避亂無奈之舉，明代士大夫的書畫船就愜意得多了。明初名臣黃淮晚年致仕歸鄉，家人為他打造了寬廣的新舟，「可布十餘席，中設小榻，獨往可以備燕息。後辟行廚，可以供茗飲。」行舟之時令人「氣舒神暢，其樂陶然」。嘉靖萬曆年間，江南一帶承平日久世風奢靡，加之政局險惡，士大夫多以駕書畫船悠遊縱樂為風尚，長江太湖間的水路上一時間高士如雲，其中聲名最著的是董其昌。

曾鯨、項聖謨《董其昌小像》紙本設色冊頁 53.8×31.7cm 上海博物館藏（《秋興八景圖冊》之扉頁）

董其昌少年成名，科舉也較為順利，以庶吉士身份入翰林院，曾為皇長子講學，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在朝廷和文壇都有極高的人望，被奉為文壇宗主、畫界領袖。但董其昌深知時局險惡，明哲保身，屢次辭官，閑居時常駕著書畫船往來長江太湖一帶，他的很多書畫作品和酬答活動也是在船上完成的，譬如贈送給同年好友光祿寺卿吳澈如的《荊溪招引圖》上的題跋，就是寫於「吳昌舟次」。

董其昌《荊溪招隱圖》紙本水墨手卷26x92.6cm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董其昌的行程非常典型，以松江、太倉、蘇州、南京等人文薈萃之地為節點，穿梭於江湖之上，這是明代江南文人最常選擇的水路。

我們不妨以萬曆三十一年董其昌四十九歲時的行程為例，探蹤當時士大夫「書畫船」的路徑及其相應展開的活動。

書畫船之路

這一年的正月初七，董其昌在松江家中完成了他精心輯刻多年的《戲鴻堂帖》。該帖共十六卷，集合了董其昌半生搜羅的晉唐以來法書名跡和舊刻本，刻成之後名噪一時。松江是董其昌的家鄉，古稱「華亭」，東漢建安二十四年，東吳名將陸遜以功封華亭侯，唐天寶十年置華亭縣，元至正十五年之後改為松江府。其地「南負漲海，北枕廣原，魚鹽饒益」，南鄰東海杭州灣，北接廣袤的太湖平原，除了偶有水患，富有魚鹽之利，松江鱸魚是天下聞名的美味，《後漢書·左慈傳》就載有曹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代以後松江還成為全國性的棉花紡織中心，號稱衣被天下。松江文脈悠久，西晉陸機、陸雲兄弟才華出眾，時有「二陸入洛，三張減價」之說（「三張」指名士張載、張協和張亢）。明代宣德年間沈度、沈粲以書法著稱，號稱「雲間書派」，明晚期，「華亭派」的書畫家陳繼儒、趙左、沈士充皆名揚海內。

二月，董其昌駕舟從松江去往太倉，停舟婁水，暫住王錫爵家。在王家的鶴來堂寫下了《臨潁上蘭亭序軸》，鶴來堂還是湯顯祖《牡丹亭》首演之地。王錫爵嘉靖四十一年廷試榜眼，萬曆年間出任首輔，其子王衡也才氣過人，萬曆二十九年廷試亦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人稱「父子榜眼」。董其昌與王氏家族淵源極深，他青年時代在翰林院初入仕途時，王錫爵已是內閣大學士，對他極加青睞，多有拔擢，後來董其昌仕途遇到危機，也是王錫爵加以庇佑。董其昌與王錫爵之子王衡也交遊甚密，王衡不幸早逝後，董其昌親自教習其幼子王時敏，將畢生畫藝傾囊相授。董王兩家可謂三代之交，同時也是姻親，董其昌的第四個兒子娶了王時敏的次女為妻。太倉王氏家族故居尚有遺存，位於今天的蘇州太倉市城廂鎮新華東路60號，現存門屋（俗稱「太師門樓」）以及王氏宗祠三進，遺憾的是董其昌當年作書的鶴來堂早已湮滅。太倉是著名的魚米之鄉，相傳春秋時吳王於此置倉，故名太倉。此地臨近太湖，河網密布，得水運之便，豐饒富庶。尤其是元代於劉家港開創漕糧海運後更是繁華，明代鄭和下西洋，也是從劉家港碼頭出海。明弘治十年割崑山、常熟、嘉定三縣地建太倉州，太倉建州後學堂、書院盛極一時，培養出眾多傑出人才，著名文學家張溥、王世貞、吳偉業都是太倉人，崑曲也發源於此。明代的太倉私家園林眾多，王世貞（號弇州山人）的山園曾被譽為「東南第一名園」，內閣首輔王錫爵的王氏園、南園、東郊園也是當時文人交遊的勝地。

太倉王錫爵故居

三月，董其昌又乘船來到蘇州，在雲隱山房，有一天「雨窗無事」，名士范爾孚、王伯明、趙滿生結伴來訪，董其昌遂與他們一起試虎丘茶、磨高麗墨，並試筆亂書，寫下了著名的「試筆帖」。此卷現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但國內存有碑刻，清嘉慶十八年直隸總督那彥成將珍藏的董其昌《試筆帖》和褚遂良《千字文》、顏真卿《千福碑》、懷素《自述帖》等七種真跡和舊帖，鐫刻在38方石頭上，贈送給了保定蓮池書院，至今尚在。蘇州系古吳都城，故有「吳門」之稱，明代蘇州「控三江五湖之勝」物產財賦為東南最盛，且兼有海陸之饒，商賈輻輳。民風精於飲饌，鮮衣服麗，凡土木構建、婚喪嫁娶、燕飲集會都以新奇奢靡為尚，「風雅甲於天下」。歷代多名士，明中期沈周、唐寅、文徵明等人以書畫名揚海內，「吳門畫派」影響深遠。仕宦富戶爭相營建園林，拙政園等名園保留至今。城外的虎丘、劍池更是當時最繁華的遊覽之地，劍池所產春茶備受雅士青睞。

太倉王錫爵故居

七月，董其昌駕舟返回松江，停泊在盧山畸墅附近，並邀請邀王衡、陳繼儒在舟中飲酒賦詩。陳繼儒號眉公，是董其昌的摯友，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精書畫，名重一時，當時隱居在盧山附近的佘山。《松江府志》載：松江有所謂「九峰三泖」的山水名勝，「九峰」是小崑山、橫山、機山、天馬山、辰山、佘山、薛山、厙公山、鳳凰山，尚有附屬的小橫山、鍾賈山、盧山、北竿山，皆系杭州天目山余脈，累累然隱起平原河湖之間。「長谷以東，通波以西，望之如列宿。排障東南，涵浸滄海，煙濤空翠，亦各極其趣焉。」而盧山畸墅是松江名士陸君策所建，因盧山之下有水一灣，清澈如泉，故依水修築，風景秀美，為人稱頌，陳繼儒《陸君策畸墅記》中有詳細描寫「梅花梧竹，具體而微，其左藩以薔薇，繞以曲池；其右為廬山草堂，小廊西折。曲室髹幾，僂入雪洞……坐絳霞丹嶂間，草木皆生天香，無復人間一毫塵土氣。」王衡的《緱山先生集》也收錄了當時與董其昌遊覽盧山畸墅所作的詩句：「得得山情近，深深客意便。高延九峰翠，半借竹樓煙。種樹書無恙，看花榻尚懸。滄州吾欲共，未許白鷗專。」

董其昌《佘山游境圖》紙本水墨立軸 98.4×41cm 故宮博物院藏

明代王圻在《三才圖會》卷十六中編入的松江九峰圖

八月，董其昌從松江逆流而上，赴南京作會試主考官。但他並不急於趕到南京，一路優哉游哉，先是在丹陽舟中寫下了小楷《樂志論》。其動機是因為在南京見到了一卷極為精美的諸遂良《西昇經》，想以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外加二百兩白銀求購，但對方堅持不肯出售，董其昌含恨登舟數日後心中仍念念不忘，遂仿其筆意寫下了小楷《樂志論》。其後董其昌又順路去茅山遊玩。茅山是江南道教的一大中心，有「第八洞天」、「第一福地」之稱，相傳西漢末年，咸陽人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來句容句曲山結廬修道，採藥煉丹，後升仙而去，此地遂得名茅山。南齊陶弘景辭官隱居茅山，大建宮觀，創建了茅山道上清派。洪武十五年，朱元璋設華陽洞靈官，正六品，統轄茅山宮觀，以後明代諸帝對於茅山宗也頗為重視，屢次封官賞賜，使其宗脈擴展到南京城內。明代中後期，茅山所謂上清祖庭，香火旺盛，鐘磬盈耳，參拜者絡繹不絕，江南士大夫也多與茅山道士結交，董其昌即其中之一。董其昌去往茅山途中，舟過金壇時，拜訪了著名醫學家、收藏家王肯堂，得以賞鑒黃公望的《天池石壁圖軸》。黃公望是董其昌鼎力推崇、終身追摹的大畫家，這次拜訪想必給董其昌帶來了不少啟發。

黃公望《天池石壁圖》紙本淡設色立軸 139.3×57.2cm 故宮博物院藏

九月，董其昌終於來到南京，在碼頭附近，「大江舟中」，乘隙拈筆默臨了郭恕先《山水卷》。南京在明初是建國之都，北控長江，南阻秦淮，鐘山龍盤，石城虎踞，為六朝古都，號稱「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永樂年間遷都北京後，仍為陪都，地位超然，設有五府、六部、督察院等。雞籠山下設有國子監，學生最多時九千餘人，還有來自日本、琉球、暹羅的外國留學生。國子監還集合了宋元時期江南各地的木刻書版，印製了大量書籍，號稱「南監本」。桃葉渡旁的江南貢院，始設於南宋乾道四年，沿用至清代，為江南文士之淵藪，南方士子科舉入仕必至南京。官方的織錦、造銅等工坊也都設在南京。時人稱「五方所聚，要皆貿易遷徙之民及在監遊學之士」。城內外有市場數十處，如經營果品的三山街市，經營牲口的內橋市，買賣魚蝦蔬菜的新橋市、還有絲市、綢市等，一些市場名稱如北門橋附近的估衣廊沿襲至今。另外南京還是當時煙花雲集之處，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南京修建了來賓、重譯、清江、鶴鳴、醉仙、輕煙、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六樓以處官妓，用以佐酒，招待四方賓客。明代弘治正德年間，十六樓都已衰敗，「南部煙花」珠市、舊院代之而起，尤其是位於秦淮河長板橋一帶的舊院，余懷《板橋雜記》稱」舊院則南部名姬、上廳行首皆在焉。每當夜涼人定，風清月朗，名士傾城，簪花約鬢，攜手閑行，憑欄徙倚。」可謂風流絕代。

公務之暇，董其昌曾到南京棲霞寺遊玩，偶遇了佛畫名手吳彬。吳彬當時正在為寺院繪製五百羅漢圖，遂恭請大名鼎鼎的董其昌「助喜」。棲霞寺在今江蘇南京市東北棲霞山中峰西麓，系江南古剎，南齊永明七年始建。唐初改為功德寺，與山東靈岩、荊州玉泉、天台國清，並稱為「四大叢林」。明代棲霞寺是靈谷寺統轄下的大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詔賜贍僧山田1300畝，還統轄衡陽寺。成化到嘉靖年間，有權貴侵佔寺院田產，僧眾逃散，寺院遂荒涼破敗，幾近斷絕。後住持興善和尚大力恢復，得南都中宮太監客仲贊助，於萬曆三十四年重建棲霞寺，寺後有南唐舍利塔，塔後山崖間為齊梁間開鑿的千佛岩，為了裝點新修的殿堂，特意延請吳彬繪製羅漢圖。董其昌對吳彬的畫作十分讚賞，欣然寫下了《棲霞寺五百阿羅漢畫記》，文中點評吳氏之畫能與前代名家貫休、李公麟一較高下「有貫休之古，而黜其怪；有公麟之致，而削其煩，可以傳矣。」以董其昌當時在士大夫中的地位，這樣的讚美無疑對作畫謀生的吳彬助益良多。完成主考任務後，董其昌旋即返回松江，在自己的書齋畫禪室寫下了《書梅花賦卷》。

董其昌《鍾賈山陰望平原村景圖卷》金箋水墨手卷 28.2x252cm 故宮博物院藏

十月，董其昌又乘船赴太倉，在周季良的清鑒閣賞玩了倪瓚的《秋林山色圖軸》、仇英《彈箜篌圖軸》。周季良也是太倉世家，娶王錫爵次女為妻，是王衡之姐丈、王時敏的姑父。董其昌之山水畫取法倪瓚之處也頗多，他在《秋林山色圖軸》的題跋里稱倪瓚師法董源，晚年又能變出新格，有關仝「小景古宕之致」。還稱讚此圖及《山陰丘壑》《喬林古木》《漁庄秋霽》，可並列為倪瓚山水畫之「絕調」。他還頗有心思地介紹：「《山陰丘壑圖》在南徐陳從訓家，《喬林（古木）》在余家，《漁庄（秋霽）》在陳仲醇（陳繼儒）家。」當時江南人普遍認為，藏有倪瓚的真跡，是一種「不俗」的身份象徵，如果藏有頂級作品，更是極為高雅。所以董其昌不惜筆墨地羅列同類倪瓚佳作的歸屬，也是一種隱晦的炫耀自誇。他對仇英《彈箜篌圖軸》也評價很高，認為超過趙伯駒和文徵明。緊接著，董其昌又在周季良、陳繼儒的陪同下，到太倉曹氏曹周翰家中觀看了《祭黃幾道文卷》。曹周翰也是當時的名士，周季良與王時敏姑姑所生的女兒，嫁給了他的子侄。太倉王氏、周氏、曹氏三個大家族，通過聯姻和日常的收藏交流、酬答建立了密切的聯繫，而董其昌也在「書畫船」之路的頻繁走動中，通過與王錫爵家族的師友姻親關係，打入了這個顯赫的群體。

董其昌（款）《聚賢聽琴圖》紙本設色手卷尺寸不詳美國明尼亞波利斯藝術館藏

與董其昌同時，還有很多士大夫如項元汴、米萬鍾等都載著價值連城的名畫法書往來煙波之上。一些以丹青為業的寒士、等而下之的書畫商人也操舟奔忙於蘇松南京等地。在長江太湖間平緩的水面上，曾經漂載著中國書畫藝術最為精彩的傑作，以及江南藏家們難以數說的悲歡離合。

項元汴出身嘉興巨富之家，生平不慕富貴，唯以收藏金石遺文、圖繪名跡，為好。收羅古物之餘，他的生活極為逍遙，常乘船到無錫惠泉取水，至虎丘天池採茶，有一次在在南京，他乘「巨艦」狎妓，一擲千金，驚動四方。當時人稱「畫舸乘春渺若仙，筆床茶灶布帆懸」。有一次他泊舟孤山，孫廷蕙聽說宋克所書皇象《急就章》真跡在他手中，遂登舟拜訪，項元汴慨然出卷相示，孫廷蕙「展玩不忍釋，遂醉子京於六橋煙月間，信宿別去，尤懷布氈之想。」

同為嘉興人的沈德符也在《萬曆野獲編》中記載，有一次董其昌攜帶寵姬駕書畫船至蘇州，邀請沈德符、韓古洲到船上鑒賞書畫，三人各出所有相互比斗「披閱竟日，真不減武庫。」最後董其昌拿出陳繼儒借給予的顏真卿所書《朱巨川告身》一卷，眾人方嘆詫以為神物，沈德符卻發現卷中有一句「中書侍郎開播」據唐史記載應作「關播」，系臨摹人不通史冊，偶然訛筆。這樣真贗相雜，魚目混珠的事情屢見不鮮，沈德符也嘆息古玩書畫「自來多贗，而吳中尤甚，文士皆藉以糊口。」

這些以書畫謀生的寒士在當時為數不少，李日華就曾在《味水軒日記》記載杭州隱士戴青笠，「移家舟中」以販賣書畫為生，曾經向他兜售一批宋以來名人書畫，其中有米芾手札一通，系米芾購求石山子事，又有蔡襄行草碧箋札子，文徵明仿李思訓青綠《晴山春樹圖》等。李日華從中選購了一幅文徵明的仿王蒙《五峰古木寒泉圖》。蘇州畫家謝時臣，喜好遊覽寫生，六十歲時「遠遊吳楚，登太和，次大別，梯黃鶴，涉匡廬，下揚子江。」在江南一帶飽覽山川秀色，「舟中推篷取興，敢與溪山寫真，積成長卷。」

當時專門販賣書畫古董的商人如吳廷、王越石等，也都有自己的書畫舫。董其昌就曾經在吳廷的書畫舫中易得米芾的《蜀素帖》，並題跋其後。但這些商販的書畫船中，贗品較文士船中更多，李日華就曾感嘆「近日蘇人書畫舫，滿載悉偽惡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