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研究：持久的爭論與可能的軌跡

文獻來源：Peter Evans and Barbara Stallings,「Development Studies: Enduring Debates and Possible Trajectorie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March 2016, Volume 51, Issue 1, pp 1–31.

作者簡介：

Peter Evans，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榮休教授，研究方向包括發展的比較政治經濟分析、國家理論等。

Barbara Stallings，美國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威廉·羅德斯研究教授，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主編，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拉美和東亞的政治經濟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學等。

導語

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當下發展研究的爭論？本文是作者紀念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下簡稱SCID）創刊50周年的文章，本次編譯僅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摘取。作者通過對50年來在SCID所載文章涉及的學科、地區和主題等分布情況的分析，試圖向讀者呈現發展研究的歷史圖景。為了掌握SCID在過去50年中呈現的科研成果，並且從更加廣泛的層面理解發展研究的發展趨勢，作者綜合了文章摘要（截至2015年底共有800多篇文章）並建立了一個資料庫。該資料庫包括文章的地域關注、作者的學科背景以及文章的主題等方面。

一、SCID的學科趨勢

自SCID創辦以來，作者的學科歸屬的信息被劃分為5個十年周期。圖1顯示了關於學科的重大變化。在第一個十年，SCID主要是社會學家的發表渠道。在1965-1974年，近60%的文章是該學科的學者所寫，這個比例到了1975-1984年則是40%。然而，在接下里的幾十年里，社會學的文章持續下降，到今天只佔15%。它們被急劇增加的政治科學的文章所替代：從1965-1974年的20%到現在的超過70%。經濟學的文章也下降了一半，從18%到9%。人類學家從未有過幾篇文章，但在2015年年底發表了人類學家的特刊。

如何解釋這些趨勢呢？儘管經濟學家依然在分析與發展相關的問題，但是他們越來越不可能在跨學科的期刊上發表。這一趨勢在美國的經濟學家中尤為明顯。人類學家總是青睞本學科的刊物。接下來需要解釋的最重要的變化是政治科學對社會學的取代。除了編輯們各自的學科背景因素，這兩種趨勢很可能有不同的解釋。社會學文章的減少可能反映出在社會學中發展問題重要性的下降。這可能反映了社會學在研究視域上趨向保守，可能忽視了跨國比較研究的理論重要性。如果在定量數據更加不確定和更難獲取的發展研究中難以達到當代方法論的標準，那麼社會學對發展研究的貢獻可能會減少。這樣的轉變可能會推動社會學家像經濟學家一樣，在自己的學科期刊上發表更多文章。越來越多的政治科學家發表關於發展的文章很可能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出現了與政治學科相關的新議題，從民主化到政治制度再到選舉和投票。同時，政治科學學科期刊的方法論限制可能會讓政治科學家對跨學科的期刊比如SCID感興趣。簡而言之，我們也許可以推測，相似的方法論動力對社會學和政治科學有不同的影響。

二、SCID的地理趨勢

圖2提供了在相同的時間框架下文章的地域關注的信息。它表明拉丁美洲最初是最受關注的地區，提供了1965-1974年間超過一半的文章。現在這個比例下降到略低於30%。與「世界」有關的文章（主要是大數量的比較文章和更加普遍的理論貢獻）也下降了。增加最多的是與亞洲相關的文章，增長較小的是（東部的）歐洲、非洲和中東。有趣的是這些變動的趨勢總體上並不是連續的。例如，關於拉丁美洲的文章在1995-2004年間中斷了其下降趨勢；「世界」類別中的文章直到1985-1994年都在增加，之後下降。

一個獨立但相關的問題與作者的住所有關。在1965-1974年間有關拉美的許多文章是由居住在該地區的社會科學家所寫。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的美國學者做出了有關於西歐研究的重要貢獻。最近，SCID正收到之前沒有被很好代表的地區研究的稿源，尤其是來自亞洲。

又該如何解釋這些趨勢呢？拉丁美洲研究的持續性主導地位——雖然與以前相比處於更低的水平——並不令人驚訝，這與美國在該地區發揮重要作用有關。顯然，這種優勢無法在英國、歐洲其他地區或亞洲找到。工業世界的國家或地區主要基於歷史聯繫，與發展中世界的某些部分存在特別密切的聯繫。另一方面，從事拉美研究的學者從1988-2005年擔任編輯，並且SCID創刊主編Irving Louis Horowitz也與該地區有很強的聯繫，也許有助於（至少是間接地）解釋拉美研究文章的主導地位。亞洲更強的存在感與亞洲在世界上發揮的更大作用以及它享受的更大的發展成功是分不開的。1985年來歐洲文章數量的增加也不是出人意料的。SCID頭20年的歐洲文章主要是西歐或前蘇聯的，而最近的文章則主要關注新獨立的中歐和東歐國家。

三、SCID的主題變化

基於編碼，期刊文章的主題主要分布在四大群集，它們分別是民主/民主化、經濟發展、制度和國際背景。它們的相對重要性是變化的，比如，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隨著發展中世界威權政體的普遍下台，研究民主與民主轉型的文章變得更加豐富。近來對於制度的關切開始出現，在1965-1984階段，國家背景最重要，然而從那之後重要性下降。除了這四大主題，不平等（和福利國家）也變得更加重要。表1顯示了幾十年來主要話題的分類及其變化。

在更詳細的層面上存在一些有趣的趨勢。在最初的幾十年里，文章更多的是對特定群體的分析——如精英、勞工、農民和軍隊，農業也非常重要。除了不平等和福利國家，近幾十年出現的其他新主題包括環境、性別、種族和暴力。主題的轉換與學科趨勢相關，或許也和地理趨勢有關。民主主題存在感的增強幾乎伴隨著政治科學在SCID地位的上升。新的主題——不平等、性別、種族和環境，原則上可以同時是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的興趣點，但是政治科學在期刊中所佔比重更大。當然，這些對這些話題的討論也不僅僅局限於發展中國家。

【經濟發展】

在SCID的第三個十年，經濟發展取代國際背景成為討論最多的話題，儘管它一直很重要。在整個這一時期，該類別的大多數文章是關於發展中世界單個國家特定經濟部門的經濟運行分析產生了許多行業研究的例子，包括阿根廷、巴西、瓜地馬拉、西班牙、台灣、坦尚尼亞和南亞地區的工業；俄羅斯的電力；牙買加和日本的貿易；坦尚尼亞和衣索比亞的農業；加勒比海的香蕉；智利和韓國的金融；台灣的石油；非洲的藥品等等。除了國家案例研究之外，更多的一般性分析還包括經濟發展模式。這些模型從戰後初期拉美的結構主義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東亞的發展型國家到199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主導型經濟體。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在2002年出版的關於阿瑪蒂亞·森的可行能力視角的系列文章。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關於經濟發展一般進程和經濟政策的文章，比如通貨膨脹和穩定、私有化、貿易、金融自由化、財產權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戰略。國家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人們的興趣所在，但國家角色的價值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早期的發展的國家中心模型，到更加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驅動模型再到發展型國家的視角。

【民主】

當經濟發展變得更加重要的時候，SCID見證了「民主」議題更加突然的崛起。在1965-1984年間，民主不是一個具有特殊吸引力的話題，因為這種政治體制在那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並不常見。因此，在第一個10年，關於軍隊研究的文章比民主的更多（僅有的民主的文章集中關注拉美的幾個民主國家）。始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早期逐漸增強，民主化（或再民主化）影響了發展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意料之中的是，SCID的作者，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政治科學家，緊緊跟隨這一趨勢。大部分增加的文章也是案例研究，但是比之前研究的國家更加廣泛。除了拉美之外，還出現了包括非洲、東亞、東歐和土耳其。除了案例研究之外，大量文章關注與民主在更加一般層面的議題。比如，民主化進程中政策精英的作用、市民社會的作用、民主相關概念的測量、民主的歷史性檢驗。在1995-2004年，近三分之一的文章都是關於民主的。它們非常廣泛，覆蓋了非洲、東亞、東歐、拉美和中東。與早期有關轉型的一般討論相比，該時期的話題變得更加具體，新的方面包括選舉、公共輿論、政黨、民主鞏固、民主合法性、分權和市民社會。一種新的視角開始著眼於民主制度的經濟影響，同時對民主測量的興趣增加。在過去的十年，儘管民主仍然是SCID最常見的主題，但是它下降到只佔所有文章的15%左右。這一主題的覆蓋面繼續變得更加複雜，更多的文章研究民主的影響——既包括經濟增長，也包括福利。對於領導的關注加入到新興政黨的研究當中。另一個新的興趣是通過研究市民社會、問責制和制度來探索民主的質量。最後，意料之中的是，考慮到過去十年的國際經濟形勢，一個新的關注點是經濟危機和民主。

【制度】

在SCID創立的早期，制度並不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話題。在1965-1994年間，僅有總文章數的3%到6%似乎符合這一類別，主要包括政府官僚制和私營部門制度。然而，在過去的20年，制度在SCID中扮演了更加突出的角色，約佔總數的10%。此外，術語「Institution」，伴隨它豐富的含義，開始第一次頻繁地出現。對於某些社會科學家來說，Institutions被定義為博弈的規範或規則，而對於其他人而言，該術語指的是特定的組織。其他文章對制度的看法更為系統。例如，一個特刊關注邁克爾·曼的基礎性權力概念，而發展作為制度變遷的話題也被提及。近十年來，一些作者關注制度的影響，例如制度和治理的質量（如腐敗、贊助、賄賂）和制度在決定經濟績效的作用。

【研究方法和其他話題】

除了主要關注與發展有關的問題的實質性分析外，SCID還發表了20多篇關於研究發展的方法論問題的文章。方法論作品的主題範圍廣泛，許多文章處理了測量的問題（如成就取向、多頭政體、分權和腐敗），其他的有操作化和概念化。跨國研究和國際比較的問題作為與實地研究包括倫理學的相關問題得到討論。有幾篇文章關注認識論，尤其是因果關係問題和與發展研究相關的學科問題。除了幾個重要的話題之外，SCID還有許多專刊，包括人口與發展、環境、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勞工權利、城市的暴力與秩序、國際移民等等。

總之，SCID創刊以來的50年經歷了一些主要變化：作者的學科（更少的社會學家，更多的政治科學家）；文章的地域關注（拉丁美洲更少，亞洲更多）。在主題方面，既有連續性，也有變化。新的話題已經出現，例如性別、暴力和環境，但是前文討論的四個：國際背景、經濟發展、民主和制度，多年來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儘管它們的相對重要性和具體內容已經發生變化。

四、展望SCID的75周年

回顧SCID的前半個世紀，它展現了發展研究作為一個領域在演變中所遇到的豐富的問題和難題。75周年的時候又會如何呢？一些可能的連續性是顯而易見的。民主的性質和影響將繼續成為發展研究的焦點。非自由民主不斷擴張的悲觀邏輯與新的參與形式和制度渠道的出現極具張力。這種矛盾的趨勢也已經在代議制民主制度中出現。在具體的國家背景下，找出哪些因素能夠解釋這些對抗性趨勢，將給民主和發展的分析者提供一個重大挑戰。對不平等的關注可以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性別與發展是一個重要領域。對國家作用的關注可能會持續，學者可能會繼續探討發展型國家的基礎，但是來自國際領域，尤其是全球資本對積極國家的限制可能對它的有效性設置障礙。如何理解民族主義與發展的關係也是一個重要課題。在2005-2015年間，中國成為SCID關注最多的國家。SCID的文章已經顯示了試圖指出「中國模式」與中國制度運行動力的普遍興趣，特別是地方層次。破解為什麼這些制度能夠運行（何時運行）以及何種政治動力會阻礙它們的成功運轉（何時不運行）的難題是未來研究的一個方向。當然，也需要關注未來中國在全球中的作用。在國家、外國投資者和國際組織等傳統的國際行為者之外，公益基金會、公私夥伴關係、恐怖分子網路、國際安全議題、跨國社會運動和全球福利和國際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都會成為新的研究方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