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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宣州知州群體研究(二)

原標題:宋代宣州知州群體研究(二)


宋代宣州知州群體研究


蘭天


宣城歷史文化研究微信版第220期


(本文由作者特別授權本公眾號獨家發表,未經允許,嚴禁任何形式的轉載)

第二章 宋代宣州知州群體分析


知州始為地方長官的政治制度,起源於唐末、五代。在五代時期知某州之官銜就已經存在,這時期的知州大多是臨時差遣,並沒有形成制度,知州制度在北宋的確立的時候,也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時期。在北宋王朝進行統一全國戰爭的過程中,它仍然要依靠武將們打天下,這時候貿然削奪武將權力必會引起政局動蕩、朝廷不安。在這種情況下,宋太祖採取策略,通過逐步削弱地方節度使權力,改變五代的政治亂局。


首先,太祖下令新奪取和歸附各地官吏任免權收歸中央所有,削弱了藩鎮節度使任免地方長官的權力,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了地方割據勢力;其次,尋找各種機會由中央選派文官擔任一州之知州,「權知州事」。這一策略的實施一直伴隨著統一戰爭的進程,最終在真宗一朝,知州制度才最終確立下來。《宋史》載「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會於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導民以善而糾其奸慝;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悌;其賦役、錢榖、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這段話就充分說明了知州制度的由來以及規定知州行政權力的範圍和知州選拔的條件。


這樣一來的話,知州的選任對於一州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發展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所以我們通過對宋代宣州知州名錄的考察可以更明確地揭示出知州對於地方發展所起的作用,以下分別從宣州知州的籍貫、年齡、入仕途徑和任職年限進行考察分析,初步認識宣州知州的整體情況。



宋代宣州的籍貫


根據《宋代宣州知州表》的統計,宋代宣州知州籍貫明確可考的有一百四十八人,具體分析情況見下表:


宋代宣州知州籍貫表(148)



由此表我們可以看出,在宋代148名宣州知州中,兩浙路籍貫的人數最多,一共18人,占宣州知州總人數的12.7℅;位居第二位的是江南西路的14人,佔總人數的9.4℅,剩下其餘各路依次為江南東路10人,佔總人數的6.7℅;福建路10人,佔總人數的6.7℅;京畿路4人,佔總人數的2.7℅;京東西路2人,佔總人數的1.3℅;河北東路2人,佔總人數的1.3℅;河北西路2人,佔總人數的1.3℅;淮南東路2人,佔總人數的1.3℅;京東東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荊湖北路、成都府路、利州路都各為1人,佔總人數的0.6℅;河東路、永興軍路、秦鳳路、淮南西路、荊湖南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梓州路、夔州路這九路都是一人沒有。北方各路籍貫出身的宣州知州總計16人,南方各路籍貫出身的宣州知州總計56人。


通過上表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南北人數的差距是逐步拉大的,在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我們可以看出北方各路籍貫出身的人還佔有一定的數量,到了英宗之後,南方各路籍貫出身的人增加。這種現象的產生與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不無關係。宋代中期以後,南弱北強的科舉局面逐漸被打破。如,「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來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 ,在這段話中,揭示出由太祖一朝取士人數到太宗一朝取士人數發生了很大變化,太祖一朝取士人數最多也沒有超過31人 ,而到了太宗一朝,則猛增到186人 ,實屬首次突破一百人大關。


在以後的數位皇帝一般延續了太宗朝取士的規模。一方面取士人數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則是「江南之秀」佔據了大多數進士的名額。北方諸路除開封府以及附近各路以外,其餘諸路則多呈現下降之勢。在《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十一月庚午朔,詔:聞河朔諸州解送舉人,艱於考核,頗多黜落,令轉運使於落解舉人至多處,遣官別加考試,合格人送禮部」,所以宣州知州的籍貫出身大部分在南方諸路。而在其中,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以及福建路籍貫的宣州知州則占宣州知州總數的35.1℅,在宋代地方官選派制度中十分在意迴避原籍的原則。「江南東路人勿充本道知州、通判、轉運使,並臨蒞公事己差往者具名以聞」,科舉取士中,南方諸路佔據了取士絕大多數的名額,在這樣的情況下就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在古代由於交通不便,有時任命簽發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中,派遣的官員都在路途中,可能有些官員還沒有到達所任命之地,就已經又接受了新的委派。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在任命地方知州時一般採取就近任命。這樣做的原因無非是對於當地的民風、民俗都能很快地了解和適應,這樣有利於對地方的治理。


總而言之,宣州知州籍貫的結構以及變化,與當時社會經濟以及政府政策有莫大的關係。



宋代宣州的入仕途徑



通過上表我們可以看出,年齡段在50-59這個區間佔了58.8℅,40-49和60-69這兩個階段所佔比例相差不大,分別為17.6℅與14.7℅。宋代大體承襲唐朝官員七十歲致仕的制度,在一般情況下,文臣年齡達到七十歲時都應主動申請致仕。在上表中,我們發現多數知州是處於50-59的年齡段,這一時期正是官員在地方任職歷練的重要年齡段,但有多位宣州知州卒於任上,以鞠躬盡瘁的為官之道來詮釋宋代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一部分年齡較大的則是貶官至此的緣故。



宋代宣州知州的入仕途徑


由上表我們可以看出,科舉是宋代宣州知州入仕的主要途徑。這一比例佔到了75.6%。從太宗、真宗兩朝來看,基本還是五代舊臣出身擔任宣州知州,除此之外,五代舊臣出仕就很少看到,但是通過恩蔭的途徑來擔任宣州知州在太宗、仁宗、徽宗、高宗都有一定的比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北宋是一個主要由科舉入仕的社會,這也與北宋王朝立國政策相一致,即重文輕武、以文臣治國,從而為宋代積極入世的士大夫群體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由此表我們可以看出,宋代科舉取士人數,逐年增加,而且平均每榜錄取人數也是逐年增加。正是由於科舉取士人數的逐漸增多,這就極大地充盈宋代官場的人才選拔。以上這兩個表相互證明宋代是一個科舉社會,通過考察宋代宣州知州入仕途徑可以發現絕大多數知州是進士出身,個別宣州知州是蒙恩蔭和軍功做官入仕的,宋代宣州知州以其文化素養積極作為,並與宣州地方文化士大夫世家交流往來,帶動了宣州區域文化的發展,沉澱了豐富的宣州歷史文化基因。



宋代宣州知州的任職年限



宋代地方官任職時長,各地都不盡相同,「宋初承襲五代之制,對地方官普遍實行一年一考,三考為一任的任期制」 ,但是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時期內地方官的任期是不一樣的。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太宗一朝宣州知州的任期相對較長些,平均任職年限達到了2年。這與當時宋朝國內外的形勢相關。北宋經過一系列的統一戰爭逐步統一南方。被統一的地方,一般情況下都是由原來的地方官進行統治。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人口大量死亡,加之五代十國重武輕文,這就造成了人才的大量短缺。所以一般由舊有的官吏進行統治,這從太宗一朝宣州知州出仕途徑也可以看出。為了進一步取代這些舊官僚,宋太宗一朝的進士錄取人數是太祖一朝的八倍之多,這就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北宋初期地方官員奇缺,所以太宗才會大量取士。太宗一朝科舉平均每2.6年一次,這樣一來就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才能取代五代舊臣,這也就是太宗一朝宣州知州任期較長的原因。


在真宗一朝,我們可以看出北宋宣州知州的平均任期只有1.3年,與太宗朝相比,縮短一些。在這一歷史時期,宣州未滿任職年限官員,所佔比例達到50%,這就說明有一半的宣州知州任期沒有達到兩年。這一方面與科舉取士人數的大大增加有關,僅仁宗一朝錄取進士總數多達4561,平均每榜錄取人數達351之多;另一方面說明北宋在對地方控制上逐漸加強。科舉取士人數的大大增加勢必會加速官員升遷,大量的進士等待安排,而職位是有限的,這兩者之間就會造成一種矛盾,這樣一來,無形之中就會加快官員的升遷。在接下來的仁宗、英宗兩朝我們可以看出宣州知州任職時長進一步減少,任職時長的減少,說明了北宋冗官問題日益嚴重。


最終在哲宗一朝,宣州知州的平均任職時長實際是少於1年,這樣一來地方官任期縮短的趨勢在哲宗朝達到了頂峰。宣州知州任職時長由太宗朝的平均兩年降到哲宗朝的不到一年,這就對地方治理造成了極大的危害。由於任職時間太短,官員很難有什麼作為,同時走馬觀花似的頻繁更換地方官,不利於地方的穩定與發展。到了徽宗一朝,朝廷發現地方官任職時間太短的弊端,所以三令五申地強調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宋徽宗朝階段,北宋政府強調了知州三年任期的任期制度,「崇寧元年七月三日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為任」 ,但徽宗一朝的宣州知州平均任職時長也僅僅1.08年。

縱觀宋代宣州知州任職時長我們可以發現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北宋宣州知州更換頻繁,絕大部分宣州知州任期是在兩年之內,能達到政府規定的三年之期的僅僅不到20%;


二、宣州知州任期從太宗到徽宗明顯呈現出縮短的趨勢,未滿任的宣州知州所佔比例是逐年增大,從太宗一朝的14.2%猛增到哲宗朝的94.11%;


三、宣州知州任期與政府規定的三年一任相背離。


通過宋代宣州知州籍貫、年齡、入仕途徑和任職年限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宋代歷任宣州知州的選拔與當時的政治形勢以及宣州內外的具體狀況息息相關。在宣州知州籍貫方面:宋代是一個以科舉考試為主體進入仕途的社會,伴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以及唐末、五代藩鎮戰亂對南方地區相對破壞較小,同時由於南方各國統治者,尤其是吳越國,其統治者大量興修水利設施,國內社會秩序保持相對穩定,這也就為宣州地區的經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並且文化的發展要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這樣一來,經濟可以帶動文化的發展,即宣州地區人文之風日盛,各大家族也以詩書傳家、科舉及第為榮。


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江南東路地區的學子們舉進士的人數越來越多,甚至慢慢超過北方取士人數,這也就極大地充實了江南東路地區的人才儲備,所以歷任宣州知州籍貫中,江南東路地區佔有很大優勢。宋代宣州知州的任職年齡段多為年富力強50—59歲之間,正是地方任職歷練的重要時期,多數知州官員升遷至中央為官,一部分年齡較大的則是貶官至此的緣故。


在宋代宣州知州入仕途徑方面:依然證明宋代是一個以科舉為榮的社會,宋代宣州知州大部分官員是通過科舉進士出身入仕,個別少數官員是通過蒙恩蔭入仕。在宋代宣州知州任職年限的方面:隨著科舉取士人數的大大增加,這在客觀上就造成了官員升遷頻率的提高,這也就解釋了宋代在考核官員政績時,並不是循名責實,部分官員的升遷主要依據是論資排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降低官員行政能力等基本素質。總體來說,每一項制度的實施,在其開始階段,弊端是不會顯現的,只有經過長時間的實踐,才會暴露出實質問題。

( 作者江蘇省崑山市政務服務中心工作人員,蘇州科技大學專門史研究生,蘇州市傳統文化研究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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